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故事范文第1篇

一进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许许多多书本，什么百科类、文科类、儿童读物……应有尽有，真是书海浩瀚，扑进去其乐无穷！

其中《徐悲鸿学画的故事》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被文中感人的情景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这本书。当我在读这本书时，眼前不断地浮现出徐悲鸿年轻时在巴黎学画的情景。

当时，有许多外国学生看不起他，徐悲鸿下定决心跟他们比试比试，从此以后，徐悲鸿就更加刻苦学习，一年后，皇天不负有心人，徐悲鸿终于画出了出色的油画，受到了法国有名的艺术家拉蒙先生的好评，他还多次在绘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巴黎的美术界。他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这本故事还告诉我们，只有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克服种种困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读了这本故事，我不禁想起了刚放暑假的时候，爸爸找我的问话，教训我说：“你看你写的字，一塌糊涂，还比不上子怡（我的表妹）写的呢。”想到这儿，我非常惭愧，难道我的字真的写得差吗？我不甘心，我要象徐悲鸿一样下定决心，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有句名言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会把字练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我要让爸爸妈妈有我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自豪！

徐悲鸿那刻苦的品格是多么令人钦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那样刻苦学习，

徐悲鸿的故事范文第2篇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提起徐悲鸿，她又变成了那位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而我们则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大师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是，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女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不料，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去世后她重新开始的情感经历。

有一次在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这个军官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他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军官终于鼓足勇气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对方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军官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徐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50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徐悲鸿的故事范文第3篇

在艺术品市场中，徐悲鸿的作品也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和时间的考验，直至今天高价频现。但由于市场混杂，也不乏有作伪现象的存在。

国画市场

早在民国时期，徐悲鸿的画作就已是众人争夺的对象。1915年，20岁的徐悲鸿为《谭腿图说》所绘的100多幅体育挂图，首次得到的收入仅30元；而1942年他在大理为抗战义卖的50余幅绘画，收入达两万多银元；其所绘的马每匹300块银元，而当时80块银元便可在大理买一匹活生生的好马。

至上世纪60 年代初，徐悲鸿著名的国画《松鹰图》在大陆售出价为230元。进入80年代，徐悲鸿的作品在香港已有固定的价格，一般每幅作品价格在5万元。

马是徐悲鸿一生中最爱描绘的题材，其笔下的马被赋予了充沛的生命力。上世纪90年代，徐氏有关马的作品就已扶摇直上，屡创佳绩，在1993年苏富比拍卖会上，他的《五骏图》以332万港元成交，创当时徐悲鸿中国画作品最高价。

此后的拍卖市场上，徐悲鸿单匹马的价格达到数十万元，即使单匹回头马和吃草马也常常在10万元以上，上百万元的作品逐渐增加。2002年翰海推出他的一幅《奔马图》时，受到了各路藏家的热烈追捧，最后被一藏家在82 万元的价位上一槌定音，如果加上佣金合计高达90.2万元，创下了当时徐氏单匹马市场最高价。

时隔二年的2004年广州嘉德夏季拍卖会上，徐悲鸿之子徐伯阳提供的《奔马》由于在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等多个展馆展览过，所以不少买家颇为看好，该作从30万元起拍，经过几十回合激烈的竞争，最后在170 万元的价位上一槌定音，若是加上佣金合计高达187万元。2006年北京荣宝拍卖会上，徐悲鸿1948年画的一幅《奔马图》受到各路藏家的热烈追捧，出人意料地以352万元拍出。2005年5月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场上，一幅《古柏双骏》以975万港币的高价落槌，成为徐氏马题材的第一高价。2009年上海天衡推出的《神骏图》（一匹马）获价高达896万元，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除马的题材外，徐悲鸿也常画其他的动物，主要有鸡、喜鹊、麻雀、雄鹰、灵鸳等。鹅、猫、雄狮也偶尔为之，赠与挚友与学生，市场上流通的作品不多，一旦出现价格不菲。以狮子题材为例，上海国拍上拍的《狮蛇图》，曾以264.62万元人民币成交。香港佳士得的秋拍中也以 437.6万元人民币拍出徐的一幅《醒狮图》。

