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散文一样，紧紧围绕现实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内容。同时龚诗的最大特点又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气势飞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以异常真挚强烈的感情溶化到诗的形象之中去，从而使他的诗对读者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龚诗的璀璨瑰丽，文采斐然，词汇丰富优美，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在龚自珍之前的清中叶诗坛，山水诗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类诗歌，往往模山范水，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与现实远远脱离。而处于时代剧烈动荡的龚自珍，作为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显然是深恶这种无益的诗风的，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

在他的思想中，诗和史的联系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是由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认为不仅选诗和作史的目的，皆在于“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而且诗人作诗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社会历史批评。“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是“清议”或“评论”的工具，显然他把诗与史、诗人与史官在社会作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们的职责皆在于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继承并发展了杜甫以来的诗史观点，认为诗歌应当合为事而做，这种思想，构成了他诗歌风格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记录现实，反应现实、揭露现实，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试来看看他的几首诗歌，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写的《咏史》一律：“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一般文士埋头著书的庸俗状况；结句更借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对文士仕宦利诱的欺骗。

后来诗人看得更为深广，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机，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间邪许泪滂沱。”

龚自珍以深邃的史识为诗，撕下“盛世”的面纱，把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没落形势，清晰地揭示给人们，特别具有警世、醒世和惊世的力量。在重拾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为后来的诗歌作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然而，在阶级矛盾尖锐化、国家发生严重危机的新形势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堕落，到处浸透着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气氛，必然与他的经世之志、注目现实的的观点，发生严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之下，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就成了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这种发展，就构成了他诗歌的另一特色，即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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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热情地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不断地艳羡“老辈”或“乾隆朝士”、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在他的《能令公少年行》一诗中，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矛盾。“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剑”和“箫”或“剑态”和“箫心”正是反映着他思想中这种矛盾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当然不难看出有其逃向空虚的消极的因素，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在于他对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的极端厌恶和否定，他以温暖的母亲、童年的天真、纯洁的爱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与腐烂不堪的现实社会环境对立，是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变革现实和个性解放的反映。

因而，我们可以将这类诗歌中所体现出的龚自珍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归纳如下：

1、一般借助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把自己的美好意愿投诸于这类形象中。例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畿辅千山互雄长，太行一臂怒趋东”；“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这里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等等，都是由于着想奇异，使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他描写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则使引起感伤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飞出寻常想象之外。这些手法是龚诗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直接表现。

2、强烈的感情喷发

龚自珍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尊情说，他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因此，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很少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是跟随思维的跳跃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

例如，“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我们从这些诗句中能看到作者那种浪漫的狂放之情，而诸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渐凡庸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这些诗句又让我们体会到作者柔情的一面。

3、‘瑰丽的词语与跳跃的句式

龚自珍的诗词语句，是跳跃而瑰丽的，“夜奠三十九布衣，秋灯忽吐苍虹气”、“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这些词语本身并不独特，但作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反而形成了特殊的魅力。

通过以上这三种手法，龚自珍很自然的将浪漫主义风格溶入在诗歌中，为他的诗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魅力。此外，我们不难看出龚自珍受到与屈原较大的影响，他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一》其三)，他的诗歌所展示出来的剽悍奇丽之美，在古人诗中是少见的。从这一方面说，又是对古想化诗歌的与发展。

