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小报范文第1篇

早期的童诗之旅

圣野早在金华蒲塘读高中一年级时，就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前线日报》副刊“学生之友”上，以周大鹿原名，发表了平生第一首儿童诗《怅惘》。不久，居然得到了一元钱的稿费，令他喜出望外，赶紧到附近的民智书局买了一本萧红的诗体自传小说《呼兰河传》，一得空就到村后的小山坡上大声朗读。又巧遇青年诗人畸田，给圣野寄来了一册艾青诗歌的手抄本，令他捧读不舍。因身在蒲塘，圣野还斗胆与一位爱诗同学组织了一个叫“蒲风”的诗社，他哪知道，真有一个叫蒲风的诗人，却从未读过他的诗。可见“初生牛犊不怕虎”。读初中时，圣野在五哥槐庭的帮助下，读到了冰心的不少新诗，以及徐志摩的许多诗，他特别钟爱那册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的诗选集《雪朝》。读高中一年级的圣野，在爱上萧红小说的同时，又在民智书局购得胡危舟、鸥外鸥主编的《诗创作》，从中读到了艾青、田间的诗。一九四七年起，他与儿童文学作家鲁兵一起，业余担任了《中国儿童时报》的文艺编辑，负责儿童文学版，这就进一步密切了他与孩子们的联系。如此，圣野渐渐摸到了写童诗的门路，且大着胆向上海《新民报》副刊“夜光杯”投稿，儿童短诗《他睡》和一组散文诗《感情的花朵》等竟意外得以发表。此后，《浙江日报》副刊“江风”，《当代日报》的“学生园地”，《天行报》副刊“原野”等一批国统区的报纸副刊，常常刊用他的诗稿。《天行报》的编辑史坚还约他一同主编“原野诗辑”，并以每期赠送三百份作为报酬。乐于以诗会友的圣野，将诗报广赠诗友，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便日益扩大。

一九四七年八月，圣野先生的第一本儿童诗集《啄木鸟》问世，以“旗社诗丛”的名义出版发行。诗集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一只大大的啄木鸟正在啄树干上的害虫，简洁扼要地点明了主题。收入集子的五十七首短诗，已初步显示出圣野儿童诗的特色。他写《蜜蜂》：“我们/一群向春天出发的/美丽的/采访员/我们介绍/花朵与花朵/结婚/把花朵的/一份心底的/最甜的感谢/带回来”。此诗用的是拟人法，读来亲切有味。集子中有一些讽刺诗，亦以儿童口吻写出，如讽喻当局滥发贬值纸币的《印钞机谣》：“印钞机/摇呀摇呀/白的进去/花的出来。印钞机/摇呀摇呀/信用进去/强盗出来”。这些诗，是圣野儿童诗写作的最初成果。诗评家刘岚山看到《啄木鸟》后，用方元笔名在《新民报》副刊“夜光杯”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推介文章，这是对圣野儿童诗最初的评论文字。后来圣野才知道，身为"夜光杯"编辑的刘岚山，是大量采用圣野诗文的责任编辑，每每接到诗稿，他就马上送审，负责终审的原来是著名诗人袁水拍先生。

一九四八年三月，圣野接着出版了儿童诗味更浓的《小灯笼》，列入“小草丛刊”第二辑，同辑出版的还有鲁兵的童话寓言集《桥的故事》等。圣野的这部儿童诗集，计三十六首，都以“小妹妹”为小主人公。这些诗，展示了更多的童心、童趣、童情，是儿童文学园林中格外亮眼的一束迎春花，既充分展示了圣野儿童诗的写作才华，又显示其亲切、生动、贴切的儿童诗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儿童眼里的大千世界。这册《小灯笼》诗集，得到颇多赞誉，著名九叶诗人唐亦在《中国儿童时报》上专门写了诗评。

一九四八年，诗人田地、黄耘在青岛主编《星诗丛》，圣野以《列车》为书名，出版了第三本诗集。这时的圣野，因与史坚合作编《天行报》的“原野诗辑”，得以结识公刘、田地、徐朔方等一大批诗人，视野更开阔。那时，沙鸥在上海编《新诗歌》，曹辛之编《诗创造》，吴在湖南《国民日报》编“诗与木刻”，苏金伞在河南编《诗之页》等等，圣野与他们取得广泛联系，以十来个不同的笔名，轮换着发表作品，是当时相当活跃的青年诗人。从《列车》的几十首诗作看，圣野的诗创作显然有了突破。他的观察，不再留在表层，而是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他对丑恶现象的揭露，对社会的批判，都有了更大的容量与深意，而又不失儿童诗的意趣。如：“狗咬醒了黄昏/黄昏又咬醒了我”（《黄昏》）；如：“我穿着衣服/像穿着一身荆棘/一身的蛇”（《黑夜》）。《列车》亦为六十四开本，正正方方又薄薄的小册子，共十几张纸三十八页码，小巧玲珑惹人喜爱。现今这样的小册子，出版社是不会感兴趣印行的。可以说，这册《列车》，是圣野在民国年间创作儿童诗的一个小结。从《啄木鸟》《小灯笼》到《列车》，可清晰地看出，圣野在儿童诗的创作上，一步一步留下由浅渐深的印痕。圣野还在一九四七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诗选《小母亲》。可以说，圣野是我国儿童诗写作的力行者与开拓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是至今最为年长的老一辈儿童诗人。

解放后，圣野调到少儿出版社任编辑，后又长期主编《小朋友》杂志，先后创作出版了六十多本儿童诗集。然而，没有早期的三本儿童诗集打下扎实的创作基础，就不可能有日后的丰实硕果。

中国儿童诗不知从何起步。在有关现代文学史甚至新诗发展史的书籍中，常常忽略了儿童诗的存在，然从早期新文学史料看，冰心的《春水》《繁星》，其儿童诗的韵味已初露端倪。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下了不少儿童歌谣，他是极力主张用优秀儿童诗来陶冶少年儿童心灵的先行者。熟悉现代文学史料的人都知道，民国时期专写儿童诗的诗人寥寥无几，儿童诗集的出版，亦是凤毛麟角。而圣野在短短的几年中，相继出版了三本儿童诗集，这极为难得。摩挲三册他的童诗旧著，甚觉异常珍贵。当初，正是这些诗集的艰难出版，坚定了圣野毕生为儿童写诗的信念。

