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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绝句格律

七言绝句格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格律诗;常识;简析

我们国家是诗歌创作的大国,我国的诗歌源远流传,最早的诗歌创作集,当数《诗经》和《楚辞》。

一、诗歌韵律小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两部诗集《诗经》《楚辞》虽属诗作,但不讲平仄,韵律,为了呤诵上口,已使用韵律了。

汉朝时期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体,五言诗和七言诗;五言诗起源于西汉的民谣,东汉未年的《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五言诗。七言诗作大约产生于汉代,尚无明确定论。

汉魏六朝时期的诗,后人一般称之为古诗。其中诗作包括五言诗、七言诗和乐府(乐府:原本是汉朝设置的官署名称,乐府的职责是负责到民间去采风,收集民歌并为之配上乐谱,后来人们这些乐谱的歌词也一并称之为“乐府”。)

三国时期曹丕的《燕歌行》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作,但在用韵上不符合规律。隔句押韵的七言诗,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鲍照的《拟行路难》之一、之三。

齐梁时代,出现四声(平、上、去、入声),使诗歌创作开始讲究平仄押韵。南朝齐永明时期,当时的沈约等人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缙凇⑺沃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律诗是中国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如果仅6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超过8句 ,即10句以上的 ,则称排律或长律。到了唐代,才正式形成了一种讲求平仄和对仗,为其特点的格律诗(也叫近体诗,包括绝句、律诗)。唐代律诗在定型化过程中和定型后,都存在变例,有些律诗不完全按照格式写作,如崔颢的《黄鹤楼》,即前半首为古体格调,后半首才合律。律诗的这种变化被称为拗体 。

二、几组定义

要想学会近体诗创作,品评诗歌的美伦美奂,必须要弄懂弄通以下几组相对应的概念。

1、绝句、律诗:

绝句指一首近体诗中只有四句诗。

律诗指一首近体诗中必须有八句诗。

2、五言、七言:

五言指一句诗中有五个文字,一个字也叫一言。

七言指一句诗中有七个文字。

3、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五言绝句:一首诗四名,一句五个字;一首诗共计二十个汉字。

七言绝句:一首诗四句,一名七个字;一首诗共计二十八个汉字。

五言律诗:一首诗八句,一句五个字;一首诗共计四十个汉字。

七言律诗:一道诗八句,一句七个字;一首诗共计五十六个汉字。

4、押韵:

近体诗是严格讲究押韵的,除首句是否入韵外,都是隔句押韵,即一、二、四;或一、二、四、六、八押韵,押韵只押平声韵;近体诗不允许“出韵”。

5、平仄:

古有四声,平上去入,平为平,上、去、入为仄(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了,),故有平仄。平仄是形成近体诗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规律,不可突破。

按照诗作中第一句(首句)平仄使用规律,可以把诗句分析成:

①平起平收式:― ― | | ― ― ― | | | ― ―

②仄起平收式:| | | ― ―| | ― ―|| ―

③平起仄收式:― ― ― | | ― ― | | ― ― |

④仄起仄收式:| | ― ― || | ― ― ― | |

这四句也就是诗歌构成的基本句,只是放在其它诗句上,不讲啥起啥收

罢了。

6、联、出句、对句:

近体诗每两句为一联,一联中的上句为出句,下句为对句。

7、对、粘:

对:同一联中出句和对句的第二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反,不符合规律叫失对。

粘:上联中的对句和下联出句的第二字的平仄必须相同,不符合规律叫失粘。

8、拗、救:

近体诗中有的地方的平仄不能随意变更,如违反了平仄规律就叫“拗”,但“拗”了以后是需要“救”的。

9、对仗:

近体诗另一重要特点是对仗,对仗是针对联来说的,律诗的四联各有名称:

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

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

这是十分有联想性的四个字,上下相联,形成全诗。一般说,“颔联”、“颈联”用对仗。对仗的要素有基础要素、语法要素、声律要素。

三、图释诗律

总结上文,可以一谱汇总: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的平仄律表,二、四、六、八句最后一字是韵角,首句是平起仄收式,可以不入韵。一般说来,五言律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七言律诗以首句入韵为常。