但是，在我们固有的思维定势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从龚自珍的诗歌中我们却看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种倾向，却并不是矛盾的，相较于许多前人一直为人诟病的闲适诗，他的诗歌中的这两种倾向，是能够紧密结合和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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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诗存604首，其中编年诗189首，大型组诗《己亥杂诗》315首。这些诗大都是抒情诗，有着深刻的内容。由此可见，对腐朽的现实政治和黑暗的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是龚诗最为突出的内容。例如《咏史》对清王朝的腐败政治作了全面的批判；《夜坐》《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对人才被压抑、政治空气十分沉闷的局面表示极大的愤慨!而《已亥杂诗》(“只筹一缆十夫多”)，则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认识，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思想和早期的主义思想。其次，直接抒写诗人自己的忧愤和渴望变革，追求理想的精神是龚诗又一重要内容。这一类诗大都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鲜明形象，表现诗人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其中《秋心》是代表性的篇章。然而，我们又能从“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痦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类诗歌的特色中可以看到，诗句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但这种浪漫却是充满生气，始终不忘现实的，因而他对浪漫主义的渴求，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此外龚诗的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气势飞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次是以异常真挚强烈的感情溶化到诗的形象之中去，从而使他的诗对读者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龚诗的璀璨瑰丽，文采斐然，词汇丰富优美，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此我们可以说，龚自珍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也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充沛的情感喷发，或是充满魅力的词语组合。这些浪漫主义色彩，增加了诗歌的内涵，拓展了诗歌的意境，却并没有损害展现现实的一面。这类诗歌的最的特点是把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统一起来。其中的许多诗，是一种“清议”即政治、社会批评的形式，他是以政论作诗的。但他并不是以议论为诗，使诗概念化，而只是以诗“箸议”。它们是这样一些诗：饱含社会内容，有极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具体地、详细地描写现实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现实政治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问题，发抒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

四综上所述，龚自珍的诗歌，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倾向，很好的结合了起来。

他的诗的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可见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龚自珍诗歌中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这也是在当时时代下的一种无奈表现，社会的腐朽，氛围的压抑，使得他无从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力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只能将满腔豪情投入诗歌，形成了浪漫主义色彩。所以说这种浪漫主义，是他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

但是他的诗歌内容，却又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关注社会矛盾，寄望于改造社会。可见他的浪漫，不是空中楼阁般的轻飘飘，而是有现实内容为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放在国计民生上并未脱离。现实主义的内容，充实了他的浪漫风格，他的浪漫主义，是应该和现实内容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的。由此，我们可以说，龚自珍的诗歌具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倾向。

龚自珍的诗范文第2篇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四十八岁的龚自珍辞官离开北京，独自南下返回家乡杭州，后又北上迎接妻子儿女南下，于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1840年1月30日）抵达昆山羽琌山馆。在这期间，龚自珍共创作了三百十五首诗，其“中有留别京国之诗，有关津乞食之诗……则别来十阅月之心迹，乃至一坐卧、一饮食，历历如绘”（《与吴虹生书（十二）》），由于道光十九年是己亥年，故这些诗总题为《己亥杂诗》，这组诗无异于龚自珍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龚自珍当时的心态。本文所选为其中第五首，是龚自珍刚刚启程离京时所作。

龚自珍出身显宦，才高气傲，感情炽烈而又敏感，加之他自幼即随父入京，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曾在国子监学习，后来又随父游宦地方，结交名士，眼界开阔，亲自耳闻目睹和体验了官场与民间的种种现实，因此，龚自珍一直对于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介入心，梦想实现自己经世治国的伟大抱负。他二十二岁即写成《明良论》四篇纵论国家制置，得到其外祖父段玉裁的褒扬；二十三岁写成《保甲正名》《平均篇》，二十五岁写成《乙丙之际著议》诸篇，二十九岁写成《西域制行省议》等等，都是讨论时政的重要文章。

龚自珍三十八岁考中进士，四十八岁离京，之间历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等职，十年间一直沉沦下僚，满腔政治抱负始终无从施展。他曾针对道光帝所出“安边绥远”的题目，列举时事，直陈无隐，使得阅卷诸公大惊，终以书法不好为由，不列优等；天大旱，朝廷求直言，龚自珍手陈当世急务八条，而大学士富俊赞赏之余以为难行；离京前一年，龚自珍有上礼部堂上官书，论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三千言，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作序赠行，极言战守之策，并欲一同前往，终因“事势有难言者”没有成行。龚自珍从青年时代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在面对现实的政治环境时根本无从发挥，不得已，他选择了离开。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因为屡应会试不第，写下《漫感》一诗：“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如今又十五年过去了，龚自珍却是“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己亥杂诗》其四）。吴昌绶在《定盦（¨?n）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至是……乃乞养归。”所谓“诗渐凡庸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己亥杂诗》其六十五），正是龚自珍离京时无奈心态的实写。

龚自珍的诗范文第3篇

背景：一八三九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接眷属，在南北往返途中，写下了短诗315首，本诗是第一首，写他被迫辞官，离开北京时所抒发的感想。

