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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与爱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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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与爱作文

忧与爱作文范文第1篇

如果说,静静的,我犹如天空中的一片云彩,那么你是否会像作别时的那一幕,轻轻向我挥了挥衣袖,然后悄然有了志摩在康桥上的沉默声响。之后的一切仿佛都在怀想,那年,王勃在送杜少府去四川任职的时候,一气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还有这么一个知己,就算是天涯海角,仍然就像在身边一样的温暖。又是那天,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时,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旦离去,友人走出阳关,便再无友人这样一人,能够听自己弹琴,能够与自己一起和诗。淡淡地,淡淡地,都在瞬间定格,凝聚,就像什么事都从未发生,却一切早已刻骨铭心,这就是份爱。

如果说,静静的,我犹如一个丁香般得女子,淡然而哀愁地走在雨巷里,那么你是否也会和我这般地彳亍,徘徊,在这寂静的雨巷。戴望舒的《雨巷》里,始终有个关于忧与爱的影子。就像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惩罚更痛苦的,也没有比服侍它更快乐的事了。”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两人的爱恋深沉,明明爱得海枯石烂,但却逃不过悲剧的命运。我停滞在那里,不能向前,感动着悲伤的结局,却为爱能超越一切,感恩于心:没有忧,哪能体会到爱,没有感悟爱,同样也寻找不到忧愁。

不知是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些首淡淡忧伤的钢琴曲,每当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悄悄聆听这些曲子。它们让我一次次抚平了心灵的创伤,然后再一遍遍地让我感受到了来自身边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爱。我不能说钢琴曲是能够疗伤的神曲,但是每次接近时,总会感觉人生因为有过一些忧愁,有过一些缺憾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亦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体会到了父母那些唠叨话语,不是简单的“陈词滥调”时,而是那些肺腑之言,甚至我都烂熟于心时,我已经忙碌奔波于学业工作生活之间了。一席光阴间,我已经告别了金色的童年,告别了花一样的季节,又再青春落幕的时候,当我身处外地,无尽的压力袭来,我终于体会到那不是,不是枯燥的“只字片语”,那是带着真情真爱的话语,句句暖心。听着电话那头,感到无人援助的我,顿时变得有了动力,泪水再次喷涌而出。

忧与爱作文范文第2篇

通过古诗文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古代杰出人物和劳动人民自强不息、不畏、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尊严的光荣传统的认识,激励学生从小树立报国之志。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他们不但崇尚自由,热爱和平,追求真理,注重礼仪,而且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团结御敌,以天下为己任。《曹刿论战》以简洁的文字揭示了曹刿的远见卓识和稳重果断的指挥才能,刻画了一个关心国事、深谋远虑的军事家的形象。《陈涉世家》则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重大影响和革命威力,赞扬了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从而说明了“奴隶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

《出师表》的作者诸葛亮,他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在政治上,他严明法度,开发边疆,注重农业,尤其擅长外交;在军事上,他出奇制胜,运筹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之外。他的才干和智慧,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表”中向刘掸提出的开张圣听、严明法度、亲贤远佞的建议,都是治国安邦之本,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观沧海》寓情于景,气势磅礴,表现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出塞》、《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诗篇意境开阔,气势恢宏,奔放豪迈而又痛切,反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和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教学这类古诗文时,要引导学生去体会和领略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魄,在崇敬与感慨的同时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感。

所有这些诗文自然美与情感美的和谐统一,包蕴着一种诱人奋发的力量,激发着学生热爱祖国壮美河山的思想感情。讲解这些诗文,要引导学生认识祖国国土辽阔、山川壮丽、人民勤劳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培养学生树立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坚强信念。

所有这些诗文自然美与情感美的和谐统一包蕴着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激发着学生热爱祖国壮美河山的思想感情。教师在讲解这些诗文时,要培养学生树立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坚强信念。

