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文化范文第1篇

百节年为首。在我们的众多岁时民俗中，最隆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莫过于春节了。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结束，数千年来形成的年节习俗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集中体现。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儿要爆。”年节是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日子，过年，呈现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民间文化和美好的精神期盼。年俗文化深刻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着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具有重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深刻的文化审美价值。时至今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交际、吃穿住用、文娱艺术等诸多范畴，无不留有年俗文化深刻而丰富的智慧烙印。

年节起源：以人为本 敬天爱民

我国的年节，起源于祭告天地之日——元旦。元旦一词始于三皇五帝时代，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记载：“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意为把正月称为元，初一称为旦。古代称正月初一为元旦，是我国最古老最隆重的农历节日。

相传，四千多年前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勤政爱民、惠泽百姓，深受人民爱戴。因看准自己的儿子难成大器，他未将天子之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德才兼备的舜。尧死后，舜帝非常感激尧对自己的信任及对黎民百姓的关爱，便选定一个日子，每年都带领部下祭告天地和尧帝。舜在位时也如同尧一样亲民爱民、政绩卓著，备受群众爱戴。后来，舜又把帝位传给了德高才富、治水有功的禹。人们为了纪念舜，就把舜祭告天地和尧帝之日当作一年的开始，即元旦，也就是我国的农历新年。

上述传说，意蕴深远。首先，舜规定日期每年祭天，体现了古人对“天道”的敬畏。先民把宇宙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视为“天”，它容括生命的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敬天命”“识天道”，强调人们敬畏、认识和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开展生产生活及其他社会活动而造福自身。《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宇宙产生了有生命的万物，故我们要祭告天地，感念天地的养育之恩。其次，尧舜帝位的更迭，体现了“人道”须符合“天道”的智慧。《易经》指出，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类活动要遵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的道德行为须符合自然界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天地有大德大爱，人类与天地共德。尧天子勤政爱民，承践了天地大德；德才兼备的舜继承帝位后不负重托，努力使“人道”符合“天道”。可见，农历年节的起源凸显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敬天爱民、德政亲民的政治理念，在这种意义上，春节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时序的节点，而成了中华先祖勤政爱民的重要文化符号。

团年守岁：企盼团圆 崇尚美好

农历腊月三十，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度过一年平淡、细琐、苦乐交织的日子，迎来快乐、祥和的除夕，这一天自然被人们寄托了很多寓意与愿望。传说在除夕日，天上诸神要降临人间，故民间都隆重举行祭祀活动，敬鬼神、祈福禄。到了晚上，各家各户都要办一桌丰盛的团年饭，老小几代人团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共进晚餐、共话新年。

呼吸着一年最后一夜的空气，沐浴着亲情，畅饮着美酒，在快乐美满中期盼着幸福。团年饭，给了神与人、生者与逝者、长辈与晚辈之间进行多重沟通与交流的绝佳契机，饱含着对世间美好情感的领悟和珍视。

大年夜，伴随守岁，家家户户还要吃夜宵。南方夜宵多吃“蹄鼓子”，也就是炖猪蹄。北方全家围炉或坐炕头包饺子。蒙古族人在守岁夜，还纷纷向长辈敬“辞岁酒”，祝他们健康长寿，新的一年幸福快乐。

“一夜逢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重视除夕，把守岁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大年夜看成团圆的时刻。千家万户浸润着喜庆，围坐在一起，祭神、拜祖、畅饮，话旧叙新，沉浸在无限的天伦之乐之中。

守岁习俗传承至今，部分继续保存，部分推陈出新。如今的除夕夜，人们多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等丰富的节目，欢度佳节，辞旧迎新。今天，炎黄子孙的团年守岁，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注入了新的意义，昭示着“除旧布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尚，凝集了人们的情感和意志，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有着历久弥新的文化力量。

拜年文娱：传承美德 万民齐乐

年俗文化在生活中形成、创新和传承，其根本在于过年的现实生活。年节期间，举行拜年仪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万民齐乐，华夏大地沐浴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中。