己亥，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龚自珍辞官南归 ，后又北上迎取眷属，于南北往返途中，写成了短诗三百一十五首，题为《己亥杂诗》。这首原列第一百二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九洲”指全中国，传说古代中国分为九个洲，这句的意思是“要使得全中国能够出现生气勃勃的景象，就得倚恃一埸如急风惊雷般的大变革。”

“万马齐喑究可哀”，究，毕竟。“喑”，声音嘶哑。“万马齐喑”，是引用的苏轼《三马图赞引》中的语句，说的是宋朝一匹高大雄壮的西域贡马，“振鬣长鸣，万马齐喑。”这里是比喻清王朝统治下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龚自珍个人资料：

性别：男

国家/区域： 中国近代

生日：1792年8月22日

行业/职务： 思想家、文学家

简介：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翻译：【注释】

1．这是《已亥杂诗》中的第二百二十首。九州：中国。

2．生气：生气勃勃的局面。

3．恃（shì）：依靠。

4．喑（yīn）：哑。万马齐喑：比喻社会政局毫无生气。究：终究、毕竟。

5．天公：造物主。重：重新。抖擞：振作精神。

6．降：降生。

【译文】

只有风雪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气，

然而朝野臣民噤口不语终究是一种悲哀。

我奉劝天帝能重新振作精神，

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

【写作背景】

道光十九年（1831年）岁次已亥，龚自珍辞官返乡，又去北上迎接妻儿，在南北往来途中，感于清朝朝庭压抑、束缚人才的情况，作诗315首表达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龚自珍的诗范文第4篇

摘要：我国哲学家对人的本性有诸多定义，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而当时“百家争鸣”，思想火花迸发的时代背景下，也同时出现了如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理论，其与孟子多次辩论均告负，但这并没有完全证明他的“人性论”为谬误。后人中，引其学术者，犹以龚自珍最为卓越。龚自珍在人性论上借鉴先人，又有独到见解。

关键词：人性论；性无善无不善；龚自珍

龚自珍的哲学伦理思想以人性论为中心，他明确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肯定告子提出的“性无善无不善”理论。他在《阐告子》中写道：“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矣；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知尧之本不异桀，荀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异尧，孟氏之辩兴矣。”这些理论，就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低位似乎要高一些，“性无善恶”也没有硬伤。龚自珍在这三种理论当中进行取舍似乎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告子与孟子在人性论上的争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具足轻重的地位。《孟子》当中有这样的记录，但似乎都以告子落败结束。在一次辩论中，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说食色就是性，这个根本命题是正确的。他说：“义，外也”，这也正确。但孟子并没有表示反对有待商榷的“仁内”说，而极力反对“义外”之说，孟子并没有对食色是性则表示异议。总之，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见解并没有被批倒。但除“仁内”之说外，告子也还只知道“生性”而不知“习性”。龚自珍认为孟子所犯的是一个极端性错误，他认为“性善论”乃是当时那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人论证三纲五常之合理性的理论依据。龚自珍的“善恶皆后起”的观点，对于批判先验的“性善论”和封建道德说教的虚伪性，具有积极意义。它揭穿了所谓圣人、君子“天生慈善”的神话，从而取消了他们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地位。龚自珍推崇告子的“杞柳”比喻，他也发现了孟子辩论中的诸多漏洞，孟子所言，含有“杞柳”做器皿违反其本性意味，但如何论证出并未提及。我们在这里是否可以猜想，此时正值壮年的龚自珍，生活在正直衰败颓废的封建王朝，他的心理变化最终导致了对于“性善论”的怀疑。性善所维系的“三纲五常”在他生活的年代似乎并未显现出何等优越性。现实社会的现象促使他寻找人性的真谛，而此时告子的性无善恶便是最好的出路。