新课标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从传统文化中学习忧患意识,接受爱国主义。本文认为,增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在文言文中培养学生的忧患爱国意识以,才能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

加强诵读。古语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以往的古诗词教学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诵读的重要作用,而唐诗宋词正更加适合以诵读的方式来深入教学,从诵读的抑扬顿挫、平上去如、韵律平仄中体会情感抒发、理解爱国之情。

忧与爱作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沈从文的《边城》,初读使人感觉优美无比,细品却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之情,有深厚的悲凉底蕴。究其主要原因:其一,人心多虑,命运无情,矛盾之中深蕴悲凉。其二,人性向善,生命多爱,却彼此隔膜而心生忧伤。其三,生活单调,环境闭塞,使人心落寞而惆怅。而沈从文对人生人性痛苦感悟后内心的忧伤正是《边城》一切忧伤之根源,《边城》的忧伤内蕴令人警醒和反思,《边城》同时也就有了深层而独特的美感。

《边城》是一部小说,但它更是一部关于人生人性人情的社会大书。沈从文先生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本着这样的创作意图,作者以他生花的妙笔、纯真的感情、对家乡的挚爱,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湘西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而生活在这“世外桃源”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十六岁情窦初开的翠翠和她年逾古稀的外公、慷慨豪爽而又热情诚实的天保兄弟。在《边城》的故事中,每个人的身上都笼罩着人性至善至美的光环。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却常常有一种似烟如雾的淡淡的悲情向你袭来,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之情。

一、美丽的表层

《边城》是沈从文表现故乡湘西风情作品的典型代表。美丽的湘西地处我国西南地区湘川黔三省交界之处,是汉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沈从文20岁去北京讨生活之前是在家乡度过的。“是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自幼好奇的沈从文,不仅熟悉家乡的一切,更具有一种永远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沈从文在远离家乡的都市讨生活,其境况是艰难的,他所耳闻目睹的都市生活也与家乡的一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边城》中想要表现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实际上正在遭遇现代文明的侵袭。当沈从文又一次回家乡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那个用情感建造起来的“希腊小庙”正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坍塌。因此,沈从文所倾力表现的人生形式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境,他对故乡风俗人情的刻意描写实际是一段追忆——对童年记忆中的美丽故乡的深情怀想。正如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②《边城》中的一切都是想象的、虚构的、缥缈的、朦胧的,亦真亦幻,只可意会不可具象。他所展露的每个人物,也都好像雾中之花,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

按照中国传统美学观点,自然的写实的美是一种清晰的明朗的令人可感可触的美,想象的虚构的美往往是抒情的模糊的朦胧的亦真亦幻的。沈从文所理想化的湘西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美妙境界,他的艺术构造使他成就了一件文学艺术的精品。“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③《边城》中的人物全是可爱的,他们是一群远离了城市污浊的善良淳朴的人们,有着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着”的纯真美丽的翠翠,饱经风霜、厚道尽职的老船工,健壮如虎热情诚实的天保兄弟,豪爽慷慨的船总顺顺等。《边城》的人心全是向善的,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只是在大自然所恩赐的青山绿水田园诗般的“桃花源”里一代代自然的生息繁衍,过着平平静静而又平平淡淡的自足自满的生活。这是沈从文的理想所在,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美丽的梦境。与作者笔下优美的风光和善良的乡民相互映照的还有主人公翠翠那美丽的梦——翠翠的梦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对内心深处朦胧爱情的热情向往和现实表露。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在《边城》中所着力表现的美丽表层——“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深层的忧伤

沈从文认为“城里人”不能真正体味他的作品,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④汪曾祺也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⑤。这种悲剧感就是掩藏在美丽表层下的深层忧伤。