拜年送贺喜，是年节期间广泛流行的习俗。初一天刚亮，全家穿上新衣，子女给长辈拜年，家庭成员间相互拜年，之后，左邻右舍、家族老少相互串门拜年。

今天，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拜年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几年前，新兴的“手机短信拜年”方式曾独领；现在，却因大量转发非原创的拜年“段子”而遭遇尴尬，有人将拜年短信称为“绿色垃圾”。相比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青睐微信、自拍视频等更为时尚的拜年方式，精心录下视频、音频，让对方感受到浓浓的祝福。

春节，微博拜年依然火爆，百度贴吧等论坛也不断翻新花样，纷纷举办贺年“盖楼”大赛。越来越多青年人认为，用“盖楼”（发表主题网帖，引发跟帖讨论）的方式拜年，更能体现出喜庆热闹的气氛，也更为便捷灵活，互动性强。

年俗文化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滩头年画 俗 土 火 文化特色

现藏于鲁迅博物馆的滩头年画——《楚南滩镇新刻老鼠成亲全本》，据说曾被鲁迅收藏。滩头年画因此被人认识。“楚南滩镇”即今天的湖南邵阳隆回县滩头镇，湖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孕育了极富内涵的湖湘文化，影响深远。湖南的民间艺术异彩纷呈，特色鲜明，民间绘画、民间工艺不胜枚举。滩头年画是湖南本地农业社会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之一，曾在1995年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美术一绝展”， 滩头年画因其古朴的造型，纯本土原生的用材及艳俗、火辣的色彩，让人叹为观止。滩头年画由于发展的地域性和传播的民间性决定其鲜明的湘楚地方文化特色。

一、俗——民俗的象征、世俗的表现

滩头年画作为湖南民间流传广泛的传统美术形式，在农村很常见。过年的时候，一般把它贴在大门上，以镇宅辟邪或祁福纳祥，逐步成为一种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的风俗。民间年画在诸多民间美术样式中，看起来似乎属于纯粹审美的艺术。其实，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民俗意义。据考古发现，湖南常德出土的一个北宋古墓墓门上就画有一对披甲戴盔、拄剑竖立的将军。这意味着早在宋代，湖南就有了门神画的存在。《宝庆府志》（宝庆乃邵阳古称）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以御示凶鬼。”早在明代以前，湘西南一带就出现了黑白木刻形式的、简略地刻印出财神菩萨、送子观音等形象的纸马，这当是滩头年画之基础。滩头年画是湖南民间木版艺术硕果仅存的一支奇葩，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作为湖南民间艺术的代表，滩头年画集热烈、奔放、神秘、夸张等楚文化特征于一身。滩头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颜色，充满了喜庆气息，以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农村传统习俗与民间文化。清同治年间因举行国丧，曾明文禁止滩头印发“欢乐”题材年画，可见滩头年画当时之影响。

滩头年画的题材多表现世俗内容，主要为镇宅辟邪、吉祥祁福、民间人伦三类。镇宅辟邪类以门神为主，也是滩头年画中最多的一类，它很早就有市场细分意识，在销售上把年画分为三种：广货、水货、托货。托货《尉迟恭秦叔宝》为典型的滩头门神形象，人物着戏曲舞台装束，形象威猛有趣，身边常有麒麟状元郎之类相随。其他还有《五子门神》《和合二仙》《赵公明》等，这种门神表达了护佑平安、吉祥发财之意。水货也称苗货，是专门为苗族人民生产的年画，其代表就是戴风帽穿风衣的《苗族英雄》门神，这在全国其他的年画种类里都是没有的。还有一种形象是专销广东的广货门神《关公马超》。关公在广东人的信念中不仅能够镇邪，还是忠义、财富的象征。吉祥祁福类大多有喜庆的气息、欢欣悦目的色彩和吉利祥和的寓意，如《吉祥如意》《万福崇来》等。民间人伦类有常见的《西湖送伞》《花园赠珠》《桃圆结义》《老鼠娶亲》等传说故事和戏剧，以表现爱情、婚姻、繁衍等中国传统人伦与民间风情。另外还有少量的色纸窗画，以文字和纹饰为主，组成吉祥图形。滩头年画无论是门神、故事或吉祥祝福、民俗风情等内容，都将浓情蜜意、艳俗色彩在小小的年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土——本土的材料、乡土的意韵

