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攸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虽不是教育家，但作为政治家，他要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实现政治理想，因此，在学校教育以及人才的选拔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和主张。此外，他注重家庭教育，也有一些较成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下文就对此作一论述。

一、重视兴学，意在教化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的破坏，学校教育严重衰败。汉代学校教育曾经相当发达，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完备的学校系统。中央有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在校太学生的人数西汉成帝时达“三千人”[1]儒林传，3596，东汉质帝时竟达“三万余”[2]儒林列传，2547。地方上，郡国官学称为“学”，县邑官学称为“校”，县邑以下的乡和聚则分别设有庠和序，这种地方官学的设置到东汉时已经较为普遍，甚至偏处西北的武威、东北的辽东、西南的九真等地都有了郡国学[3]94。然而，到了汉献帝继位后，却因“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读书的人太少，太学博士竟然“无所教授”[4]卷五九.选举略第二.学校，722，太学在事实上关门。地方上,在“天下郡县皆残破”[5]杜畿传，496的情况下，各地的学校教育自然也难以开展。

作为一位极富远见的政治家，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就开始着手对学校教育的恢复。汉献帝建安七年（202），曹操驻军谯县（今安徽亳州），对于战乱以来故乡人民的死伤殆尽深感伤怀：“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因而要求对谯地“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并要求对这些将士亲戚在由官方授给“土田”、“耕牛”之外，还要“置学士以教之”[5]武帝纪，22-23。在这项政令里，曹操将学校教育视为使民有恒产之后的头等大事，应该说是深得孔子“富而教之”思想之精要，体现出其对学校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不过，“军谯令”还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兴学政策。实际上，曹操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区区一部分阵亡将士后人的教育问题。在曹操看来，汉末之际，由于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极度败坏——“丧乱已来，风教凋薄”[6]为徐宣议陈矫下令，55。他对此甚为忧虑，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建安八年（203）的《兴学令》，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5]武帝纪，24在这篇“兴学令”里，曹操把恢复地方学校教育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一件大事，希望通过此举使天下重现“仁义礼让”之风，从而使国家按照儒家所主张的“先王之道”得到治理。

从史料记载看，曹操的“兴学令”确实得到了其控制区域内一些地方官吏的积极响应，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化效果。如，扬州刺史刘摘 要：曹操重视恢复因汉末战乱而遭到破坏的学校教育，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曹操认为人才对政治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因此不仅渴求人才，提倡唯才是举，而且对人才善加管理。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一些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馥“聚诸生，立学校”[5]463；河东太守杜畿“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5]496；弘农太守令狐邵“设文学”，弘农学业也因此而“转兴”[5]注引鱼豢《魏略》，514；南阳太守杨俊在任“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5]663，等等。

至于曹操自己，应该说在兴学方面也有一些实践。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告涿郡太守令》，说汉末大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派遣属员为卢植修坟墓，“并致薄，以彰厥德”[6]107。实际上，曹操此举是要为读书人（士人）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而又较为熟悉的榜样。又如，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创立魏国学宫——“泮宫”[5]武帝纪，49。魏国是曹操的封国，由于当时东汉中央政权实际被曹操控制，而且东汉太学早已经名存实亡，所以魏国的“泮宫”实际上就是曹操控制区域内的最高学府。由于史料的缺乏，魏国“泮宫”的教学情况及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按班固《白虎通德论》的说法，“泮宫”是周代诸侯王“行礼乐宣德化”[7]卷四，40的场所，因此，单纯从曹操将学校命名为“泮宫”的行为本身来看，其立“泮宫”的用意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即要通过“泮宫”之立而实行礼乐教化，进而达到《诗经·鲁颂·泮水》所谓“即作泮宫，淮夷攸服”的政治效果。

二、渴求人才，善加管理

在曹操看来，人才对于政治成败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共讨董卓，袁与曹之间曾就“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有过一番对话。袁绍认为自己以冀州为根据地，“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应该能够取得成功。而曹操却表示自己要争取并善加使用天下的人才，认为这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5]武帝纪，26很明显，袁绍重视的是根据地，而曹操虽没有否定根据地的重要，却表现出对人才的极度重视。这段对话显示出曹操确实比袁绍要“智高一筹”[8]，并似乎已经预示了以后袁曹斗争中袁败曹胜的结局。

正是由于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曹操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始终求贤若渴。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收揽人才，他可以不论门第出身，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5]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54；可以不计前仇旧怨，如对曾杀害其子侄的张绣予以重用[5]张绣传，262，对曾辱骂自已甚至“及其父祖”的陈琳也是“爱其才而不咎”[5]王粲传，600；可以不惜纡尊降贵，如官渡战前袁绍谋士许攸来归，曹操“跣出迎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21；甚至可以放过政治敌手，如建安元年，刘备因被吕布赶出徐州而被迫投奔曹操，曹操谋士程昱认为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应乘机杀掉，曹操却表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5]武帝纪，14，因此放过了刘备（否则历史就要重写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面对事实上已形成的天下三分局面，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曹操对人才的渴望表现得更为迫切，因而了著名的“求才三令”，明确要求“唯才是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求贤令》，认为“天下尚末定”，正是“求贤之急时”，希望各官员在推荐人才时“唯才是举”，要能注意到那些虽出身平民但却“怀玉”（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要能注意到那些品行虽不太好但其他才能却“可用”的人[5]武帝纪，32。此后，为了将《求贤令》的这种取人思想说明说透并贯彻下去，曹操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与二十二年（217）相继了《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实际是主张取人不要只重德行，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要求相关官吏“明思此义”，从而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5]武帝纪，44；而《举贤勿拘品行令》则可以说是对《求贤令》思想的全面阐释，曹操以历史上起于贫贱或品行不好但却能建功立业的人物为例，指出当今应该也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要求相关官员“各举所知，勿有所遗”[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49。很明显，曹操上述“求才三令”是针对汉代后期以来用人只注意权门世家及偏重道德品行的弊端而的，是对这种弊端的极大突破，其目的是要扩大取才的范围，以便最大限度地集聚各种人才为统一大业服务。我们认为，在汉末世家大族以道德品行相推许而把持、操纵选举的情况下，曹操作出这种突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但也恰恰说明其求才之心是何等急迫。

然而，在曹操的人才思想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却不是对人才的重视，也不是对人才的渴求和唯才是举的提倡，而是其人才管理思想。曹操对于争取来的人才，能够善加管理（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道御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得当。曹操用人能够“官方授材，各因其器”[5]武帝纪论，55，即能够根据人才的特长加以恰当地任用。关于这一点，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荀在官渡战前就有评价：“明达不拘，唯才所宜”[5]荀传，313，另一重要谋士郭嘉的评价也大体相同——“唯才所宜，不间远近”[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也正因此，曹操所任之人，“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9]卷十二《曹操用人》，156。如曹操知荀为张良一类的智谋之士，故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谋士，对其几乎是言听计从，“常嘉纳之”[5]荀传注引《荀别传》，318；又如他原任荀攸为“尚书”，后“与语大悦”，知其是长于“计事”的“非常之人”，遂任其为“军师”，攸也确实做到“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5]荀攸传后论，332；又如，他在“方有袁绍之难”时，认为刘馥可“任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果真不负其望，为曹魏保有合肥一带立下了很大功绩[5]刘馥传，463；再如，枣祗有屯田新策（改按牛输谷为按田输谷），曹操就让他做屯田都尉以负责屯田，果然“岁则大收”、“丰足军用”[5]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490。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此不枚举。

第二，善于纳谏。首先，能够提倡谋士的进谏。建安十年（205），曹操破袁绍占有冀州后，对崔琰说冀州可得三十万甲兵，崔琰批评其不应以“校计甲兵”为先，而应首先“存问风俗，救其涂炭”，曹操听后“改容谢之”[5]崔琰传，368。建安十一年（206），曹操《求言令》，明确提倡谋士的批评和相反意见，指出：“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并说自己“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希望部下能够“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28。为了打开言路，对于敢于进谏之人，曹操甚至还加以奖赏。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不听诸将之劝而坚持征辽东并得胜而还，但他认为此次胜利是“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而诸将之谏却是“万安之计”，因此下令厚赏当初进谏者，并希望以后言路更加畅通，“后勿难言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30。又如，邴原之女“早亡”，曹操爱子曹冲“亦没”，曹操希望将二人“合葬”，邴原认为“合葬，非礼也”，曹操因此不但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而且让邴原到自己身边任“丞相徵事”[5]邴原传，351。

其次，能够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而按照谋士的正确建议迅速行动。如，“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荀为其指出了取徐州的三项不利，建议先破吕布定山东，曹操于是放弃攻徐计划而按荀建议打败吕布，“兖州遂平”。又如，官渡之战，袁曹相持，曹操因“军粮方尽”而想撤军回许都，荀认为“先退者势屈”，并指出两军相持已半年之久，“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遂放弃撤军计划，而“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5]荀传，309～310，314。又如，建安三年（208），曹操在打败吕布并迫使其固守下邳后，因“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想撤军，而荀攸和郭嘉都建议他应乘吕布“气之未复”、“谋之未定”时“进急攻之”，曹操听从了二人意见，取得了生擒吕布的战绩[5]荀攸传，323。