相比其他题材而言，徐悲鸿人物画最为稀少，而正是为数不多的人物画屡屡刷新其拍卖成交价格的纪录，如他的《南海先生六十行乐图》在1998年翰海拍卖会上以225万元成交。

徐悲鸿的书画成扇存世数量也很少，一把 《诗经・小戎》成扇，拍场上曾估价 40 万至 50 万元，最终拍到了270.25 万元，是所知最贵的一把徐悲鸿书画成扇。此扇绘画一面为水墨纸本，另面为金笺题诗。徐悲鸿书画成扇历年拍场上出现的可靠者仅十余把而已，而其中有故事者更未见。

分析2001-2012的十年来徐悲鸿国画各方面的拍卖数据，可以发现徐悲鸿国画平均价格的一些变化趋势。国画方面，在2001年的春拍上，其国画作品的平均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在6月份每平方尺的均价达10.9万元左右。而在2000年的春拍上，其国画作品每平方尺约为4万元。2001年至2005年秋拍之前这段时间，其国画作品平均价格的变化波澜不惊，整体呈上扬趋势，其间也有过2002年底每平方尺约12.4万元的小高峰。直到2003年秋拍，其国画作品的平均价格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2003年底达到了每平方尺约15.5万元的新纪录。2008年至2012年间其国画作品平均价格的变化幅度较大，但整体亦呈上升趋势。

油画市场

徐悲鸿的油画表现也不俗。由于其油画作品创作量较少，又经过战争和各种政治斗争，幸存下来的作品更少，最后能够流入拍卖市场的就屈指可数了。故而一旦有代表性的油画作品出现，市场的反映就十分火热。

徐悲鸿的油画作品价格在同时代画家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甚至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1999年11月，徐悲鸿的经典油画《奴隶与狮》成为热点。该画创作于1924年徐悲鸿留欧时期，是目前所见其最早的主题性油画，体现当时画家对油画语言的综合性把握，其人道主义精神与当时国内的启蒙运动精神遥相呼应。2001年，徐悲鸿取材于唐代传奇的油画《风尘三侠》在“香港佳士得”以664.5万港元、约合人民币 704.4万成交，高出估价8倍，创徐悲鸿个人及中国油画拍卖纪录。

事实证明，徐悲鸿的油画作品有着巨大的市场价值。此后，它不断刷新了中国油画作品价格的纪录，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市场上成交纪录的神话，且涨幅十分惊人。如在2000年中国嘉德在线拍卖中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以 250万元被一台湾买主购得。事隔六年，当这幅作品再次出现时，竟获得了3300万人民币的成交价。又如2003年在广州嘉德拍卖的徐悲鸿的油画人体《浴》成交价是599.5万人民币，而同幅《浴》在2006年北京保利的春季拍卖会中也获得了990万元的成交价。仅仅三年，投资的回报非常丰厚。

2002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中的那张徐悲鸿的《凭桌》，以徐悲鸿夫人蒋碧薇为原形。充分体现了徐悲鸿高超的写实技法，女子身后有桌子、鲜花、书、花盆及水杯等景物，均逼真自然；少女肤色白皙泛红，乌黑的头发，正静静地望着画外的观者，神情娴雅。此画在2002年就拍出了286万元的高价。

又如2005年秋拍中的《珍妮小姐画像》， 画中的她身穿旗袍，安坐在藤椅之中，和顺的阳光从窗外散落在她的脸上，面容恬静，姿态端庄典雅，仪态大方，传神阿睹， 呼之欲出，尽显东方女性温柔娴静之美。同类作品还有《戴花环的女子》、《琴课》、《自画像》等，也分别以132万、165万、205万人民币成交。