属于本原文化的民间美术，是对本土材料的利用，这是通过一定技术手段而实现的，并以一定的物质形态而体现出来。从滩头年画的选材来看，都是利用本土的、低廉朴素的自然物质，如制造土纸所用的楠竹、石灰，加工纸的白粉、颜料、笔、水等都是本地出产和生产的，甚至年画版也是采用当地的梨木刻制。

滩头年画的发展与古代滩头土纸制造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滩头有丰富的造纸原料——竹子，并有大量的造纸作坊，其规模比年画作坊还要大，它们不仅为滩头提供年画用纸，还远销周边地区和外省。现在其造纸作坊还在继续用传统土法生产，但传统手工艺已和简陋的机器加工相结合。其纸渗而不滞，透而不糊，渗迹圆润，透痕古朴。颜料印上去尤显艳丽厚重，有特殊质感。造纸业促进了年画的兴盛，滩头年画发端于明末清初，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年画作坊有100多家，工人2000多，年销量达到700万张，畅销云贵川及东南亚一带。

滩头年画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除了本地优良的土纸外，其细腻柔美的艺术特色则源于土纸上所用的白粉。这种白粉取自滩头本地峡山口、沙坪一带的白胶泥，这种泥细腻柔软，曾被当地妇女作为化妆品搽在脸上。在土纸表面刷一层白粉，刷过白粉再印制、上色，使得水印上去的年画色彩艳丽而不失凝重，润泽而不失光亮。滩头年画色彩强烈鲜艳，其套印的也是纯天然矿物或植物颜料，如其中的黑色就来自当地一种叫“墨树”的植物。在滩头年画独特的制作工序中，对色彩有贡献的除了粉纸的运用，还由于采用了传统的木版水印套色，同时又兼用人工加绘的方法。滩头年画从本土材料的加工到制作工艺上的蒸纸、托胶、刷粉、开脸等工序，都有别于其他年画的传统手工技艺，保持着细腻质朴的制作韵味，体现出的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其湖南民间美术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在滩头年画的发展过程中，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有当地的影响，表现为吸收了当地民间、民族艺术的精华。湖南隆回是民间艺术之乡，且少数民族众多，有回、瑶、苗、侗、满、白、彝、土家、朝鲜等20多个，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民间文艺独具特色，如隆回花瑶挑花、梅山绝技、隆中山歌等。花瑶挑花艺术，立意巧妙，工艺独特，形象生动有趣，纹样种类丰富，是花瑶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也是民族文化历史的折射。

它既有美化装饰作用，甚至还带有辟邪驱灾的心理因素，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信仰有密切关系。滩头年画的内容的选择和造型的表现同时也和湘楚地区的民间印染、刺绣、竹编、根雕、石雕、陶艺、剪纸等民间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源渊关系，特别是滩头纸马有着上下传承关系。

滩头年画作品大气粗犷、不过分修饰与做作，其造型古朴，形象率真，语言质朴，色彩浓丽，风格独特。恰如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显示出了乡土民间艺术的淳朴与自然，由此形成了湖南木版年画重要的本土特色。

三、火——火爆的色彩、火辣的风格

滩头年画的艺术风格的逐步形成是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它线条简洁，布局饱满，既具有传统风姿，又有自身个性化的表现。