在研究荀子的“性恶论”的时候，隐约可以发现告子的“无善恶论”对其有一定影响，甚至可以看作一个参考点。荀子言：“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又言“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为之性。”由此看出这是对于告子“生之谓性”的一种继承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荀子的这种理论借鉴与发展，龚自珍在阐述人性论的时候并未公开直接的反对荀子的“性恶论”。有人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进行有机的结合就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但是这两种从根本上对立的学说是无法进行融合的。龚自珍明确的反对“性善论”，对“性恶论”持不支持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某些想法。他所反对的恰恰是当时腐朽封建统治的基石。他的人性论，虽然来自于告子的“性无善恶”但又并非完全照抄，他认为，对“无善无不善”的人性本身，是无所谓改造不改造、教育不教育的。告子所强调的是人性在一定教育环境下具有可塑性，而龚自珍则认为教育环境虽然能使人为善或为恶，但它不能使人性本身得到改造。因为如果说人性本身可以被引导或改造，那就不是彻底的“无善无不善”了。当然，龚自珍所持的人性论还是抽象的，并没有真正说明人性的本质，但他把“善”或“恶”的道德范畴的内容看成是后天形成的见解，是具有真理性的成分的。龚自珍对于当时社会现状并不十分满意，他认为性本善是错误的，但是性本恶又过于偏激了，所以最佳的出路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

龚自珍所倡导的人性论，正是他做改良派先驱的一种思想表达。这在他的诗句中也有体现，《己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龚自珍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清王朝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龚自珍虽然也有一些改良思想，但是却拘泥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所怀念的是“康乾盛世”，却不能突破局限，思考打破这种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如果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是从善恶之别的角度来评判人性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的先哲们则是以人的“理性”为源头来构造他们的道德修养理论，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古希腊的学者都曾认为，人可以被称作理性的存在物，人在面对理性问题时，可以给予理性回答。正因为人有这种以理性为本质的行为机制，人才可以称为人。苏格拉底曾说，趋恶避善并非是人的本性，人的无知才是恶的源泉。所以，对于美德，苏格拉底所创的基本命题为“美德即知识”。他所说“美德即知识”中的知识，不光是有关整个世界的理念与善的知识，并且还是有关“自我的知识”， 这种道德意识是一种人的自我本质。

龚自珍的诗范文第5篇

代际归属

选择高洪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生成发展史”的研究对象,笔者深知这是一次冒险而严肃的旅程。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正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活动时态,前方尚有无限广阔的释义空间,而且,由于研究对象本身涉猎题材领域的广泛众多,也给最终确定其创作门类归属及其创作身份指认造成了障碍。笔者更愿意把《高洪波文集》看作是一部活动的当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充分探解其中奥义,探究这一代人在道统与仕统之间的文化传承,以及他们倾力把握二者之间平衡的能力,是这部《文集》提供给我们的精深奥义和价值所在。

无论是从代际归属还是文学史研究上的个案而论,高洪波都极具代表性。他既为创作者又处于管理层,对其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分析,就不仅仅要归于单纯以体裁题材划分类别的当代作家作品系列,而是要归于另外一个“典型文坛”序列:丁玲、周扬、赵树理、张光年、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郭小川、浩然……由这些士人先贤所构成的由“现代”到“当代”摆渡的文学史序列(李洁非:《典型文坛》),归入张天翼、严文井、束沛德等儿童文学作家和管理者的序列。由此,高洪波身份的象征意义和作品的隐喻功效才能凸显。

这代人,完全是新政权诞生之后出生的一代新人,没有上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在政权更迭和代际转换之时的内心纠结。他们从小写着“万岁”发蒙长大,有过鲜花明媚的少年时代,创作活动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经由作家协会这个体制批量打造和培养出来的文艺新人。改革开放的30年,是他们登上文学圣坛的盛世嘉年华。及至后来他们身处各个部门管理层,在社会主义文化生产链条中担负起承上启下的使命。

干部家庭出身的高洪波,少时富足而有优越感,曾为第二批而不是第一批入上少先队而深感郁闷。当同龄人当“知青”上山下乡插队改造时,18岁的高洪波又幸运地当兵进了军营,获取一条那个时代年轻人最光荣的出路。七十年代末转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由炮兵排长转身而为《文艺报》记者,从此开启文学创作生涯新的一页。如此看来,他简直应该算是“衔玉而生”了,所有的程序都已经事先预置,前程平坦,康庄大道一望无垠。按理说应该天真无忧,只需被按下“开始”键,就会自动按程序一览无余运行下去。

如果不是曾经有过的挫折遭际,如果不是“”乱世中他的家庭曾有过受冲击的伤痛经历,高洪波的创作面目和人生走向还是不是今天这个模样?他的文章和人格气质中还会不会有“避”、有遵奉一代巨匠龚自珍的“剑气”“箫心”这些机缘?