参考文献

[1]王力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78年

[2]张之强 《古代汉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七言绝句格律范文第2篇

从选录数量看,钱起诗歌的选录占“大历十才子”选录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十才子”中诗歌选录最多的诗人。从选录体裁看,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中唯一一个各种体裁都有选录的诗人。由此可见,在沈德潜心目中,钱起“十才子”之冠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与“大历十才子”其他成员相比,钱起的诗作更加符合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编选标准,与沈德潜的诗歌主张相契合。钱起,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可确考。钱起生长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据王定璋先生分析,其生平和创作大致可分为及第前的求仕和漫游(天宝十载前)、沉沦下僚期(天宝十载至广德元年)、入省为郎至谢世(广德元年至建中年间)三个阶段(《前言》)。钱起一生经历安史之乱,见证了一个朝代的盛与衰。唐诗于此时也处于两大高峰的低谷期,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因前有李白、杜甫的光芒照耀,后有元稹、白居易的光辉的掩映,故略显暗淡。作为低谷期中较为杰出的诗人,钱起创作于这样一个尴尬的环境,只能努力继承总结,进行反思创新。因此,钱起的诗作中,不仅存留有盛唐的余韵,还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使他的诗歌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两种时代精神融合与碰撞,记录着“盛唐体”向“大历体”转变的种种痕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在唐代这个大家辈出、群星闪耀的时期,钱起的诗歌成就可能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作为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诗人,钱起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值得我们投以更多的关注。

2《唐诗别裁集》中钱起律诗的选录

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中才能比较全面的诗人,他的诗作可以说是各体兼备,这可能也是钱起为什么是“大历十才子”在《唐诗别裁集》中唯一一个各种体裁都有选录的诗人的主要原因。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共选录钱起诗作30首,其中律诗17首(包括五言律诗8首,七言律诗5首,五言长律4首),占所选诗作总数的一半还多。那么,为什么钱起律诗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取数目所占比重如此之大,他的律诗有何可取之处呢?《唐诗别裁集》中钱起五言律诗共选录8首,在律诗这一体裁中所选数量最多。一方面,这主要与当时科举考试一般用六韵五言诗联系紧密。另一方面,这与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的目的密切相关。他希望能够通过唐诗的编选,为后学提供范本,垂示准则。他认为:“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学者每从唐人诗入,以宋、元诗流于卑靡。”(《凡例》)故提倡学诗者在初学时应由唐诗入手,以唐诗为典范。因此,在编选《唐诗别裁集》时,沈德潜选录了一定数量的应制诗和试帖诗。五言律诗作为唐代近体诗格律成熟得最早的一种体裁,与试帖诗体式最为相近。客观上,这为钱起五言律诗的选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钱起自身来看,由于时代的特征,钱起的五言律诗没能开拓出盛唐诗歌那样阔大的场面、雄浑的气魄,但他善于用白描的语言刻画身边事、眼前景、心中意的写法使他的五言律诗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特色。与盛唐诗歌相比,钱起的五言律诗减少了对典故的运用,而白描成分有所增加,这提高了他五言律诗的透明度,加强了诗歌形象的清晰度,具有一种清空、澹静的诗境。此外,钱起五言律诗不仅对仗工整,突出特色还在于他的“流水对”,即严羽所谓的“十字对”。这种对仗上下两句字面相对,意义相关联,双句单意,如行云流水般灵动轻快。钱起《送征雁》中“怅望遥天外,乡愁满目生”便是这种一气呵成、畅而不隔的流水对佳联。钱起的七言律诗是他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体裁。蒋寅先生指出:“除了五律之外,大历诗中成就最高、在艺术上对盛唐有所发展的要数七律”,“大历七律的意义是在唐七律发展史上开拓了萧散闲雅的境界,它将盛唐名家如李颀的洗练工稳、王维的精工雅致发展得更加纯熟。这一结论完全适合于钱起的七律创作”。钱起身为“大历十才子”之冠,他的七言律诗洗练工稳,精工典雅,在技巧的运用上已达纯熟之境。如《阙下赠裴舍人》一诗本是钱起向裴舍人表达恭维、求援之意的诗作,由于巧妙运用了“景语”这一表达技巧,使得恭维之意隐约曲折。尤其是诗的前四句,虽句句都在恭维裴舍人,却只字不提裴舍人,恭维十足,但又不露痕迹,足见钱起技巧运用之娴熟。不过,不可忽略的是,钱起后期的诗歌虽在技巧和风格上进一步纯熟,创作了不少名章迥句,但早期思想上的光芒却不再现,浓重的应酬气息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内容,这是诗歌艺术技巧所无法遮掩的。因此,钱起的七言律诗中虽佳句不少,但整体创作的评价并不太高,这可能也是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他的七言律诗不如五言律诗选录的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3《唐诗别裁集》中钱起绝句的选录