由于徐悲鸿油画数量不多，加上其是中国油画开拓者、实践者，又是西方油画传播者，对中国油画事业的贡献无可替代，其油画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因此也具有很强的社会购买力，同时也造就了高昂的市场价格。

2006年，海内外市场刮起“徐悲鸿旋风”，其油画屡创天价，10件作品成交总额1亿多元。在6月北京翰海春拍中，被称为徐悲鸿“艺术顶峰时期代表作”的油画《愚公移山》，经28轮竞价终以3300万人民币成交。至2011年，徐悲鸿《巴人汲水图》更成为拍卖市场的“领头羊”，以1.71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中国近现代画家作品拍卖世界新纪录。以上油画人物作品深受西方历史画的影响，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形神兼备的形象开拓了中国油画创作的新领域，被视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目前，徐悲鸿已成为油画市场的“龙头股”，有多幅作品价格在5000万元以上。投资者皆以徐悲鸿作品为低风险，高收益品种。因为市场的结果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作品的回报率的乐观。

我们再通过对徐悲鸿 2007～2011年的成交纪录可见，其油画上拍虽件数不多，但成交率、成交价、总成交额均十分显著。徐悲鸿的油画以突出的市场价格成为超值符号，因此具有标志性意义。至2008年，徐悲鸿油画流入拍卖市场的仅80余件，不足其国画量的十分之一，但总成交额却接近国画的二分之一，突破了3亿，成交率高达81%。

尽管徐悲鸿的中国画成就很高，尤其奔马等题材为大众所熟知，但因所作油画比中国画流通量小、精品多、功力深、应酬作品少，故就整体来看，其油画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比重。

伪作概况

徐悲鸿的绘画因功力高、影响大及传世品少，所以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般每平尺已在10万元以上。然而，现今市场上他的拍品，十有八九是仿作，更别提是精品了。

目前拍场上的徐悲鸿伪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真迹为本原样克隆， 照搬照抄，与真迹构图、用笔、设色均如出一辙，此类赝品为数最多；第二类则是改头换面，东拼西凑，此类赝品为数不少；第三类属于无中生有，向壁虚造， 即不以真迹为范本的完全臆造，此类赝品虽然为数不多，却最具欺骗性，目前市场上几张百万元高价拍出的牛和马画作即属此类。

赝品中以动物画最多，且又以骏马为最，往往据真品图录翻版克隆仿制而成，水平大多粗制滥造，真伪较易分辨。因徐悲鸿对创作格外认真，他的作品绝非逸笔草草之作，也从不胡涂乱抹赠人，所以他一生创作并保留下来的真品，数量十分稀少，大部分作品与名品皆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计有1200余件。另有少量真迹藏于国内外藏家手中，都被视若珍品加以收藏。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兴起， 大量徐悲鸿伪作出现于拍场， 尤其近一两年因市场异常火爆，其赝品更是泛滥，且伪作面貌品类繁多，从油画、素描到书法信笺，从仕女、 竹子到走兽禽鸟，无所不包。前几年以仿制其最有名的马为主，近两年则一网打尽，无所不仿，牛、狮、鸡、猫、鹅、喜鹊、鹰等全都“现身”市场，连他极为罕见的作品都难以幸免，令人慨叹。

如上海某拍卖公司春季曾大拍 《立马图》，成交价39.6万元。此拍品与徐悲鸿纪念馆藏《霜草识秋高》简直如出一辙，纯属克隆之作。拍品无论布局构图、马之姿态，还是笔墨勾勒点染上，与真迹均极为相似。但往往越是这等克隆雷同之作，越易露出马脚，与真迹两相对比，真伪一目了然。真迹比例准确，勾勒精良，线条遒劲有力，用墨层次丰富多变，堪称笔精墨妙，一气呵成；反观伪作， 用线苍白无力， 怯弱犹豫， 墨色尤其缺乏层次， 真迹中用墨最浓之处，如马腿、马肚、马背、马颈等统统没有表现出来，故而毫无真迹墨色既丰富多变而又反差分明的艺术效果。