以诗养生颐晚年

国外有一种“诗歌疗法”，就是通过写诗、朗诵等诗歌活动，使人得到心灵慰藉，有益身心健康。在我国，尚无人作此实验。但老诗人圣野，则堪称以诗养生的典范。

与圣野老人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常深受感染，令人难忘。他语调缓慢，亲切，随和，就觉得我是在听一个“老小孩”说话，充满童趣，心底纯洁透明。谈起养生话题，他总离不开诗，真可谓“为诗快乐为诗忙”。他说：“我的脑子一开动，就进入诗中，身体一走动，亦是为诗而动”。但他不是忙乱，是忙而不乱，多少年来，已形成自己以诗养生的规律。比如，走在路上，圣野也在构思着诗，每得佳句，就立刻捕捉下来，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这样的小本，他已记满两百多本。他按照这个规律，逐渐形成自己探求长寿的独特秘诀。

每天，他都要散步去附近的邮局，除了取挂号邮件，就是寄信，给全国各地小朋友修改儿歌，向他们推荐优秀儿童诗歌范本等。

每周二，这一天他像过节一样，准会兴致勃勃来到光复西路三小，给孩子们讲诗。在他的悉心辅导下，“玉兰诗社”的孩子们，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六百多首刊发在全国各种儿童报刊上。而对圣野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到孩子们中间去，与他们交朋友。天真烂漫的儿童，不仅是他创作的源泉，而且使他童心不泯，越活越年轻。他先后担任《儿童诗》及全国几十个儿童诗社顾问。这令他无限快乐，仿佛忘了自己的年龄。

每隔半月，他就要亲自操瓢，自编自印一份叫《诗迷报》的儿童诗小报。他买来复印纸，用自己的家用复印机，选编优秀儿童诗，排版装帧后，一份份复印，然后寄发给孩子们阅读、欣赏。

每年夏季前，他更是为一年一度的“全国小诗人夏令营”而忙碌。大量的组织工作，从化缘筹款，选定会址，到邀请几百个小朋友欢聚数日，一起赛诗评诗，他忙得不亦乐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诗的养分，随着有规律的生活节奏，悄无声息地滋润着老诗人的一颗童心。

圣野说：“人要有爱好，不论什么爱好。当他进入老年时，总得有事可做，也叫精神寄托吧。也许，我的爱好与众不同。儿童诗，别人以为‘小儿科’，我则乐此不疲。几十年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觉得越活越有活力。”时下，诗歌不景气，更不用说儿童诗，可圣野一写就是六十多年，矢志不渝地坚守这块圣洁的园地。他以诗来充实自己，亦给别人带来无穷乐趣。

有一年，为筹备第四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他与《儿童诗》主编黄亦波去浙江武义打前站，不慎在火车站摔了一跤，造成左股骨骨折，急送华山医院动手术。在住院的十七天里，他仍乐哈哈地天天写诗，《摔跤》《一个骨折病人的请求》《躺着》等儿童诗，接连发表。如《摔跤》中写道：“老人最怕摔跤/可小孩却说/摔跤最好玩/我们小孩/就是在摔跤中长大的”。童趣跃然纸上。他不但写自己，还给同室病友每人写一组诗，结合各人情况，写得亲切而贴切，博得大家阵阵喝彩，在嘻嘻哈哈的快乐声中，有的人康复很快，有的人甚至提前出院了。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诗歌疗法”，或者说，圣野于不经意中，发现诗歌确能给人带来神奇的疗效。

葆有孩童般的纯真

在我交往的文化老人中，依然葆有一颗纯真童心的，圣野是最为典型的一位。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对于他来说，不但处处爱护人帮助人，而且从无防人之心。在他的眼睛里，世界如同童话世界，充满爱充满童心般的纯真。他不但把这种爱心给了儿童，也给了家人，给了邻里。

圣野说：“夫妻恩爱，是家庭充满欢乐的基础。”他与妻子方彩香结婚六十多年，养育五个子女，妻子把一切都包办了。他们相爱一生，从来不曾吵过一句嘴。妻子说他不会烧饭菜，不会洗衣服，不会买东西。除了一天到晚给孩子们改诗，给孩子们写回信；除了一起床就拿起一支笔写诗，他什么都不会。妻子虽然因病离开了人世，然而，每当想起相濡以沫的半个多世纪，圣野感到心头温馨而宽慰，仿佛妻子仍在陪伴他，支持他多写儿童诗。圣野说：“只要做我喜欢做的事，写我爱写的儿童诗，妻子在天堂也会莞尔微笑的。”

他的五个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尤其是他的诗教。圣野的长子周方方，从小在父亲的调教下，从牙牙学语起，就能哼几句童谣一样的山歌。五十年代在复旦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免试直升外语学院。小女儿周晓波，更是继承了他儿童思维的基因，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出版了《当代儿童文学面面观》《现代童话美学》等多种专著。在女儿眼中：“老爸一生与儿童诗结缘，他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与诗有关，他好像就是生活在他的诗歌里，离了诗，他似乎什么都不会。他是一个纯粹的、童心永驻的老诗人”。

诗文小报范文第2篇

一、完成的工作和主要做法

（一）、积极开展文学活动

2、2012年3月3日晚举办庆“三、八”女作家联欢会

3、2012年4月9日晚上举行一次读书会

4、3月28日定海作家群组织寺岭古驿道踏青活动

6、2012年5月14日举办“红五月诗会”朗诵会

7、9月20日区作协会员参加走进定海公安“印象警营”采风活动

8、9月24日，作协散文组、小说组织摘箬山采风

（二）、完成多项大型文艺活动创作任务

白马为定海区教育系统书香活动大型经典吟诵会撰写诗歌主持词。白马、储慧、应红枫、缪佳祎为“潮起东海看定海”定海区纪念舟山解放60周年大型晚会撰写主持词及有关创作。白马、缪佳祎、储慧为“定海港湾秀音乐烟花晚会”撰写主持词、解说词。白马、李华为定海区机关工委撰写“红色礼赞”文艺晚会撰写主持词、串台词。八月以来，定海区举办“唱响定海——家家通杯魅力网格才艺PK大赛，我会白马、应红枫、赵翔、胡翠君、李华、王冰沁等深入解放、昌国、城东、环南街道及岑港、册子、白泉等赛区活动现场，采写花絮、得到上级好评。白马为总决赛撰写解说词。采写、编辑《千年马岙》一书。

