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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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塞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适 岑参 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88-01

唐朝国力的强盛和文人追求边功的时代风尚，促使众多文人竞相加入边塞题材创作的行列，高适、岑参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然而，虽为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但两者在具体的创作环境，构思方式乃至表现体貌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现将二人诗作的不同之处归纳起来，总结出以下四点：

一是创作环境的不同，高适两度出塞，一为燕赵蕲北，一为河西陇右，代表作有《塞上听吹笛》 《金城北楼》 《塞上》。岑参亦两度出塞，具体地点自陇右以西，直至穷尽唐朝国力所能达到的西部极境，更多反映西域风光，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戈壁滩》写出了戈壁风光。由于实际创作环境的不同，所以诗歌在表现内容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二是表现体式的不同，高适诗以五言为主，如《送李侍御赴安西》 《蕲中作》 《塞上》 《寻西山隐者不遇》等，七言诗相对较少。岑参诗虽五言诗较多，但七言诗的比例也较大，并且他的诗作杰出的几篇都为七言，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逢入京使》 《碛中作》等。高适以儒家道德观念与中和美精神为准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一种浑朴厚实的体貌风格，而五言诗恰好适应这种需要。岑参的性格特点为尚奇，结合他出塞时看到的西域奇境，在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激越畅达的风格，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写出轮台的荒远与中原气候风物事物不同、语音的差异。此外，高适的边塞诗许多有乐府旧题，几篇有名的七言歌行也概莫能外，如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显然与六朝边塞诗传统直接相关，如鲍照写边塞战争生活的《代自蕲北门行》 《代东武吟》等诗，与《燕歌行》极为相似，而岑参的边塞诗则多为自创新题，写真实的生活经历及眼前所见直接命题，如《火云山歌送别》另如“黄沙碛里客行送，四望云天直下低”，写处在空旷无垠的沙漠之中似乎天幕低垂的特殊感受。“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马疾过飞鸟，无穷超夕阳”写骏马飞驰愈远愈小，如同一只飞鸟的奇特幻想，这些诗就造成诗中描写对象的集中充实。

三是着眼角度的不同，高适出塞，着眼点主要在于写辽阔的自然景观和威武雄壮的兵阵军营。因此，展现在其眼前的一方面是“北望太行山，峨峨半天色”的苍莽风光，另一方面则是“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的严整军容，这也体现了他的胸襟抱负。岑参出塞，着眼点则主要在于对奇丽的异域风光的奇特感受，看到奇特景物便即兴写作，并寓情于景，并好用比、兴手法，着色绚丽。如《火云山歌送别》 《走马川兴奉送出师西征》。从“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这几句诗就能看出西域自然风光与中原的不同之处。所以，高适悲壮而厚，岑参奇逸而峭，高适的诗雄浑，而岑参的诗奇丽。

出塞诗范文第2篇

【作者】王昌龄 【朝代】唐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翻译：

出塞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初级赛艇；赛艇队伍；管理

一、我国初级赛艇赛艇队伍现状

1.在我国赛艇起步晚，发展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赛艇事业及其队伍管理建设迈开了重大的步伐。但我们仍然要看到，赛艇一直是欧美各国的强项，他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长期大面积地垄断着奖牌榜。而我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是小规模的，领域小，集中在个别项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仍然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我国赛艇要发展要进步必须要从国际视野从整体角度认识与把握，更好地反思历史，总结历史，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的赛艇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2.我国赛艇队伍从总体上讲，数量还是比较少，尤其是质量还比较低。我们的赛艇队伍目前还处在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从初级迈向中级水平的过度过程中。而且许多人由于客观或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参与热情不高，接触的机会也不多，进而失去赛艇关注与被关注的机遇。可以说，这项体育活动是极少数人的运动，距离全民知晓、喜爱与普及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要经过。

二、我国初级赛艇赛艇队伍存在的问题

1.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我国对初级赛艇活动并没有形成规范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与引导。而更多的是依靠着本身的规则与章程来制约。这样造成初级赛艇队伍结构不平衡，来源不统一，秩序混乱，从源头或者根本上造成了乏力的制度与薄弱的物质基础。