《唐诗别裁集》中,沈德潜选录钱起五言绝句2首,七言绝句3首,绝句这一体裁共选录5首,占钱起诗歌选录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与钱起律诗的选录数量相比,差别是很大的。沈德潜在选录钱起绝句时,为何选取数量与律诗差别如此之大?在钱起大量的绝句中,沈德潜又为何独独选取这几首?我们不妨以《唐诗别裁集》中钱起《归雁》这一首七言绝句来分析。蒋寅先生认为:“从总体来看大历七绝水平是不高的。”并分析其原因:“他们不太遵从七绝的‘体’”。如沈祖棻先生所指:“七绝这种以短小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的特征规定了:它在创作中,必须比篇幅较长的诗歌更严格地选择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摄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能够从个别中体现一般的片断来加以表现。因而它所写的就往往是生活中精彩的场景,强烈的感受,灵魂底层的悸动,事物矛盾的高潮,或者一个风景优美的角落,一个人物突出的镜头。”(《引言》)以此为标准,大历诗人的七言绝句并不尽如人意,对于七言绝句的创作,他们既不关心题材的选取,也不讲究句法和章法,语言粗糙缺乏锤炼。因此,大历诗人七言绝句出色的作品很少。钱起身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七言绝句必然存在大历诗人七言绝句不可忽略的共同缺点。沈德潜在选录钱起七言绝句时,也许就是看到这一点,故选录数量不多。但钱起毕竟是“大历十才子”之冠,他的七言绝句具有着独特之处,这可能也是在大历诗人七绝诗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钱起七言绝句仍有选录的主要原因。《归雁》是《唐诗别裁集》钱起七言绝句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首,沈德潜选录此诗不无原因。钱起这首《归雁》,借“雁”抒发思乡之情,以“归”字为题眼,凝聚了全诗的神韵、意境,耐人寻味。“雁”是候鸟的一种,春季飞往北方,秋季飞往南方,在古诗中是一个具有比兴意义的意象。古人认为,大雁南飞,不过湖南衡山的回雁峰,它们栖息在湘江,度过冬天后飞回北方。这首绝句中,钱起一反历代诗人把春雁北归视为理所当然的惯例,故意对大雁的北归表示不解,故诗的起句便以“潇湘何事等闲回”劈空设问,询问大雁北归的原因,给读者以突兀之感,接着以“水碧沙明两岸苔”补叙湘江风景优美、水草丰盛,刻意忽略大雁习性,表示湘江如此美丽富饶,对大雁北归表示不解,引起读者兴趣。诗的三、四句,钱起对大雁北归的原因作了回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湘灵月夜鼓瑟,凄凉哀怨,大雁因不胜其哀,不得已而飞回。三四句中,钱起借优美的神话和丰富的想象,描画出湘灵鼓瑟的凄清画面,赋予大雁人的情感,塑造出通晓音律、多愁善感这一大雁的形象。通晓音律本属人之才能,大雁如何能为之?钱起将通晓音律的才能赋予大雁,可谓设想奇绝。他将思乡的情感都聚集在一个“归”字上,由果溯因,环环紧扣,层层深入,借大雁北归婉转表达出自己宦游他乡的羁旅之思,非一般咏物诗可比。由此可见,钱起这首七言绝句并无大历诗人七言绝句选材不精、构思率意的短处,反而构思巧妙,想象丰富,笔法空灵,意趣含蕴,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4沈德潜诗论与钱起诗歌的选录

