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进化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女性主义电影批评

在上世纪80年代，引人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新鲜的视觉理论之一，给中国带来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思潮。20世纪80年代，尼克・布朗先生来华讲学，介绍了他所写的《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起始》。这篇文章评述了穆尔维的《视觉愉悦与叙事性电影》和格莱德希尔的《当代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两篇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穆尔维和格莱德希尔在“两性差异”上，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知识，分析了当时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两人都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基本上是父权制的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在这层认识的基础上，穆尔维研究了影片中女性的角色问题――集中在女性是提供给观众视觉愉悦的角色上。格莱德希尔试图用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解剖电影中的女性元素。她得出“因为女性不是男性，所以她们是不做声或不露面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仅用于重新肯定男性的统一、完整和安全”。这些新奇的理论观点，引起了中国不少电影人的思考。此后，不少电影批评者开始了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的历程。

十几年后，李道新先生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写《女性主义批评》一节，一开文就提及了尼克・布朗先生介绍过的两篇女性主义奠基作品。他简述了西方“女权运动”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是如何被中国电影批评者意识、认同以及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和演变等情况。《女性主义批评》以选取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文献作个案阐述与分析的方法，讲解了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发展的历程。在细读电影批评史的过程中，引发了本人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缺乏的激进批判姿态

细读《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起始》和《女性主义批评》，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穆尔维还是格莱德希尔，与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相比较，理论的建构倾向性存在着很大差异。同样都作为建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批评者，在强调性别和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对整个男权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共同特征下，中国的批评者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在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上)温和过多，女性立场不够彻底。李道新先生对这种差异有这样一段评述：

总的来看，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由于缺少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在努力确证中国电影的女性意识前提下，也缺少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社会、政治及文化的激进性批判姿态；但同时，作为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一种解构，颠覆男权文化的反本质立场，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对中国电影里的性别差异、女望以及女性主体意识进行解构的过程中，却也相当清晰地正在书写一部颠覆经典、重塑性别的中国电影史。

很显然，李先生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为什么缺乏激进的批判姿态，更多归咎于“缺少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我却认为，在提出了女性意识后，对社会制度中的女权被压抑的事实现状、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有戴锦华一样的女性创作立场：呼唤整个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尊重，尤其是社会中作为女性自身的主体应自觉提升女性意识。如果说“由于缺少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在努力确证中国电影的女性意识前提下，也缺少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社会、政治及文化的激进性批判姿态”，不如说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者绝大多数放弃了政治性意识形态批判。近20多年来电影批评的文献中，对男性中心的批判比比皆是：男导演在电影中书写的“他者”女性、女导演寻思着社会需要的“类型”女性等等，都是比较鲜明的批判观点。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对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诞生阐述如下：

……作为一个同样在后结构主义氛围下诞生的，电影理论批评流派，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拥有激进的批判性立场和高度综合的方法论基础；它从好莱坞经典电影入手，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雅克・德里达的结构思想以及米歇尔・福柯有关的“权利话语”的陈述，试图公开揭露父权制度下女性被压抑的事实和特点，结构和颠覆父权制和男性为中心的电影叙事机制……

虽然李先生先有一章节专门写《意识形态批评》，但上引文中提到了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以及福柯，却没有提及阿尔杜塞。而阿尔杜塞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导致格莱德希尔对编码规则和解码规则做了区分，从而提出“为什么女性没有作为女性在电影中表现”，以及“这种非现实主义的电影为什么如此吸引受众”等命题。“阿尔杜塞对主体与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提出的主张认为，制度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体，主体则在社会制度给予她的映像中逐渐认知自己。”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要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就是要对抗父权制意识形态，对抗父权制意识形态就一定要批判到现行的男权中心的政治制度，与制度对抗，就不能放弃激进的批判姿态。像李道新先生这样有权威的电影史论家，在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中对阿尔杜塞忽略不提，可见，激进的批判姿态不仅是因为没有“女权运动”，更多的是因为对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放弃。由此，不难理解，女性主义的电影批评在中国，应该做得更好。然而直至今天，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构建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诸如“女性电影”“女性视觉”“女性意识”的界定、分类等作研究和探讨。其不仅建构进度缓慢，批判深度也远远不够。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远婴指出，近现代中国女性自我反思的意识和批判男子中心主义文化的冲动，不仅进步甚少，而且相对于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具有的女性意识，是大大地被现状削弱了。