2.广大赛艇队员的文化水平低，思想道德与素质不高。在选拔赛艇队员时，相关部门只看重或者更看重的是队员的赛艇技能与实际成效。而殊不知，这种成效，却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学与强大的深厚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上面的。因此，忽视文化与思想道德的培养与学习，而为了急切的功利，僵硬地磨砺队员的赛艇技能是不负责的，无论对于国家整体体育水平与形象，还是对于赛艇队员个人来说。

3.相关机构认识不到位，没有树立科学健康的赛艇人才观。相关部门由于没有全面认识与分析，只注重或者侧重于对赛艇队员赛艇技能的关注与重视，而忽视了赛艇队员的全面整体发展，尤其是赛艇队员的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团队协作素质等方面。造成了在很大程度上的畸形或者片面的思想认识与急功近利。

4.赛艇队员建设的来源单一，基础薄弱。在我国，赛艇还没真正普及，广大人民并没有真正认识赛艇在提高我国国民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上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通过一些广播电视或者别人口头传说等途径了解，造成赛艇项目或活动在民间的氛围并不浓厚，因此，准赛艇储备人才的基础缺乏，来源畸形，社会化、专业化不强。

三、我国初级赛艇赛艇队伍的管理措施

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从国家层面从制度层面确保为我国初级赛艇队伍建设强有力的发展。无论是国家对初级赛艇队伍建设的财政投入，还是为初级赛艇队伍提供相应完善的基础训练设施，还是后勤保障上都要纳入健康有序的体系之中。并对初级赛艇活动形成规范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与引导，以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初级赛艇队伍。

2.努力宣传，在全社会弘扬与开展赛艇知识与技能的推广与普及活动。我国赛艇队伍根源上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所以，我们要鼓励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人们积极发展与开展赛艇体育活动的教育与锻炼，为未来我国初级赛艇队伍建设的更高发展提供高水平平台，增强坚实厚重的人才基础队伍建设。

3.加大资金投入。国家或相关部门，为初级赛艇队伍建设应积极加强资金输入，无论是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还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增强他们专业能力与技能，还是提高他们的全面发展方面，都要注重全程完善的周到的保障与服务。这是硬件设施重要基础之一。

5.队员自身要注重身心素质的提高。尤其是要增强对其它队员的认识，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默契关系，以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坚定的团队目标感与任务感。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和谐紧密的家庭中的一员，荣辱与共，不气馁，不骄傲，永远为队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准备与巨大贡献。

四、结束语

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体育行业更是，转变体育发展方式，调节体育发展结构，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更好提高与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需要。而对于正处在成长中的赛艇事业来说，虽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巨大的机遇，是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太阳。

参考文献：

[1]刘波.清华大学赛艇队管理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1.

出塞诗范文第4篇

“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太激动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充分证明了百奥赛图的模式动物研究已经与世界同步。”当记者见到沈月雷时，已经是几天后了，但从他明显高了几度的声调和握紧的拳头上，任谁都能体会到那份难掩的亢奋。

“这是最基础、也是前沿的技术”

据沈月雷介绍，同事们口中的“大鼠”，其实是百奥赛图利用TALEN技术制备的RAG2基因敲除大鼠。“这是继我们创造了基因敲除小鼠制备的国际第一速度之后，公司又一项模式动物研究的重大技术突破，因为国际上在大鼠的基因敲除研究方面也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全球公开披露的‘基因敲除模式大鼠’品系也就几十种，这类研究在国际上还都处于起步阶段。能够快速跻身其中，证明了我们的技术实力。”

一会儿是“大鼠”，一会儿是“小鼠”，再加上基因敲除和模式动物，这些在外行人看来云里雾里的名词，在沈月雷眼里它们既是前沿技术，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生物医药研究整体水平的基础项目。沈月雷说：“模式动物在生命科学、人类医药和健康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转基因和基因敲除等方法在实验动物身上复制及模拟人类疾病，再利用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实验动物来进行疾病的发病机理等基础研究或进行药物研发，从而就有机会找到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实验动物就称之为模式动物。英文叫Animal model，如果直译过来可能更好理解，即动物模型。”

基因敲除技术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外源DNA导入技术，是基因打靶技术的一种，类似于基因的同源重组。简言之，就是将目标基因从实验动物原有的基因组中删除的方法，也可以在动物基因组特定位置上添加新的外源基因，这个过程就叫基因敲入。它们是制备模式动物的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