（三）、注重文学培训与研讨

1、举办文学讲座

2012年1月10日，定海作家协会举办一次文学讲座，请舟山作家、原《青年文学》编辑陈锟老师讲课。陈锟老师以文学是什么？我们与文学的距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国小小说与舟山小小说现状分析等话题展开；为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课。下半场进行了提问互动，大家反响较好。

2、举办吴妙琴《班主任日记》研讨会

2012年6月19日上午定海作家协会举办吴妙琴《班主任日记》研讨会。研讨会上庄世维石林、储慧、顾丽敏、余文茱、芭蕉、方交良、李华、张学群、姚琦峰、胡翠君等作了发言，对吴妙琴的《班主任日记》进行了多方位的研讨。

3、与区文联联合举行白马诗集《爱的光芒》首发式暨研讨会

2012年7月1日晚上，区文联、区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白马诗集《爱的光芒》首发式暨研讨会。定海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区文联主席张交和向舟山市图书馆赠书，区文联副主席乐玲娜向金颐书苑赠书。作者白马向到会领导、嘉宾、作协会员赠书。研讨会上，白马谈了创作感言。王冰、俞跃辉、侯宏琦、储慧、周晓红、缪佳祎、何伊娜、颜珊珍、顾丽敏、叶琛等作了研讨发言。大家对于爱情诗如何创作进行了多方位探讨。最后，到会领导汤赛虹副局长、乐玲娜副主席、张交和局长作了讲话。

4、举行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研讨会

（四）、开展交流活动

与外地交流：3月17-18日，协会诗创委与《黄河诗报》主编王竞成进行了诗歌交流。11月8---9日，梁晓明等作家、诗人来定海采风交流。

开展对外交流：3月24日—25日，我会二名会员应邀到三门参加省作协诗创委、台州市作协诗创委主办的“相约春天，桃花诗会”活动。活动期间与省内诗人进行了多次交流。

10月16日白马、储慧等到杭州参加国际诗歌朗诵会，并分别上台朗诵了各自的诗作。有美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诗人参与了此次朗诵会。

（五）、抓好队伍建设

1、召开二届八次理事会

2、召开创委会会议

2012年4月9日，定海作家协会召开创委会会议，各创委会主任、分管活动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出席会议。会议对各创委会开展活动、指导会员创作做了工作安排。希望各创委会多组织活动，以活动促进创作，始终抓住创作作品多出成果这个中心。

3、做好发展新会员、推荐会员加入市、省级协会工作

发展3名新会员：梅露、吴妙琴、练碧辉。

我会何伊娜、芭蕉、菁艺批准加入市作协。

我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储慧加入浙江省作协，至目前，我会有2名省作协会员。

做好佳依等3名会员加入省作协的推荐上报工作。

（六）、作品集体亮相

《绍兴诗刊》2012年第1期推出“舟山诗群”，发表我会白马、俞跃辉、储慧、佳依、伊娜、蒋杰、叶琛、梅露、芭蕉、宏琦等诗作。

《黄河诗报》2012年第3期，推出“定海诗人”小辑，发表我会宏琦、跃辉、储慧、佳依、红年、伊娜、蒋杰、叶琛、冯飞雅、白马的诗。

（七）、编印《定海作家简报》10期。

二：主要收获与创作成果 （一）：主要创作收获

1、长篇小说《金塘儿女》出版。定海区金塘镇业余作者俞友芳历时4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塘儿女》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金塘儿女》的编辑出版，是协会上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由白马、庄世维担任修改、校对任务。

2、白马诗集《爱的光芒》出版。白马爱情诗集《爱的光芒》于2012年6月出版。

3、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出版。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2012年1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是定海作协第一本合出的诗集。

3、王冰（潘瀚涛）担任总纂的《昌国遗风——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共六册十五卷，180万字）。

4、与新视野文化公司联合策划编印《诗咏舟山》摄影争配诗台历。

5、特别会员创作成绩突出。杨怡芬、远山、孙和军等创作成绩突出。

6、白马完成专题诗集〈诗咏定海〉的创作。

7、庄世维完成〈定海特产〉一书写作。

（二）、主要获奖情况：

白马的诗《定海组诗》获2008—2009定海海洋文艺精品名品奖银奖。

吴顺珠《定海•普陀山》获2008—2009定海海洋文艺精品名品奖铜奖。

苗忠表的散文《初恋的地方》获“榕树下”文学网“我愿意”征文一等奖。

何伊娜《水样精神，海样情怀》3月获浙江省电力系统女职工论坛金奖。

苗红年诗歌《空中的云朵》获诗界论坛2012年第一届诗歌比赛银奖，诗歌获《星星》诗刊主办的“嘉阳杯”全国诗歌大赛优胜奖

由市委宣传部举办的舟山解放60周年征文比赛揭晓，白马的《大桥礼赞》获二等奖，苗忠表《将青春塑成一座纪念碑》获二等奖，应红枫《放歌岙山岛》获三等奖。

由定海区委宣传部举办的庆祝舟山解放60周年征文比赛，白马获一等奖，储慧获二等奖，应红枫、庄世维获三等奖。

苗忠表散文《普陀山读海》获第六届“普陀山杯”全国文学征文三等奖，散文《妈妈，妈妈》获中国节日祝福网2012年母亲节征文特等奖。

王冰获浙江省“民间手工艺—虎头鞋”设计创意邀请赛个人优秀组织奖。

白马的《舟山跨海大桥》组诗获新国风2010诗歌创作金奖。

8月，储慧的《品读人生》、缪佳依的《让我们都期待一个好结果》获全市宣传系统读书心得征文优秀奖。

赵翔的《好儿媳黄传秀》获“王龙杯”中国孝德新故事征文三等奖。

储慧散文《走过东沙古镇》并荣获中国当代散文奖。小说《虎子的爱情》荣获《小说选刊》，首届全国小说征文二等奖。

何伊娜《一生读你》获普陀区读书征文比赛一等奖。

冯飞雅《福鼎纪行》获全国散文年会二等奖。《用雪莲般的姿态拥抱幸福》在全国百名作家看白茶征文中获二等奖。

（三）、主要入选作品

苗忠表小小说《心中的远方》入选《2009年中国小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储慧散文《走过东沙古镇》入汇由新浪网、《散文选刊》等评选的“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诗20首》入选21世纪今选文丛第二楫《当代10名诗人今选》。