爷爷的忧伤围绕着翠翠而展开。爷爷是个穷苦的摆渡人,他年逾古稀,阅尽人生沧桑,又经历了老年丧子之痛,生活和岁月留给他的是无所不容的胸襟,是对于不幸、挫折淡定从容的沉稳。爷爷就像一棵历经千年的老树,岁月已“馈赠”于他伤痕累累的皮肤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任何的刀削斧斫对他来说都不应该构成重大的伤害。但恰恰相反,对翠翠婚事的过度操心和担忧使老人最后在一个风雨之夜撒手人寰。爷爷的忧伤是伴随故事始终的。女儿女婿为情而死的悲剧,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对于与他相依为命的翠翠,他关心备至,爱怜有加,翠翠是他人生全部的理想和希望,是冥冥之中那个为情而死的女儿的托付。他害怕翠翠走上那个可怜女儿的老路,但冥冥之中又感到翠翠正在走她母亲的老路,内心常常充满了忧伤和矛盾。他要为翠翠找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人,但也要找一个翠翠心里喜欢的人。他为翠翠的婚事操心,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尽力促成爱情的实现。当他意识到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时候,心急如焚,以至做出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老人在傩送处得不到回答又遭到顺顺冷遇,心里所受的打击是惨重的,伤及灵魂而又无处诉说,在重重的打击下老人死在了暴风雨之夜。大爱无边,惊天地泣鬼神!老人死了,山洪暴发了,白塔倒了,古老的渡船也漂走了。这个忧伤的老人辞世时还带着深深的孤独、寂寞和忧愁。

翠翠的忧伤是一种情无所依的心绪,是成长中的烦恼。翠翠是大自然的女儿,是湘西美丽的山水哺育了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茶峒的青山绿水、碧溪岨的竹篁白塔,使她健康秀美、纯洁如玉、超凡脱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率真,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分羞涩。翠翠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翠翠成长中的烦恼和忧伤悄然而至。“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翠翠)于是胡思乱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一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把烟杆在船边剥剥地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无端的烦恼,无来由地哭。看到黄昏优美的景色不免感到“薄薄的凄凉”,烦恼得无可奈何就胡思乱想,即使看见不相干的事情也会无来由哭。翠翠心底的忧伤可见一斑。翠翠的忧伤是一种典型的“有所思而不知所以,有所待而无由得之,情无所依、无所释怀的孤独惆怅的心理反映。她之所以想离家出走,放肆大胆地离开爷爷,潜意识里正是希望生命能发生点什么,来打破眼前的单调与孤寂,这其中所蕴含的孤寂与落寞之情是要我们仔细阅读才能品味出来的”⑥。翠翠恋爱了,但翠翠的爱情是那样的朦胧和飘忽。她并没有得到心爱的人明确表白,甚至连一个暗示也没有。翠翠的爱情似乎只是一串梦,她只能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在梦中希冀爱情的来临,但现实中她内心依然是那样的孤寂和无奈。作为一个爱情故事的中心,翠翠对围绕着她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天保外出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也忧愁而死。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局外人(杨马兵)告诉她以后,她才如梦方醒,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故事的结局是:翠翠凄凉地守候着渡船,孤独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这孤独的等待、凄凉的守候将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故事,翠翠爱的悲剧已接近尾声,但作为一个人生,这爱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在人生漫长的岁月里,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品味这分孤独、凄凉和深深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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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和傩送的忧伤是无法解决爱情的矛盾。孤独和忧伤本不该属于这一对赛虎似的年轻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他们是船总的儿子,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兄弟俩都有情有义,是当地有名的好后生。天保个性豪爽、慷慨,又是撑船的好把式,人很勤快能干。他喜欢翠翠,但他不知道翠翠喜欢的是弟弟傩送,阴差阳错,使他不知情陷入了爱情的矛盾之中。他为了成全弟弟,选择了孤独而伤心地外出闯滩,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而傩送在哥哥遇难之后,觉得有愧于哥哥,也抛下翠翠孤独地出走他乡,不知漂泊到了何处。最后留给翠翠是一个渺茫的希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三、多重的矛盾