制备模式小鼠的过程一般是设计一种打靶载体，然后将打靶载体引入到胚胎干细胞中对靶基因进行修饰（敲除或敲入），然后将基因“修饰”后的胚胎干细胞再移植入小鼠的早期胚胎，从而生成一种叫“嵌合体”的小鼠。再由嵌合体小鼠繁殖出带有基因“修饰”的子代小鼠。这些后代小鼠的“子子孙孙”将带有这种修饰基因，我们就称之为“模式小鼠”。这种方法本身就是生物医学领域里一项极具开创性的方法。同时，由于人类基因与小鼠基因有98%以上的相似性，因此它在理论上具备了用于心脏病、糖尿病等人类遗传因素引发的疾病研究的可能。

说起基因敲除小鼠，沈月雷告诉记者，转基因、基因敲入/敲除动物技术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小鼠基因敲除技术已经如同DNA剪切酶和抗体等常规分子生物学试剂的制备技术一样，逐渐从基础研究实验室转向商业模式，成为一项高度标准化的新兴产业，催生了世界上数以百计的创新药物和数以千计的优秀论文。“国家越来越鼓励创新，如果没有模式动物，生物医学研究就很难做出原创性的科学发现，新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作为基础研究的基础，模式动物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整体提高我国生物医学研究水平。”

现在的百奥赛图正是实现这种商业模式的弄潮儿，但闯入这个行当却源于几年前沈月雷的“意外”创业。

“在京创业是我正确的选择”

创业之前，在沈月雷的心中，最初的职业设想是做一名教授。可是命运却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在美国麻萨诸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沈月雷赴纽约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然而，5年研究的两个课题成果都被别人抢先发了论文。无奈之下，沈月雷想到了创业。“开公司不需要简历和推荐信。”再提及，沈月雷已经释然。他说：“百奥赛图是一家以研发为主的企业，干的还是老本行，不做教授也可以做研究，而且是更前沿的研究”。

2008年，沈月雷利用自己在博士后期间所掌握的基因敲除技术研发基因敲除模式小鼠，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叫Biocytogen的生物技术公司并担任CEO。在美国公司运行了一年多以后，沈月雷决定将公司迁回国内。当时在美国的公司只有五六个人，投资成本也非常高。“考虑到公司长久发展，如果把公司总部放在中国，而把美国公司作为国外市场销售部门，会更有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前沿的科学家和国家医药企业，而北京正好是这样一座汇集优秀人才的城市，把公司落在北京无疑是上佳选择。”

2009年11月，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一座大楼里，沈月雷的北京公司成立了，即百奥赛图。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里，虽然公司因为没有盈利大家工资不高，但公司的员工依然工作得非常努力。这样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2011年4月开始，公司技术已经成熟并开始向国内外科研机构与医药企业提供“基因敲除小鼠定制化服务”。

由于基因敲除模式小鼠的制备过程复杂而漫长且技术要求极高，因而国际上普遍的研发时间在14～1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沈月雷的团队将这一时间压缩了一半，实现了“世界最快”。好像应了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百奥赛图开始对外服务以后，一个个响当当大客户纷至沓来。他们有哈佛大学、NIH、东京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动物所和中科院神经所等为代表的国内外科研学术机构，也包括以协和医院、北大医院等为代表的科研实力强大的综合性医院，更包括以强生、罗氏、GSK、默克等为代表的国际顶尖医药企业。

“中国的学术圈不大，好事坏事传得都很快，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信誉。我们一开始提供服务，就获得了客户的认可。通过口口相传，在我们没有专门做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仅一年多的时间，公司接受国内外委托定制开发模式小鼠的课题就达200多个。如今，科研企业给我们订单，说清楚需要敲掉哪个基因的小鼠模型，7～9个月之后，我们就能把一对完成基因敲除的小鼠交付客户。” 沈月雷自信地说。

但随着订单数量逐渐上升，技术攻坚成功的百奥赛图，却面临着科研成果难以规模化生产的窘境。公司规模小，科研生产条件有限的劣势开始显露。因为硬件场地、人才等跟不上，而课题又多，使得公司在对外服务上感觉力不从心。沈月雷更担心公司的服务信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非常急切地想扩大规模。”