赵翔相声《九字迷》入选《2009年全国相声作品大奖赛获奖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

叶琛的小诗《回望》入选《中国微型诗300首》（湖南人民出版社）。

苗红年《祖国和我》入选《中国阳光》（由《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同心出版社出版）。《致父母》《海边》入选《诗样年华》。

芭蕉散文《不愿隐没前世今生的恋情》入汇由新浪网、《散文选刊》等评选的“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相忘书——浙江省文学内刊优秀作品选》一书，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会白马的《灯塔组诗》、储慧的《诗五首》、何伊娜的诗《向阳花厅》、周晓红的散文《走马微州》入选该书。

储慧创作情况及散文作品《茶人谷》分别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储慧二书。

何伊娜报告文学《海天佛国护灯人》入选大型报告文学集《浙电人奋力前行的足迹》。

何伊娜长篇组诗《向阳花开》发表于《七弦琴》。

2012年《中华散文精粹》入选储慧、何伊娜、白马作品。

(四)、主要发表情况

庄世维《舟山人婚俗礼仪面面观》在舟山日报“人文”版全版推出。

蒋杰的诗《古野岙》（四首）发《文学港》2010/一。

王冰、周晓红的随笔发《舟山日报》3月3日副刊。赵翔《收藏的故事》，胡翠君、邵友娣、吴妙琴在《舟山日报》发表作品。

姚琦峰《清明古道行》二篇发《舟山日报》4月13日旅游版。姚琦峰多篇散文发《舟山日报》。

《海中洲》发小红、姚琦峰、叶琛、何伊娜等多名会员作品。

《绍兴诗刊》2012年第1期推出“舟山诗群”，发表我会白马、俞跃辉、储慧、佳依、伊娜、蒋杰、叶琛、梅露、芭蕉、宏琦等诗作。

《黄河诗报》2012年第3期，推出“定海诗人”小辑，发表我会宏琦、跃辉、储慧、佳依、红年、伊娜、蒋杰、叶琛、冯飞雅、白马的诗。

苗忠表小小说《过江龙》发《短篇小说》2012年第4期。

《今日定海》发庄世维、储慧、陈瑶、云青青、应红枫等多篇作品。

王冰《民间自主：传统节庆活动的传承之路》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3辑，《桃花会：传承在舟山海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刊《文化月刊》2012年第七期

缪佳依《我的忧伤在门外》发《散文诗》2010/10。

何伊娜《水榭亭台吟清秋》发《东海岸》第一期。《真心感悟真情写作真性表达》发《东海岸》第四期。《向阳花开》入选部级刊物《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情诗》诗刊发侯宏琦、储慧、芭蕉作品。

红枫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作品60多篇。

三：存在不足

1：许多会员投物局限在本地，向全国刊物投稿少。

2、各门类载体创作发展不平衡，小说、戏曲、小品创作仍是弱项。

3、各创委会开展活动不多。

四：2011年协会工作计划

一、协会工作

1．召开一次会员座谈会。

2．召开2—3次理事会，重要事情及时召开常务理事会。

3．做好发展新会员工作。

4．做好协会日常工作和组织联络工作。

5．推荐本会会员加入市作协等。

6．向市内外报刊推荐本会会员优秀作品。鼓励会员积极向市内外、省内外投稿，努力做到出作品、出人才、出成果。

7．推荐会员优秀作品参加区、市评奖。

8．十二月，收集汇总会员一年来作品发表获奖入选情况，搞好年度工作总结。

9．编印《定海作家》简报，及时反映协会动态、会员创作情况。

二、培训、研讨

2、推荐、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文学培训。

4、举办作品研讨会。

三．文学活动

1．进行一次对外交流活动。

2．进行2-----3次文学沙龙活动。

四．做好《望潮》组稿、编辑工作

1．鼓励会员创作优秀作品，积极为《望潮》供稿。

2．积极配合文联做好《望潮》的组稿、编辑、校对等工作。

诗文小报范文第3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小诗体在冰心、宗白华等的带领下发展起来，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小诗热潮。到了三十年代，小诗创作的“第二棒”交给杨吉甫等人，杨吉甫传承和发展了二十年代的小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诗――田园小诗。本文立足与杨吉甫田园小诗作品本身，对其独特性、目的、审美价值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杨吉甫；田园小诗；“诗教”倾向；审美价值

一、杨吉甫及其诗歌创作

杨吉甫（1904―1962），民族战士、教育家、现代诗人，四川省万县白羊乡人，受鲁迅、影响，追求光明，先后与乡友刘树德、刘静修、何其芳等创办《夜光》、《红砂碛》等刊物，并曾在北平《晨报》、《京报》、巴金主编的《水星》及成都《社会日报》、《工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抗日战争期间曾主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长城》及成都《社会日报》副刊，并在万县任中小学校长及中学教师。

杨吉甫写小诗开始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是对20年代冰心、宗白华等的传承与发展，很好的接过了小诗创作的“第二棒”。杨吉甫的小诗不图名利，志在于诗。方敬曾评价到：“杨吉甫天生诗质，有诗的禀赋和素养，细心敏感，善体会人生的意趣与情味。他那些玲珑可爱的小诗好像自然流露出来的，纯净、隽丽，气韵天成，宛如轻柔的呼吸与温和的微笑。”[1]

“墙内开花墙外香”。早在七十年代，杨吉甫的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就在海外影起了注意。诗在欧洲、香港被翻译、传诵、评论，获得赞赏，享有很高的美誉，杨吉甫更是在美国被称为“中国的田园诗人”。