此外，造假者或伪造假著录，或让赝品参加一些国外并不权威的一些所谓“大展”，使其名正言顺，最终用这些根本不可信的图录来蒙骗买家，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也有一些作品是后来加工重画过的。如北京某家名气很大的艺术品拍卖机构以天价拍出徐悲鸿的一件油画作品。该作品的确出自徐悲鸿的手笔。可是由于保存不当，该作品受损严重，画面上只留下了斑驳的笔痕。而被拿到拍卖会之前，那件油画被加工过，由于原作上很难看出形象，所以加工的过程几乎等同于重画。若是加工者真的有能力再现原作的风貌，这样做倒也无可厚非，但从最后的效果来看，作者的水平远远达不到这一水准。因此，从艺术欣赏角度而言，该拍卖品根本体现不出徐悲鸿的风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作品更没有多少意义。

徐悲鸿的故事范文第4篇

1953年9月，初秋时分，当时已是台湾知名画家的孙多慈女士，来到美国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新、旧画友见面，大家格外高兴。不料，就在这一天，她又与大画家徐悲鸿的前妻蒋碧微相遇。蒋碧微在1938年与徐悲鸿离婚时，得到了他的100幅画作，再跟随要人张道藩到台湾，两人长期同居，过着富裕的生活。蒋碧微在纽约见到孙多慈，表情淡然地告诉孙多慈，前不久徐悲鸿已在北京去世了。

突然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刚才还满面笑容的孙多慈，竟当众昏厥了过去。回去后，又关门哭了三天，后来还当着她丈夫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孝三年。

人们只知道孙多慈在青年时代与自己的老师徐悲鸿发生过一段浓烈的恋情，由于她父亲孙传瑗的坚决反对，二人忍痛分手。但人们想不到的是，孙多慈虽另嫁他人，又相隔两岸，久未联络，她对徐悲鸿思念还表现得如此真挚与痴情，算得上是一般古今中外均属罕见的爱恋绝唱！

孙多慈是徐悲鸿的女弟子，又名孙韵君，1913年生，出身于皖东寿县的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大臣，声名显赫。父亲孙传瑗饱读诗书，曾长住南京，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

1930年暑假，17岁的孙多慈报考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却没有考取，就以旁听生的身份到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跟当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没想到她刚开始学画，竟然得到徐教授的赞赏。这时的孙多慈，同是安庆老乡的作家苏雪林曾这样描写她：“一个青年女学生，不到二十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又说，“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徐教授眼中，她也是这样地美丽可爱吧？

当年11月，徐悲鸿便为孙多慈画素描稿。画稿上的孙多慈，短发齐耳，脸盘如月，两嘴紧抿着，表情淡然，有少女学生的清纯，也有小城少女的朴实。素描稿右下方，徐悲鸿留下一段文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最后落款是“庚午初冬，悲鸿”。

其中，隐约可见对孙多慈的爱慕之情。

当时，徐悲鸿已35岁，有一双儿女，有个同居多年，却一直不注册的事实妻子蒋碧微。

尽管徐悲鸿多次向蒋碧微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当时无论是在蒋碧微的眼里，还是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

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孙多慈继续在中央大学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孙多慈―行几十人便在他的带领下到天目山与黄山等地写生。据说写生期间徐悲鸿与孙多慈可能由于久别重逢之故，一路上很是亲密，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议论，甚至还被一位云南籍的同学偷偷地拍到了一张二人在某山间僻处接吻的照片。

徐悲鸿在南京傅厚岗的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而蒋碧微得知此事，却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佣人折苗为薪。

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痛心不已中，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