一般而言,选本只是编选者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录他人的诗歌,缺乏原创性。但实际上,面对众多诗人的众多诗作,编选者在选录过程中,所选录的诗人诗作都受其文学观念的强烈影响,体现着其具体的审美标准和诗学主张。《唐诗别裁集》即是一部具有一套系统标准的唐诗选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沈德潜的诗歌理论和主张。他所选录的钱起的诗作是“大历十才子”中最多的,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我们不得不思考,钱起诗作满足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选录的何种要求?沈德潜在编选《唐诗别裁集》时,标准又有哪些?《唐诗别裁集》前言中谈到,沈德潜“信奉‘温柔敦厚’的诗教,宣扬‘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要求诗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前言》)。因此,选录过程中,沈德潜表现出鲜明的儒家诗学观念,极为重视有助儒家教化的诗作,如歌功颂德、忧国忧民的作品,选录较多。此外,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旨在“垂示准则”,为后世之学提供范本,故其所选诗作除注重思想内容之外,也注重神韵和技巧。钱起诗歌创作分三个阶段。早期壮志满怀,多关注社会现实之作;中年入朝后,沉沦下僚,见蒙退隐之心;之后为求拔擢,奔走于权贵豪门之间,多唱和应景、点缀升平之作。其最后一个阶段诗歌技巧最为成熟。因此,从内容标准来看,钱起不管是早期关注社会现实之作,还是后期点缀升平之作,都满足沈德潜关于诗歌“温柔敦厚”的要求。从编选目的来看,钱起在后期频繁的唱和活动中,诗歌的艺术技巧和风格进一步成熟,又满足于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垂示准则”的目的。从另一层面来看,钱起的诗歌创作是符合沈德潜诗歌的理论和主张的。如结束钱起“献赋十年犹未遇”的《省试湘灵鼓瑟》,便是最能体现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标准和目的的一首诗歌。此诗为试帖诗。既为试帖诗,从编选目的看,此诗满足了沈德潜为应考士子“垂示准则”的标准,从诗歌思想看,此诗必然没有批判时政、揭露封建社会矛盾的内容,这符合沈德潜选录标准。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是公认的试帖诗范本,试帖诗因种种限制,往往束缚了诗人的才思,感情难以自由抒发,钱起此诗不然。他发挥其高超的诗歌驾驭能力,不仅紧扣诗题,而且想象驰骋,将有声无形的音乐表现的生动形象,尤其是诗歌的最后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更是堪称一绝,神思绵绵,耐人寻味,展现出钱起高超的艺术技巧,让人为之佩服。

七言绝句格律范文第3篇

古典诗歌又称作古代诗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旧体诗(旧体诗词),简称旧诗。旧体诗分为古体诗、新体诗、近体诗、词、曲等。

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今天所说的“古诗”,是指古代的自由诗,它形式自由,篇幅不限,每句字数不定(指杂言),不讲对仗,押韵没有限制,唐代以前的诗歌和唐代初期的非格律诗都是古体诗。它有四言古诗(最早出现于《诗经》)、骚体诗(楚辞体,杂言)、五言古诗(成熟于汉,如《古诗十九首》)、七言古诗(成熟于唐代,如《长恨歌》)、乐府诗(标题有的加上“歌”“行”“引”“曲”“吟”“弄”等名称)。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来成为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新乐府创于初唐。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已与原声韵不同,故称新乐府,到白居易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乐府诗的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有五言、七言、杂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琵琶行》《李凭箜篌引》等。

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南朝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代表诗人是谢。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新体诗是由古诗到律诗的过渡形态。新体诗的代表作家是谢、沈约。宫体也是新体诗的一种,以女子为中心,咏物、艳情为主,诗风轻佻。代表作家是梁简文帝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徐、徐陵父子。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格律诗,形成于唐初,鼎盛于唐代,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格律诗,除排律外,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它有绝句和律诗两种类型,绝句分五言绝句(五绝)、七言绝句(七绝)两种,律诗分五言律诗(五律)、七言律诗(七律)、排律(八句以上)三种。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句数上。绝句只有四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律诗共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首联和尾联可对仗,可不对仗,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声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为排律。