“边城”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爷爷、翠翠以及傩送兄弟等都是一群善良的人。沈从文倾其心力构筑了人性的“希腊小庙”,但从小说底蕴来看,“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词)。小说中重重的矛盾使人物产生浓重的忧伤情绪。

其一,人心多虑,命运无情,矛盾中深蕴悲凉。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终将死亡,可谓命运无情。饱经沧桑的爷爷虽然不惮于死亡的威胁,但想到自己已是七十古稀之年,如果真的“不在”了,“孤雏”翠翠将无依无靠,死亡的担心和恐惧常常令老人不安。在翠翠心情烦躁向他撒娇、埋怨的时候,老人不免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过去事情,心中不免有点儿乱。”死亡留给老人的担心使老人感到深深的无奈。这样,小说在人性和人命的层面上解读着人生的无奈和绝望。亲情之爱,生活之忧,需要人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命运却有着它不可更改的结局,人生就有了深深的焦虑和遗憾。小说在人生的根本矛盾中写出了祖父生命的悲凉。这种悲凉成为众所感知而挥之不去的愁绪,融在小说的底蕴,生出永不绝断的忧伤。

其二,人性向善,生命多爱,却彼此隔膜而心生忧伤。可以说,《边城》是一幅真善美织就的大网,以善良的人性为经,以多重爱为纬编织而成。爷爷对翠翠无私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与他们善良的天性交织在一起,既让人感叹不已,又造成误会重重,使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凄美告终。

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有多重爱的交织,也有多种误解扭结于心。隔膜之中有多重忧伤,悲凉意味浓重。爷爷珍惜翠翠胜过生命,万千思虑,又不愿直言所想;翠翠对傩送有着朦胧的纯洁爱意,却又藏匿在“自然人”的羞怯中;天保兄弟情感真挚,却在善意的退让中顿生意外;祖父喜欢傩送兄弟,却因缺乏沟通而误解重重;顺顺怜惜翠翠祖孙俩,却因痛心儿子之事而使祖父遭受重创;中寨经纪人本为打抱不平,却因误解祖父而口出恶言……善良而可爱的生命因隔膜而倍加忧伤。

其三,生活单调,环境闭塞,使人心落寞而惆怅。边城的自然风光是优美的,但边城的地域是闭塞的,甚至是落后的。过度的闭塞和平淡无波的生活使人心里产生躁动不安的情绪。翠翠因为成长中的烦恼而躁动不安,因为生活过于平淡而总想发生点儿什么故事,想出走,想让爷爷去敲锣打鼓地寻找她。试想:一个处于青春期爱情萌动的少女,怎么会想到那样一些恶作剧的事情?翠翠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她是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的,她住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溪边白塔下,她没有可以玩可以诉说的青春伙伴,其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她通过渡船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她曾经把自己钦羡的目光投向渡船上的那个女孩的绞丝镯子。她没有亲密的伙伴,她甚至要靠偶然的“偷听”来获得关于二老和“碾坊陪嫁”的事情。正当青春年少的翠翠,何尝不羡慕城市繁华的生活,又何尝不向往喧闹的人群(当然这其中暗含想见心上人的私念)。所以每年的龙舟比赛就成了生活中的亮点,每年的看龙船比赛也就成为一个美丽的借口。

作者以往生命的经验和屈辱痛苦的生活印记,使《边城》这个精致美丽的作品在底蕴上表现出浓重的忧伤之情。作品背后根藏着作者深深的隐痛,它融会了作者年轻时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从小性格内向,孤独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亲近自然,使他更具有自然的灵性和对现实的了解;拙于人事,使他更能够敏锐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和深切地感悟。他像一个思想家,洞察了繁华外衣下的隐忧、美丽表层下的忧伤。他要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⑦这微笑是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沈从文对人生人性痛苦感悟后内心的忧伤正是《边城》一切忧伤之根源。而《边城》的忧伤内蕴则更令人警醒和反思,《边城》也就有了深层而独特的美感。