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深情，大多通过画作来表现。最有名的，当是纪实性油画作品《台城夜月》。天际皓皓明月，远处隐隐台城。画面上，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侧立其左。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眼含柔意，脸浮温情。绕在脖颈间一方纱巾，随风诗意般飘动。台城位于南京鸡鸣山南，远可眺玄武湖全景。《台城夜月》原本放在国立中央大学徐悲鸿画室里，只是让蒋碧微发现了，气冲冲将它带回家中。这幅画是在三夹板上画的，收无法收，藏无法藏，徐悲鸿在家里看到这幅画，既刺眼也刺心。而蒋碧微却用这样的方式，向徐悲鸿公开叫板。后徐悲鸿的好友刘大悲请他为父亲画像，徐悲鸿只好乘机忍痛将《台城夜月》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肖像……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感情究竟有多深，无人可知。只知道徐悲鸿有一方闲章，章上刻有四个字，上是“大慈”，下是“大悲”。这里的“慈悲”连得特别好，“慈”，就是指孙多慈，而“悲”，则是徐悲鸿自己。至于“大”，他是想说，两人之间的爱恋，大而无疆，大而无涯吧。这也是徐悲鸿对孙多慈最直接的表白。

由于蒋碧微的吵闹和同学们的议论纷纷，孙多慈在中央大学无法再呆下去。未及毕业，便不得不匆匆离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

日本侵华后，中国很多家庭都在逃难。徐悲鸿的家、孙多慈的家、郁达夫的家、许绍棣的家都挤到了桂林。年底，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因丈夫关系而认识了教育厅长许绍棣等人。许绍棣当时对王映霞特别关照，而使她留下好印象，于是为孙多慈做媒。许绍棣是浙江临海县人，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人遂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许绍棣在1928年后担任过数年的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一方政要。

孙多慈已25岁，但与许绍棣相处后又心生许多思虑。几经思想斗争，她终于背着父母，给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执教的徐悲鸿写去一封长信，说举棋不定，很苦恼。

这时，徐悲鸿与蒋碧微的感情已近破裂。孙多慈的信，让他感觉意外之际，思绪大起波澜，偷偷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百感交集。最后他给孙多慈写了回信，好言安慰。

4月初，徐悲鸿即赴长沙会孙多慈。这对师生恋人在火宫殿小馆子里吃了顿油炸臭豆腐，外加苏南风味的肉馅馄饨，而后乘一辆黄包车冒着淅沥春雨同游湘江北岸的岳麓山。

在岳麓书院外古山亭上，孙多慈说，是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的媒，并坦承自己并非喜欢这个男人，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

徐悲鸿心境黯然，只能提醒孙多慈：“我见过这个人，他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因在行文通缉过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

但孙多慈却认为，她在丽水时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

见孙多慈为许绍棣辩护，徐悲鸿一时无话了。但是孙多慈又表示，她愿意再等一年。待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婚后，即与他同结连理，是可以随时写信回绝许绍棣的。

徐悲鸿深知，孙多慈父亲最在意自己的婚姻状态，于是他其后于1938年7月31日在《广西日报》登出告示：

“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岂料孙传瑗看到报纸告示后，仍一口回绝：“徐先生和我女儿是师生，要想打破这层关系，我是决不许可的。”

孙多慈是个遵从父母之命的孝女，闻父此言后在桂林大病一场。她只有按父亲的旨意离开徐悲鸿。她狠下心来，中止与徐悲鸿的书信联系，带着无奈的心情与许绍棣交往。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孙多慈于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了台湾，后成知名画家。其实当年徐先生真的没看错，孙多慈是多才多艺的，她不仅油画、素描、国画等艺术造诣很深，而且在书法、文学上也具有相当功力，在台湾的每次画展都有书法作品同展。她在台湾艺术学院任教，1963年任该院院长。她的心中，或许就只爱着徐悲鸿，却一直和许绍棣生活；她无时不思念徐悲鸿，却再没有与他联络。

徐悲鸿后来与他的学生廖静文结婚，生活平和幸福。徐悲鸿已成当代画坛巨匠，他的巨幅画作，如《放下你的鞭子》、《奴隶与狮子》等，后来拍价都在6000万左右，《愚公移山》也拍到了3000万以上。

