刺客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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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聂政范文第1篇

取材自唐代传奇故事，以中晚唐“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为背景，聂隐娘的故事里，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比说出来的还要厚重得多。

实际上，聂隐娘非如传媒所言的新武侠的回归，这不仅仅是一个“杀手下山，杀不了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放归历史视野，既讲政治又讲道德的故事，是杀伐决断的帝王术与黄老无为的帝王术之间微妙的博弈。它体现了唐朝中晚期，儒、道、法思想力量的对比。简言之，这是看似出世的侯孝贤，创作的一部入世的政治童话。

当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去向的思考――从土地捆绑、政治从属和家庭伦理关系中，挣脱了束缚的人（或女性或游侠或门下刺客）的命运去向。

政治权术：一个游侠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

放下侯孝贤长镜头的气韵之美和武斗场面不谈，《刺客聂隐娘》拍的不是一部武侠片，而是一部政治片。

聂隐娘是虚构人物，但相似的故事存在于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中。故事对应的当朝者，可能是唐德宗或唐宪宗中的一位。“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权力衰败旁落，藩镇首领凭借手中的财权和军权对抗中央政府，地方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从中晚唐的唐顺宗到唐德宗、唐宪宗，均反对藩镇割据，并采取大力整顿土地和财政的中心策略。

不过，历史上在大手笔打压藩镇的“宪宗中兴”之前，德宗的“永贞革新”期内，曾有过藩镇的休养生息阶段。中央与藩镇的关系表面亲密，屡屡和亲，而内在矛盾蓄势待发。田绪、田季安时代的藩镇――魏博，就存在于这一时期。

魏博是安禄山势力范围中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影片中，代表中央皇权的唐德宗之女嘉诚公主与代表藩镇外来势力的元氏，争夺魏博的控制权。魏博的实际控制者――田绪的小儿子田季安，既是嘉诚的养子，又是元氏的丈夫，是一个政治立场颇为微妙的人。

田季安是聂隐娘表哥，之前有婚约。出于政治考虑，田家要与元家结亲，田季安娶了田元氏，聂隐娘成为政治牺牲品。此时魏博与中央的关系还算和睦。嘉诚去世后，田季安与中央权力的关系趋于破裂，流放了嘉诚的一位旧部――聂隐娘的舅舅田兴。这让聂隐娘的父亲聂锋――另一位嘉诚公主旧部和藩镇保皇派十分为难。等待聂隐娘完成的，是一场为了权力，“剑道无亲”，姨妈杀外甥、表妹杀表哥的政治暗杀。

彼时，河朔的藩镇一直有训练刺客的传统。田季安的祖父、魏博的第一代藩镇田承嗣，就曾经指派刺客，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吞并了薛雄控制的相州和卫州。

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斥着“杀伐决断”的阴谋和帝王术，属于典型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暗杀的故事。代表保皇派利益，奉师命刺杀田季安的聂隐娘，与空空儿这样的藩镇刺客，实质上都只是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暗杀工具。故事到此为止，聂隐娘被赋予的角色还只是门客，而不是一个义士或游侠。

止杀之杀：从欲杀到不杀的刺客命运

所谓“人之所欲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豢养刺客于乱世，进行政治或军事“刺杀”的传统。

封建社会每临乱世，以“仁爱”、“礼教”为根本的儒家思想，其统治地位一经打破，很容易就屈从于法家思想，而在“刑名之学”的法家思想中，清算异己、维护统治的严刑峻法与刺客暗杀之间，存在着暧昧重合的灰色地带，刺客的存在在特定时期被默许鼓励。聂隐娘这一类刺客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

尽管片中的聂隐娘出身世家，是镇压藩镇势力的秘密武器，是保皇派的“自己人”，但在她身上，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唐代刺客们的出处。“安史之乱”之后，北民南逃，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崩溃。唐代宗时，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不再“以土地控制户籍”，出现更多失去土地的流民，其中一些孔武有力者，便成为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为地方割据势力所豢养。在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这样看待他们――仅仅是游民，缺乏“侠”的自觉，看重利益，容易被当成杀人工具――精精儿和空空儿就属于这样的刺客。