①④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②⑤ 汪曾祺:《又读〈边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华文学评价百年精华》,2002年4月北京第1版。

③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华文学评价百年精华》,2002年4月北京第1版。

忧与爱作文范文第4篇

诗人戴望舒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学营养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欧洲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923年夏,他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浪漫派诗人雨果等人的作品,后与施蛰存创办《璎珞》旬刊,并开始正式发表诗作。1928年成为水沫社和《现代》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之后又赴法国、香港求学,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本侵略者以抗日罪名下狱,数月后获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他再度回到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0年2月28日,年仅45岁的戴望舒与世长辞。他一生收录成辑的诗作仅有93首,先后出版有《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三本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后由作者合编为《望舒诗稿》于抗战前出版。此外,戴望舒还有一些集外诗作和研究古典小说的文字,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在译介法国和西班牙文学方面作出过成绩。

二、诗歌的感情至上

戴望舒的诗歌感彩比较浓厚,诗情是戴望舒的核心思想,他理解为“自己的情绪应该通过诗来表达,让人理解为一种东西,诗情是新诗最重要的变化,字句不是最重要的。因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它的诗很注重情感的表达,所以与浪漫派的诗人相同,但也有区别,他的诗歌不像浪漫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情感,而是通过真实经过想象而得来。不仅通过自然、清晰、朴素的表达达到美学原则,还重视联想的作用。虽然想象的作品很多,而且存在许多的诗人,但是由真实在通过想象而来的作品是少见的,正好体现了象征派诗歌的特点,从而为通往象征派的境界提供了方法。戴诗“由真实经过想象”所产生的诗情一般有几种契合方式,物物的契合、物我的契合、生活情绪和政治情绪的契合。例如《款步》是典型的物物契合方式,“这里,鲜红并寂静得,与你的嘴唇一样的枫林间,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觉出了它的寒冷”,诗中表达的是从女友的沉默中察觉出枫林的寒冷,是想象的真实体验。还有其他的形式,如《乐园鸟》、《古神祠前》、《我的记忆》、《夕阳下》等则是主体与客体、物与“我”契合的诗歌。又如“远山啼哭得紫,哀掉着白日的长终,落叶却飞舞欢迎,幽夜的一角,那一片清风”(《夕阳下》),诗歌将客观的外物与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通过自身的情感,将自然风景的结合,表达出神游自然天地间时情与物融,使外物也浸染上作者哀伤沉静的主观化痕迹。如《我的记忆》的主体在诗人的想象幻觉中脱离主体而化为酒瓶、花片、粉盒、笔杆等缤纷事象,其实是诗人心灵的客体化。第三种的大情与小情的结合,所占的比例也很多。如《雨巷》主要描写的是一个青年失恋的苦恼和悲伤,但是实质上是表达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失望,还有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另外《单恋者》、《烦忧》也都沟通了个人的内心波动与时代的血雨腥风,达到了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沟通与复合。下文将分析戴望舒诗歌创作转向的三个阶段。