第三，注意赏功。在曹操看来，天下要与人才共定，功劳也应与人才共享，若“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5]武帝纪，28。因此，他非常注意对有功人才的封赏。以荀为例，据史籍记载，曹操曾几次下令对荀进行奖赏、提拔——建安八年（203），在《请爵荀表》中，曹操指出荀“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正是由于“之功业”，自己才取得成功，所以“天下之定，之功也”，认为“宜享高爵”，荀因此被封为“万岁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在《请增封荀表》中详述了荀对官渡之战取胜及平定冀州的功劳，说荀“谋殊功异，臣所不及”，认为按照他的功劳，“足享高爵”，但实际上“所受不侔其功”，因此希望增封其户邑（据本传，确实“增邑千户”）。另，曹操还“欲表为三公”，因其“深让，至于十数”，曹操“乃止”[5]荀传注引《荀别传》，315，316～317。

对于其他功臣，曹操同样能做到论功行赏。如，平定冀州后，曹操上表称荀攸之功，说荀攸自从跟随自己就“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封其陵树亭侯，后又于建安十二年（207）增其邑四百户[5]荀攸传，324。又如，他认为田畴对“灭乌丸，荡平塞表”有大功，因而多次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后因畴多次以死相让只好作罢[5]田畴传，342-344。又如，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认为乐进、于禁、张辽按照功劳，“宜各显宠”，因此表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5]乐进传，521。

第四，重视罚罪。曹操虽然知道人才重要，并渴求人才，但在对人才赏功的同时，也能严格要求，重视罚罪。早在官渡战前，荀和郭嘉在为曹操分析形势时，就已经指出这一点。荀认为曹操与袁绍不同，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而曹操“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认为这是战胜袁绍的一个重要条件[5]荀传，313。郭嘉当时也有类似看法，他指出“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到了建安八年（203），曹操更是明确提出对于将领不能“但赏功而不罚罪”，下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5]武帝纪，23。此外，对于掾属，曹操的要求也很严格，往往因公事问题而对他们加以杖责[5]何夔传，379。

对于曹操来说，其事业上的成功，尤其是官渡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而袁绍官渡的失败，恰恰也就在于不能对人才善加管理。首先，袁绍用人不当。如，让“刚而无谋”的审配留守后方，而审配不看形势，在大战之时以袁绍重要谋士许攸家不法为由收其妻子，致使许攸怒叛[5]荀传，314。又如，白马之役，任用大将颜良，沮授谏“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是颜良被曹操“破斩”，首战失利[5]袁绍传，199。其次，不能听用以智计见长的沮授、田丰、许攸等的正确意见。如在袁绍准备发动战争时，沮授、田丰主张“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个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既可以为袁绍争取政治的主动，又能取得军事上的主动，但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听信郭图等的谗言解除了沮授监军的权力[5]袁绍传注引《献帝传》，196～197，又因田丰恳谏而“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5]袁绍传，200。又如，官渡之战曹袁两军相持，许攸建议袁绍乘机袭击许都，袁绍“不从”[5]武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20。又如，张是袁绍大将，向袁绍提出救乌巢的建议，而袁绍却不予采纳，反而听信郭图意见派张、高览去攻曹操坚固的本营，结果“不能下”。这自然会让张不满，加上乌巢破后又受郭图谗毁[5]传，525，遂与高览一起率所部降曹，由此造成“绍众大溃”，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5]武帝纪，21。又次，平时对人才要求不严。袁绍对手下过于“宽缓”，“法令不立”，以致于许攸“贪而不治”[5]荀传，313～314，最终结果是当许攸贪财而“绍不能足”（即收治许之妻子）时，便怒奔曹操并献袭焚乌巢袁绍屯粮之计，曹操按计而行，取得乌巢大捷，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至此官渡之战实际上胜负已定[5]武帝纪，21。因此，袁绍官渡的战败，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了曹操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之于其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

三、注重家教，有所成就

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不少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第一，重视生存训练。曹丕五岁时，曹操认为“世方扰乱”，就让他学习射箭，因此6岁就能“知射”（熟练掌握射箭技术），又教他骑马，所以“八岁而知骑射矣”。此后，曹操又让他小小年纪经常随军出征。这种自小的培养和实践中的历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安二年（197），曹操南征张绣，绣降而复反，曹操受伤，长子曹昂战死，年方十岁的曹丕却“乘马得脱”[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89。

第二，主张学乘年少。曹操常对曹丕说“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意思是人在年少时期求知欲强（好学）注意力集中（思专），学过东西的不易忘记，而长大了就不是这样了（善忘）。曹操的这个认识无疑是符合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提出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是主张曹丕应乘年少努力学习。而曹丕也确实不负其所望：武的方面，为学剑，“阅师多矣”；文的方面，“少颂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90。成长为一位“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5]文帝纪，89的帝王。曹操这种学乘年少的思想明显也影响到了他的另外一些儿子，如曹植“年十岁馀”，就已经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援笔立成”《铜雀台赋》（是传世的汉赋名篇）[5]曹植传，557。又如，曹冲年仅五六岁时，就“有若成人之智”，虽然有天资聪颖的缘故，但显然也与早学有不可分之关系[5]曹冲传，580。又如，曹衮“少好学，年十馀岁能属文”，性以读书为乐[5]曹衮传，583。

第三，强调全面发展。曹操对儿子的教育，能够在尊重个好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发展。如，他看到儿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就将制作好的几枚宝刀——“百辟刀”“以次与之”[6]百辟刀令，98，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他们在爱好文学之余也能够习武。又如，他的一个儿子曹彰好武，且“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但曹操却告诫他“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意思就是仅仅爱好习武而不读书是不足取的，因此亲自教曹彰读诗、书[5]曹彰传，555。在曹操的教育引导下，曹丕文武双全，自不用说，就是以文学显名的曹植，也能够“击剑”[5]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603。而曹彰则成长为一名既能够身先士卒，又懂得“赏必行，罚必信”，并能够不居功自傲的大将[5]曹彰传，555-556。

第四，注意不徇私情。曹操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能够不徇私情，做到公私分明。如，曹操曾对曹植极其宠爱，视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5]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558，甚至几次想立为太子。但曹植恃宠而骄，放纵不羁，“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犯了国家大禁（司马门是皇帝出行之门）。曹操知后大怒，下令斩守门官吏，曹植亦由此日渐失宠[5]曹植传，557～558。又如，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派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的叛乱。临行前，他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实际上是告诉曹彰要以王法约束自身行为，不要因为是自己儿子而骄惰放纵。曹彰也确实如曹操所要求的，打仗时“身自搏战”，“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最终取得“北方悉平”的功绩[5]曹彰传，555-556。

第五，提倡生活节俭。曹操不仅本人生活节俭——“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6] 《内诫令》，95而且明确提倡节俭。如，为了改变当时“嫁取之奢僭”风气，他的女儿嫁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5]武帝纪注引《傅子》，54。又如，为了改变当时的厚葬风俗，他早在建安十年（205）领冀州牧时就明确下令“禁厚葬”，在自己去世前也遗言要求死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53。在他的影响和要求下，卞后“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5]卞后传注引王沉《魏书》，157。整个“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54。曹丕称帝后作“终制”，如曹操一样也禁止厚葬，要求“无藏金银铜铁……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5]文帝纪，81。曹植也是“舆马服饰，不尚华丽”[5]曹植传，557。曹衮则“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习为家人之事”[5]曹衮传，583。

当然，关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以上所谈的五个方面，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但仅就这五个方面来看，却已经足以表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不仅在汉末三国时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了不起的。就是今天看来，他的上述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人父母者应该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晋]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汉]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汉]班固.白虎通德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荀攸传范文第2篇

 

本讲论证赤壁大战孙、刘联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一战成功，是因为曹操在战前早已遭到三方谋士"三角同盟"的孤立和掏空。随着曹操逐步以权术代替智谋，清除卧榻之侧，他身边的高级谋士们也发现他的纯法家本质已经落伍，官渡之战以后便决心将他控制在北方，留给刘备及其他新人、新思潮 发展 机会。这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至今不为人知、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曹操的赤壁惨败证明失谋士者失天下，大 中国 的命运是由不畏生死、思想自由的谋士集体决定。然而，文学帝国--《三国演义》的前途又将由谁决定呢？

目录：

一、许都放刘备是曹操与众谋士合演的"反双簧"

二、曹操从新法家到纯法家的退化

三、谋士们冥冥中追寻儒法混

四、郭嘉率先刮起倒戈曹操的完美风暴（杨修亦同）

五、荀彧、荀攸、程昱与曹操的巧妙周旋

六、程昱想在曹操失败后崛起，可惜不得其时

七、程昱、徐庶、诸葛亮、庞统、司马徽相生相克的关系

八、诸葛瑾与诸葛亮--东边日出西边雨

九、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

"赤壁之战"有很多种版本，笔者认为罗贯中的创作最为复杂、深刻，个中是非曲直、情理逻辑至今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为何突然放弃武力方式而相信劝降？青年才俊郭嘉为何偏偏在赤壁大战前染病死去？官渡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荀彧为何突然深居简出？老谋深算的荀攸、程昱为何变得唯唯诺诺、晕招迭出？……

由于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系统攻略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要将它放在小说的整体架构之下研读，种种玄机精奥还是不难破解。其实赤壁之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以弱胜强，更是 哲学 上的以优胜劣、以新代陈。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三国"时期伟大的谋士群体心生敬畏，他们为推动华夏民族发展进步而精诚合作、锐意创新、不惧强权、舍生忘死的精神或可作为当代知识阶层的一面铜镜。（关于《三国演义》的结构体系可 参考 汪宏华/《破解三国演义之"三国五方"结构》）。