所以，从“人之所欲杀”变为“止杀”，是从对雇主完全效忠的“游民刺客”，向有是非判断的“义士游侠”转变的关键。但也极易被偷换概念，“止杀之杀”，可以是“用法律代替杀戮”，也可以是“杀一独夫贼子能救千百人。”

面对自己的前恋人和暴君表兄，一个正在自我觉醒中的刺客聂隐娘，就处于这样杀与不杀的矛盾中。

另一方面，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虽然“侠”可以为君主所用，也可能反过来威胁到统治。刺客本身是不容于礼教和法律秩序的存在，所以以儒家和法家为统治理论的封建权力者，在利用完刺客后，是一定会“秋后清算”的。秦汉时期颁布的《游士律》就大大清算了一批刺客。

片末，聂隐娘因为不忍，选择“不杀”，师父嘉信公主出手要取聂隐娘的性命，一定程度上就是应验了刺客们的这种命运。

聂隐娘的困境，不仅仅代表着一批即将从刺客转为“侠”的刺客的困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在于，她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女性形象，为后人盛赞的开放、平等的盛唐气象，到了聂隐娘所处的中晚唐，已经全面转向收缩、压抑，接近后世的宋明理学。

从盛唐武则天时期的女性全面解放和当家做主，收缩为家庭伦理道德的“儒化”趋势，不仅强化了家庭等级秩序，也加重了妇女的贞节观念，离婚再嫁现象减少。这是国力衰退、自信心降低的表现。

可以说，侯孝贤在片中逼近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片中人物对手戏里大段的沉默和留白，都是经过中晚唐时期的儒家礼教训导后，封建士大夫家族的真实生态。即使下山时她的杀人术已经出神入化，但是在父母面前她仍是女儿，在师傅面前她仍是徒弟。

归隐背后：黄老无为的帝王术

按照政治逻辑，为权力所豢养的聂隐娘，她的故事本不得善终。要么死于另一场刺杀，要么重演“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

大概只有在文学加工中，才能有另一种出路，加上侯孝贤强烈的个人特质，让原本身不由己的绝望的人物命运，变成了浪漫的唐人传奇――聂隐娘最后选择了“存天理”且“不灭人欲”。做了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一个政治阴谋中的反叛者，没有杀“至亲”，而且还奇迹般地得了善终。侯孝贤不仅让聂隐娘在情感故事中有了结局，还让她在政治选择中能自圆其说。这就是既讲了“政治”，又讲了“道德”。

古代统治策略的每一次改变，背后几乎都有儒、道、法的力量对比。聂隐娘所在中晚唐时期，为了打击藩镇，重振皇权，就有韩愈和柳宗元各自代表儒家和法家的大讨论。和儒家与法家的微妙关系类似，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道家（黄帝和老子）与老庄道家（老子和庄子）都属于道家思想。游侠的隐匿和避世，在这种思想中都能找到合理性。但是，作为一种东汉时期就存在的帝王之术，其实质又代表了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

与法家结合的黄老之术，并不像儒家礼教那样，直接指责“阴谋”的存在。似乎为了巩固帝王统治，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也好，权术也好，在黄老道家的眼里，都不过是“天道”之下自然存在的规律，无需褒贬。

片中嘉信公主让聂隐娘杀人时说的“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为了避免天下涂炭可以杀掉至亲，就是这种黄老帝王术的体现。这和秦朝六国义士刺杀嬴政，为了“大一统”而放弃家国恩仇，成全天下大势的故事版本的性质很相似。

聂隐娘的入世出世，始终在一个政治和帝王术的序列中。一个刺客放弃刺杀，一个女人内心的善良或者说内心情感占了很大比重，但究其根本，最终还是在“杀伐决断”的帝王术和“黄老无为”的帝王术中做了一个选择。

刺客聂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刺客聂隐娘》；侯孝贤；诗意美学

聂隐娘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裴铡所编纂的《传奇》，与红线女故事一道被认为是中国侠女小说的始祖。而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刺客聂隐娘》，则是在借用了唐传奇《聂隐娘》故事背景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演绎的电影文本。可以说，电影《刺客聂隐娘》是对小说《聂隐娘》文本内核的扩充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小说文本新的形式与新的精神内核。《刺客聂隐娘》的上映，也引发了一轮讨论的热潮。文章仅从人文情怀角度，探讨影片的审美风格。