词又叫诗余、长短句、曲词、曲子词、倚声、填词、敦煌曲子词。词形成于唐末,成熟繁盛于宋代。词可以和乐而歌,相当于现在的歌词,有固定的词牌和曲子。按字数多少,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内)和长调(91字以上)三种形式;按照风格可分为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和婉约派(以柳永、李清照等为代表)。词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韵有定位。

曲有散曲和杂剧两种形式。散曲又有小令(短小的曲子)和套数(又名“套曲”)两种形式。散曲是宋元时代兴起的,由词蜕化出来的一种和乐演奏的歌曲。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只含一支曲子,如《越调・天净沙・秋思》只有“天净沙”一曲。而套数是合一个曲调中多支曲子为一套,是戏曲或散曲中连贯成套的曲子,一套中曲子数不定,少则两曲,多则不限;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全套曲牌名;全套曲必须同一宫调,有首有尾,一韵到底;结尾处多用“煞”,用多少遍没有规定。如《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它含有属于“般涉调”这一宫调的八支曲子,而其中“哨遍”是这套曲的第一支曲的曲牌名,又是全套曲的曲牌。

杂剧是宋金时期在诸宫调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鼎盛于元代,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结合起来的戏曲艺术形式。在结构上一般每本为四折(也有五折六折的),必要时加“楔子”,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杂剧可分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两种,如《窦娥冤》就是旦本,其中第三折用的是“正宫”调。元杂剧剧本由科、唱、白组成,“科”是剧本中对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作出的规定;“唱”就是唱词;“白”是宾白,宾白分为对白(人物对话)、独白(人物自叙)、旁白(背着别的人物自叙心理)、带白(唱词中的插话)。元杂剧的主要角色是:旦(女角色),扮演女主角的叫正旦,配角有副旦、外旦、小旦等;末(男角色),扮演男主角的叫正末,配角有副末、外末、小末等;外(外末),扮老年男子;净,俗称大花脸,大都扮演性格、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人物(如张飞、李逵);丑,俗称小花脸,大都扮演男性次要人物;扮演老年妇女的称卜儿。

七言绝句格律范文第4篇

要给打乱了顺序的绝句或律诗排序或补充,就必须了解格律诗的有关知识。格律诗讲究押韵、对仗和平仄,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我们可根据格律诗的这些特点,寻求排序的具体方法。下边分别以高考试题来作具体说明。

一、绝句排序题

【经典回放】

例1.排列下边四句诗的顺序,把句前的字母填在方格里。(198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A.杨柳青青着地垂

B.借问行人归不归

C.杨花漫漫搅天飞

D.柳条折尽花飞尽

( )——( )——( )——( )

【解题指导】

1.找准押韵字,判断第三句。绝句是对平仄要求很严的格律诗之一,它分为五绝和七绝两种,而七绝最常见。关于古典诗词中的平声和仄声,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致的了解。古汉语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古人又把平上去入四声分成两大类,平声还是叫平声,上去入合起来叫仄声。“仄”是“平”的反义词,是不平的意思。而现在我们同学辨别平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辨不清古入声字。因为北京方言中没有入声,古入声在现代汉语中已分派到平上去三声中了,即所谓“入派三声”。分派到上声去声的,自然还是仄声,难以分辨的是分派到阴平、阳平中的入声。格律诗一般押平声韵,而七言诗以首句入韵为正格,则全诗有三句诗是押韵的,所以本题中有三句诗押韵,韵脚分别为“垂”、“归”、“飞”,即第一、二、四句押韵,只有第三句不押韵,那么我们首先可以肯定D为第三句,因为“尽”是仄声字不押韵。