一、许都放刘备是曹操与众谋士合演的"反双簧"

曹操一生佩服过两个人。一是刘备，认为他是"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潜龙，与自己同为英雄，如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不过，由于自己这条显龙占尽了先机，所以刘备只配四处打游击，作困兽之斗。另一个人是孙权，随着东吴的逐步强盛，曹操也不敢像看待孙策一样小觑孙权了，颇为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但他并不认为孙权堪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将他放在儿子的辈份，夸中带骂。可以看出，曹操佩服的都是与自己一样具有帝王之质和帝王之相的 政治 家。

如果说曹、孙、刘等人构成的是一个政治家群体，那么他们手下的谋士构成的则是哲学/ 理论 家群体。前者以称霸天下、集权****，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后者以哲学创新、 社会 和谐，改善生产关系为己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个群体之间并非是纯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君（主）臣关系，而是以整个天下即大中国利益为整体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当利益一致时，他们会相互合作；当利益出现分歧时他们又会解除合约，有的表现为正面冲撞，有的是背地里"出轨"。这种"看不见"的特殊层面的斗争可谓是暗流涌动、惊心动魄。此亦赤壁之战的真正看点所在！（其中还有兼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谋士，后文详解。）

由于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和利益，所以曹操有时会抛弃谋士的谏言而"支持"同为政治家的刘备。譬如他在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后就私下放走了刘备，其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位与自己不在同一重量级的政治家的反向帮助。事实上在讨伐袁术、袁绍时刘备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曹操万万没有想到，是众谋士率先背叛了他，刘备兄弟带着五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许都，怎么可能同时瞒过四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职业谋士呢？就是"星夜启程"也不可能。孰不知这些谋士在第十六回就已经心照不宣同时倾向了刘备。郭嘉回答曹操是否该杀刘备时说："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而荀彧先前主张杀刘备则是为了与郭嘉互为唱和，荀彧知道郭嘉才是 影响 曹操的主角（后文第五节有进一步的论证）。有趣的是，刘备带着人马走后，一方面郭嘉等人煞有介事地慌作一团、相互埋怨；另一方面曹操是虚以委蛇，仅派心腹许褚带区区五百人去追赶。好一出逢场作戏、各怀心思的"反双簧"。

后来，司马昭之所以故意派出有异志的钟会征伐西蜀，也是政治家的反向利用，但他成功了。曹操的失策在于被擅长韬晦之术的刘备迷惑，实际上刘备的政治才干不在他之下。比如刘备也曾在许田制止关羽杀曹操，也曾撇开诸葛亮的建议而放任曹操占领荆州，其想法就是要用民心、儒术从曹操手中反夺天下，模仿甚至超过刘秀。（所谓"辅汉安刘"、"匡扶汉室"都是借口。）显然，曹操和刘备都过高估计自己，看低了对方，致使如意算盘均只达成了一半。

二、曹操从新法家到纯法家的退化

尽管曹操早就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法家宣言，但很多谋士还是集合到了他的身边。因为说归说，他在行为上更多表现的是嫉恶如仇、义重于山、智勇双全、破旧立新、海纳百川、从谏如流。这些优点使他在各路诸侯中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主子，如大谋士荀彧、荀攸叔侄同投门下，之后荀彧又荐程昱，程昱荐郭嘉，再以后孔融、祢衡、许攸等高人也纷至沓来。但是，我们不能说曹操不是法家，他只是改换行头将前人的法术做了简单而又实用的伪装，在法家的表面覆盖了一层超薄的儒皮。从他刺董卓，尊刘协，到伐吕布、袁术、袁绍，再到准备在赤壁同时拿下刘备和孙权，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轨迹：随着地盘和权力的扩大，曹操逐步以法家的权、势、术取代儒家的仁、义、智。我们姑且称这种法家为虚儒实法的新法家。

什么是权术呢？权术是法家以个人利益为圆心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的阴谋。手段可谓繁多。《三国演义》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弱势对强势，常以违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如借人的忠、孝大义暗中用计；另一种是强势对弱势，他们是明目张胆地实施严刑峻法。而曹操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会用一些儒术粉饰自己的行为动机。比如他在滥杀无辜之后，要么大哭，要么厚葬，要么说喝多了。很显然，儒道只是被他当成了强盗逻辑，没有融入他的血肉之躯。赤壁之战前，随着曹操权倾天下，其儒家外衣基本上脱得就只剩下一条新内裤了。

曹操没有想到儒家之智谋与法家之权谋有螺旋式上升的层级演进，以为自己用智谋摧毁袁绍的权势之后，就不会再有更高的智谋动摇自己的权势。实际上要取得天下，必须一以贯之保持这两方面的领先地位，不可偏废。但此时曹操已然被显性的财富迷醉，认识不到智力资本的潜力了。这也是法家的局限所在。

杨修对曹操的 研究 很是透彻，他能猜出园门上"活"字的含义就是因为发现了曹操的心胸正在变窄。心窄便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心窄便嫌门宽；心窄便吝啬地只给朝臣分一人一口酥；心窄便怀疑床边的侍从；心窄到最后甚至妒忌自己贤达的儿子曹植，还有知心的"小秘"--杨修。

诗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这并非说曹操是一个善恶的矛盾体，而是揭示他儒消法长、从新法家到纯法家、从英雄到奸雄渐次退化的生命历程。

三、谋士们冥冥中追寻儒法混

谋士们之所以纷纷投到曹操门下，不是他们看不出曹操的法家本质，也不是他们要拥护法家或者趋炎附势。法家是一种在秦朝就没落了的哲学，比汉家之儒更不得人心，当然不能又用它取代汉朝，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从他们后来的结局看，攀附权贵的想法则可彻底排除（不入流的小谋士如蒋干、蔡和、蔡中除外，当今社会的所有谋士除外）。笔者通过系统 分析 后发现，这些谋士在厌倦了纯粹的法与儒之后，都在冥冥中向往一种能将法和儒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新哲学。他们不知道该混合体最终应是什么样的配合比例，什么样的实现形态，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但他们依旧满怀信心要去寻找，去摸索。当发现曹操具有一些儒法糅合的特点时，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不是很地道，却至少让人看到了儒法混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另一位政治家刘备之所以能让郭嘉等人刮目相看，并吸引到徐庶、诸葛亮，也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儒家，他虽不反刘汉，但反东汉，属于新儒家。而新儒家比新法家又稍稍进步了一些。不过刘备的法芯也仅是用来缝合内部伤口的丝线，一旦得到天下还是会抽去，继续效仿高祖的"约法三章"、"宽刑省法"等仁政，刑法略严于东汉末。第六十五回刘备在占据益州后便通过好友法正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政论，但随即被诸葛亮驳回。只有诸葛亮才是将儒与法血肉相融的第一人："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着矣。"

随着曹操的法形渐露，当初乘兴而来的谋士一天天失望，有的人不能忍耐就提前造反了，如祢衡、孔融。然而他们拼将一死的斗争是徒劳的，丝毫不能遏制曹操的扩张势头，何况利用曹操消灭袁术、袁绍，统一北方亦不失为国之幸事。但接下来曹操准备攻打刘备就完全跨入民心向背的另一面了。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身边的谋士便一齐行动，采取了比祢衡、孔融更有效的手段，他们不但内部分工协作，还适时与对方的谋士外通内联。

假如说官渡之战是新法家与旧法家的较量，那么赤壁之战就是所有谋士众志成城阻截新法家继续前进的大决战。此时，三方谋士虽然思想创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反曹反法的立场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新法家只能作为天下统一道路上的阶段性哲学，现已完成了 历史 使命，须当立即止步于赤壁，等待新人、新思潮的成长。于是，三方谋士便围绕曹操这一邪恶轴心共同构筑了三角同盟。该同盟结构松散隐秘，没有协议，没有章程，只有扑朔迷离的智慧和机巧，犹如一个绕来绕去的数学拓扑。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孙权的思想是一种苟全于乱世的儒法混，准确地说是有善有恶的"儒法换"，即根据本地域的形势需要随时作纯儒、纯法的两极"变脸"。比如他既可以比关羽更"义"地夺取荆州，又可以比曹操更"法"地杀害关羽；既可以向汉室或曹操投降，也可以联刘反曹。这种没有稳定信仰的"新有善有恶"注定只需要也只能够聚集一帮惜命保家的二流谋士，所以也就安不了天下（庞统寄寓江东是为了避诸葛亮之锋曲线救刘）。中国民族从来都崇尚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四、郭嘉率先刮起倒戈曹操的完美风暴（杨修亦同）

在孙权王心偶炽、刘备求贤若渴请来了两位"可安天下"的谋士的同时，曹操却以为随着主要对手的消灭，已不需要大谋士或者说战略军事家了，只要用人海战术和几个奴才、爪牙就可以完成余下的统一大业。他决定从高到低依次裁减智囊和功臣。先借黄祖之刀杀祢衡，之后又千方百计找理由屠孔融和许攸。他们纵然有一些缺点，但也都犯不着死罪。其中许攸是曹操的功臣、故友，许褚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决不敢随意斩杀的。之后，曹操也没有追究许褚的任何责任。典型的权谋手段！

曹操清除卧榻之侧一方面是想在将来称帝之日抢得无与相争的全功，另一方面也是要优化现在的资源配置，不想花大价钱白养人。然而，他没有想到未来的天下已非"秦时明月汉时关"，不但需要战略思维，还需要比祢衡、孔融更高层次的战略思维。看重眼前既得利益的法家确实已经过时了。