一、古典美学与现代表达：小说与电影的审美互文

小说《聂隐娘》与电影《刺客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存在着相异而又相通之处。聂隐娘作为女侠，武艺之高超自不必说。然而，小说中聂隐娘神通广大，竟可将自己化作蠛蠓这样的小虫，进入刘昌裔肠中，其形象近于神仙。而电影则将聂隐娘塑造成了有血有肉的凡人，纵使她武艺高强，然而也并未超出一般武侠的范畴，这使得电影在奇幻中又充满了写实感。这一设置与电影所要传递的主旨密切相关。电影旨在为观众展现作为侠女的聂隐娘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矛盾情感，表现聂隐娘作为“人”的一面。小说中的聂隐娘，其行事果决、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十分明显，然而仍属于扁平化的人物。而电影则将聂隐娘塑造为一个丰满的“圆型人物”，着力于表现她情感的复杂，其聚焦之处在于人性本身。影片名称为《刺客聂隐娘》，然而全片却无一位有名姓之人死于聂隐娘之手，其背后之深意已昭然若揭：刺客并非无情，纵使身怀绝艺，也终究与凡人一样，要为情所累，受凡尘种种之牵绊。而反过来说，聂隐娘在微妙的政治局势下，却始终保持本真，只受情之驱使，其难能可贵，又近乎于“遗世而独立”。

从情节冲突上看，小说《聂隐娘》与电影《刺客聂隐娘》之间也存在着互文。小说的核心冲突在于聂隐娘与魏帅派遣刺杀刘昌裔的刺客之间的斗法，此前的学艺与此后的不知所终与斗法之间均无必然的联系。而电影则动用了小说文本中一切可资利用的背景与人物关系，重新建构起全新的人物冲突。电影将小说中聂隐娘与魏博刺客的对抗，转化为聂隐娘与田季安的感情牵绊。授聂隐娘种种神通的尼姑，也由世外高人而成为唐皇室的公主，更是田季安的大姨。电影中人物的举止与存亡，均被框定在一个较为狭窄的关系空间中，很少有无关的角色。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由小说与电影独有的艺术形式所决定的。现代电影虽已不必严格遵守“三一律”，然而作为表演艺术，必须受到演员、取景、拍摄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因此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够过于疏远，情节冲突也要贯穿影片始终。而《刺客聂隐娘》将人物关系收紧到唐皇室与魏博藩镇的姻亲之间，使聂隐娘与田季安等人在过去有着多方面的纠葛，这就使得观众得以快速理清电影的人物关系，并对其情节冲突的渊源起始有着较快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刺客聂隐娘》的处理无疑是较为纯熟的。

二、表达技巧的多重营构：《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外在表现

《刺客聂隐娘》无疑是一部表现东方美学的典范之作，电影如何对于唐传奇《聂隐娘》的文本进行借鉴与延展，上文已有过简略的探讨。而回到电影文本本身，其所呈现出的形式美感，是其具备人文情怀的外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图像、语言、声音三方面。

（一）图像之美

《刺客聂隐娘》的画面之美，在众多的国产电影中，恐怕唯有十年前的《英雄》可相颉颃。《刺客聂隐娘》全片均采用传统的胶片拍摄而成，保证了影片的图像质量，其清晰完美的画面，使得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几乎有身人其中的感觉。且影片取景之处，均是风景优美、人烟稀少之境，从国内的湖北神农架、江西庐山，乃至日本的京都等地。在此基础上，影片又十分注重意境的营造，能够将全片空灵寥廓的情境贯彻始终。影片甫一开始，即采用黑白镜头，为全片营造出神秘感与庄严感。影片的每一个镜头均充满了匠心，恰如其分地将情感与景色融为一体，深得唐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真意。无论人物在宫廷还是在旷野，都大量运用没有人物的长镜头。如精精儿与聂隐娘会面进行一番激烈交手后，两人看似均无受伤，只是无言地背向走开。然而镜头一转而向地面，精精儿的面具已然断成两截摔在地上，表明聂隐娘取得了胜利。一个长镜头，便道出了决斗的胜负，整个场景在无声中阐明一切，留给观众较大的想象空间，更表现出剑客的卓然不同，没有丝毫的烟火之气，自然显得极具人文情选