“剑气”与“箫心”

我注意到《高洪波文集》中多次提到近代史上一代文学巨匠龚自珍对他的影响,从学诗时的手书抄录龚氏诗文,到《文集》第八卷末尾的跋,他将创作的起源和归宿皆落于龚氏诗文的发蒙与蕴藉。

诗海浩繁,古义渊薮。高洪波独选择了龚氏诗文加以尊崇,且最深爱的又是龚自珍晚年辞官南归之时的《己亥杂诗》,不能不说是命数作祟。龚氏这部大型组诗的沉郁与感愤,彼时正跟年轻高洪波的心境相吻合。当其时,他为官的父亲遭受冲击,家庭正跌宕在运动挨整的不幸中。年轻的高洪波心有所悸,且心有戚戚,对龚氏诗文中“落花”“剑气”“箫心”领会颇深。更有甚者,他还将自己书斋题名“避斋”,正取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并请友人刻了一方闲章:“避斋主人稻粱谋士”。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说,虽然境界不太高,但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乃在生活中疏淡自在、与世无争的性情使然。

一个“避”字,是他对龚氏诗文旨趣的感受和体悟。“避”非躲避与回避,而是不相与争,免除无谓的争议和争斗,力求办实事,忌矜夸。而龚氏诗文中盘桓萦绕的“剑气”和“箫心”的中心意象,则铸就了他诗心的美学向往。剑气多慷慨,而箫心常缠绵。这些意象构成高洪波自身的美学追求和人格期待,其现世宗旨即为直面人生、勇担道义的责任感。

于万千诗文中,独撞上龚氏诗,并由此规定了命运和走向,如果不用《易经》里的运数来阐释,几乎很难从中解说。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假设:假如当初高洪波学诗时喜欢上的是屈原李杜白居易等等,后果又将如何?气质决定诗心,如同性格决定命运。即便遭遇上或者曾经遇逢过那些人,倘若气场不相接,也会如风过耳丝毫不受影响。学诗途中,惟龚自珍之“避”之“剑气”之“箫心”,最能令他领受和会心。

有了“避”“剑气”“箫心”三柄长剑指心,姿态纷呈洋洋八卷本的高洪波诗文面目端的是清明俊朗!

从20岁时在军营发表第一首《号兵之歌》开始,到结集数卷本的诗集问世,其间无论状写边塞、军旅、咏史、怀古,还是感遇、唱和、思辨、抒怀,时时能见峥嵘激烈,继而可闻悯世伤怀。他的诗,着眼于比兴寄托,非显其辞采的华靡和意象之雕润。看似平淡疏朗之句,然“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人常御风而行,行吟泽畔,诗出每每能与人同忧,与花鸟共乐。高原红土,边陲小路,洞房花烛,求学偶感,俄国纪行,雅典春天……都能让他倍感“人海茫茫,诗歌荣光”(《文集・诗歌卷》)。其写境状物,尤其志深笔长。

高洪波的散文随笔,与诗同源,谈天说地,往来酬唱,承袭古风,博通今雅。尤其那些玩砚弄墨、拜玉藏石的鉴宝之作:《砚友》《书斋石》《玉缘》《琥珀,琥珀》《欢喜佛》《米什卡》……最能显其造化,已玩出很深的境界,颇有刘伶醉酒、渊明爱菊、东坡玩砚、米颠拜石之风,一度曾快要接近丧志败家炫技的段位。却不知怎样一个机缘,让玩兴正酣的藏家戛然止步,一个华丽转身,重回儿童文学领地,加入“洪波金波大男婴创作群”搞低幼写作去了!