曹操的险恶用心当然逃不过其他几位谋士的眼睛，谁还敢为他立功卖命呢？许攸死后，首先唇亡齿寒的就是郭嘉。

郭嘉的死亡比许攸更加神秘。在袁尚、袁熙投奔乌桓之后，曹操原是不必劳师远征的，连曹洪都知道："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事实上所有辽西、辽东的首领都打定了一个主意：只要曹操不主动进犯就不支持二袁，都知道二袁已沦为丧家之犬，不值一保。然而，向来善于判断形势的郭嘉这回却出人意料劝说曹操不惜一切代价追杀，为什么？郭嘉很清楚在消灭袁绍之后，曹操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刘备。但郭嘉心目中的这位贤明主公还刚刚投靠刘表，立足未稳，所以他决定以二袁牵制曹操。表面上他向曹操解释说：刘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必不会重用刘备。实际上郭嘉相信，只要给刘备足够的时间，谁也不能阻挡他们三兄弟的短传渗透，郭嘉在曹操许都放刘备之后就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另外，郭嘉意识到许攸死后曹操也必不会久留自己这个首席顾问。所谓谋士，是既谋生也谋死，与其将来在曹、刘之间无所适从，与其将来被曹操窝囊整死，不如主动赴死。此时郭嘉便选择了死在北伐征途中。其用意在于：一、以漫长的作战时间给刘备留出积蓄力量、厉兵秣马的契机。二、以艰苦的作战环境消耗曹操与曹军的战斗力。三、以北伐的小胜利冲昏曹操的头脑，令其意得志满。四、以战死疆场的行动成全自己的忠义之名，同时让曹操不疑。如他说："某感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

曹操在郭嘉死后曾大哭："奉孝死，乃天丧吾也"。这并不是真话。不必说在放走刘备的事情上与郭嘉已有过嫌隙，就是当郭嘉病中说出不祥之言--"虽死不能报万一"时，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只顾问计，既不送回许都，也不请名医疗救，只留他在易州等死。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曹操哭在接到郭嘉的遗书之前，一时也确实有些无助，但当他看到遗计之后，尤其是二袁的脑袋被辽东人送来之后，曹操笑了！

华容道之后曹操又哭道："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实际上所有应当防范的 问题 ，他身边的谋士都提醒了，曹操的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显然，曹操哭郭嘉是假，推卸责任是真，当时就让"众谋士皆默然自惭。"

由于郭嘉不愿意伐刘，性情又较为耿直，所以即便北伐时不死，他的头颅也会成为曹操南下的祭物。原来郭嘉只不过就--早死了那么一点点。《三国演义》告诉人们，政治家是不会有眼泪的，他们的哭泣和顿足全都是权术的表演，刘备、诸葛亮亦然。赤壁之败也让人们看到，失去谋士之后的曹操的智识其实是多么浅陋，徒剩八十三万匹夫之勇而已，并不比他心目中另一位"英雄"刘备高明多少。

郭嘉算得上是第一流的谋士，从他最后的遗计更是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没有让曹操继续冒生命危险进攻辽东公孙康。他和诸葛亮一样都深知曹操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只可控制，不可铲除（诸葛亮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留下一个强弩之末、惊魂不定的曹操，才是刚刚好。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众谋士费尽了脑筋，殊不知拖垮一个人要比弄死一个人难得多。

由此可见，郭嘉才是帮助孙、刘在赤壁击败曹操的急先锋，他以悲壮的凤凰涅盘换来了刘备和诸葛亮等后来者的新生。郭嘉之后又有几个人如法炮制，例如后来在曹操决定南征以报赤壁之仇时，荀攸就献计要他去捅西凉的马蜂窝，结果又借马超之力给刘备留下了取西川的间隙；马谡也是唆使孔明七擒孟获而失去了进攻曹魏和司马懿的最佳时机。当然，郭嘉、荀攸是心怀天下，马谡仅出于一己之私。

至此，或许我们都能明白了，杨修为什么明知惑乱军心是杀头之罪，还要不加掩饰去以身试法呢？我们知道，"鸡肋"只是寓意曹操的犹豫不决，但杨修却故意解释成退兵，其目的就是利用曹操素来嫉恨自己的情绪，反激他非理性进兵。此时曹操的实力明摆着不如刘备，进攻必然是自取其败。尽管杨修只用一条命换了曹操的两粒门牙（被魏延所射），但却让刘备提前得到了汉中。另外，杨修当初怠慢张松也是不想让曹操得到第二个许攸，轻易取得西川（张松后来转助了刘备）。还有，他多次以拙劣的方式支持曹植，也是为了反向影响曹操，使"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让无能的曹丕继位则曹家必早败。客观上，杨修死后还给司马懿等能人让出了继续反曹的官位。

谁说杨修是恃才放旷的贫嘴书生？他能在曹操和刘备之间选择刘备，在曹植和曹丕之间选择曹丕，需要何等的眼界和勇气啊！杨修啊杨修，你死时比郭嘉小四岁，比苟活的笔者也小两岁，但你却如此地少年老成，如此地敢于担当，不计身后评论。今天的我除了尽绵薄之力为你正名，还能做什么呢？无奈不是女儿身，否则一定会想办法早早嫁给你，然后笃定为你守一辈子寡，为你养一群大智若贫的优秀子孙……

五、荀彧、荀攸、程昱与曹操的巧妙周旋

郭嘉亡于易州之后，曹操追魂的哭声必然让荀彧、荀攸、程昱毛骨悚然，这使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加紧行动。不过与郭嘉飞蛾扑火拖垮曹操筋骨不同的是，他们采取了用糖衣炮弹腐蚀、消磨其意志的 方法 。乘着辽东凯旋之兴致，他们一块儿怂恿曹操劳民伤财修筑铜雀台。而曹操果然也没有了"天丧吾也"的危机感，很快就玩物丧志，产生了"他日台成，足可娱吾老矣"的衰老和颓堕之态，直到赤壁前线还在意淫说："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铜雀台赋》还为诸葛亮智激周瑜、促成孙刘联合提供了"二乔"的文本依据："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这其间三谋士的配合关系是，程昱先劝曹操说："北方既定，今还许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趁曹操迟疑之际，荀攸马上带他仰观天文，只听见曹操装模作样地说："南方旺气灿然，恐未可图也（表明刘表的身体还不太坏）。"荀攸的目的就是让曹操混淆对手，忘记刘备。刘备此时还没有地盘和名位，天上当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气象，而且这个观察时点也是由荀攸先期选定。接下来荀攸便顺势制造了地下宝光和铜雀的帝王吉兆。（《三国演义》中没有宿命思想，神鬼要么出自人造的假象，要么出自主观的想象……笔者另文一一论证。）

一切铺垫就绪，荀彧才出来说："大军方北征而回，未可复动。且待半年，养精蓄锐，刘表、孙权可一鼓而下也。"这一有悖军事常理的提议显然又是与郭嘉、程昱、荀攸一气呵成的连续组合拳，决不可能是出自久经沙场的荀彧的本意。第一，谁都知道刘表不是曹操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是刘备。而坐等"不久于人世"的刘表死去就相当于坐看刘备兴起。第二，敌人应当各个击破，不可同时对付两个，这会逼迫二者联手，徒增变数。事实上如果曹操不是屯兵赤壁，对孙刘两方都构成了威胁，他们就不会联合。第三，当时曹操刚刚取得了北方大捷，刘表又是不中用的"坐谈之客"，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寇，这才算得上是"一鼓而下"。

然而，荀彧又在郭嘉有意拖延的基础上一拖再拖。看得出，这里三位谋士又是正反唱和的关系，只是此刻荀彧顶替郭嘉成了主角。荀彧当配角时是信誓旦旦要杀刘备，当主角时又小心翼翼护着刘备。他的演技丝毫不逊于曹操，不过演的是智谋。此后他便不再滥用自己的权威，变得寡言少语了。

短短几个月的声色犬马和皇帝春梦，曹操就从一名勇往无前的战士变成了外强中干的懦夫。赤壁之战开局即不利，水战败给甘宁，雾战又被诸葛亮草船借箭，但曹操却不敢表露自己的胆怯和心虚，还沉浸在取荆襄兵不血刃以及破新野、樊城零伤亡的快感中，认为东吴只是在不识时务地局部挣扎，只要随便派个人去做形势 教育 工作即可和平演变。所以他一会儿派腐儒雕虫蒋干去说降周瑜（且二过江东，先致蔡瑁、张允被冤杀，后致庞统登门入室），一会儿寄望庞统去说降周瑜身边的谋臣。曹操在偷鸡不着反蚀几把米之后，非但没有警觉，还继续听取荀攸的恶意谏言，派两只菜鸟蔡和、蔡中去诱降。曹操的想法越来越直白：你们东吴连刘表都打不过，就更不是我的对手了，还是赶快配合我改变以往残暴好战的形象，成为你们的"仁慈之君"吧！终于，在曹操望眼欲穿之际，阚泽和黄盖翩然而至。

谁都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一般只作为战争前期的辅助手段，所谓"用武则先威"，一旦无效就当果断攻城。试看孙皓垂手站立在司马炎面前还敢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人之不肯屈膝的本性可见一斑。首选攻城本来也是法家的家训，但曹操由于雄性荷尔蒙下降、帝王激素窜升，所以失去自我，将攻城与攻心本末倒置了。成日陶醉在"……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寨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从他这些下意识的念叨也可以看出，他的"煮酒论英雄"不过是通过抬举以试探刘备而已，从那以后他再就没把刘备当回事了。