（二）语言之美

《刺客聂隐娘》在情节上的表现与叙述，显得极为简单，人物语言之简洁，几乎到了一部影片所能呈现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极简主义的电影美学旨趣指引下，其人物语言既要交代信息，又必须保证不打破具有诗意的意境。因此，电影中的语言虽然极其有限，却别具一番近乎于诗的美感。首先，全片的人物台词，均采用近乎文言的雅驯之言。由于影片中的人物，皆是唐代贵族，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而其语言均非俗言。不仅小说《聂隐娘》中出现的谈话几乎全部化人电影的对白中，每个人物的言谈，均符合自身的身份，使得观众在观赏影片时，更具身临其境之感。其次，电影中对白虽寥寥无几，却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或为点出重要的故事背景，或为体现人物性格，或为在关键处推进情节。这种处理，需要演员具有丰富的肢体与表情表现力。然而，台词的减少，却使得观众能够关注到许多言语之外的美，人物对白只透露关键信息，成为电影诗意的点睛之笔。每当人物开口言说时，观众便能够从中提取大量的有效信息，加深对影片的理解，从而能够将视野放在言语之外，感知影片的人文情怀。

（三）声音之美

古典器乐的合理运用与自然音效的保留，成为《刺客聂隐娘》美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唐代生活的风神意境，影片在配乐上可谓匠心独运，大量地采用古典器乐。其中，中国传统乐器纷纷登场，且多为单一乐器的独奏，如田季安之母嘉诚公主的抚琴独奏，从而引出青鸾舞镜之隐喻。影片中声音之美的一大亮点，是对于自然原声的保留。在影片中，无论是山谷中的风声还是鸟鸣，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这种常用于纪录片拍摄的手法，使用在电影中，可谓较为罕见。而这一设置，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使得唐人风韵似乎并非只是一纸空言，而是在方方面面使观众体验到唐代自然的风貌。唯有观众在听觉上有了身临其境之感，影片的意境与美感，才能为观众所理解。可以说，古典器乐与自然音效，在《刺客聂隐娘》中成为增强影片人文情怀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

三、“于无声处富深情”：《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内在张力

若仅有外部的手法表现而无情感的内在张力支撑，《刺客聂隐娘》镜头下的感染力，便难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唯有情感丰沛并贯穿全片，艺术才能在具备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在这一方面，《刺客聂隐娘》无疑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首先，情感留白带来的想象空间。

《刺客聂隐娘》之所以能够产生近乎于古诗的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情感的留白，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诗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魄，其根本在于在寥寥数语之中包含了想象与阐释的多样性，诗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从来都是一对多的关系。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古典诗歌所一直追求的美学境界。影片正是对于人物的情感进行了大量的留白，人物很少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观众则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背景音乐甚至人物之外的画面，来感知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这种情感表达的大量空白，使得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难以索解，许多矛盾冲突的经过被省略，唯留长镜头给观众回味与反刍的空间。如聂隐娘与其师嘉信公主决绝动手。前一个镜头是聂隐娘对嘉信公主叩首，既是对于有负师命的道歉，亦是辞别。而下一镜头则转向两人在山道中交锋，而打斗不过三招两式，嘉信公主肃立，聂隐娘离去。整个场景两人不交一言，然而两人心中的复杂心理却表露无遗。可以说，《刺客聂隐娘》中的镜头大都如此，影片试图传达给观众的情感与意境，均是依靠这种情感留白得以传递。