离开徐悲鸿后，孙多慈一度对作画消沉，徐悲鸿对此十分焦虑。孙多慈依照徐悲鸿的嘱托，事后拿起画笔，至死也没有放下。台湾的女画家中，极少有孙多慈那样能画大幅主题油画的，如《天问图》、《春城无处不飞花》、《孔子画像》和《黄兴马上英姿》、《黄兴与夫人徐宗汉》等，被台湾历史博物馆、华岗博物馆和大成馆收藏。她的画浓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

她到台湾后，一直在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先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曾获美国国务院之邀，多次赴美讲学；也曾应邀赴伊朗举办画展，受到国王巴列维与皇后赞赏；还赴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作访问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系成立，她任系主任。1951年在台北举办个展，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她在台湾的学院里精心培养了许多的美术人才。这些学生也知道，他们的女老师曾经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因而许多人认为，他们是直接受益于徐悲鸿先生。

孙多慈去巴黎时，在徐悲鸿留学的地方流连忘返。她也曾前往新加坡，在江夏堂体味徐悲鸿办展义赈的民族情感，了解徐悲鸿接到她的信的真实情境。她到美国看望旅居纽约的王少陵，在客厅悬挂的玻璃镜框里，看到徐悲鸿的一幅手迹，怦然心动。

王少陵告之，当年他去北京，返美前去徐悲鸿家告别。正在写字的徐悲鸿，要画幅画送他，但赶飞机来不及了，他就要了这幅墨迹未干的诗，由徐悲鸿题上了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小诗录以少陵道兄悲鸿”。孙多慈一字一字读着，心酸难抑，泪水夺眶而出。

孙多慈当然熟悉，这是徐悲鸿赠她的。她曾寄给徐悲鸿一颗红豆和一条绣着“慈悲”两个字的手帕。徐悲鸿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寄还给她。徐悲鸿写给王少陵的是第三首。之前还有两首，其一：“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其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诗句还在，锦书难托，天地相隔，遗恨无尽。

悒郁的孙多慈1975年3月因患乳腺癌病逝于美国洛杉矶，时年62岁。知情者说，孙多慈的深厚修养，无法驱散她对徐悲鸿的思念与刻骨的忧郁，这才是她患癌症的真正原因。对于孙多慈的去世，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感慨地说：“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徐悲鸿的故事范文第5篇

                       宋天宇

    徐悲鸿（1895-1953年），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对于徐悲鸿的爱国情怀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

一、徐悲鸿的异国思乡情：

徐悲鸿于1919年到法国朱利安画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特别注意对素描的训练，这为他以后的油画中的表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曾以他的妻子为模特创作了大批具有思乡情感的作品。他特别注重西方油画和中国画意境之美的结合。其代表作品《箫声》对优化的中国特色进行了一次完美而充实的表达。此作品在构图、色彩、笔法甚至思想、情趣和笔墨情趣上，都蕴含着浓郁的东方绘画精神。画面中女子忧郁的眼神所流露出的思乡之苦慑入心弦，那无声的泪水仿佛已溢出画面，而画面中的箫声则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美的享受，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质的完美体现。徐悲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艺术的真谛，心中割舍不掉的是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

徐悲鸿在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挑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二、徐悲鸿游子归来的爱国情怀：

1927年，徐悲鸿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秉承欧中绘画的经典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其中较为经典的是他于1939年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该作品是徐悲鸿现场观看王莹的表演的一部戏而被戏中的爱国精神感动而创作的。这部戏讲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以卖唱为生的故事。在表演时，女儿准备提桑，却因饥饿而晕倒在地，老父亲却拿起鞭子抽他，这时有位愤怒的青年高声一喊，“放下你的鞭子”，并夺下辫子。老父亲和女儿诉说了日本侵华的行径和沦落他乡的艰难生活，激起了观众强烈的抗日救国的情绪。由此，徐悲鸿创作了大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在创作中对民族风格进行了深入探索，有意将中国美术和艺术精神融入其中。比如，他虽然对人物的脸部和手部进行的较为写实的刻画，但在衣服的表现上却用了中国画中的写意的方法。此外，主人中的脚部也也有明显的写意成分，再加上衣服的色彩本身就是中国水墨画的特征。画面的表现既有西方油画的写实精神，又有中国艺术美学中写意的笔墨韵味。背景中的街道和农民形象使人倍感亲切，体现出中国老百姓的质朴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徐悲鸿以表现中华情感为己任，其作品流露出他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