三、爱情主题

戴望舒诗歌创作中爱情主题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与他早年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直接的爱情诗如《不寐》、《我的恋人》。将其他人生感受与爱情体验结合在一起,如《雨巷》。初恋的影响使他写下了《路下的小语》、《林下的小语》;由于对爱情的渴望和执著,他同样写下了《百合子》、《八重子》、《村姑》;再后来出现的感情不和,写下了《过时》、《有赠》;最后婚期的推后,导致其诗中出现孤独者的形象。爱情和他的梦想是诗集《望舒草》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最重要的声音。戴望舒不仅表达着爱情的甜蜜和忧伤,还将深刻的传统文化融入诗歌之中。诗人所描写的爱情不是那么的很有激情、高昂,并不是像许多诗人那样对爱情表达热烈,而是对爱情的描写非常隐讳、朦胧含混、欲说还休,表现出一种古典的情趣,不像现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于爱情的开放,而像古代的士大夫那样的含蓄、内敛。所以这个意义上,戴望舒的爱情诗中的情感表达还不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派”彻底,传统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文化心理始终在他心中存在。因而戴望舒诗中的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表达,不是惊天动地式的表达,而是一种对自我情感细细的流露,爱情是一种优雅的感情,也同样是多情、感伤的自我形象的体现。对于爱情的情感态度在戴诗中同样是比较传统的,爱情就像是一块不容亵渎的神圣领地,在其中依然可以看出寻求着爱情的永恒;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像其他的诗人那样激情、奔放,而是像大家闺秀那样的含蓄,体现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方式。无论是眉目传情中的微妙,还是争吵碰壁之后的哀伤,都是体现的是一种甜蜜的忧伤,让人联想到对月饮酒哀伤的传统书生。所以,在其诗中看到的人物不仅具有古典性格的多情才子,还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的性格,这也为后来诗歌创作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四、忧郁的主题

在经历过早年的对爱情的追求后,现实生活的影响逐渐使他失去了激情。因而诗歌的创作发生了转向,即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已经由爱情转向为对自己现状的忧郁与伤感。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戴望舒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上海,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就有都市化的影子,表达的情绪也是关于都市的。在现实中,因为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即使是在绚丽多彩的都市,戴望舒也对其失去了期望。这就使他对于理想、存在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所以诗歌转向为孤独和忧郁的主题,戴望舒的诗中很少直接对都市的繁华景观和现代生活作近距离的观察和表现,即使有些关于大街、酒场、舞会、等都市景观的描写,但是总把都市的浮华与个人的忧伤形成对比。如《单恋者》中,诗人描写的是黑暗的街头、喧嚷的酒场、的媚眼,“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在烦倦的时候”踌躇在“暗黑的街头”。还有在《昨晚》中,诗人描写了“一次热闹的宴会”:“零乱的房里”,摆放着来自巴黎的“粉盒和香水瓶”,残醉的洋娃娃“撒痴撒娇”,跳着“时行的黑底舞”。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并没有参加晚会,而是以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描写的,从而想象宴会后的凌乱场景想象了这幕都市夜晚的狂欢。在诗歌中表达的是对于都市浮华的短暂和永恒的人生的悲凉之间的感慨和感伤。而《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则分别描写了三个在异国都市中的日本。百合子描写的是身处于“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却怀有“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茫然地望着远处”,“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从里”。“八重子是永远地犹豫者”,描写的她总是“萦系着渺茫的相思”。梦都子则是把口红、指爪“印在老绅士的颊上,刻在醉少年的肩上”,不仅会“撒娇”,“放肆”,还有“忤逆的心愿”。这三个身处他乡的女性在欢娱的背后藏着对家乡的思念与自身状况的忧郁。这不仅体现诗中人物对于家园的思念,还体现诗人自身的难以排遣的情结。

五、悲愤的主题

忧与爱作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儒家;责任伦理;天人合一;

责任,就其本意而言,是指个体对自身分内事务的体验及由此引发的相应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成员以至人类群体之间关系形态生成与维系的重要前提。责任伦理实则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政治伦理概念,是指人们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并履行其角色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主观的行为道德准则。儒家责任伦理正是儒家要求人们在担任社会角色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形态下伦理与价值践行集中表达的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必然被刻上了当时独特的文化烙印,展现出典型的文化依存特征。儒家思想注重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故有人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道德型文化。这种文化突出了人。但又把人看作是从社会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主体,要求人人都努力完善个人的道德人格,调节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其中儒家仁民爱物、心忧天下的性命伦理之学,更是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精神,“修齐治平”、“兼善天下”、“弘毅力行”的君子人格,皆关乎传统儒家的责任伦理,这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的孕育与积淀。可以说,责任伦理思想是广泛渗透在儒家传统社会的日用人伦之中的。