其次，平静叙事呈现出的情感节制。

在《刺客聂隐娘》中，与情感留白相伴而生的另一重要处理，便是叙事的节制。平缓甚至拖沓的叙事节奏，人物在叙说往事时莫不关己的神情，均将影片的情感潜藏在深处。中国古代诗学崇尚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学观念，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聂隐娘离家多年后，其母缓缓道出离别之后的种种事情，并告知其离家后，嘉城公主在临终之时表达出对于聂隐娘的歉疚，聂隐娘以布遮面，恸哭难抑。聂隐娘的人生剧变，可谓由其离家而起，且身负师命要杀自己之所爱田季安，其内心之悲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整个场景亦显得极为克制与压抑，连哭声亦几乎不闻。观众若要感知聂隐娘心中的无限悲痛，只能依靠长镜头的停留，逐渐品味情感的内在释放。可以说，整部影片均是在这种克制的叙事情感下慢慢发展的，通观全片，观众很难找到一个叙事上的高潮。而这种情感上的极小波动，正是影片诗意美学得以凝结而成的重要组成。这种古井不波的叙事方式，却恰好是古典诗歌审美中的核心力量，因而能够形成持久的感染力，在观众的反复品味中逐渐完成情感的发酵，达到体会人文情怀的境地。

最后，淡化冲突凸显影片情韵。

冲突的无限淡化也是《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体现之一。毋庸置疑的是，《刺客聂隐娘》是一部以抒情为主干的影片，其叙事手法仅是其外在表现，而感情才是全片的核心。在此前提下，若要最大化地凸显情感的层次，则矛盾冲突便要被尽可能地淡化。无论是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的冲突，或是与空空儿、精精儿师徒的交手，还是最终与师父嘉信公主的决裂，影片均采用了淡化的处理。这些冲突本来均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然而在影片中，这些搏斗场面却丝毫没有烟火气，胜负均是三招两式，一沾即走，与一般武侠片充斥全片的打斗迥然两异。而影片的核心矛盾在于，聂隐娘是听从师命杀死田季安，以完成自己最后的炼，还是无法抛却旧情，与师命相违抗。影片中聂隐娘对这一矛盾的处理，几乎没有其内心活动的展示。矛盾的淡化使得影片看似是无数个镜头碎片的汇聚，然而背后的理路却是情感占据了影片的主导，那些情节上的不易理解之处，在情感的贯穿与凸显下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刺客聂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影像符码；显隐关系；意识形态隐喻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093-01

电影《刺客聂隐娘》上映后，观众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影片画面精美，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而作为普通观众却认为影片“沉闷晦涩”，很难看懂。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对电影《聂》的解读自然要置于一个更大的范畴――历史文本之中来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影片中的影像符码进行解读，分析其所传递的深层现实意义，以及精美画面之下所蕴含的显隐性关系。

一、影像符码中的自我指涉

“语义空间的能动性，致使代码短暂而又以过程特征变化着。但与此同时，它又给符号生产的活动性和文本阐释本身强加了连续性外在编码的必要性。”[1]

在惜字如金的电影《聂》中，对一个片段使用较多台词，且配上嘉诚公主奏琴的长镜头画面，无疑是对“青鸾舞镜”这一典故的反复强调。正如片中的台词一样“国王得到一只青鸾，三年不鸣，有人告诉国王，青鸾看见自己的同类便会鸣叫，于是国王便‘悬镜照之’，青鸾看到自己的影子后却悲鸣而死。”这一典故贯穿影片始终，揭示了“一个人，没有同类”的主旨，表面看来“青鸾舞镜”指涉的是嘉诚公主内心的孤独，但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青鸾舞镜”这一象征符码并不是完全指涉孤独，而是强调一种自我的凝视，这也就是我们对语义空间能动性的一种外在连续性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影片中“窈七”这一身份符码也是聂隐娘的又一次自我凝视，影片细致的描写了聂隐娘初回家中时洗澡的场景，创作者试图告诉观众聂隐娘身份的转换，这样的情节在贾樟柯导演的《小武》中同样出现过，小偷梁小武在收获爱情想要“金盆洗手”时，所采用的方式也是通过洗澡的场面进行身份的转化，以期达到观众对人物身份的认同。电影《聂》中对于聂隐娘身份的认同，是通过一些常见的影像符码进行重新组合，重构意境的。这就使得人物身份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转换，留给观众的是无限的遐想。这一个个鲜活的符码，正如一个个标记，对聂隐娘的自我认知进行了合理的指涉。