“那时候，实验室只有120平方米，里面挤满了实验器材。在办公室里坐下之后人跟人脚踢脚，一旦有客来访，得先把箱子搬到楼道去才好‘迎客’。” 沈月雷将当时的办公环境比作“杂物间”。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刚刚落成的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园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作为首批入驻的28家企业之一，园区将整整一层楼的办公区交到沈月雷手中，使用面积达2000平方米。2012年1月，百奥赛图整体搬迁到这里。为了支持企业发展，园区为公司减免了一半的房租。

因此，百奥赛图可以腾出更多资金迅速建起功能齐全、符合GLP要求的高标准系列实验室，并对其中400平方米进行清洁间改造，洁净度达到万级标准，一改之前的“民居公司”模样，企业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亦庄生物医药园也对入园企业给与了很大的帮助。有些大型仪器设备，虽然并不常用，但研发和制药的科研单位和企业每年都必须用那么几次，不可或缺。现在医药园把大型仪器放在公共服务平台上，企业就可以节省这一部分成本。像大型离心机、流式细胞分析仪，每台成本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呢。”曾经在美国长期工作的沈月雷回忆，在美国，几乎没有生物医药企业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正是北京市各级政府提供的超前的高水平服务和有力支持，我才敢接这么多世界订单，也让我感觉选择在北京创业没有错。”沈月雷说。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追去吧”

“每一个公司在成立之初都有一个丰满的理想，而现实却骨感得让人无所适从。”在商海打拼的这几年，沈月雷有过海归创业的水土不服，也在技术创新中屡屡受挫。

“对于初创企业来讲，首要的目标是生存，产生利润。公司活下来之后再想那些的发展的事情。这个我们也知道，所以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开发和优化小鼠基因敲除技术，自己分离、开发、验证C57BL/6 ES细胞。这些都是我比价熟悉的领域。非常幸运的，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C57BL/6 ES细胞系。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早至15-17代的ES细胞进行基因打靶，从而极大地保障了课题从重组、嵌合鼠到种系传递的高成功率。”沈月雷庆幸自己在谙熟的专业中迅速取得突破，但他研发的“小鼠们”也差点在他不熟悉的商业游戏和相关政策中胎死腹中。

沈月雷记得，那是一个相对成型的实验。当时，团队连续两个月实验没有任何进展，在检查了所有实验操作程序无误的情况下，研发人员偶然发现，居然是之前买的一些所谓进口分装（甚至所谓原装）的试剂出现了质量问题。“后来才意识到好多公司卖假货。在慢慢了解多了之后，我们就把进货渠道集中到了几个比较可靠的一级商那里，这才没有耽误多少实验进程。”说到此处，沈月雷直摇头。

虽然诸如试剂问题是某些恶意竞争的市场环境所导致的，但只要提早发现，解决起来并不困难。而对国内产业政策的不熟悉，给很多海归创业者带的困惑往往更大。这样的事，百奥赛图的研发团队也曾遇到过。

回国创业初期，沈月雷一度想把自己应用多年的成熟技术移植到国内，然而，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不少沟沟坎坎，实验方法经常需要做大变动。“比如，我们有一步实验在国外一直用同位素。但国内对同位素控制得非常严格，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很难拿到同位素的使用执照。 所以我们不得不改变方法。真是有点急！经过将近一年无数次的摸索，才将新方法做通、做稳定。”对于走这样的“弯路”，沈月雷倒是没有抱怨。他说，作为科研人员不能惧怕技术困难带来的坑坑洼洼，否则也就没有了创新。反倒是因为找到了新方法，百奥赛图才打造了自身的竞争力，让其研发团队倍增跨越更多科研鸿沟的勇气和自信。

2011年，国际上开始出现锌指酶和TALEN技术做基因敲除的报道。得知相关信息后，百奥赛图的科研团队开始躁动起来。“公司的远期目标在哪里？很显然，就是除小鼠之外其他物种的基因敲除，尤其是大鼠的基因敲除。”沈月雷说。