曹操一方面想做仁君，另一方面却又连小臣刘馥都容忍不了，在横槊赋诗时倚酒将他刺死。（仅因直言诗句不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如此类推，曹操还能听得进程昱、二荀的逆耳忠言吗？幸好三位谋士先知先觉，提前疏远了曹操，不然早已死无葬身之地。再类推，曹操一旦当了皇帝会怎么样呢？所以他的劝降战略不过是"王莽谦恭未篡时"。

想当初官渡之战郭嘉是"十胜十败说"，荀彧也是三番五次谏议曹操坚持到最后。世事难料，转眼间主、臣就从互助互信变成了互离互弃。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对立统一 规律 。

六、程昱想在曹操失败后崛起，可惜不得其时

既然三位幕官决计要抱团反曹，但为什么程昱又要在庞统献连环计之后，以及东南风刮起之后提醒曹操预防火攻呢？这中间可是大有深意，堪称倒戈反主的经典。

第一，程昱利用曹操听不进谏言的逆反心理稳住他，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错误决策。由于程昱不是第一谋臣，加之曹操现已高高在上，所以程昱料定他必然心存逆反（与前文提到的杨修一样）。比如曹操在听到火攻的警示之后说："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若彼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曹操在做了这番主观思考之后，当然就不会怀疑庞统了，甚至认为只有他才能解悟大隐士庞统的奇谋。庞统也确实夸奖过他："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虚传！"曹操心说，庞统是比伏龙诸葛亮还要强得多凤雏，有了他相助，你们就不必多虑了。谋士们便旋即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意思是--军中无戏言，您可别反悔哟！

正因为前面程昱反向强化了曹操的思维定势，所以当东南风真刮起时，他仍死要面子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心说，这种小概率的风是捉摸不定的，并无实战 应用 价值，风头会随时转向。然而，他也不想想，对这一"不足为怪"的天气常识为什么当初谋士们都不提及呢？都只夸"丞相高见"呢？可见此曹丞相已不是彼曹阿瞒了，已不再拒绝任何形式的奉迎。

顺便要解释的是，曹操在冷落身边谋士的同时，还玩出了一个人力资源新花招，那就是临时聘用外来的谋士。他以为只要给足面子或金钱，任何人都能收买。并且这种雇佣兵不会与自己抢功，还可以随时解雇。他此前也确实屡试不爽，比如关羽出于感恩就为他解了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许攸就为他献了偷袭乌巢之计。但曹操没有料到世上还有用声色货利、虚情假义不能收买的人，哪怕是一瞬间，比如徐庶、庞统。权术给曹操带来了一时的成功，更给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失败。赤壁之后的曹操是既不敢相信身边的人，也不敢相信外来的和尚，赶尽杀绝之后，司马懿夹缝而生。

第二，程昱是谋士兼 政治 家的复合体。在司马徽的四个主要学生（或朋友）中，智谋从高到低的排名是庞统、诸葛亮、徐庶、程昱。相互之间的差异 理论 上是"十倍"，实际是西川级、荆州级、樊城级、东阿县级。其中庞统和徐庶是纯粹的儒家谋士，既孝又忠，诸葛亮和程昱（包括司马徽）则是胸存王霸之志的儒法混的谋士，也就是说郭嘉、二荀反曹是为了拥刘备，程昱、诸葛亮则是为了拥自己的家族（具体说诸葛亮是想扶诸葛均称帝）。诸葛亮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在当时的 社会 只有想当皇帝才是不能外露的"异志"，其它自比管仲、乐毅、吕望、张良都无大碍。小说对程昱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从他的行为可以判断，比如他利用徐庶的至孝陷害其母子，就是非常阴损的权谋，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对主子也必定不忠（这是古代的人性逻辑，如能孝必忠、有机巧者存机心）。与之对应，孔明则是利用庞统对刘备的至忠加以谋害。由于"三国"时期的人心和战争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所以忠谋士大都职业生涯不长，他们不是被主子清除，就是被兼通智谋和权术的同类算计。近似于现在的高分低能儿。

需要说明的是，在罗贯中看来，汉朝气数已尽，篡逆是合理的，如崔州平就曾对刘备直说匡复汉室是逆天数，王道须当更新。揭开《三国演义》隐秀的面纱，有异心的谋士比忠谋士更具英雄相，而且是反得越彻底越好。当然这里有一个界定原则，他们必须是主观为天下，客观为自己，比如程昱、崔州平、诸葛亮、司马徽。那些只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狗熊了，如袁术、袁绍等。辨别时我们可从结局反推其动机，此亦文学的方便之处。实际上 问题 还没有这么简单，《三国演义》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英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雄。另文再解。

程昱之所以要在不想让曹操成功的情况下继续进谏，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曹操失败后能重用自己，成为他的宠臣。之后再做新的打算。他的这一做法与后来的司马懿如出一辙。司马懿也是不管曹操采不采纳，先轻描淡写献几条计谋，曹操在前后比较之后便逐步接受了他。但程昱由于计划实施得太早，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曹操在华容道之后依旧很轻狂，未落入程昱的圈套，抢天呼地还是只念郭嘉。可见程昱比刘备、诸葛亮更"不得其时"。不过凭一县令之才爬到振威将军的位置并善终，还是很不错了。他的宦友荀彧、荀攸后来为抵制曹操晋位就惨死在了曹操的手里。说起来曹操本人也不是很顺，先是接连被程昱、杨修逆向绊倒，当老来"耳顺"不再倔犟时，又被司马懿逮了个正着。

同样，程昱也认识到曹操只能败，不能死，所以他最后及时揭破了黄盖的粮船之伪，让曹操得以逃逸。而且这一次程昱非常详尽地给他讲解了常识："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看来，曹操不是听不懂道理，都是因为前面程昱光说论点，不予强调或论证的缘故。程昱很明白：许多时候，表达方式比表达 内容 更重要。尤其是对于官儿。

七、程昱、徐庶、诸葛亮、庞统、司马徽相生相克的关系

曹方谋士荀彧、荀攸以怠工或"荐贤"的方式与东吴谋士实现了间接勾连，而早在此前，程昱就通过拐进徐庶，形成了与刘备谋士的直接勾连。

从曹操的角度看，徐庶来到曹营即便不帮自己，也能大大削弱刘备的实力。但程昱对徐庶的人品非常清楚，他过来之后不但不为曹魏设一谋，还会找机会帮助刘备。须知程昱本身也是有谋曹之心的人，怎么会引进一个高自己十倍的人阻挡前程呢？

我们应当看到，徐庶对于赤壁之战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且不说在曹操派他说降刘备时，曾力劝刘备放弃樊城，只凭他按照庞统的安排，镇守散关以防御西凉韩遂、马腾就功不可没。徐庶表面上说是为了脱身避火，其实是为了消除曹操的后顾之忧。因为西凉趁势起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马腾也是衣带诏的响应者之一。况且曹操有过教训，当初打徐州时就被吕布抄过一次老巢。所以一旦风吹草动，曹操很可能就撤出赤壁。如他所说："吾引兵南征，心中所忧者，韩遂、马腾耳。军中谣言，虽未辨虚实，然不可不防。"随后曹操是"自遣徐庶去后，心中稍安"。可见以退为进的徐庶也与庞统一样起到了间谍的内应作用，与外部的周瑜、诸葛亮形成了很好的协同作战。

由于徐庶和庞统都属于忠谋士，所以关系非常好，互为照应。相反，程昱是别有用心地加害朋友，另一位诸葛亮则不但杀庞统，对徐庶也没有好脸色，当徐庶到草庐请他时，"孔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庶羞惭而退。"赤诚的徐庶哪里懂得这些权术？热脸贴了冷屁股。

程昱骗徐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刘备赢得诸葛亮。局中人程昱很清楚徐庶、诸葛亮、庞统以及司马徽的出场顺序（司马徽后来被司马懿替换），徐庶一走就会引出诸葛亮。谁能想象就是程昱的这一蝴蝶振翅就倒转了曹、刘的乾坤。这又是程昱权术背后深藏的智谋。

诸葛亮与程昱的手法一样，也是先借庞统之才说服刘备，并让他攻打曾让自己一筹莫展的"民强地险"的西川，待其八成之后再立即除掉他，一则可以夺功，二则可以引出下一个对手司马氏，利用他们帮助自己打击刘备（如司马懿后来就献计攻打荆州关羽）。然而诸葛亮和程昱也都犯了曹操许都放刘备同样的错误，只看到对手能暂时反助自己，没想到这一放就金锁走蛟龙，再也打不到了。程昱能制伏徐庶，却制伏不了比他更擅权术的诸葛亮，当他用"孝"这一的方式去卧龙岗抄家时，早已是人去庐空。诸葛亮也只能用"忠"摆平庞统，却摆不平司马懿。散布司马懿不忠的谣言不但没有起到打击效果，反而推动了他地位的直线飙升。从那以后，程昱对诸葛亮、诸葛亮对司马懿就没有十分的把握了，只能寄望瞎猫撞死老鼠。

权谋之人都以为这种从书本和师傅那里学不到的乱神怪力只有自个儿能无私自通，想不到这间暗室里已满是魅影重重。

八、诸葛瑾与诸葛亮--东边日出西边雨

再来看看刘备谋士和孙权谋士的勾连关系。按理说，孙、刘不是两个简单的 自然 人，都是有王志的大英雄，身后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群，即使需要联合抗曹也很难在短期内联手。但为什么事实就是那么迅速联合起来了呢？多亏诸葛亮和诸葛瑾的隐性合作！