在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批评者缺少了女性主义者激进的批评姿态，女性电影作品也是千呼万唤“难”出来。相当前卫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人戴锦华女士就为“不可见”的女性电影表示忧虑和期待。

二、迷失的女性电影作品

远婴在《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中介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及电影理论，并且对比分析了中国的女性解放的状况。作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女性研究落后很多。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女性意识的生成线索，反而是近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化特征和男性倾向大大削弱了女性自我反思的意识和批判男子中心主义文化的冲动。女性盲目地把男人当成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文章分析了较早时期的女导演董克娜、王苹的影片中的女性，指出她们都是当时男性精神的缩影。女导演以男性的标准来描述和讴歌女性人物。

王春蓉、蒲若梅在《女性电影和女性电影批评》中用“女性视觉”和“女性意识”两个概念，圈划出“男”导 演拍摄的影片中女性形象的“非女性电影”特质。

戴锦华的《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在女性导演及其创作影片的梳理与分析过程中表白“在中国当代‘女性的电影’里，可称得上‘女性电影’的影片，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的。”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工作者感受到了一个悲剧：中国的女性电影实在是匮乏!就是被戴锦华称为“可以算得上真正的女性电影”的影片《人、鬼、情》，片中女武生秋芸有自我意识，却一定要初恋挫败，婚姻中幸福无望。假设社会接受了男权与女权平等，女性主义在影片中足够彻底，丈夫对在艺术上能干的妻子(秋芸)也可以欣然接受，体贴关怀，建构和谐美满的生活(在这没有丝毫认为影片故事该如何拍的意思)。“真正的女性影片”《人、鬼、情》中女性主义者有女性遗憾，似乎就不可责怪“女性影片”迷失了该有的女性主义特质了。

与此同时，权威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创作者(如远婴，戴锦华)对“女性电影”的界定和批评电影创作实践的女性形象的观点等，铺天盖地地影响着后来的女性主义影评人。如方云端同样认为“……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却因缺少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激进姿态，显得趋于温和。”金梅和李琳各自论文中的女性电影的界定也有复述式的观点……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女性话语系统的建构。我们该思考如何建构女性话语系统了。

三、建构女性话语体系

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了局限性，批评的女性话语本身也没有形成系统性。从几十年来对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引进，如劳拉・穆尔维的论文《视觉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李奕明《电影中的女权主义：一种立场，一种方法――对劳拉・穆尔维文章的介绍》、丘静美(港)《西方女权电影理论与批评：介绍与分析》、郭培筠的《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述评》等等，我们可以看出，批评过程对西方女性主义和电影理论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对西方话语依然表现出一定程序上的隔膜与不接受。中国对影片的女性主义批判。也以解构男性话语为主，而对于如何建构强有力的女性话语，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

从国内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建构现状来讲，建构女性话语系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策略之一：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女性意识”应不断进展。女性渴望获得生理和心理双重解放的欲求是个牵涉到历史、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运动过程。只有女性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得到升华，才能争取到人权平等，为完成女性话语系统的建构提供可能性。为此，女性意识最后应成为全社会认同和行动的事迹。

少女进化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28-03

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近十余年。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一、大陆学述成果研究追述

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一）知识女性专题研究

1.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辛亥革命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沈蓓绯《辛亥革命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则从女性主体意识、政治意识、家庭角色重塑方面探讨了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2.知识女性的特点与生成因素。乔玉钰《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风》（《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指出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皈依佛道的现象及其原因。杨银权认为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通过家庭、婚姻生活、交游等途径获得，清初和清末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特点鲜明[3]。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认为良好的家庭熏陶是清代知识女性们生成的一重要因素。此外，郭英德认为清代女子“才德不相妨”观念的流行，为普及女子文学教育提供了机缘。

3.作品出版与文化生活方面。张聆雨将清代知识女性的作品出版途径归纳为：男性亲属、老师或藏书家、好友等非亲属女性、作者本人刊刻四种[4]。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知识女性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清末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创校、办刊、举办慈善事业、开展文娱活动、反对封建文化陋习等文化生活。而崔景博士论文则从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女性形象及生存环境、女性书写的流传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知识女性的阅读书籍种类及其阅读特点。