而立即投入研发，对于百奥赛图这样一个不管在人力还是财力上都捉襟见肘的小公司来讲是难下决心的。“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国家又投入了一大笔钱给一个学校做模式大鼠平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纠结，要不要自己去做研发，还是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我们再开始？因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公司，跟国家支持的机构竞争是很被动的，特别是资金上。尽管我们知道，研发是公司不断进步的火车头，没有研发公司就没有后劲。”经过仔细思考，沈月雷还是“豁了出去”，“管它呢，先做再说，不管能不能成，至少公司可以培养一个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将来可以时刻为公司寻找及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1年10月，百奥赛图开始了大鼠基因敲除的研发和优化，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跌跌撞撞。每每看到在研发上的投入，都促使沈月雷思考一串问题：是不是钱花得太快了，是不是可以将研发放慢一些，是不是可以通过订购便宜的材料来节省？可静下心来，沈月雷又想把研发做快一些，争取在国内第一家做出来，所以就要全力保障研发进度。公司的研发团队不分工作日还是休息日，经常晚上半夜才回家休息。他们不停地摸索各种各样的方法，比较各种各样的技术，只为了把技术做到最好，速度达到最快，还要有很高的重复性，稳定性。对每一个细节，他们都要反复的比对和验证。

转年10月，经过RVD识别特异性、Spacer 长度、TALEN模块构建技术优化以及TALEN模块资源库的建立等大量研发工作，百奥赛图极大提高了基因敲除大鼠的制备速度和成功率，实现了仅5天即可得到测序正确的TALEN质粒，1～2周内完成TALEN在目标细胞系内的活性评价，活性率高达80%。时至中旬，公司开展了Rag2等6个基因敲除大鼠的制备项目，经过TALEN构建、体外活性检测、受精卵注射和移植，到F0代大鼠基因型鉴定完毕，历时2个半月。这不仅标志着百奥赛图利用TALEN制备基因敲除大鼠的技术研发成功，同时也向世人宣告，百奥赛图成为国内最早研发出基因敲除大鼠的公司，并“敲”出了第二个世界速度——3～5个月就能制备基因敲除大鼠的国际领先速度。现在，公司已经开始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大鼠基因敲除服务，并马上获得了10多个课题的委托服务。

截止2012年底，短短3年，百奥赛图已经和正在开发的基因敲除小鼠220种、基因敲除大鼠6种、灵长类动物4种（与科研院所合作）、斑马鱼5种。

出塞诗范文第5篇

作为一名多年喜爱并关注相声的普通观众，笔者耐心收看了近几年的所有电视相声大赛，每次观后，心情总会久久难以平静。只不过，并非应有的欢乐与喜悦，而是莫名的困惑和忧愁。以不久前的第六届某某TV相声大赛为例，如果我们承认专业和业余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那么这次大赛可以视为业余的主办方，向专业评委们定制的一场持续七天的电视综艺晚会，而与相声关联甚微。电视相声大赛，越来越像是一处供主办方展示其娱乐精神的秀场，参赛选手则越来越像是为主办方提供相关服务的工作人员。

仅赛事的名称便很值得商榷，究竟应该是“电视相声大赛”，还是“相声电视大赛”？这绝不单纯是排名先后的区别，它体现了赛事主办方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和厘定标准，说白了，到底赛的是相声，还是电视？

众所周知，“青歌赛”的全名是“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青京赛”的全名是“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对于此二种艺术，电视并没有过多参与和插手其间，而是甘心且得体地扮演了传播媒介的角色，兢兢业业，恪尽职责，是以每每都能较为圆满地履行赛事预期的过程，成就应有的结果：为广大观众奉献精品力作，推介新人新秀。青歌赛和青京赛的评委席中，也从未出现过别种艺术门类、甚至非艺术门类的人士，对其一知半解的专业赛事言不及义地妄加评论。“青歌赛”与“青京赛”的圆满成功，既要感谢从两项赛事创办之初便确立起来的章法，也要感谢历届工作人员对这些章法的认真理解与切实践行。

凡是能够给审美主体带来审美愉悦的客观存在物便可称之为艺术。如果我们承认声乐和京剧都是艺术，那么相声同样也是艺术，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基本属性。在这个层面上，相声和声乐、京剧，乃至其他任何艺术形式相比，应不分高下，宜等量齐观。