诸葛亮是一个擅长以虚代实的谋士，比如博望坡赵云诈败、草船借箭等。其实早在他出山以前就玩过了，他与诸葛瑾就是以"各为其主"、"先公后私"为托词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兄弟，如诸葛亮听说诸葛瑾家小被囚之后，向刘备哭着说："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全亮兄弟之情！"何其明显的袒护。（还有一个族弟诸葛诞潜入了曹营，意在形成三方勾连）。

我们知道诸葛瑾的来历是周瑜荐鲁肃，鲁肃荐诸葛瑾。实际上诸葛瑾无论是智谋还是权谋都高于鲁肃（诸葛恪甚至说其父优于诸葛亮。但笔者以为水平相当，准确地说东吴当时的智谋排序是庞统、诸葛瑾、周瑜、鲁肃。其中瑾与肃是权谋之士。从鲁肃劝孙权称帝的心机以及他在临江亭试图诱杀义士关羽的诈术可以判断。）规模空前的赤壁之战可谓是吸引了当时天下所有的谋士参与，甚至包括武将黄盖都忙着出谋划策，但为何单单诸葛瑾要作壁上观呢？是为了诸葛亮而甘愿牺牲自己吗？不是，他没闲着。试想，鲁肃乃一"凡品"（第82回赵咨评），有生以来好不容易"思得一计"，请关羽单刀赴会，还被关羽劫为人质。此等水平，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要捐弃世仇新怨为刘表吊丧，并借机联合刘备的？而诸葛亮远在荆州，又是怎么做到精准预测他这一次意外行踪的？毫无疑问，是诸葛瑾早已对鲁肃洗脑，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木偶和掩体。鲁肃由于有自己的野心，也就很愿意来回调停于孙权、周瑜和诸葛亮之间。正因为诸葛亮相信哥哥对鲁肃的操纵能力，所以明明侧身于周瑜的刀光剑影之下，还敢对刘备说："亮虽居虎口，安如泰山。"自鲁肃死后，诸葛瑾便顺理成章从幕后走到了幕前。

所以，诸葛亮之所以胆敢孤身进入江东舌战群儒，和后来诸葛瑾奔走于西蜀和荆州之间一样，都是得益于兄弟间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关照。前面诸葛瑾暗助诸葛亮是为了实现孙刘联合，后面诸葛亮明助诸葛瑾则是为挑拨关羽与孙权的矛盾。这又是诸葛兄弟和刘备兄弟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

诸葛瑾久受压抑的内心后来也由他的儿子诸葛恪做了疯狂的流露，诸葛恪之所以要歇斯底里联蜀伐魏，实际上是子承父志。诸葛瑾生前指责过他的儿子"聪明尽显于外"，可见他本人是多么善于蛰伏。他比诸葛亮不走运的地方是没有碰到刘备式的言听计从的主，孙权对他始终半信半疑，有价值时就利用，没价值时就搁置，诸葛瑾也因此没能如愿得到荆州兵权，与祁山诸葛亮形成伐魏的犄角之势。诸葛诞则比他更倒霉，魏方为避嫌一直没有重用他。他也仅在最后阶段胡乱做了一通本能的发泄。诸如此类的家族DNA现象既有一定的客观存在性，也是《三国演义》独有的人物塑造方式，几乎每个家族都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孙坚有勇有义，故两个儿子孙策尚勇，孙权尚义。刘备入赘东吴时是"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禅后来是"此间乐，不思蜀。"曹操的思想变化是从儒皮转为纯法，所以先喜欢儒雅的曹植，后宠爱权谋专家曹丕。他们之间后辈不但是前辈肉体的分裂，还是他们意识的极端强化，直到萎缩、消亡。这就是罗贯中的遗传学。只有司马氏的遗传最为"优生"，慧、智、勇、义、仁，是需要什么人就出什么人，蒸蒸日上。（一般人认为 哲学 是知识的总汇，但在 中国 古代，高度和浓度最大的是文学。西方文艺复兴是从 艺术 开始向百科分裂，而中国则需要从文学开始。可惜我们后人没有认识到文学之妙，适时将它作良性的学科裂变，到头来只好向西方移花接木。笔者以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待我辈从头收拾旧河山。）

就因为有了诸葛兄弟亲情的润滑剂，私通情报，所以孙、刘只用一个回合就完成了联合，不但牢固，而且赢得了宝贵时间，赶在隆冬第一阵东南风刮起之时就做到了"万事俱备"。应该说诸葛兄弟在赤壁大战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堪称赤壁双雄。

九、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

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链接，如二荀（借蒋干、二蔡）与周瑜、庞统的链接，程昱与徐庶的链接，诸葛亮与诸葛瑾的链接，三方谋士便整体围合出了一张捕猎曹操的疏而不漏的网。原来，表面上孙、刘联军以少胜多、一战成功，实际是曹操战前就遭到了三方谋士的团团围攻，层层掏空，最后的火烧只不过是量变之后摧枯拉朽的质变而已。从这一点上说它演绎了官渡之战同样的胜负法则，官渡如果不是主参田丰被关、许攸叛逃，曹操就不可能在"粮已尽矣"之时取得胜利，同样赤壁若不是谋士集体策反，曹操也不会输得这样凄惨。不同之处是赤壁之战三方谋士搭建了更为复杂的攻守同盟，活像一个复合式的多米诺骨牌阵，或明或暗，或正或反，或串或并，并且一块都不能少。比如只有在三江口打败曹操，才会让胆寒而又高傲的曹操想着派出蒋干游说周瑜；只有让蒋干盗书，才能灭掉富于水战经验的蔡瑁、张允；只有在毛、于两个外行都督的眼皮底下才能实施借箭；只有受到借箭之辱，曹操才会让蒋干再度过江。而借箭不但意味着刘备在硬件装备上给联军提供了支援，还让周瑜迷信了诸葛亮有呼风唤雾的法术，准许他一个人神神秘秘去祭风，诸葛亮也因此才有了虎口脱险的机会……要完成这些程序，还离不开曹操谋士的内应，比如荀攸利用蔡瑁被杀之机派出蔡中、蔡和诱降……

记得爱默生说："伟大的作品注定被误解。"笔者以为，注定被误解的作品必不是伟大的作品！《三国演义》清晰的哲理、封闭的脉络就让它没法被误解！

换个角度说，被骨牌猝然轰塌的曹操又是荣幸的，没有放纵自己诗人的浪漫意识而重蹈嬴政和王莽的覆辙。客观上他还促成了性三品哲学的实践，即三足鼎立的形成。谁又能说不是谋士成全了曹操功大于过的一生呢？

荀攸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曹操；求贤；用人之术

东汉末年，各地豪强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控制人口，互相混战厮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愈加激烈。各地豪强形成了一个个地主阶级政治军事集团，拥兵割据，各霸一方。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起初势单力薄，无资可籍。而与之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刘焉、刘备等各有所仗。与之相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端，刻玺称王”。因此，曹操争取天下的唯一途径便是招揽英才为己所用。为此他下达了三次求贤令，从中我们都能看出曹操求贤若渴的拳拳之心，能够感受到曹操唯才是举，海纳百川的气度。应该说，曹操的爱才之心，纳才气量，是当时许多统治者难以企及的。正是藉此，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曹操就是凭借这支力量，平定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完成了北方的统一。纵观历史曹操在用人艺术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唯才是举

曹操在选才的过程中没有阅历及门第偏见，只要是有才之人皆可被用。曹操提拔乐进、于禁于行伍之间，许褚是黄巾余党，典韦是夏侯举荐，郭嘉和荀或本属袁绍。他对于人才非常渴求。知道司马懿有才干，便让他出来做官。可司马懿称病不出，曹操便以收监相吓才请出司马懿。对于关羽更是惺惺相惜，几次三番相邀，爱惜之至，最后因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而放他回去，且并没有杀害或者为难关羽。曹操曾说，才若不能为我所用定也不能为他人所用。曹操前期五位谋士荀、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个人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相中的便是曹操的求才若渴。与其说曹操选才倒不如说是双向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又何尝不是才选曹操，因为曹操的求才心切。

2宽容大度用人才

陈琳原为袁绍手下，他在官渡大战前为袁绍所写讨曹檄文，笔力雄健，锋芒所向直指曹操。陈琳兵败被俘后，曹操没有报仇泄恨杀掉他，只是不轻不重地批评了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此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这话意思是说，你为袁绍写文章，骂我一人还不行吗？何必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被曹操留在身边任用，成为建安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写出了《饮马长城窟行》的名诗。建安时代唯一的女诗人蔡琰，在战乱中被胡兵所掳，流落南匈奴十二年，是曹操用重金将她赎回，并为她重新建立了家庭。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那激昂辛酸、催人泪下的千古名篇《悲愤诗》了。

3赏罚分明激励人才

曹操治军是很严的，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以明军纪。而且曹操还以身作则，曾以削发一束代砍头之罪。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曹操不但践行了这一用人原则，而且有时候有罪也赏，这对留住人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初诸葛亮火烧博望之后，夏侯大败回许昌，自缚见曹操，伏地请死。操释之。之后还重赏了败军之将李典、于禁，原因是因为他们提醒过夏侯。曹操从不与下人争功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甚至有罪找自身原因，这也是感动手下谋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4集思广益信人才