4.家庭角色与职业方面。关于清代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问题，不少学者在论著里有涉及，但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侯杰、秦方以《大公报》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例，探讨他们的人生历程、婚姻家庭，以此解读清末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6]。逯慧娟的《略论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职业状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指出清末知识女性向教育、医疗、出版社等领域渗透独立谋生，总结了其职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5.思想观念方面。李静、刘蔓通过对《名媛诗话》的研究，认为传统知识女性对“贞节”观念是十分认同的，尽管无奈，但他们还是以守寡、殉节、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贞节”的恪守，往往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7]。张磊在《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3期）阐释了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即兴女学、男女同校、掌握知识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段继红在其论文中揭示，清代知识女性渴望寻求志同道合、同声相应、注重精神和情感交流的理想婚姻[8]。段继红、 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指出，清代才女冲破传统拜师结社、广泛阅读，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鲍震培的《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孟梅的《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艺海》2012年第9期），则从写作心态与作品中饱含的期盼去挖掘清代知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二）人物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已有一定数量颇见功底的文章问世，其中群体研究的文章较多，为数众多的广大知识女性仍被冷落于角落，个案研究亟待深入。

1.比较研究。李玮玮的学位论文部分章节从宗教、词情、爱情、友情几方面对三位女词人做了比较研究[9]。徐莉梅《吴藻、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两位知识女性的诗词研究，探讨了两人迥异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

2.个案研究。词人：清代词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顾春、吴藻、贺双卿、吕碧成、熊琏、徐灿等人。对顾春的研究文章很多，其中吕菲的《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对其作品进行了赏析。对贺双卿其人有无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肯定者为多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其人与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日盛。对吕碧成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是从其词作，其人与国际素食运动的关系，中国知识女性的转型这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对吴藻的研究主要是从生平考述、其悲苦人生和作品这几方面。

诗人：对清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较多的是沈善宝、恽珠等人。张佳生对满族女诗人进行了宏观研究，列出的清代女诗人达几十人之多，并对比较著名的女诗人进行了评述[10]；朱吉吉的《清代满族女诗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则更为细化，采用个案方法，对清初期、中期、后期的女诗人进行研究。经过梳理，万鹏、陈玉玲发掘出若干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无为女诗人[11]。聂欣晗的《清代女诗家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沈善宝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春花的《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对恽珠的生平及恽氏家族进行了考述；杜家骥先生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平、其家族与清廷的关系，对史籍和论著中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以那逊兰保及类似史事为例探讨了汉满蒙血缘、文化交融的现象[12]。其他在专篇论述中被研究的女诗人也有不少，列举如下：骆绮兰、汪端、陈静渊、王淑昭、钱凤纶、席佩兰、薛绍徽、杨继端、谢浣湘、汪韫玉、佟佳氏、张令仪、钱孟钿、方维仪、刁素云等。

画家：白英追溯了为慈禧的宫廷职业女画家缪嘉蕙的生平往事，开启了对清代女画家的研究[13]。彭建的《清姿秀骨 俊逸脱俗――清代女画家廖云锦赏析》（《收藏界》2012年第3期）对廖氏画韵的赏析，使女画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科学家：沈雨梧教授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合一的女科学家传记著作，记录了天文、数学、物理、中西医学、纺织学等各学科的31 位清代女科学家[14]。李敏《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的成才之路》（《高师函授》1986年第1期）介绍了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生平、家世、婚姻及其作品。

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清代知识女性也有专门的论述。清代女史家有清代李晚芳、陈尔士，戏曲家有王筠，清末著名办报人有胡彬夏和晚清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等，而屠揆先的《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简介》（《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则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成就。

3.群体研究。有关清代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一些论文用力较深。《清代女诗人研究》[15]一文，对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和个案研究；汪青云的《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究了女性词坛的盛况、词人的生存状况、创作等内容；《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远凤的《清初“蕉园诗社”形成原因初探》（《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是对诗社成员群体研究的代表作。郭蓁认为，清代女诗人群体凸显出地域性、伉俪诗缘、家族化、边缘化、多孀居者等特征[16]。冯曦缘《试论近代女性创作群体的分类》（《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 对晚清女诗人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地域性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区域研究中，江南市镇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对苏州、常州、吴地、浙江、徽州、桐城、杭州、上海等地知识女性研究的论文很多，且大多是硕博论文；而对边疆地带知识女性的研究薄弱。在清代知识女性的分布上，付琼、曾献飞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南到北递减的特点；从各省分布看，可分为名府中心型和首府中心型，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区与进士群的分布大致吻合[17]。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以来闺阁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湖南、广东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的数量大幅增长。