二、杨吉甫的田园小诗

（一）小诗。

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受大量翻译印度诗歌和日本俳句的影响，许多诗人开始创作小诗。在冰心、宗白华等中国最早进行小诗创作的诗人的带领下，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创作的一个潮流。小诗体作为一种新诗体，开了新诗形式的繁荣局面。

刘福春结合我国创作小诗的背景把小诗定义为：“所谓小诗，也有成为‘繁星体’、‘冰心体’、短诗等等，主要是指‘五四’以后，1921年―1924年前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少至一行，多至四五行的这样一中国小的诗体。”[2]“所谓小诗，专指一二行至四五行的短诗，抒写片刻间的感悟与思索。”[2]这是严家炎从小诗的形式和内容上对小诗下的定义。可见小诗形式上是灵活自然的，内容上多是描写瞬间感受，多带有哲理性。

杨吉甫的小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对20年代小诗的传承，但杨吉甫的诗还是深深地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烙印。

（二）田园小诗。

“陶渊明生在二十世纪，松尾芭蕉生在中国，契诃夫如果不写小说，而写诗歌――多么怪异，在我眼前，在我书桌上，放着的就是这样的篇章！”[3]从何其芳对其诗的极高评价，可见杨吉甫的小诗具有独特魅力。

在题材内容上，似陶渊明。描写家乡田园的美好，浸透着对这片河山的赞赏与依恋情怀，包含浓厚的乡土感情。但他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远离世俗，至身田园，抒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而是，抒写“水田鹭飞，远树寒烟幂。”的寂静山村；“招我捕河鱼，蔼移步徐。”的水边之乐。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亲切淳真。

在意象的选择上，极富有乡土田园气息。他善于选取那些大自然下，田园边随处可见的小意象。例如，“虫儿”、“石子”、“水滴”这样一些微小的意象。单“虫儿”这一意象，在杨吉甫多首小诗有出现。“我吹去爬到我书上的虫儿，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选自《石子》），“雨后新爬出的虫儿睡在树叶上。”（选自《短歌抄》）等。诗人将这些小意象入诗，很好的展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敏锐洞察和喜爱。杨吉甫不仅将大自然的微小客观意象入诗，还将身边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融入诗。注重身边的平凡人，特别是贫苦大众，《石子》里的， “淘菜的人”、“更夫”；《远行》里的，“乘凉的市民”、“袖手的穷人”、“邮差”；《小诗》里的，“船夫”、“农夫”、“浣衣的女郎”；《往日》里的，“卖扁担糕的人”……农村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幅农村生活场景，把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小诗风格上，“松尾芭蕉生在中国”[3]何其芳这样赞到。的确，那些酷似松尾芭蕉俳句的小诗是杨吉甫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杨吉甫的小诗在一行到五行不等。特别是那些只有一行的小诗很好的体现了诗人语言的驾驭能力，短小精干，即有诗韵，又含哲理。杨吉甫的小诗又具有很强的音乐美。语言简练，节奏自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诗虽不讲求押韵，但却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抒发，使读者易于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使其诗亲切自然，更具个人魅力诗节奏舒缓，读起来很自然和谐，让读者感觉就是写的身边，亲切自然。具有人间冷暖情调。

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有着陶渊明、松岛芭蕉、契诃夫的影子，渗透了对三峡这片土地深厚的依恋之情，对大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

三、“诗教”追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那时的川东还属于国统区到处是饥饿，社会黑暗，杨吉甫作为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人，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置身田园，优哉游哉地“开荒原野际，守拙归园田”，以抒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而是义无反顾的要为民主奔走，要为民主新中国献身。

杨吉甫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立志教育，热心在他们中间传播民主、进步思想，传播文化的种子。担任教师、校长，自己创办学校，所以他的田园小诗却也不是诗人自得其乐的吟唱，却是其作为乡村教育家为村童儿各的作品――有着乡村教育家对村童进行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 ，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诗教”目的。杨吉甫为村童而歌的这一创作，显然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既然说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有为村童而歌这一目的，那么他的诗显然是要适合儿童这一群体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他又是从哪些方面怎么做的呢？首先，杨吉甫的田园小诗善于捕捉那些生活中常见的小意象，如“虫儿”、“蝉儿”、“狗儿”、“猫儿”、“水滴”……这些意象都是乡村常有的，村童们熟知的，甚至是常玩的。诗人多用这些意象，并将这些意象写得真实、生动，能激起村童这一特殊群体的阅读兴趣。其次，杨吉甫的田园小诗在语言用字上显得亲切、随和、简单易懂，用到四川方言，“笆箦”、“包谷”、“田”、“竹限”等能让读者读懂，也是诗人创作的是具有地方特色，别具一格；习惯在意象后加“儿”、“子”，如：“石子”、“虫儿”、“狗儿”、“笔儿”、“锣儿”、“门儿”、“刀儿”、“窗子”、“缸子”……不仅起到调节音的作用，而且更能表现大自然的活力，亲切自然。再有，杨吉甫的田园小诗，行数不多，最少有一行的，如“竹叶的冷滴在蛛网上碰碎了。”（选自《短歌抄》），最多有五行；单行字数限制小，最少有两个字，如“风筝！”、“火车！”（选自《石子》），最多有十六个字，如“池塘边晾衣裳的竿下吊着颗颗的水珠。”（选自《短歌抄》），没有了旧事的过多规定，有的则是小诗的简练、自然。

所以杨吉甫的田园诗是有着“诗教”倾向的，这也是他一生作诗的一个追求。

四、审美价值

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是美的，他笔下的那一山一石一花一木是美的。“读吉甫的诗，我充满了喜悦和亲切的感觉。”[4]三四十年代国的川东地区，那个社会黑暗、人民饥饿的国统区，大多数的诗人作家的笔下都是一些落后、悲惨、穷困的形象，极少像杨吉甫一样看到家乡田园美好的一面。他不是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园田，而是一直都站在民主战争的战线上。他的田园小诗以写家乡田园自然的美好，实质是想达到对现实黑暗生活“文学的美化”。他通过这种美化来对村童、对三峡人进行热爱故土、热爱大自然的“诗教”。杨吉甫的这一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品格是值得我们现近诗人文人的借鉴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方敬.《杨吉甫的诗踪文迹》《杨吉甫诗文选》[M].重庆万州：万州日报印刷厂.1988年11月版.第5页。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诗文小报范文第4篇