2.看起承转合,推断内部层次关系。古人写诗比较讲究起承转合。绝句的四句诗之间形成起、承、转、合的关系,即古代诗歌以抒情释理为主,又往往结合写景、叙事,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化。而多以写景起始,起比兴作用;中间铺陈渲染,篇末议论抒情,画龙点睛。这里B句抒彩浓厚,表达送别这一主题,比较容易看出应是结句即第四句(合)。难就难在A和C两句的先后顺序难以排定,当年就有很多考生因在这一点琢磨不定而失了分。

3.凭粘对规律,排定全诗顺序。所谓粘,即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的前两个字的平仄相同;所谓对,即一联中出句和对句的前两个字的平仄相对。我们根据第三句的“柳条”二字的平仄规律为平平,就可以推出第二句的前两个字的平仄规律也应为平平,而C句中的“杨花”正符合这一要求,所以C应是第二句,那么A便是第一句,因此这首诗的正确顺序应为:ACDB。

例2.下列选项中的诗句填入《夏日西斋书事》一诗画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2012年湖南省高考语文试题)

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 ,满庭鸟迹印苍苔。

A.只道林间无人至

B.小院地偏人不到

C.门巷深深过客稀

D.寒气偏归我一家

【解题指导】

1.根据音韵平仄,初步筛选。这是一首七言绝句,题目要求选择补充这首绝句的第三句,由上题中介绍的诗歌知识可知,本诗有三句诗押韵,韵脚分别为“开”、“来”、“苔”,第三句末字肯定不押韵,并且末字应为仄声字,而C、D两句的末字分别为“稀”和“家”,是平声,因此首先可以排除C和D两项。

2.根据内容照应,最终确定。这首诗诗题是《夏日西斋书事》,通读原诗,我们不难发现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幽静清美的夏日图画,体现了诗人此时宁静淡远的心境和情趣,那么“小院地偏”正是一种“心远地自偏”的意境,这种人迹罕至的偏僻小院更符合当时诗人的心境,且与下句“满庭鸟迹印苍苔”相照应,从诗题来看,“西斋”应是诗人的书斋,所以用“庭院”比较合适,故可排除A项(林间)。

【参考答案】B

【同步演练】

1.下面是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绝句《十五夜望月》,诗句顺序已打乱,请按正确的顺序排列下边四句诗,把句前的字母填在括号里。

A.中庭地白树栖鸦

B.今夜月明人尽望

C.冷露无声湿桂花

D.不知秋思落谁家

( )——( )——( )——( )

2.下面是柳宗元的一首七言绝句《酬曹待御过象县见寄》,正确的排列顺序是( )

A.破额山前碧玉流

B.欲采蘋花不自由

C.骚人遥驻木兰舟

D.春风无限潇湘意。

3.下面是司空曙的一首七言绝句《江村即事》,空缺处应补填的诗句是( )

钓罢归来不系船,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A.陇上羊归塞草烟

B.江村月落正堪眠

C.日暮数峰青似染

D.旅馆寒灯独不眠

4.下列选项中的诗句填入《到京师》一诗画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

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 ,此是春来第一声。

A.落红满地乳鸦啼

B.柳梢听得黄鹂语

C.春山一路鸟空啼

D.楼阁新成花欲语

二、律诗排序题

【经典回放】

例3. 阅读朱弁《送春》,按要求答题。(1997年上海高考语文试题)

风烟节物眼中稀

三月人犹恋褚衣(棉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

唤回乡梦雨霏微

( A )( B )

( C )( D )

将下列四句分别填入A、 B、 C、 D方框内,它们的顺序是(填序号)

七言绝句格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尚唐;唐诗诗体;李杜优劣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体裁、题材、风格多样,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者两千多人,散佚、失传的可能会更多。唐诗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唐诗的巨大成就,迷人的艺术魅力,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引起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刻苦钻研。“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1]不同情趣的读者可以从唐诗中各得所爱。朝鲜诗家南龙翼(1628—1692)就对唐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在其理论批评体系中形成了独具韵味的“唐诗学”。 