探究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有效甄别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主旨内涵与整体追求,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求证儒家责任伦理产生的思想背景。本文认为,责任伦理作为传统儒家心性学说道德理论的核心,与传统的天人观和伦理观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先秦儒家所极力推崇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伦理关系价值体系,构成了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天人观

对于儒家来说“天”是一种始终“形而上”的“超验”存在,天被赋予了最崇高的地位,它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道德基础和永恒的生命归宿。《周易》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周易·乾卦·文言》)这是对周人“敬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明确地表达了人之本性得自于天、天人相通的基本理念。正因为此,天作为人世的道义原型,“天”的周流运演规律,即“天道”,在源初意义上划定了人之修为合宜性的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伦理秩序和个体内在超越性的基本逻辑前提,成为现实“人道”实践的价值本源。¨儒家将“天人合一”拔高为道德境界,以天人同构作为“天人合一”的依据来探求个体人格与社会道德的统一,从天地之道衍生出立人之道,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阳货》)的新探索,将天道援引至人道。

孔子时代,天的观念正处在由天道向人道过渡的阶段。孔子一方面对天命保持了虔诚的信仰,主张人要顺从天命,他提出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说”,畏天命是最重要的观念。另一方面,孔子又罕言神道而注重人道。实际孑L子对天命的窥探与体识主要涵盖了“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天,以及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二是义理之天,以及逻辑性推演出的“人道”。

孔子不仅仅是为了探求“天道”,更重要的是从“天道”中探寻“人道”,其终极指向是要赋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为人寻求生命关怀。孔子的“天道”就是其“人道”的逻辑依据,表现为“道法自然”。儒家学者中最早将天人关系上升至世界观、本体论层面详加论证的,当属孟子。他大体摆脱了原来的天命论,而倾向于王道和人道的阐释。他在谈及个人修身问题时提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人必须发挥心思之能,才能了解人的本性,并由此上达天道。至宋明理学时期,张载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则强调“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二程遗书·第二卷上》)朱熹而后将其解释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王阳明则是直接把先天之理置于人心之中,“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新合和畅,原无间隔。”(《王阳明全集·与黄勉之二》)以上各家虽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在以“人道”配“天道”这一点上却是大致相同的。

牟宗三曾断言:“主体和天可以通在一起,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最特殊、最特别的地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则和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法论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强调人身自由、个人尊严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权利,即“天赋人权”。这使得西方理解的责任更多地是一种契约型的责任。而中国儒家文化信奉的“天人合一”理念,则为传统儒家的责任伦理提供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形成条件。亦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使得世人培养了复归天之正道并尽收天地于己的胸襟,以坚毅前行、不敢懈怠的态度,主动承担起“仁民爱物”、照管家国天下的责任。无限延展的责任意识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这就有效地解答了人为什么必须,并且能够“修齐治平”的问题,同时决定了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与行为主要不是依赖刑罚威慑,而是径需向内求取,即“为仁由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经由修身而深造自得。

(二)伦理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道运演的规律往往是予以承认的,但却使其存而不论。孔子曾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苟子则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苟子·天论》)他认为恒在有序、化秩万物构成了天道运行的基本特征。这说明儒家认为是人合天,而非天合人的。那么,如何能在天人“交相应”的过程中使“人道”得以参配“天道”?周人在深刻反思商灭周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结论,提出了“敬天保民”思想,从而改变了殷人只顾“率民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做法,实现了“人”的发现。而后儒家认为“德”作为天的精神体现,人可以取其精华消融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合德,至“天人合一”宇宙道德境界,从而实现天人价值的统一。至此,“天道”问题转化成了“人道”问题,也即实现了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的思想进化。