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那时主管报社的宣传工作。他对《人民文艺》抓得很紧，每期的选题计划，向哪些作家约稿，以及审查大样，都亲自过问。水拍尊重乔木意见，认真执行。每逢送审大样的夜晚，水拍总是骑着自行车早早来到办公室等候。乔木看审样有什么疑问，亲自拨电话问水拍。有时临时决定要抽掉某篇稿子，水拍也照办，马上换上已排好的备用小样。乔木审查大样，往往改动较多，有时删得苛刻了些，版面会出现一块空白。乔木便在电话里和水拍商量：“你是否马上写首小诗补上?”水拍说：“我试试看。”不要多长时间，诗便写成，在电话里念给乔木听。乔木说：“诗写得不错，排上版面吧，我不再看了。”当然这诗不用袁水拍的名字，临时想个名字写上。

当时我住在报社附近小甜水井胡同宿舍，要不了十分钟就可走到办公室。每周送审大样时，水拍一个人忙不过来，叫我也到办公室，帮助跑印刷倒版面，整理备用的小样，并加以必要的修改，计算好字数，或做些别的事务工作，有时也接接乔木的电话。据我所见所知，乔木对水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是很满意的，对水拍的诗文才华也很赞赏。乔木常来报社，开会或外出作大报告，常叫上水拍。一有空闲，也约水拍到他家里闲谈。他们相处很融洽。他们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可以倾心深谈的朋友关系。由于乔木的关心、帮助和水拍的努力，历时几载的《人民文艺》办得颇有特色，深受读者好评。

后来我才知道，水拍到《人民日报》工作，是乔木亲自安排的。那是1949年7月，水拍随南方第二代表团来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乔木叫水拍到国际新闻局工作。水拍回沪接家眷来京，到车站接他们的却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报社宿舍东四本司胡同41号住下。水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问乔木，乔木说：“决定改变了嘛!去《人民日报》工作挺好啊!”水拍二话没说，当即到报社报到。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领导派水拍乘坐中国人民空军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第二天，他写诗一首《红色的战斗机群》在报上发表。这件事，当时在水拍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说他是幸运者。

水拍在文艺部工作期间，对读者来稿很重视，注意发现新人新作。1953年8月，有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名叫未央(好像是个志愿军文工团文艺兵，不知记得是否准确)，从朝鲜前线回国，写了一首诗《祖国，我回来了!》寄到报社。水拍在办公室翻阅读者来稿，发现这首诗，马上加以修改，很快见报。经修改后的诗，朗朗上口，见报后反晌强烈，深受读者欢迎。未央一举成名，调湖南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再以后又写了不少诗，现已出了两本诗集。以后听说他是湖南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诗文小报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妇女文学　闺阁传统　文学传播　旧体诗词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150－06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活跃着一批根植于古典闺秀传统，而又经历了新旧嬗变历程，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她们沐欧风，琶烙辏曾经是当时文坛的主流，然而在狂飙突进的白话文运动中，她们随着旧体诗的退潮，迅速地被湮没无闻。王德威认为：“晚清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远不如晚明时期热络。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文学一向就不受重视，一方面也因为已被仔细考证研究的女作家人数，尚少于晚明。”事实上，这些只是近代女性诗词研究遇冷的表层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近代女诗人身处多重困境。

一、启蒙知识分子对妇女文学的否定

清代是传统闺阁文学极繁荣的时代，以妇德为核心的妇女文学在传统士人的奖掖和扶持下，盛况空前，蔚为大观。正如胡明在《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所言：“入清，诗学极盛，词学复兴，诗人词人如过江之鲫，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风动潮涌。中国妇女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在江南文化世家，那些闺阁女性以旧体诗词的形式抒发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不断地建构闺秀文化的身份。然而，妇女文学的创作环境在近代战争的炮火下发生了根本逆转。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迷梦之中的天朝上国，也震碎了传统士大夫的经世哲学。激进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与抨击儒家文化，而传统妇女文学也被贴上了“无学”的落后标签，传统才女们失去了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和赖以生存的文学土壤，闺秀传统在此时发生了断裂。

1895年甲午海战的惨败深刻地刺激了国人神经，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挽狂澜于即倒，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展开，其中，“戒缠足”与“兴女学’’这两项与妇女命运攸关的运动也被纳入到救亡体系中来。1898年，康有为向皇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摺》，曾继辉在《湘报》中呼吁“今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梁启超发表《论女学》一文，经元善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中自言创办女学堂之初衷：“以冀中国自强本计”，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女权运动的积极提倡都是以救亡图存的时代大义相号召的。

在启蒙主旋律的号召之下，为了强调新兴女学的重要性，近代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对传统妇女文学一致否定，他们几乎都把女性写作看作是无聊之举。经元善认为：“其有绣阁娇娃略娴翰墨，又不过伤春惜别，藉美人香草为寄托，甚至因此而招浮言于阃外。”梁启超则认为“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所谓妇女文学，不过是“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的“非所用”，他还提出“讲求实学，以期致用”的女学思想。“在梁启超看来，女性诗作代表的不只是才女这一群体，而更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被认为是虚弱的，它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失败。这样，通过否定才女，梁启超也否定了由才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

在男性知识分子救亡论调的影响下，激进的近代女性也往往加入到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中来，在革命女性的眼中，传统的妇女文学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局毫无裨益：

今日之号于大众，而自以为读书者，卒未睹厥效，何哉?夫海内淑秀，知书识字者非无其人也，然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悦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字，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辞，缤纷于楮墨。其尤下者，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康同薇：《女学利弊说》)

其上者，批风抹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沈，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何以异此。夫使举天下之女子，尽如谢道韫、蔡文姬之徒，亦复何补于世?何补于家?况乎能与其先者，千万中乃不获一人耶!(刘纫兰：《劝兴女学启》)