1 学诗之法,一生攻唐 

历代诗家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杜甫认为应“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宋代吴可《藏海诗话》曰:“看诗且以数家为率……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清代王渔洋说:“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2]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朝鲜南龙翼则有如下论述。“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咏,慕其格调,思其气力。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言则学韦苏州,七言则学岑嘉州。”南龙翼在这里详尽地阐释了他的“学诗之法”,五律应该学习王维、七律学习刘长卿、五绝学习崔国辅、七绝学习李商隐、五言学习韦应物、七言学习岑参,这是就诗歌体裁方面而言的;而对于诗歌的本质内涵,南龙翼则主张学习李白、杜甫,“慕其格调,思其气力”。[3] 

南龙翼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之标的,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大文人李睟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下转第103页)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睟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他说:“李芝峰一生攻唐,闲淡温雅,多有警句。”“郑东溟……至若七言歌行,则仿佛李杜,我国前古所未有也。”[3] 

2 诗家各体,至唐大备 

诗至唐代,古今体制尽备,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如果把古典诗歌比作一座宫殿,那么,体制宏伟、风格缤纷的唐诗就犹如重梁迭栋的大殿。南龙翼对唐诗体制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3]“人闲桂花落”,语出王维《鸟鸣涧》;“黄河远上白云间”,诗出王之涣《凉州词》;“独有宦游人”,诗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建牙吹角不闻喧”,语出刘长卿《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在这里,南龙翼对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分析后认为它们是“完备警绝”之诗,而李白的五、七言绝句和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则是同类诗体中的佼佼者。 

朝鲜李朝的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说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3] 

清代王士祯在其著作《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说:“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叶燮《原诗》云:“七言绝句推李白王昌龄。”严羽《沧浪诗话》推举崔颢的《黄鹤楼》为七律的代表作,胡应麟《诗薮》推举杜甫的《登高》为七律的代表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4] 

从中可以看出,南龙翼和历代诗家在论述诗歌各体代表诗人诗作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都推举杜审言的“独有远游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不同点:南龙翼推举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为七律的代表作,历代诗家推举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为七律的代表作。 

3 李杜优劣,自古未定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星悬日月、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古今论诗者必称李杜,称李杜者则又不免要论及两人的优劣,这便是所谓的“李杜学”。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为“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杜甫自然排在李白之后。殷璠《河岳英灵集》没有收录一首杜诗,此时杜甫已有《饮中八仙歌》《兵车行》等作品问世,可见其抑杜的程度之深。第一个标举杜甫超过李白的,是元稹,开了尊杜抑李的先河。他的《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李、杜的诗歌进行比较后认为“(李白)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到了宋代,“扬杜抑李”者就更多了。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李杜并重者也不乏其人。唐代韩愈、宋代严羽是其中的代表。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4] 

南龙翼《壶谷诗评》认为李杜优劣,从古到今,并没有定论。他说:“李杜优劣,自古未定……弇州评李、杜曰:‘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逸沈雄为贵。味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法也。’此诚不易之定论,而余犹有释然者,李、杜之五言古,如古风纪行可以相埒。而如杜之,李固不可敌;《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则五言杜实优矣,而不论于神圣之中,至若七言歌行,李之《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诸篇,杜亦无可敌,岂有神圣之别欤?”[3] 

南龙翼先论述了一则关于李、杜优劣的论争之事,最后通过弇州评李、杜的一段话,得出他对李杜优劣的看法,他认为李杜无优劣之分乃“不易之定论”,并且从自身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举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新婚别》、《遣怀》等篇,认为“李固不可敌”,五言诗杜甫要比李白优秀一些,“《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但是李白的七言歌行《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等篇,杜甫也不可比拟,所以得出结论:没有神圣之别。 

4 结语 

南龙翼对唐代诗歌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唐诗的高度重视。他结合自己的诗评活动,对历代诗篇进行取舍、筛选,编选了诗集《箕雅》,反映了朝鲜历代汉文诗作的精华,为后代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箕雅序》中他道出了选诗的标准,可以和他的唐诗论相得益彰,他说:“东文选,博而不精,续则所载无多,青丘风雅,精而不博,续则所取不明,近代国朝诗删,颇似详核,而起自国初,迄于宣庙朝,首尾亦欠完备,余皆病之。”作为当时主管文坛的重臣,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必然对当时及后世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2]里克.历代诗论选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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