曹操在决策前，一般先征求部下的意见，集思广益，广纳韬略，这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如苟或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公，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采纳了这一策略，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许多人虽反“汉相”，却忌讳挂上反对汉天子罪名而不敢轻举妄动，曹操才得以很快的统一北方。官渡之战是曹操消灭袁氏兄弟，统一北方的关键一役，也是袁绍、曹操用人才能的大比拼。袁绍排挤了许攸等谋士，而曹操则重用了许攸，并采纳了许攸的计策。先用计火烧乌巢的军粮辎重，摧毁了袁绍的后勤重地；又采取了声东击西之法，使袁绍彻底失败。

5知人善任用人才

曹操知人善察，用人务必各尽其才。当时天下大乱，民弃农业，诸军乏粮，羽林监枣祗和骑都尉任峻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才干。枣祗提出建置屯田，曹操接受其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在许都附近募民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各州郡也置屯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杜畿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曹操就授以方隅重任，任命他为河东太守，结果“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6深谋远虑爱人才

曹操爱惜人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了。在张绣反叛过程中，曹操的侍卫长典韦和曹操的长子曹昂、侄曹安民皆死于战斗之中。战斗结束后曹操亲祭典韦，对众将说：“吾折孝子、爱侄，惧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第二年曹操行军至襄城，到渭水时，又触景生情，在马上放声大哭，说：“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之魂。祭完典韦之后，才祭侄曹安民及长子曹昂，众将深 受感动。关羽破黄巾骁勇无双，曹操爱其才，故在关羽兵困屯土山上时，接受关羽提出三个不近情理的条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战袍，赠战马，想收为己用，但终未留住关羽。关羽不辞而别，过五关、斩六将，而曹操却一路放行。

7以德为先引人才

陈宫因曹操刺杀董卓而尊其为义士，又因曹操残杀吕伯奢一家而弃之。陈宫做了吕布的谋士，在白门楼为曹操所擒。在那个“良臣择主而事”的年代，陈宫宁愿选择有勇无谋的吕布，也不愿跟随谄诈奸险的曹操，结果引来杀身之祸。陈宫临斩时，曹操因其足智多谋、慷慨义气而心有不忍，先以妻儿老母相挟，后允诺赡养其家小，陈宫皆不为动，凛然就义。“后曹公养其母妻，嫁其女，待之甚厚。以此体现了曹操信守诺言，善待陈宫家属之“德”，是对曹操仁德、信义的正面传达。还有曹操起兵征讨袁术时，引发了烽烟滚滚的战事，百姓正值割 麦时节，因兵至而躲避山中，曹操因命军士号令官吏百姓：“凡遇麦田，但有踏践倒者斩首；擅自抢掳人家财物者诛戮。王法无亲，并宜遵守。”先使人路告报仰，居民勿得惊疑，不许说移妄动，因此百姓于路，无不望尘遮道而拜，称颂盛德。这表现了曹操体恤人民、深得人心宽仁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曹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不依靠任何人的力量而白手起家，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平庸军阀迅速成为统领北方的霸主，这除了与他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心胸有关系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用人有术的军事领导才能上，所以在他身边才会形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团队盛况。这为他日后在政治军事上三分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魏书・武帝纪[A].三国志（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荀攸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曹操 形象 性格特征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出类拔萃的长篇巨著.作者罗贯中,把历史上的曹操,描绘成一个权谋机诈,无比凶残的人物,作者把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罪恶,生动地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成为典型的统治者形象.小说中的曹操,是一个有着无穷贪欲和权势欲的人物,但他又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自私残忍的灵魂掩藏起来,用假仁假义,小恩小惠去笼络,收罗人才,为他所用.在小说中,作者还刻画了他的另一面,即作为亲自统帅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统治者,曹操是一位有胆略的政治家和有才能的军事家.他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诸侯割据的局面.本文就以上几点对曹操的形象试作分析.

一,怀不臣之心,生性多疑,残酷好杀,奸诈多变的曹操.

《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无比.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的立场分明,爱憎清楚.在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 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献帝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儿皇帝";朝臣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不臣之心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曹操把权诈,奸猾,多疑用到了极至.在同窗好友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官渡大战的许攸前来投奔."曹操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然后他"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可支一年","有半年耳",直到许攸一下子拆穿粮食已尽,曹操这才愕然不已.许攸以诚相投,而曹操这一本正经的真言竟是满口假话,这就是奸雄之奸.

在赤壁大战被烧得焦头烂额,慌忙逃跑来到华容道,曹操发现一大道与一羊肠小道,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我今天非要反其道而行.奔有烽火的道路走,结果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之前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操多疑的一面,成就了诸葛亮.曹操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疑是他吃败仗之原因.正如诸葛亮在"智取汉中"时对曹操的评价:"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

二,重视人才,以诚待人,有胆有识的曹操.

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象.《三国演义》在现代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的思索和精神粮食.《三国演义》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笔墨去描写魏,蜀,吴三国争取人才的斗争.可以说曹操,孙权,刘备他们在争取人才这点上,都是不遗余力的.曹操是一个懂得识别人才且重视人才的政治家.作者充分表现了曹操所具有的这方面的性格优点,他能够识别人才,且又能使用小恩小惠的方法收拢人才,为他的政治野心服务.一开始就实施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在起兵创业阶段,他有这样的观点:"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是指谋臣泛指谋略,智慧,"力"是指武将,泛指军事力量.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剪灭群雄的保证,而且对人力资源的认识也非常人所能比拟的.比如曹操在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大会上,很早就已看出了刘备与关公均非等闲之辈,刘备可以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了,对于熟谙时势的曹操来说这一点无一不清楚,但刘备二次投靠曹操且都受到厚待便可见其重视人才,以诚待人:曹操的谋士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时,他劝以"当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在当时那种"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能与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并力荐于皇上.虽后来刘备乘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曹而去,至此,曹操也不深加追究"彼既去,若再追,恐成怨矣."……礼遇关羽更是小说中脍炙人口的文字,讨伐董卓的大会上,他极力支持关公出战.在关公"温酒斩华雄"后,他更加坚定信心,一定要收关公为己用,因而百般优待,以动其心.但关公终挂印封金而去,这时曹操力排众议,不但不派重兵追他,迫其就范,反传令一路放行,并亲自为关公送行.这一事件的描写主要是为了表明曹操爱才的优点.正如文中曹操所言:"吾者已许之(指曾答应关公在其得知刘备去向时,准其离去),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勿追之."并告诉张辽:"云长挂印封金财贿不足以动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远,我结识他做个人情.汝可先去请住他,待我与他送行,更以路费,征袍赠之,为日后纪念."

小说中曹操"不念旧恶"的故事也屡见不鲜:破袁绍后发现"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术",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仅不怒恼,反而视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这镇南将军."凡此种种,都颇得人心,也符合曹操集团的长远利益.而且,曹操更有一个可贵作风,那就是从谏如流.曹操虽机谋出众,但并不刚愎自用.小说中虽然也有拒谏孤行的情况,但并不多见.既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给予鼓励.如击乌丸凯旋后,其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谏者",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法,诸君之谏,乃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如此胆识,难怪后人赞曰:"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兼谋并智,其谁不欢 因此,官渡之战中曹操能在相持阶段向荀或讨教,并一举反攻为胜,郭嘉病亡征途,他能在悲痛欲绝之中,仍一丝不苟地按其遗计行事而平定辽东.

除此之外,曹操对自己的武将的态度亦是如此.在和张绣的战斗中,典韦舍身救了曹操.操自祭之,哭着对部下说道:"吾所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是泣典韦也!"后来再过襄阳时,想到此事,操又于马上大哭,即下马设祭筵,吊亡魂,亲三拜墓前;连那匹被射死的典韦的马也一道祭了,三军将士无不为之感动.虽然有刘备"泣送徐庶","三顾茅庐",孙权抚周泰的故事,并传以千百年的佳话,但若除去扩大了的拥刘反曹的偏见,与曹操之两祭典韦,三哭郭嘉,痛悼庞恐可差比肩.曹操是识人才,爱人才的.并且曹操的爱是真诚的爱,不象周瑜那样爱孔明之才,其爱便是杀,形似杀了孔明,天下就太平了,东吴就太平了.也正是由于曹操能谦恭下士,广招天下英杰,他的帐下才集中了许多的谋臣武将,其人数之多,能力之强,都远远超过了刘备,孙权.

三,才华横溢,狡诈多变,胸怀大志的曹操.

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文中所描述的在曹操征战张绣的途中,天气炎热,道上严重缺水,将士们都口渴难耐,军心涣散.此时曹操心生一计,用鞭策指前方说:"前面有梅林,可取来解渴."军士们听了无不口内生津,便不知渴了,征战得以胜利.

官渡之战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正由于曹操的人才政策救了他.在这场战役中,他全赖三个人——刘晔,荀攸,许攸.曹操能接纳能人之言,取得最终胜利,这全在于他的用人之道.我们可以细分来看:刘晔,荀攸,许攸都是人才,献计献策,有化险为夷之功,可以说一计敌万人,能接纳他人之言.故袁绍兵多也不足为惧,正所谓兵不在多,在乎能!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确实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的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具有雄才伟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人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曹操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到后来的统一北方,都对他的这一性格作了充分的描写.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头"(第十六回), "攻打徐州时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杀"(第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杀吕伯奎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等.