二、影响符码中的意识形态隐喻

电影《聂》中，表层的影像符码却蕴含着深层的意义，成为超越电影原始符码的具备人类本源意识的精神存在。在影片《聂》的开头，黑白影像中师父嘉信公主所言：“此僚置毒杀父，杖杀胞兄，罪无可逭，为我刺其首，无使知觉，如此飞鸟般容易。”果然，聂隐娘轻易取之，这从侧面表现出了她武艺高超。但接下来刺杀另一大僚的任务中，她却以“此僚小儿可爱，未忍心便下手”这里突出的是“未忍心”，也就是师父所说的“剑术已成，道心未坚”的主旨，也正是这样一个语言符码，为下文故事的发展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导演正是利用语言符码中的意识形态隐喻，对聂隐娘未能刺杀表兄田季安作为合理的伏笔。影片末段的“嗣子年幼”与“小儿可爱”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语言字面的意思并非导演真意表达的，语言符码背后的隐喻才是人物身份的转变与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影像符码中的人物关系阐释

影片《聂》中，唯一的显性线索就是聂隐娘奉师父之命刺杀表兄田季安，在厢房中，聂隐娘在帘布后听到田季安向自己的爱妾瑚姬倾吐心声：小时候自己重病三天三夜，“有一个目光一直守护我，是窈七，任谁都拉不走”。在田季安的眼里，窈七对自己是痴情的，但是时至今日他又不能十分肯定。在隐娘出回到家中时，其母聂田氏对她提起了往事“到六郎冠礼后，公主将一对玉i分赐六郎与汝”，看似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实质背后隐含的信息就是母亲希望聂隐娘能够记住嘉诚公主的厚爱，力保魏博与朝廷的和平[2]。

影片中虽然以聂隐娘这一女性形象作为主角，但是要想了解影像符码所呈现给我们的隐形信息，田季安这一形象需要仔细的分析。由于影片交代的显性信息较少，我们只能从一些零零散散的影像符码中寻找其中的显隐性关系。他是魏博的藩主，对他的刻画主要从政治这个方面展开。在议事厅的场景中，当时田季安召开会议与各大僚讨论有关河朔变局的事情，此段语言深奥，背景复杂，很难明了其中的缘由，不过我们从一些议论言语中可略知一二。“此举定触怒主上，引重兵直扑河朔而来，反陷魏博于险境”等语，表明田季安有对抗朝廷的行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影片中的人物关系进行合理的梳理，嘉诚公主和聂隐娘的师父嘉信公主都是朝廷为安抚地方的“牺牲品”，而田家世代守护魏博，力量逐渐强大，有策反称独之心。聂隐娘是局中的一员，在两边寻找平衡，但是她的内心追求的是一种自由，更像一个侠女。所以她最后的离开，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逃避”以及内心的一种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刺客聂政范文第4篇

【关键词】侠文化 荆轲 私剑性 道义性 英雄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80-02

荆轲算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悲壮别易水，英勇刺暴秦，殒命咸阳宫，多么慷慨悲壮，多么大义凛然，多么可歌可泣！咸阳宫刺秦王几乎将荆轲的形象推到了历史最巅峰，荆轲的一切辉煌，仿佛都来自那失败的一剑。刺杀失败，荆轲身亡，于是产生了传唱千古的英雄悲剧；刺杀失败，六国覆灭，秦王一统，秦始皇于是恣意残暴、荼毒苍生，众人于是更加哀叹荆轲的失败，多么希望那一剑成功刺下，剪除暴君，从此天下太平；刺杀失败，于是司马迁评价他重义、有志气；左思赞美他卓然于世；陶渊明说他余情传千载；龚自珍欣赏他有江湖豪情；柳宗元说他有勇无谋、愚不可及；司马光说他是盗贼……荆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英雄，还是暴徒，是不轨于正道的刺客，还是大义凛然的豪侠？下面，笔者将从侠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荆轲的形象。