刘纫兰以“批风抹月，弄草吟花”来痛斥传统妇女文学，照搬梁启超《论女学》中以“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而对妇女文学进行彻底否定的论调。而身为女性，她对于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口吻甚至比男性更为极端与激烈：“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沈，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何以异此。”何香凝也在《江苏》杂志第四期上痛心疾首地批判闺阁女子吟诗作赋而不知国事：“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心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声，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词，缤纷于楮墨。不知国家为何物，兴亡为何事。”在此，闺阁才女在她们眼里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在晚清启蒙救国的时代环境下，在压倒一切的救亡论调下，秋瑾、张默君、唐群英等激进的近代女性对赏月吟风的传统闺阁文学弃之不理，她们的诗词创作以迥异于前人的笔调，在与政治、民族、国家话语的携手之中大踏步地昂首前进。

二、“五四”学人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

如果说，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是站在救亡论调下对妇女文学进行批判，那么之后的胡适等人则是站在否定传统的立场上对闺阁文学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五四”以后，传统妇女文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酷打击。

《清闺秀艺文略》是晚清女诗人单士厘耗费多年精力搜集、辑录、传抄的一部清代女性艺文志，也是单士厘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初刊于1927年其弟单不庵主持的《浙江图书馆报》，单士厘的晚年一直在修改、抄录这部艺文志，并以赠送的方式将此书存留在国内几个大型图书馆。该书现存多个版本，国家图书馆的现藏本为单士厘1943年所抄，目录为钱玄同所编，胡适曾应单不庵所请为该书作序。

彼时的胡适正因为提倡白话文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对单士厘的著作及其中收录的那些传统女性诗词颇不以为然：“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就却实在可怜的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是我们分析钱夫人的目录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引起胡适关注的，不是清代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而是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状况：“最后，我们对于钱夫人的书，要表示很诚恳的敬意。她用了十年的功夫，使我们对于中国女子问题得着一个统计的基础，使我们知道女子的文化和普通文化区域上的分配是一样的，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朴学风气里也产生了几个朴学女子，又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八股教育里，女子的文艺也只是近三千种有韵的八股。”

胡适对传统女性文学的批评透露着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心态。可以说，单不庵为姐姐单士厘向当 时的文坛领袖胡适求序，实在是所托非人。求序者与作序者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影响了他们对同一种文学现象的态度。正如邱巍所说：“在胡适为单士厘的著作《清闺秀艺文略》作的序言中，才女们的诗词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单士厘被胡适从她所依存的传统中摘出，她和她的传统均被客体化，其意义只是为文化史家提供了统计基础。”

胡适对清代闺秀文艺的态度，影响了“五四”以后一批现代学者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徐志摩在《关于女子》一文中谈到清代近三百年间女诗人的创作，同样是对胡适之说的延续，只不过持论较为平和：

就中国论，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间的女作家，按新近钱单夫人的清闺秀艺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这数目，按胡适之先生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关于学问，例如考据历史、算学、医术，就那也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诗词一类的文学，而且妙的地方是这些诗集诗卷的题名，除了风花雪月一类的风雅，都是带着虚心道歉的意味，仿佛她们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书的特权似的，都得声明这是她们正业以外的闲情，本算不上什么似的，因之不是绣余，就是爨余，不是红余，就是针余，不是脂余梭余，就是织余绮余，要不然就是焚余烬余未焚未烧未定一类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断肠泪稿一流的悲苦字样。(除了秋瑾的口气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气短吗?

胡适为单士厘作序的20年后，周作人在谈到钱恂的文章里说：“夫人萧山单士厘，为北大教授单不庵之姊，搜罗清朝女诗人著作极多，著有《闺秀艺文志》(书名记不得了)一类的书，一部分曾付铅印，似未刊全，又有关于女学的一册《家之宜》，据玄同说封建气很重，有一章说‘妾之宜’，我却没有能够见到。”

周作人对清代女性文学的态度是与胡适一脉相承的，但令人深思的是，周作人自己曾经是20世纪初中国影响最大的女性期刊《女子世界》的读者和撰稿人。在周作人1905年的日记中还保存了他收到《女子世界》的稿酬即杂志赠刊的情形：“(1905年三月初二日)上午收邮局小包收据一纸。下午收到上海女子世界社寄信并《女子世界》十一本，增刊一册，《双艳记》、《恩仇血》、《孽海花》各一册。夜阅竞三册。”事实上，《女子世界》正是以文言文和传统诗词的方式来宣传启蒙思想的。

“又有关于女学的一册《家之宜》，据玄同说封建气很重”。“封建气很重”是钱玄同对单士厘另一本著作《家之宜》的评价，钱玄同是钱恂的胞弟，也即单士厘的小叔，他在1906年2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嫂氏所著《家之宜》印成，赠予十册”钱玄同与单士厘之间不仅有这一层亲密的亲戚关系，他还为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的成书做了编辑索引、修订文字等一些基本的工作。单士厘在《清闺秀艺文略》的自序中提到：“自庚午年以著作者之名，亦照《广韵》编次序。彼时赖玄同小郎排比雠校，积久渐多，自钞者十余部，愈近愈增，而谬误亦愈不少。小郎谢世，已逾五载，更无人指示。”

但在“五四”之后，钱玄同却一同加入了现代学者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之中。“五四”前是妇女文学的热心读者和诗集的校订者，“五四”后却成为了严厉的批评派。周作人和钱玄同“五四”前后对传统妇女文学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时好恶所致，而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之下，理智的文化观念的觉醒。“五四”之后，读者已经习惯于以白话文写作的新文体，在旧文体序列的很多近代文学作品还未细读和给以准确定位就被置于故纸堆中。那些始终坚持以文言文进行文学写作的近代女性及其作品也在此被弃之列。以胡适为首的“五四”学人对旧体诗和文言文的批判与对白话小说的大力提倡，使得学术界往往将20世纪女性文学的起点定位在冰心、庐隐、凌叔华等现代女性的白话散文和小说创作时期。而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史上曾占有一席之地的女诗人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文言文和旧体诗的批判而被弃置不闻。

三、旧体诗退潮与妇女文学的没落

“五四”之后，近代女性诗词创作的环境更为窘迫与困厄，作为传统妇女文学的近代化产物，她们始终站在古典文学的尾端，而她们也不断地经受着西学的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在整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女性诗词不可避免地随着旧体诗的没落而没落了。

“五四”时期，旧体诗作为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受到了现代学者的猛烈抨击。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批评古文是“已死的文字”，古典诗词发展到近代已经沦为不能反映时代声音的“假古董”：“王]运作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年)；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见一两句‘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