“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热爱相声的老观众们对这两句开场白一定耳熟能详。可是当大赛的开闭幕式上，全体参赛选手慷慨激昂地集体说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之际；当颁奖典礼上，获得金奖的演员，率领数十人的演出团队载歌载舞地表演不知所谓的“相声诗话”之时……这么多人，并且不是用说的，是哪种相声？除了主办方，还有谁能认同这是一场关于相声的大赛吗？

同是电视大赛，为什么轮到相声就该尊享如此遭遇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相声和电视的渊源说起：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三十年前，相声专业团体遍布全国，创作、演出人才年龄结构合理，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为当时的相声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鲜素材。声艺术家们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一批又一批题材内容贴近生活、表现手法幽默精湛、审美情趣积极健康的相声新作佳章层出不穷。相声成为那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中的翘楚，缔造了这门艺术发展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十年。

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电视艺术在中国大陆落地发芽，从无到有，节目形态基本照搬国外，依样葫芦。今天所谓“综艺”的概念，在当年闻所未闻，更谈不上明确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以全面奉行“拿来主义”。只要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且与电视播出的一般规律不相违背的，统统照单全收。能够直接给人带来欢笑的相声，理所当然被选中，和电视走上了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

客观评价，在相声艺术和电视媒体联姻的初期，确实涌现出众多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一点，最初几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明证，由相声演员担纲一年一度春晚的主持人，并且连任数年，这对于“谁能主持春晚，谁便是电视台‘一哥’‘一姐’”的现在而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相声艺术也凭借春晚这个平台，瞬间呈现在亿万观众的眼前。为春晚而作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打岔》《虎口遐想》《着急》……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人们常看常新、难以超越的经典。

伴随着春晚的成功，形形的电视晚会如雨后春笋，占据了所有传统节日的荧屏，新年、元宵、五一、十一、中秋……以及各种名目的主题晚会，纷纷朝相声张开了臂膀，相声受宠若惊，投怀送抱，不遗余力，倾其所有。作为回报，电视给予了相声尽可能多的出镜时间。相声为繁荣电视荧屏，提高综艺节目收视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电视里的相声，看上去很美。

另一方面，依托科技进步，电视节目的制作变成了一种高效快捷的生产行为。随着播出时间日益增长，曾经的“节目”也随之转化为“栏目”，形态渐趋固定，时长被精确到毫厘之间。电视的技术化倾向，和相声的艺术属性开始发生抵触，这对曾经和谐共荣的伴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龃龉。巨大的广告收入，使得电视成为了这场合作中主导的一方，摆在相声面前的选择是，要么就说以秒计算的相声并且保证同样甚至更好的演出效果，要么就彻底和电视告别。

此时的相声，已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挥霍掉了上百年口传心授、日积月累、才得以传承至今的家底，被透支得形销骨立、入不敷出。而电视则凭借日益强大的传播力所形成的向心力，仓足廪实，睥睨八方，傲视天下，舍我其谁。

供求关系的彻底逆转，使得相声从电视的合伙人沦为电视的既得利益者。多年与电视的合作，能使相声收获怎样的利好，早已不言而喻。能否上电视、上多高规格的电视，早就成为相声业内判断作品是否优秀、检验演员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且是压倒性的标准，几乎可以上升到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地步。然而这标准是否正确，则从来少人关心。

相声以能上电视为荣，电视以能随意操控相声为荣；电视以有能力操办权威大赛为荣，相声以参加权威大赛并获得名次为荣，各得其所。至于大赛的内容、意义和含金量，却不在话下。更有甚者，为了达成上电视的终极目标，不择手段，放弃底限，置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视性、合理性于不顾，甚至连是不是相声都已不再重要，只要能上电视就好。正是这般臣服的姿态助长了电视的骄傲和自大，认为相声不过如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扭曲践踏。相声俨然成了一块供人肆意揉搓的橡皮泥，只要高兴谁都可以捏弄几下，然后通过电视把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展示给世人，告诉他们：这就是相声。更加悲哀的是，相声竟然甘于这样的命运并乐此不疲。

正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支配和别有用心的妥协共同作用之下，相声抛弃和泯灭了最可宝贵的批判精神。因为当你的所作所为与你批判的平庸、虚假、欺骗、谎言、愚蠢、丑恶……已无差别甚或等而下之，那么你的任何批判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