（四）知识女性创作研究

总体看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工作者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赏析展开的，这方面的文章十分多，大多是从创作的成就、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探讨，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极为不足。王瑜《清代女性诗词成就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清代女性诗词的成就分类进行了探析，并对其成就的局限性和原因发表了看法；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对清代知识女性的创作成就予以赞扬，对女词繁荣原因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冯晓东、饶晨曦、申国娥《清代女词人创作特征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一文指出，清代词人有一门风雅、才名意识、群体唱和三特征。此外还有对女性弹词小说和女性书信体散文书写的研究文章，不再赘述。

二、港台地区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港台地区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比较深入。香港黄嫣梨女士通过四位女词人的创作和遭遇，透视清代妇女在国家、社会、婚姻、宗教观等方面的思想转变[18]。中国台湾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1）末章，赏析了金逸、徐昭华、汪端等闺秀的文学创作。中国台湾女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一书，是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王力坚的《清代才媛与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从诗词、话、书简、戏曲几方面对清代妇女文学进行了研究；他的《从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一文则探讨了清代知识女性的生成问题。

三、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视角新颖。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女性视角进行研究，一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才开始解放的传统史观，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饱受压迫，他们反而是旧社会的积极构建者[19]。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与艳情・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节，对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做了专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思著，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1683-1839）对清代江南女性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虔信的探讨以强调女性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女性史》（[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的第七章，谈及了清代知识女性的觉醒等内容。美国女汉学家孙康宜，在其著述里对清代薄命才女―寡妇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概括[20]。此外，美国学者魏爱莲教授对清代才女的文学生活亦有相关著述。美国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指出女性科技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与性别规则，认为妇女非男权的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四、结语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但亦有薄弱环节。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此外，研究重两头轻中间，忽视了对清中期知识女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C]//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1981.

[2]王庆宏.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3]杨银权.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4]张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径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2，（0）.

[5]崔景.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

[6]侯杰，秦方.知识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分析――以女编辑、记者为实例[J].南方论丛，2003，（2）.

[7]李静，刘蔓.从《名媛诗话》看清代女性文人的贞节观[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

[8]段继红.修到人间才子妇， 不辞清瘦似梅花[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3）.

[9]李玮玮.清代三位杰出女词人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9.

[10]张佳生.清代满族妇女诗人概述[J].满族研究，1989，（1）.

[11]万鹏、陈玉玲.清朝无为女才人考证[J].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2）.

[12]杜家骥.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及其相关问题考证[J].民族研究，2006，（3）.

[13]白英.缪嘉蕙――为慈禧的宫廷女画家[N].成都日报，2007-02-26：B02.

[14]沈雨梧.清代女科学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5]段继红.清代女诗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6）.

[16]郭蓁.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J].齐鲁学刊，2008，（5）.

[17]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8]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

少女进化论范文第3篇

前工业社会阶段由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体制，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又被指责缺少智慧、感情用事和软弱无能。由此形成了消极、被动、柔弱、自卑的传统性别观念，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留守家庭，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的传统型性别角色模式；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改变为生产社会化和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为女性的社会就业创造了条件。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电气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也减弱了女性的就业劣势。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女性的社会参预度和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的性别观念渐渐转向积极、主动、进取和自信，她们由坚守传统的角色模式转变为渴望实现自身价值的自立型性别角色模式。据国家统计局和妇联联合组织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抽样调查，现代女性对性别观念和角色模式的认知表现出四大趋势：一是“男女平等”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82.4%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0.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无成”，占66.7%的女性反对“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法。二是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只有18.5%的女性同意“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的说法。三是挑战男性传统家庭角色，87.9%的女性赞同“男人应该承担一半家务”的提法。四是女性的自立意识较强。88%的女性认为，即使家庭富裕，自己仍然会工作或劳动。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技术革命更多地打破了许多职业上的生理局限，男女两性在职业上更加接近，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角色互换。但由于传统性别观念和旧的性别角色分工根深蒂固的影响，后工业社会前后女性性别角色模式呈现出传统型、自立型、兼性型等多元化的态势。