在色彩的运用上不受固有色的限制，以美、艳为原则，色块分割中求统一，对比中求协和，艳而不俗，火而不燥，可以说最具楚文化特色。艳丽、鲜明、强烈，看后使人兴奋，产生欢快而热烈的情绪。隆回是有名的“三辣”之乡，湘人嗜辣的性格可能也使滩头年画具有了一种“辣”味，这是有别于全国其他年画最为突出的特色。大块的红黄与青绿形成强烈的冷暖对比，色彩耀眼、斑斓，极富刺激。在同一对门神的色彩中还讲究对称，如一个红脸、紫袍、绿胸围，则另一个百脸、绿袍、紫胸围。两者相互对称，互相映辉。

从构图上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在造型上或夸张或变形，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如《老鼠娶亲》中，形象的刻画采取拟人化手法，使之活灵活现、妙趣横生。湖南民间美术学者左汉中认为，滩头年画人物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如门神的造型，为突出头部“粗眉大目，神形要足”，艺人们大胆地将人体高度缩减为四个头高，体态动作横向夸张，充满整个画面，形成一种方厚如山的力量感。门神《尉迟恭秦叔宝》，人物头部突出，比例加大，身躯横向扩张，整体上却使人觉得匀称大方，威严有力。滩头年画从手工造纸、刷底、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年画成品要经过20多道工序才完成，并且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是十分罕见的。正是这些独特工艺，使之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

总体来看，滩头年画造型古朴夸张，形象自然生动，构图简单风趣，对称呼应；画面统一而不凌乱，集中但不堆积；色彩艳丽润泽，红绿黄相映成趣；画面大气洗练，洋溢着粗犷、豪放、淳朴的情调，散发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具有极强的审美与收藏价值。滩头年画集湘楚文化与民俗之大成，是湖南民间美术中优秀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其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2]沈泓.滩头年画之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俗文化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给当代国民的思想观念以及文化意识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以木版年画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艺术形式濒临失传，尽管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各地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试点项目，但是依然未能有效扭转这种历史趋向。本文将尝试从民俗文化与精神传承演进的角度，对我国历史悠久的木版年画艺术展开简要的考量，试图揭示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1.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对我国传统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史展开简要的分析，可以将我国木版年画结构内核形成过程的制约因素划分为四个方面：

（1）通过刻印神像的内容安排满足御凶护院的民俗心理，这就是要基于对我国基层民众的传统民俗心理的满足，以符号化的手段展现功利性的表意目标。（2）发挥年节等喜庆时刻的装饰性作用，制造良好的民众活动氛围，要通过木版年画艺术作品，充分表现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3）以年画艺术作品为载体，传播最新新闻资讯。这一类型的内容安排，可以满足老百姓对新鲜见闻的猎奇心理，增强年画艺术表现内容的时代气息。（4）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与当前时代政治发展浪潮的互动关系。这种内容安排是年画艺术对美术史中的载道、教化、参政、议政等艺术表达理念的传承，展现了中国木版年画艺术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取向之间的稳定联系。

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史，生动描绘了时展对艺术表现内容的影响，以及艺术家试图影响社会民众生活的表意愿望。

2.木版年画艺术的消费心理分析

第一，木版年画在表现题材方面的多样性与人们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之前，走街串巷零售年画的小商贩，他们兜售的年画具有题材多样的特点，而且往往都会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高度吻合，具有良好的销售需求。木版年画艺术加工作坊内，画样可以达到千余种，而且在不同地域，民众往往会表现出对不同类别的年画内容的喜爱，所以，零售小贩在选择销售对象之前，理应对特定地区民众的生活习俗以及观念取向获取基本的认知，以保证销售盈利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二，木版年画在体裁方面的差异与民众的张贴行为需求紧密相关。木版年画艺术作坊往往会基于年画作品在民俗功用方面的差异，对年画的表现题材进行仔细的设计性划分，并根据使用场合的差异，将年画划分为福、市、寿、喜四类。“福”是普通百姓家庭新年时张贴的喜庆画，主要发挥装饰以及营造气氛的作用。“市”是一般是商业店铺新年营业或者是全新开张时以盼望财富滚滚或者是表达对祖师爷的尊崇。“寿”是专供祝颂寿诞家庭选购的。而“喜”则是专供结婚纳采、娶媳嫁女家庭使用的。除此之外，各地民众基于其特定使用目标的要求，往往也会对年画作品提出在尺幅以及色彩搭配方面的特殊要求。