侠文化虽非中国文化之主流，然却代表着平民对自由与兼爱的无限憧憬与实践，正因为这种憧憬与实践，侠成了平民心中正义与力量的化身，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黑暗的岁月里，侠横空出世，以自身的魅力点燃了人们心中企盼光明与正义的火焰，软弱、冷淡、痛苦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扶危济困、义薄云天引导着生民一步步挣脱禁锢、压迫的牢笼，奋力追逐自由与兼爱的蓝天。然而这样理解侠不免片面，侠的定义很复杂，不能等同于人们心中的英雄豪杰；侠的身份也极为复杂，王公贵族、三教九流，皆有侠的影子，这些人未必都能代表正义。按照韩云波教授的说法，侠是一种讲究意气交合而扬威天下江湖、逞强一方乡里的社会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侠大致分为三类，即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同时，侠又兼具自由与兼爱的道义理想。荆轲被司马迁列入《刺客列传》，这样的话，荆轲的身份可以定位成刺客，刺客属于私剑之侠。于是，现在可以解读荆轲形象的第一个特征――私剑性。

从私剑性出发，侠养成了强烈的攀附权贵的功利性。荆轲作为刺客，具不具备强烈的攀附权贵的功利性呢？司马迁《刺客列传》中说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曾经以剑术游说卫元君，希望得到任用，他游历各国，都是跟当地的知名人士结交。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荆轲是具有攀附权贵的功利性特点的。他后来成为燕太子丹的私剑，更能说明这一点。由此看来，荆轲首先是一个谋求服侍王公贵族以求得生存的刺客。先秦充当刺客的人很多，做刺客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品低劣、是非不分，但刺客毕竟是王公贵族的贴身保镖和专职打手，他们服务的，仅仅是自己的主子，跟锄强扶弱、为民除害扯不上太大的关系，正义、道德更是无从谈起。荆轲作为刺客，其形象并不光彩。让荆轲的身份摇身一变，从不光彩的刺客成为所谓的万人敬仰、顶礼膜拜的英雄的，是他答应刺杀被天下之人痛骂为贪得无厌、残暴万分的秦始皇。刺杀一事，是由侠的道义理想决定的，于是我们来看荆轲的第二个形象特征――道义性。

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正面的居多，反面的只占极少部分。被司马迁列入《刺客列传》的除荆轲外还有曹i、专诸、豫让、聂政四人，但他们的名声地位远不如荆轲。曹i劫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大肆渲染不必说，正面的评价也远不如荆轲，荆轲与他们同为刺客，但命运截然不同，除《史记》外，《战国策》有记载，《燕丹子》中有文学形象的虚构，王充《论衡》提及，左思、陶渊明、柳宗元等文学家有《咏荆轲》，就连莫言也写了话剧《我们的荆轲》。荆轲如此受关注，到底原因何在，荆轲究竟算不算英雄？如果就个人品行而言，荆轲不见得是这些刺客中最好的；如果就侠客知恩图报、重义轻生而言，豫让、聂政也不输荆轲。

义气，在江湖中许多人都能做到，有义气即可称侠，这是侠的初阶。平等，只有少数人有深切的领会并施之于实践，此之谓大侠。鲁仲连是大侠，荆轲只处于侠的初级阶段，如果称荆轲为英雄，恐有失偏颇。综上所述，荆轲的形象可以这样定位：荆轲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行刺了特定历史人物而变得光芒四射的极为特殊的刺客。

刺客聂政范文第5篇

1　名医：请伸出你的舌头

给力指数：

代表人物：张仲景、孙思邈

治病救人的职业在古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可能很少有人不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归根结底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

当然，名医在年轻时，可能并不总坐堂问诊，而是行走在风尘仆仆的大道上，就像今天的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专家一样鸟落民间。他们将在属于民间的岁月里，建筑起自己声名的高度。

2　宫廷音乐家：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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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李延年、李龟年

劳动人民不懂高雅音乐，但宫廷懂，士大夫们懂。汉代和唐代，代表了高雅音乐最高成就的李延年和李龟年们，他们的作品一问世，总是有不少的听众发出会心的微笑。

据说有一回，李延年为汉武帝唱了一首歌：“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了这首歌，感慨地说：“好呀，只是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佳人呢?”一旁的平阳公主向汉武帝推荐说，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佳人。因为这首歌，李延年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妹妹，把她嫁给了汉武帝。