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曹操的形象基本上达到了艺术真实性.文学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像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这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样,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四,作为一名政治家,曹操具有大气,实在,慷慨多情的性格特点.

曹操的不臣之心,残酷好杀,狡诈多变这些劣迹演义已有大的渲染.但文中亦表现曹操正面之处,如曹操的政治,军事方面上的才能和成就.小说中也肯定了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最大的成绩就是统一了北方,消灭了那里诸侯割据的局面,发展了经济,人民得以修养生息.在小说中曹操的形象给人以大气,实在,慷慨多情的一面.作者为了表现其大气的一面,在对他的一些小事上的描写也是花了不少笔墨的.另外,曹操的慷慨多情是他的人格魅力的又一条,曹操虽然残酷但并不暴虐,冷酷但并非无情.他虽然杀了不少人但也未必想多杀,他原本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是你死我活的,面对一个个凶险的敌人,他不得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错杀无辜.但热爱生命重感情还是他的本性.他杀人不眨眼但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但又通情达理,慷慨多情真豪杰.文中描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他对为袁谭,孔融哭尸的王修,习脂就很放了一马,甚至还送去了礼物.对部嘉的英年早逝悲痛的死去活来的描写就更别提了.所有的这些描写都是作者为了表现曹操作为伟人而不同于别的伟人的一面,塑造出曹操这一有血有肉,奸诈阴险而又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的需要.

一部三国小说,浓缩了许多的社会思想进去,也包含了作者的个人感彩,但这些都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分不开的.文化是经济的产物,文化必须为社会服务.不可否认,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时是受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罗贯中运用艺术的手法,描绘了复杂的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极大的《三国演义》给了我们许多的益处.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他既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作者把曹操奸诈阴险而富有人情味的性格特征描述得丰满而又深刻,令人信服.至于历史上的曹操,历来众说纷纭,由于篇幅和本人的水平有限,故不再作赘述.

附:参考文献

《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

荀攸传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通过对《荀子》一书引用《诗经》民歌的材料疏理，针对其中篇目引用《诗经》文学句式，阐释其运用价值，说明荀子对先秦文学资料的有效保存和运用的一分功劳。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学术上成就卓越的一位大家。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为荀卿，又名孙卿。其生卒之年，无从考定，大约活动于公元前298-前238之间。生于赵，游学于齐、秦，仕于楚，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杀春申君而荀卿废，终老于兰陵。其一生行事与孔、孟相类：始则讲学，继而周游、出仕，终则著书。

荀况被称为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大师，《韩非子·显学》把他列为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之一，亦被学人称为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正因为是集大成，故在其著述中不时吸收前代学者、思想家的思想素养，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对《诗经》《书》《春秋》（左传）《论语》《易》等典籍材料，是左右逢源，随手拈来，运用自如，从而形成通才之文博大精深、学者之文严谨周详、老者之文老练淳厚的特点。

一、荀子对《诗经》民歌的引用情况

荀况的著作《荀子》，现存32篇，笔者对《荀子》篇中的《诗经》民歌的引用做些疏理，以此为证。比较众家的征引《诗三百》，荀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癖好。现将引用《诗经》情况摘要证之。

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诗·小雅·小?F》）

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诗·曹风·?鸠》）

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诗·小雅·采菽》）

——《劝学篇》

诗曰：翕翕??瑁?嗫字?АD敝?潢埃?蚓呤俏ァD敝?魂埃?蚓呤且馈＃ā妒?ば拧ば?F》）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诗·小雅．楚茨》）

诗曰：不识不知，颠帝之则。（《诗·大雅．皇矣》）

——《修身篇》

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诗·小雅·鱼丽》）

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诗·大雅·抑》）

诗曰：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诗·小雅·裳裳者华》）

——《不苟篇》

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诗·商颂·长发》）

——《荣辱篇》

诗曰：雨雪湾湾，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诗·小雅·角弓》）

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诗·大雅·常武》）

——《非相篇》

诗曰：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诗·大雅·荡》）

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诗·大雅·抑》）

——《非十二子篇》

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诗·大雅·下武》)

——《仲尼篇》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诗·小雅·何人斯》）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小雅·鹤鸣》）

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诗·小雅·角弓》）

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诗·小雅·采菽》）

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诗·大雅·桑柔》）

——《儒效篇》

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诗·周颂·天作》）

——《王制篇》

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我王，纲纪四方。（《诗·大雅·??印罚?br>

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诗·大雅·抑》）

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诗·小雅·黍苗》）

诗曰：钟鼓??牛?荟カo?，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诗·周颂·执竞》）

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莫惩嗟。（《诗·小雅·节南山》）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鸠》）

——《富国篇》

诗曰：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诗》逸诗）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王霸篇》

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诗·大雅·常武》）

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诗·大雅·板》）

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诗·大雅·抑》）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文王》）

——《君道篇》

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诗》逸诗）

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F》）

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诗·大雅·抑》）

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诗·商颂·长发》）

——《臣道篇》

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

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诗．大雅·抑》）

——《致士篇》

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诗·商颂·长发》）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鸠》）

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诗·大雅·常武》）——《议兵篇》

诗曰：介人维藩，大师维垣。（《诗·大雅·板》）

诗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诗·大雅·?A民》)

——《强国篇》

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诗·周颂·天作》）

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诗》逸诗）

——《天论篇》

诗曰：明明在下。（《诗·大雅·大明》）

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g?背憎，职竞由人。（《诗·小雅·十月之交》）

——《正论篇》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诗·小雅·楚茨》）

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诗·周颂·时迈》）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s酌》）

——《礼论篇》

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萧，有风有凰，乐帝之心。（《诗》逸诗）

诗曰：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周南·卷耳》）

诗曰：墨以为明，狐狸而苍。（《诗》逸诗）

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诗·大雅·明明》）

——《解蔽篇》

诗曰：???n?n，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大雅·卷阿》）

诗曰：长夜漫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不言兮。（《诗》逸诗）

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诗·小雅·何人斯》）

——《正名篇》

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莫惩。（《诗·小雅·十月之交》）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鸠》）

——《君子篇》

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国风·东方未明》）

诗曰：我出我舆，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诗·小雅·出车》）

诗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诗·小雅·鱼丽》）

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诗·小雅·绵蛮》）

诗曰：我言维服，勿用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诗·大雅·板》）

诗曰：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诗·商颂·那》）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大雅·既醉》）

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诗·大雅·既醉》）

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豳风·七月》）

诗曰：如切如蹉，如琢如磨。（《诗·卫风·淇奥》）

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诗·小雅·无将大车》）

——《大略篇》

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邶风·柏舟》）

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诗·小雅·节南山》）

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然出涕。（《诗·小雅·大东》）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诗·邶风·雄雉》）

——《宥坐篇》

诗曰：孝子不匮。（《诗·大雅·既醉》）

——《子道篇》

诗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大息。（《诗》逸诗）

诗曰：言念君子，温如其玉。（《诗·秦风·小戎》）

——《法行篇》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A民》）

——《尧问篇》

二、荀子对《诗经》民歌的引用价值

由此统计可知，荀子对先秦《诗经》民歌可谓烂熟于心，随手拈来，为我所用。在现存荀子哲理散文的32篇中，除《哀公》《性恶》《乐论》等少数篇章未直接引用《诗经》诗句外，几乎篇篇都引诗，少则一条，多则三五条，《大略》竟引用了十一条，其中还保留了五六条“逸诗”(逸诗是指不见于现行的《诗经》中的诗句)，这在先秦诸子百家运用《诗经》民歌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对《诗经》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305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民间，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及江汉流域的民间歌谣，它反映了周代初年至春秋中叶的现实生活。虽经过周王朝各代王宫、乐师加工修订，孔子也做过一番“正乐”类的整理，但文学史上普遍认为它仍保留了原始民歌风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仍属通俗文学范畴。自孔子对其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至战国时代“赋诗言志”成了国家使节、文人策士普遍采用的一种言语方式，这对《诗经》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之学习和运用民歌，其根本目的在于将人们的思想纳入《周礼》“以六德为本”的范围，侧重点在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在文化审美导向上也强调抑邪扶正；但在客观上，他们相当重视属于俗文学的教化作用。

孔子曾在《论语·八佾》中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郑卫之声”虽有批评，却并不删除郑风、卫风之诗，他自卫返鲁从事于正乐，仍很重视歌乐中的风诗，只是把俗文学、雅文学中的文词尽量纳入抑邪扶正的路子上来而已。

孟子在雅、俗文学关系上说得更为明白。《孟子·梁惠王》将乐分为“世俗之乐”与“先王之乐”，而主张“与民同乐”，把俗、雅文学艺术之别与王朝统治是否得到继承联系起来。

《荀子·乐论》强调移风易俗要导之以礼乐，强调要使人多听雅颂之声，他说：“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所以先王制《雅》《颂》以“感动其善心”。虽然荀子之对于《诗经》，更偏爱《雅》《颂》之章，而对《郑风》《卫风》之音有些批评，即“郑卫之音，使人心淫”，但并不否认其重视俗文学的基本态度。

同时，荀子在《荀子》哲理散文大量地引用《诗经》的文句，一方面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学习《诗经》民歌的语言形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笔者认为荀子散文句式整齐，喜用比喻、多用排比等特点，这与《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及比兴手法亦有很大的关系。另外，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得以复出流传，也应有荀子对先秦通俗文学资料的有效保存和运用的一分功劳。

参考文献：

[1] 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