刘半农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的社会来”。钱玄同指出旧体诗的押韵问题存在种种弊病，那作古诗的人，大概有两派：“一派是胆子小一点的，他所用的韵，凡在《诗韵》上可押而汉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诗韵》上虽不可押而汉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诗韵》上虽可押而汉魏人不押者，则不用……全不想想，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

现代女作家苏雪林虽然旧诗写作小有成就，但在新旧两个阵营的对立中，她却选择了白话文学阵营而声称“不屑为旧体诗”。若干年后，当她回忆与旧体诗的文学因缘时，依然坚持她的“五四”立场：“我真的把一生的时间精力贡献给旧诗之神，真的在那些林林总总的旧诗人以外，另建一王国，在这个时代又有什么用处呢?”就算是为其旧体诗结集出版作序，她仍然不忘记自嘲为“敝帚自珍，文人陋习”，而把旧体诗词的创作当作是娱乐遣兴的游戏笔墨，这正是一种典型的“五四”心态。

“五四”学人对旧体诗的激烈批判虽然在方式上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弊端，但也确实触动了衰退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痼疾。作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对于促进文学革命的深入，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在“五四”时期，旧学功底颇为深厚的周作人更是公开表示：“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的人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周作人甚至还将写旧体诗的问题上升到文学立场的高度：“就实际上说来，做旧诗实在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并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像周作人这样，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却在“五四”之后与旧体诗彻底决裂，坚持使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作家并不在少数。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沈玄庐、王统照、郭沫若等人都根柢于旧学，旧体诗创作颇有心得，但却在文学革命之后旗帜鲜明地坚持白话文的写作，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相应的地位。

“五四”学人一方面通过对旧体诗进行密集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弃旧文体而用新文体， 积极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与白话文学创作的树立两方面的夹击之下，旧体诗的创作队伍迅速萎缩。诚如周策纵在《小桐荫馆诗词序》中所言：

自民初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国人述论当代中国诗者，多不举旧体诗之创作，似从兹以降，旧诗已无诗人可言。此自不为无故，盖古典语言往往有不足以畅达近代新事物之境状，与近代人复杂之情感者，且高才俊彦，已群鹜新体，而专为旧体诗词者多无创新之意境，于是述近六十年中国诗史者，恒不计旧体诗词。然此时才俊之士已有他成就者，又往往于旧体仍优为之，其声名既先已彪炳于新文学、新学术、新政治或新事物，故其旧体诗词之得以流传，恍若仅因他而致，而于其诗词本身之真价值则无与焉。

此外，近代杂志报刊对旧体诗的态度转向使得旧体诗迅速地从主流报刊中退出，传播阵地的愈益萎缩进一步加速了旧体诗的衰退。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兴起，诗歌作品的发表变得极为便利：既可以随时投寄报刊，又可以很快地结集出版。当时，不论是《申报》这样的商业报纸还是《新民丛报》这样的资产阶级启蒙报刊，几乎都设置“诗苑”、“词苑”一类的栏目，每期均有少则几首多则几十首旧体诗发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坛已开始受商业化的影响建立了稿酬制度，凡在报刊发表旧体诗者，如同、小说一样，也可取得些许稿酬。因此，废除科举制之后，大批传统文人寄身报馆，报刊成了近代诗词的重要传播阵地。

但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胡适等“五四”学人对旧体诗作了持续的尖锐抨击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许多影响较为广泛的大报为顺应时代文化潮流，纷纷改用白话而不再发表旧体诗。例如北京的《晨报》第七版，本是典型的旧式副刊，旧体诗占很大的篇幅，但自1919年2月7日起即实行改革，主要发表鼓吹新思潮的白话散文和新诗。又如上海的《民国日报》从1919年的6月16日起，消取黄色副刊(曾大量发表旧体诗)，而成为登载新文学作品(包括新诗)的进步文学副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旧体诗只能转移阵地，而在某些以娱乐消闲为主的报刊(俗称“小报”)暂时栖身。这样一来，旧体诗赖以生存的阵地又进一步缩小。阵地既少，作品发表不多，社会声誉不佳，其枯萎便是必然的了。

1929年2月2日，曾朴主持的《真善美》杂志上刊登了一期“女作家号”，苏雪林等一批女作家的旧体诗词被花边框起，作为装饰，点缀在白话新诗和散文的末尾，于此可窥见此时白话诗文“横扫”天下的势态。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近代女性文学被贴上了落后、蒙昧的标签，随着旧体诗的没落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幽暗角落。没有人再关注她们从传统闺阁文学走向现代女性文学所跨越的重重困境，没有人在意她们为女性文学的现代体验所做出的艰辛努力；更没有人认真思考，女性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女性文学所起的过渡与中介的作用。

事实上，近代女诗人也有过一些使用白话文的努力。例如秋瑾发表在报刊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政论文和歌行体诗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白话文了。吕碧城甚至还亲自尝试过写自传体的白话小说《纽约病中七日记》，该小说使用的白话语言都相当成熟，体现了新文学所要求的平易、写实、新鲜、通俗的特点。但立身于闺秀传统的近代女诗人却始终必须在旧体诗词的写作中才能获得文化认同和自我肯定，不管近代女诗人曾经与白话文学多么接近，她们与新文化运动注定只能擦肩而过。不管她们曾经接受了多少西学的冲击，不论她们在国门大开的年代远游的足迹走得有多远，她们都是深深根植于旧传统的女性诗人。根柢于旧学传统的闺秀文化不仅培养了她们深厚的文化素养，也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她们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是她们应对和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凭借与路径，是她们成功走出闺阁、走向世界的本土资源。旧体诗的写作已经成为了她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生存方式，成为她们不断寻求自我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不论是跟随丈夫的脚步率先走出国门的单士厘，还是恬淡退守、以名士气节扬名的薛绍徽：不论是辛亥革命时期激进女性的代表秋瑾，还是民国时期自由独立的新女性翘楚吕碧城；不论是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大转变时期的徐自华、徐蕴华姊妹，还是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张默君，近代女诗人所立身的传统文化环境决定了她们不可能是旧体诗的叛逆者，明清闺阁文学的土壤结不出白话文学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