三、徐悲鸿的抗战爱国情怀：

1934年，在中国东北三省沦陷、国难当头之际，徐悲鸿为了鼓励中国同胞，创作了《新生命活跃起来》。画面中瘦骨嶙峋的雄狮侧身腾空，飞跃到三座大山之上。其中雄狮代表了贫苦且力量弱小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依然奋力一搏、决不放弃、斗争到底、取得胜利的决心，画面中三座大山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画面中的松树、山石朝着雄狮的方向倾倒，再现了中华民族势不可挡的精神力量，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

1930年，徐悲鸿以大型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油画《田横五百士》，画面长349厘米，宽197厘米。《田横五百士》所描绘的是《史记·田丹列传》中的农民起义领袖田横在刘邦称帝后，将到洛阳招安，他手下忠心的500名战士为他送行的情景。田横是秦代末年齐国的旧王族，继田檐之后为齐王。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小岛上，刘邦听说田横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去说服田横，赦他的罪，召他回来，欲封其王或侯，否则威胁将要诛灭他们。但田横在走到“尸乡”时，终因不肯屈服于刘邦的淫威而自杀。岛上五百壮志得知后也随其后而自杀，表现了田横及其子民的“威武不屈”的“高节”，这也是千百年来，优秀中华民族的许多仁人志士所拥有的、当民族处于外忧内患之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高节”。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不屈的激情。田横身着红袍，挺胸昂首，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他的眼睛里闪着凝重、坚毅、自信和视死如归的光芒。壮士中白发老者沉默低首，垂髫者掩面而泣，忧伤无限；远处更多的勇士在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的离去。一瘸腿老者，右手拄杖，左手微伸，眼神中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似再向田横做最后的劝说。执剑的壮士，无助和悲戚的目光射向画面之外，他们仿佛已感觉到这已是最后的诀别。在田横身侧画面的右下角，一个少妇和一个老妪身拥着一个幼童昂首注视着田横。画面着重刻划了不屈的激情，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徐悲鸿创作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开始在中国横行，徐悲鸿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

1942年至1946年期间成就了大量佳作，并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

“皖南事变”时，徐悲鸿怀着愤怒的心情，在盘溪中国美术学院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画了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之上，竖立两耳，怒睁一双像手电灯泡那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扑鼠状。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写在画幅的上角："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

1942年秋天，中国美术学院地址选在盘溪石家花园石家祠，每天清晨，徐悲鸿步行去嘉陵江边，在小摊上买两个烤红薯当早餐，然后坐渡船过河到沙坪坝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课，中午始回，下午和晚上在此作画。徐悲鸿过着艰苦的生活。吃集体伙食，和大家一起吃包饭，吃的常常是发霉的"平价米"，喝的是田里的水，点的是煤油灯。

在一个除夕的夜里，徐悲鸿怀着国破家亡的愁绪，独自徘徊在嘉陵江畔，目睹一个捡拾破烂的老妇，便把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掏给这位老妇。回到盘溪后不久，他在画中刻画了一个衣衫褴褛、身背竹篓、拄杖寻觅的《巴人贫妇》。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惶恐不安的眼神，流露出极度的饥饿。

 马是徐悲鸿绘画的标志性题材，他笔下的马千姿百态，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并且他的奔马往往因时因事有感而作，激情寓于笔墨间，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徐悲鸿的马以《奔马图》为代表，此《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他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国之情。

同时，徐悲鸿不仅用自己的绘画作品来激励中国人民，还在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多次义卖画展，所得的财物全部捐献用于抗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