3.中国木版年画的精神表达

木版年画艺术之所以在我国各地大受欢迎，不仅依赖于其画面表现内容的人物紧凑与色彩鲜艳丰富，以及作品标题中蕴含的深刻吉祥愿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年画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木版年画既能及时准确地对当下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展开表达，又能充分展现国人心中对现实生活状况的超越以及对生命理想的追求，艺术性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进展路径的关照。

对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路径展开分析，在科学技术尚未发展的时期，神像题材曾经风行一时，后来，随着社会开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民间逐步意识到了神明世界的虚妄性，开始逐步对神明世界形成了一种“信则有， 不信则无”的灵活态度。与此同时，部分民间年画工匠开始在年画艺术作品中逐步引入对特定时代的个人与社会观念思想的表达，对民间存在的良好风尚进行褒扬，对社会实践环境中存在的不孝不善行为展开批判，比如，对劳动致富、节俭持家、孝顺忠信等进行鼓励；对懒惰成性、不劳而获、不孝不义等进行讽刺，这也是年画中的人文因素的产生原因。

对地方性民众实践氛围的切实感受、快速吸纳与创造性展示，也是木版年画艺术作品中人文性表现因素的重要来源。伴随着木版年画艺术所涉及的地方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及时代精神特质的不断注入，使得木版年画在内容表现的丰富性程度不断增强，在思想畛域中也表现出了不断丰富的客观趋向。

近代历史中，中国国土遭遇外国列强接连欺凌的客观事实，使得木版年画作品中涌现了大量的变现民族抗争精神的元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艺术创作流变思潮的不断丰富，使得木版年画艺术在当代中国不断向着多元化表现形态进行演化，增进了作品的人文精神之丰富性。

结束语

本文围绕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民俗文化及其精神的表达与传承问题展开了简要的论述，正确而全面地认识我国木版年画艺术在民俗文化与精神表达传承实践过程中的时代性与丰富性特征，将会对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第二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

年俗文化范文第4篇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年俗文化范文第5篇

摘 要：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40年代的通俗长篇小说，受近代启蒙思潮和“新文学”语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更加追求雅化。因此,通俗小说从“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便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通俗小说;俗雅;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

谈到文学史，我们马上反应到的一定是那些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为代表的纯文学。一直以来，通俗小说就像文学史这个伟大母亲的私生子一样游离于文学的边缘而不受重视甚至饱受轻视、蔑视。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就将通俗小说排挤出文学史这个大家庭中。而且，更不容被我们忽视的是，随着文学和时代的发展，从清末民初至20~40年代，通俗小说实现了由 “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

一、俗中有雅的清末民初

在古代，“雅俗不仅指一种趣味，更指一种形式。经史诗文是士大夫文人表达经国理想、修养趣味的最佳文体，属于高雅形式；而小说、戏剧，不过是平民百姓娱乐的消遣品，流行于市井民间，是鄙俗的文学”。①在这种文体观和选择标准支配下，直到晚清，小说仍然难登士大夫们把持的文学的大雅之堂，更不要说成为经典了。然而，1902年前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小说这一原本最通俗的文学样式，在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被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座。遗憾的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的本意是欲保持小说的俗之形式，又让它承载雅之内容――向大众灌输新思想的启蒙内容，使之成为新的“经典”，结果这一初衷并没有实现。但是，“小说界革命”者所倡导的欲使小说成为“启民智”的工具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对近代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固然与传统通俗小说一样，追求作品的故事性、娱乐性、消遣性，其中不乏大量的思想内容浅薄无聊之作。但是，许多作者有了借小说“警世”、“喻世”、“醒世”的意识。此外，他们特别注重形式的通俗易懂。那些优秀的通俗小说，其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并不逊色于许多雅文学。创办《游戏报》和《绣像小说》的李伯元虽以“游戏”为标榜，但他说自己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②创办《月月小说》的吴趼人虽一再强调“趣味说”，但他认为：“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③即使是后来成为新文学主将们主要攻击对象的《礼拜六》杂志，办刊者尽管强调“休闲”，但是仍将读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相区别。