赤子之心

高洪波最后选择软着陆于童书写作且是低幼写作领域,率领一帮正在吃奶的孩子,咿咿呀呀,与鸵鸟对视,跟大象欢歌。于观局者看来,这一盘棋,当一系列高难度的技术动作“飞”“跳”“提”“尖”“劫”完毕之后,大模样已经派定。余者,只需谨慎若愚、守拙,步步为营沉稳官子,前方胜景基本不会有什么改变。

高洪波正是选择了当初落子布局的金角银边之地作为快乐收官之所。八十年代的鲁院与北大联办“黄埔一期”作家班里,他正是以儿童文学作家身份选入的,且是惟一一个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作家。如果说,八十年代初为人父步入儿童文学写作领域时,高洪波还是“平调”起步,一切皆出于自在、自然的生命冲动;那么,新一轮他的“高调”重返,就已经是自觉自主的生存选择了。当高层的文艺领导者身份给自身的写作造成了难题时,高洪波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且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重返熟悉的儿童文学领地就成了此时最好的选择。

在外人看来,这不啻为是一次巨大的文学和政治上的冒险。彼时的身份已经跟20多年前起步时不可同日而语。再回原点,大人物而写小小文,如何降低姿态呼朋引类?作品又将遭受如何评判?再则,于陈冗繁缛的行政事务纷扰中,如何还能调整心境进入清澈透明的童书写作之中?须知,童心视野里可是最揉不进半点旁骛、些粒微尘的。

我相信,对高洪波而言,这不单是一次写不写、怎么写以及写什么的有关体裁题材上的选择,这也是他周旋于群僚之中缓释生存压力的一次非凡努力。以赤子之心,童真之气,来平和、中正俗世烦扰和喧嚣,是为其此时写作的终极目的与目标。他自己也曾说过“童心是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恩赐”。童书写作,在某些人那里可能只是不经意的爱好、稻粱谋的手段、畅销的法宝,在他这里,却是昭示心性、灵气的通道,是安身立命经世治国之大要。

凡跟高洪波打过交道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赤子之心”是离高洪波人格特征最近的品性气质。儿童文学界几位年轻朋友都爱称洪波老师为“任性的大男孩”,说他“天真纯朴,而且内心清澈阳光”。

写童书之于他,绝无牵强之迹,而是浑然天成,充满生趣与快慰。《孟子・离娄下》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也有“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句。曹雪芹《红楼梦》的释义,更加贴切:“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

正是这“不忍”,成就了一个赤子之心的“大男婴”童书作家。他写幼儿故事,编童话和儿歌,同时亦书写儿童散文、小说、评论。他的幽默儿童诗集《懒的辩护》,多次再版,“板凳狗幼儿童话系列”已经成为《幼儿画报》上的超强品牌。用句网络上流行的话说,“哥写的不是文学,哥写的是寂寞”。哥写的也不是小鸭、小鹅、板凳狗和西瓜船,哥写的其实是大隐隐于朝的桃花源!

在童书写作这方圣土和乐园里,一个大象般的巨人顽强地葆有心灵纯净并令人信服地保持着高度天真。

不可否认,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作家,高洪波的知识结构、承继谱系里,有着前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他的诗歌中也能见到郭小川诗浪漫抒情的影子,散文里隐约得现杨朔散文的深情隽永。因领悟了龚氏诗文的“避”,领受了“剑气”与“箫心”,有了赤子之心的情怀萦绕,故而,他的诗文才有效避开前者因时代局限而赐予的战斗式豪情,也没有陷入后者往复三折“愿变成小蜜蜂”式的布局模式窠臼。

他的为人为文,境界通透,宽和的背后是犀利,一笑置之深处是对世事的洞幽烛微和莫须与辩。“避”字当先,他很少臧否,也免露机锋。然而一旦到了需要表明立场时绝不含糊。如对当年那场可笑的“大陆卷起金融财贸小说梁旋风”的批评,及至出手时也是直指七寸。

而多年的诗情历练,也使他的文思敏捷、倚马可待,常于瞬间出奇字奇句。笔者对此曾多有目睹。仅举一例:某次受邀去河北笔会,行至赵州桥,导游介绍赵州儿女多奇志,仅唐代就出宰相17名,历代进士不计其数,尤其是,新近赵州俊杰名录上,隆重刻有铁凝主席芳名。言毕,请留墨宝。领队副主席高洪波不假思忖,浓墨挥毫,提笔落下“一桥通心” !铺天盖地,几个大字,砉然响然,奏刀d然!当其时,我正立于他身后,见字,不由使劲剜了他一眼,再剜一眼。思忖:从此,却要重新打量眼前这个笑意常挂脸上的貌似宽厚人儿了!一管软笔,却能奏出比庖丁解牛还要硬的惊心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