相声的批判精神来自不同流、不屈从的清白品格，这清白品格源于对真善美的信仰与追求，和对这门艺术的自爱与自尊，这才是相声艺术的核心价值。而当这一核心价值缺位之时，相声便仅剩一个空洞的躯壳，只能在电视的摆布之下，仰仗浮躁虚夸的心态、华而不实的模仿秀、浅薄无聊的脑筋急转弯。莫名其妙的音响动效、来路不明的业外评委、奇装异服的主持人，拼凑成一台电视大赛，逞一时之快，逐一己之利。

只要回顾近年来的历届电视相声大赛，便不难发现，风光热闹之余，几乎没有哪个获奖作品深入过人心，遑论禁得起反复欣赏。大赛的主办方，总要等到决定举办大赛的前夕，才开始朝相声伸手要新人、新作。可在大赛之外，却从不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相声演员的培养和相声作品的创编。

两年一届的相声大赛，成就了众多获奖选手，但他们绝大多数在功成名就之后，像传销大佬携款出局那样，金盆洗手，从此消失不见。那方成就了他们的屏幕上，如今已经很难看到这些人说相声的身影。两年之期基于什么原因而定，我们不得而知，但绝对不可能每隔两年就注定会有真正优秀的相声人才和相声作品问世，可每届电视大赛都能评出刚好和颁奖名额相对应的获奖者，每届的奖项都能顺利发放到每位获奖者的手中，每届大赛的含金量却都在不可遏止地直线下降，这实在堪称一大奇观。因为不是相声艺术已经繁荣到非要办一届大赛不可，而是只要主办方想办，相声艺术就必须如此“繁荣”。这种不问耕耘、只问收获，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态度，注定了急功近利的供需关系，进而把电视相声大赛推向了一条浮躁之路，并且越走越远。

其实，大赛制造了多少噱头和洋闹儿，增加百分之几的收视率，颁发了何种奖项，都不足以证明其价值。检验大赛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是，有哪些参赛的相声作品在赛后得以流传，有多少参赛选手能被观众认可接受。既然是相声大赛，主题就应该是相声本身。相声不成功，大赛就不可能成功，即便你把“电视”二字放在“相声”前面，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即如基因图谱般精确，使之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区别。

电视，是以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画造型为传播方式，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把握和表现客观世界，通过塑造鲜明的屏幕形象，达到“以情感人”为目标的屏幕艺术形态。

相声，是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为载体，结合独特的艺术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刻画人物，褒贬生活，使人们在笑声中审视、认知、思考人生，得到启迪、教益和愉悦的艺术形式。

电视与相声，一曰“形态”，一曰“形式”。态者，笼统情状；式者，精确法则。电视是用来传播信息的媒介，是一种呈现技术。经由电视播出的所有节目，绝大部分都不是电视自身创造出来的，所以电视只能也必须包罗万有，因为抛开这些，它便一无所有；而相声是独特的艺术门类，首先要有自己的风骨，不排斥兼收并蓄，但前提是必须要能“为我所用”才行，而不是另起炉灶，指鹿为马。

对于相声而言，电视既非洪水猛兽，也不是灵丹妙药。它只不过是相声传播推广的若干途径之一；相声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条不依附他人、专属于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独立自主，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对与错、是与非之间的界限，前所未有地难以分辨。要正确判断什么该被讽刺、什么该被唾弃，并且用相声的形式准确生动地加以表达，在这个时代尤为不易。这就要求相声人必须付出比他们的历代前辈更多的专注和辛劳，才有可能守住相声的基业，才能再创辉煌。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声大赛还会举办下去，相声和电视间的尴尬关系，也仍将长期存在。关于今后的相声大赛规则，笔者有个小小的建议，主办方不妨引进世界杯足球赛的制度，即：上届的冠、亚、季军，本届也必须参赛，而且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此外再加上一条，无正当理由拒绝参赛者，上届所获奖项予以收回。在此基础上，结合专业、公正的比赛程序，无疑能调动起整个相声界的参与积极性，既有助于唤醒躺在过去功劳簿上高枕无忧的往届获奖者，也是对新人新作的激励、鞭策与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