二、雅俗融合的20~40年代

就在清末民初的长篇通俗小说方兴未艾之际，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和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告了通俗文学一统天下时代的结束，以启蒙与审美为标志的新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潮。作为由知识精英组成、主张“借鉴革新”的新文学阵营，从一开始就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在新文学批判面前，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黯然失色，无力招架，由文学中心滑向边缘。

具体来说，通俗小说“雅俗融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小说题材的变化与拓展。20~40年代的长篇通俗小说，仍然以社会、言情、武侠题材为主，但都被注入了新的因子，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小说从谴责、黑幕逐步走向30年代堪与精英作家创作的“乡土文学”媲美却风格殊异的“都市乡土小说”，其代表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到了40年代，随着新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社会题材的通俗小说有了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超越雅俗、中西融合的“新市民小说”。其代表如徐讦的《风萧萧》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二)小说思想情感的现代化。拿社会风俗小说来说，“古代小说写民间民俗大多属于‘静定型’的，至少变化是很小的；而现代欧风美雨东袭后的社会小说的民间民俗是‘流变型’的，是中西合璧的‘杂交型’的。④早期的言情小说，虽然还披着狭邪小说的外衣，但已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如《人间地狱》，作者眼中看到的高等妓院就是“人间地狱”，作品中的人物对那些变相地狱中的女子发生了真感情，但又时时感到自己无力振拨她们。即使是武侠小说，也超越了传统的单纯对“侠义”精神的颂扬，注入了许多现代的思想元素；(三)雅俗交融的审美风格。通俗小说的特征和优势就是“俗”，而不是雅化和纯文学化。但是，新文学审美风格的影响、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与提高，又促使那些与时俱进的通俗小说作家，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努力从新文学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创作做到“雅俗相融”。如以创作《山东响马传》闻世的姚民哀创造的“连环格别裁小说”的独特长篇结构，顾道明《荒江女侠》的语言的新文艺腔，严独鹤《人海梦》的写实主义与传奇手法的完美融合……这些作品无不标志着在新文学语境下写作的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新文学正在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特别是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道路，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雅俗文学由相克似乎终于走向相生、相融。

三、通俗小说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

通俗小说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直至二十世纪末才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雅俗之辩、文野之分，缠绕了中国文学几千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挑选，同样也影响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解读、评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在一些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给予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一定的位置，但当人们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视野来阐释现当代作家作品时，通俗文学总是被遮蔽或被淡化。于是文学史在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时，总是以1916年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继后的文学革命为标志，总是以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作为建构文学现代化的基本对象。即使是一提再提的“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家也很少从文学现代化的视野来考察、阐述通俗文学。

那么，文学现代化在进程中为何选中了通俗小说？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随着近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随着社会对文学消遣娱乐消费需要的增长，小说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通俗小说因为有着完整、丰富、生动、“好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更具有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满足人们消遣娱乐的需要。与此同时，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作家职业化等因素，又进一步刺激了通俗小说的生产。二是通俗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美学特性和文学性品格，这就使其之 “俗”不同于其他“俗文学”（如民间文学子系、曲艺文学子系和大众通俗文艺子系）之俗，而是俗中有雅、雅俗融合。所以，《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既被视为通俗小说，又被视为经典名著。

21世纪，网络文学正在崛起，通俗小说创作正在不断地更新美学内涵和变换创作模式来保持其活力，其作品更是因为具有雅俗融合的特征而始终能够长盛不衰。

注释

① 杨匡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75页。

②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