2现代科学理论：女性重塑性别角色模式的思想武器

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相呼应，现代心理学对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和社会科学中对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也动摇着“男强女弱”角色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科学领域，弗洛伊德认为男性优于女性是因为两性生理特征不同，而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少与性的差异本身有关”，而“是他们各自生养其间的文化所赋予的。”她对三个原始部落的男女性别角色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部落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行为模式不同于我们社会的性别角色模式。第一个部落中的男女均表现为所谓的“女性”气质和行为特征，第二个部落中的男女均表现为所谓的“男性”气质和行为特征，第三个部落则表现为“阴盛阳衰”，两性角色模式是典型的“男主内女主外”。这一发现表明，各个社会都有性别分工，并不仅仅源于女性的生理功能。性别气质和角色行为模式是人为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米德的人类学研究向人们揭示出在两性性别角色的塑造上，社会文化因素比生理因素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决定作用。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社会心理机制，他们认为，父母及社会对男女儿童的差别对待和儿童本身对符合自己的性别角色模式的认同，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所在。他们用“制约作用”来解释“男孩和女孩都根据自己的性别，恰如其分地行动。”女性并非天生的柔顺、依赖和顺从，而是自童年时代起就受到社会期望和刻板印象的“制约作用”，通过直接接受奖惩、模仿和观察他人的方式完成性别角色的社会学习过程。这一理论给女性带来的启示是，如果在儿童阶段进行性别平等教育，将会大大有利于女性形成更积极的性别观念，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转国教育心理学家利塔·霍林沃斯通过对大量关于速度、准确性以及稳定性的测量研究证实，男女两性并无智力差异，而女性大脑有比男性更大、更丰富的神经纤维。研究结果对当时颇具影响的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所持有的男子智力优越论提出了挑战。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和男性的“阶梯状思维”相比，女性的大脑进行的是“网状思维”，更善于关联性思考，而且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以上的科学研究结果在女性的社会实践中已得到验证。现代管理学的领导理论也充分肯定女性的领导能力，员工对女性领导的满意程度与之对男性领导的评价相比没有差别。女性领导在做决策之前更能给员工发表意见的机会，表现得比男性领导更佳，而且女性一般有更强的交际、合作和动员能力。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理论尤其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形成理论为女性摆脱传统的弱者性别角色，重塑适应现代社会的女性角色模式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一方面，它从理论上说明了女性的弱者性别角色的行为和认知模式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从而激励女性摆脱被动和自卑心理，打破“男强女弱”的传统思维定式，证明女性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为女性社会化提供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女性得到比过去更多的社会认同，有利于在更多的领域中实现男女平等。

3科技社会化：女性重塑性别角色模式的物质条件

科技进步对于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化革命的浪潮不断冲击着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减少了女性工作的生理障碍。尤其是食品生产机械化和智能型家电带来了“家务革命”，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外出工作，由此改变了女性的生活方式。二战后，女性就业的大潮势不可挡，其社会地位逐渐提高。2000年我国女性从业人员已达3.3亿，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46.7%。与此同时，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女性不必多生育就可以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而且，现代避孕方法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也使女性可以很好地调控生育的时间和数量，有利于她们将有限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去。

20世纪的办公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一步弱化对劳动力的生理和体力要求，而智力因素则日益受到重视。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因之得到普遍提高，其能力和素质使她们逐渐进入曾经是男性垄断的职业领域。女性所扮演的新角色如警察、飞行员、宇航员等无不是在挑战传统的刻板印象和职业中的性别分化。在世界范围女性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外政坛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女性总统、总理、首相、部长；企业界中出现许多的女性总裁、CEO。在美国，1994年女性自主创业达到770万；在中国，2000年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20%。全球科技界有12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奖。1994年中国女科技人才988万人，占总数的36%多，妇女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中国妇女劳动力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40%。难怪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出“女人正在改变世界”的预言。

少女进化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历史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 “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历史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 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历史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少女进化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