3　教书先生：孩子们，上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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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孔子

孔子在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的时代首创私塾，并且用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这使得他从教书先生一跃而成为教育家。

孔子的教学方法着实令后人艳羡。到后来，他干脆带着弟子们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的各种问题，想必将在这种壮游与讲学中得到合理的处置与解答。

4　探险家：脚下有灵魂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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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徐霞客

徐霞客是中国探险家中的佼佼者，他凭着双脚和毛驴的辅助走了大半生，大半个中国土地上都能够找到他的足印。

5　图书馆长：寂寞中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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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老子

再繁华的大都市，图书馆也总是相对寂寞的，古代的图书馆自然更寂寞。我们的第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名字叫李耳，也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老子身为图书馆馆长，委实没有什么工作可干。偌大一座图书馆里，也就堆放着那么一些已经长了不少霉斑的竹简。天气晴好的时候，老子会指挥部属将这些笨重的东西抬出来晒一晒。

老子寂寞玄思的结果是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但令人吃惊的是，这部重要的著作居然只有短短的五千字，竟能将天地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见大师的确不同凡响。

6　采诗官：飞翔在民间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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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不知

在所有和文化有关的职业中，采诗官是最古老同时也最具文化品位的一种。在遥远的周代，他们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中原的大地上了。这是一个以诗歌的名义走遍天下的工作。

采诗官走到民间，总是如同蜜蜂飞行在花丛中一样深受欢迎。民问的疾苦往往通过这些民歌的形式直接被周王及其他诸侯了解。事实上，采诗官担当了国家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和国家诗歌记录者的重任。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采诗官的名字，他们已经在历史的深处浓缩为一个名词。

7　侠客：一柄痛与快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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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荆轲、聂政

在我看来，比荆轲更优秀的侠客是聂政。聂政本来的职业是屠夫，当侠客属第二职业。他行侠杀了人，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到齐国，但侠客的名气使他欲罢不能。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金和毕恭毕敬的态度跑来找他，要他除掉韩国首相侠累。聂政推辞不干，也没有收严仲子的黄金。聂政这么做，并不是他决定放弃侠客这个第二职业，而是他认为母亲还活在世上，姐姐也没有出嫁，自己还不能死。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严仲子前来吊孝，执亲子之礼，使聂政深受感动。埋了母亲后，他火速将姐姐出嫁，然后前去刺杀侠累。

侠累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一剑刺了个透心凉。警卫们围了上来，聂政看没有脱逃的可能，就举剑自杀了，咽气之前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来，把自己的脸划成一堆肉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他，以免连累姐姐。

8　隐者：让我离人间更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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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陶渊明、许由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广为后人传诵，但人们很少去思考一个问题，即陶渊明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否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种令农民欲哭无泪的惨状，就不会被他老人家当做一种雅兴来消遣了。

有时候，隐士由于有了巨大的名气，朝廷就会一再要求他们出来做官。这种情形，就好比勒令一个决心守节的寡妇必须改嫁，令人尴尬。

9　太守：你们知道我的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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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杜牧、欧阳修

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太守一职是很“给力”的。它在历朝历代的称呼有些不一样，比如又叫刺史、知州、知府，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市长，构成了统治的主体骨架。

在那些歌舞升平的年代，太守往往成为风花雪月的代名词，看看中国的文人，有如此多的人都做过太守：王昌龄、韩愈、柳宗元、杜牧、欧阳修、苏轼、陆游……

这些愉快的太守们在任时，大抵境内安宁，于是就干些重修岳阳楼呀登临醉翁亭之类的雅事。一方面，他们是文人，占有重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太守的职位虽然不是太高，但也不是小吏可比，人生的各种欲望几乎都能得到很好的调理。

10　幕僚：我给主人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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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杨修

古代幕僚类似于今天的总经理助理，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为主人出谋划策，以自己的智慧独当一面。古代比较著名的幕僚当数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