孔子在继承周人开创“以德配天”传统的基础上,对礼乐制度做出了理论上的系统完善,提出了“克己复礼”,就是希望把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予以道德化,把宗法制度下的群体关系予以伦理化,以恢复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传统秩序。于是形成了以朴素的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孝悌为核心,外推至君臣、社会、国家天下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设计是从确立家庭成员的身份伦理开始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礼”的精神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为人们制定了各种规范和准则,其纲领性的表述就是在《礼记·礼运》中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但是民又存好恶争夺相杀之心,“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儒家认为只有以礼节制,才能使人守“义”,即在关系伦理中自觉遵守身份与角色的合宜性,进而使人道配于天道,实现理想中的“和谐”状态。在儒家看来,个体若能够做到贯彻礼义,维护并践行伦理关系的纲常正道,其社会行为就是一种“善”的践履,其人格也会达致“止于至善”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只有行为合乎礼义,才能修得君子圣贤的完满人格,挺立于天地之间,故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

儒家从天道运行规律出发,贯通天道与人道,以人道释说天道,然后人道又本于天道,阐释出“德”是作为精神形而上而寓于人心之中的实体,只有“以德配天”,通过修身成仁不断自我超越完善并使之外化,最终实现自我在社会上道德完善的践履,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的“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受其影响,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养成了一种“躬行仁义、修己济世”的内在品质,并将其自觉运用于个体弘道修德的具体生活境遇之中。从而“舍生取义”这种处于西方文化边缘的“非主流”心理品质,却成为中国人责任人格实现的应然选择。

从上述对天人观和伦理观的阐述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不仅仅是为强调“天道”,更重要的是要从“天道”中探寻“人道”,其终极目标是要赋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为人寻求生命关怀。因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使人道与天道秩序相感通而连为一体,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对万物负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上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儒家责任伦理有了得以返回现实生活世界的条件,并阐明人的道德责任既源于天理,又长于人伦,并延续于整个中华文明。 转贴于

1.“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孑L子仁爱精神的最直接表述。而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则可被视为仁爱精神的直接思想来源。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当然,此时的仁爱精神还带着“爱有差等”的宗法等级色彩,但也正是这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而建立起来的真实、朴素、可信的仁爱思想,之后“在‘推己及人’的感性体验和‘天人一体’的理性论证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成长为一种基于亲情而又高于亲情的伟大人类之爱”。

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

孔子对周代礼制中的家庭伦理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他通过对“仁”的阐释,以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作为礼之哲学依据,从而把作为周代贵族家庭中的“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和下层百姓家庭中的古朴情感结合起来,为整个社会的家庭伦理找到了人性的哲学根基。他将普通百姓家庭中父母的舐犊之情加以升华,强调“孝”是子女、父母间相互关切、恩爱的真挚感情。在家庭中父亲,子女有各自的家庭责任,做到“父慈子孝”才是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孔子将“孝”与“悌”相连,提升了“悌”作为家庭伦理在调节家庭中各成员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做到兄爱弟悌,才有可能做到“长幼有序”。在夫妻关系上,先秦儒家强调“夫义妇贞”,“夫义”包括对妻子的忠诚;而“妇贞”就是指作为妻子有守贞洁的责任。这些家庭道德也是家庭各成员应肩负的责任伦理,这种古朴的情感伦理成为改善、协调中国千百年来和谐家庭的润滑剂。

3.“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儒家以“仁”为本源,以“道”为标准,强调“内圣外王”,是为体现一种追求个人成仁成圣以及追求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内圣外王的“本”是心性修养,内圣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士往往经由“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唯义所适”的道义责任。他们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起点在自我,终点在政伦合一,以达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的高远境界为己任,勇敢地担负起济世安民的王道使命。王道是儒家学者倾其一生努力追寻的社会政治理想。正是这种王道信念向内作用形成了儒家“内圣”人格品德,向外延伸发展出了“外王”政治实践,并由此培养出了儒家知识分子“死守善道”的牺牲精神,构成了儒士社会责任意识的核心价值理念。

4.“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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