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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军事期刊范文第1篇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社会史。

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中的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

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的社会史

马里奥·邦格曾经说:科学史是研究科学诸学科中的长者。[Bunge,1974:244]我们的讨论先从在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科学史入手。科学史是以各门自然科学的学科历史为起点的,可以说没有各门学科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科学史这个大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科学史的出现,并且得以立足于学科之林,却是由于科学通史的出现;而科学通史的倡导和确立,是人文学者的功绩。

1)各门自然科学学科的历史是科学史发展的起点,但是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

我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学科史的出现,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各门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学科的历史,最早的学科历史出自科学研究第一线的人物,也就是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就是为了看看前人做了哪些工作,什么工作是当前必须进行研究的。他们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告诉后来人: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什么成果,新手应该学习什么,才可登堂入室;应该关注什么,才能有所前进。

先从科学研究来说,科学家为了科学研究需要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近期历史,如,十八世纪的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1767年写了一本带有插图的《光学和电学的历史和现状:最初的板极实验》,这本书当时很受欢迎,作者在世时就曾再版五次。原因是这本书根据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的报导资料,翔实地描述了各国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进展,对于科学家的实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受到这本书的鼓舞,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学科史著作《视觉、光和色的发现的历史》。[Peacock,1919:20-21,27]这两本学科历史都是为了使从事研究的人员知道别人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些什么工作和问题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

再说教学,人们打开某一学科教科书的前言或绪论,往往就有简洁而明白的学科历史,那些优秀的教科书更是如此。19世纪的地质学家赖尔在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一书的开头,就以好几章的篇幅阐述地质学思想的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有简短的前言叙述生物进化思想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代,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有《量子力学的发展》的演讲,以后收入《物理学的方向》一书[狄拉克,1981]。杨振宁教授也有《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一书[杨振宁,1963],并且在他的多次演讲中都是从历史的观点考察物理学的学术问题。[宁平治等主编,1989:第二部分]优秀的教师在讲述本学科的知识内容的时候,经常要回顾某项知识发展起来的历程。可以说,从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引导学生,是训练新手的必由之路。

正是因为如此,最先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往往就是科学家,如前面说的普利斯特列等人。对于学科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也就是这些领域中年高德韶的优秀科学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科学史家。但是,科学史研究毕竟是要求专门的时间和精力的,特别是当各门学科的知识已经有相当程度积累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专业的学科历史著作大约在18世纪出现。从学科学术队伍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撰写学科史的专门著作,例如著名的数学史家莫里茲·康托尔(MoritzCantor,1829-1920),他是和著名数学大师乔治·康托尔(GeorgCantor,1845-1918)有亲属关系的数学史家。医学史专家苏德霍夫专职行医28年,53岁专任医学史教授。[Sarton,1962:25-26,30-31,38-39]最早出现的学科史就是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些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力学史,数学史等等。1因为在这些领域,知识的成熟最早,积累最多。

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各门学科史,仍然显现为各门学科的一个部份。因为无论从研究目的还是人员的训练背景看,确实只是分属于各个学科的。所以说,最早出现的学科历史并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2)科学通史是科学史学科独立的标志

这个独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科学史家库恩指出,“科学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这种看法作为一个纲领可以追溯到培根,特别是孔德”。[库恩,1981:107]培根在他的《TheAdvanceofLearning》[Bacon,1952]中讨论了知识的进步,但是那个时候各门自然科学并未充分发展,他的论述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下的科学通史。以后,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惠威尔写作的三卷本《归纳科学的历史》2可以说是科学通史的起点。这部著作被誉为是“一本无与伦比的,...对于从古代希腊到十九世纪科学的重要概述。”[Butts,1970:292-295]惠威尔是19世纪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他来写作综合史著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真正把科学史放在人类历史中考察的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他的著名的历史发展的三阶段学说,就是从知识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发展也是三个阶段,祭司和军人统治(古代),牧师和法官统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工业家和科学家统治(现代)。显然,这种分析明白地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他毕竟是在历史的框架中讨论知识的发展。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支配,他极力推崇科学史的研究和学习,并且主张把科学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他明确指出,“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学科的进化”,又说“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早在1832年,他向当时的法国首相基佐提出“一项请求,要设立一个讲授一般科学通史的教授席位。”[转引自萨顿,1987:27-28]。所以,科学史家萨顿说:“应该把奥古斯特·孔德看作是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于科学史具有清晰认识的人。”[同上]这一建议的实现是在1892年,也就是孔德死后35年。此后,欧洲的著名大学也开设了相近或者类似的课程,如,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在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

对于科学史学科进一步体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比利时裔美国学者乔治·萨顿。萨顿(1884-1956)出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时代,他曾攻读哲学,后来学习科学,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优秀成绩。他深受法国人文和哲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孔德的影响。早在1912年,萨顿就勇敢地选定了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把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能和其他学科相比美的独立学科”。为实现这个目标,同年他创办了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E.M.E.,1944:xi-xii],他主持这份杂志达40年之久。萨顿骄傲地宣称说,《ISIS》是他的两个孪生女儿之一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园惨遭占领,年青的萨顿离乡背井,仍然矢志不移,继续为他确立的目标竭尽全力。他几经困顿,从故国来到美国,坚持办杂志,而且开展研究,寻找机会。最初是卡内基研究所任命为研究助理,以此身份进入哈佛的温德纳图书馆(当时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数年之后,在1920年成为正式成员;在1940年成为哈佛的正教授。那时的他,已经教授了许多学生,得到了许多国际荣誉,终于建立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哈佛科学史系和科学史的学位教育(1940年授出科学史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科学史确实已经和其他学科一样,屹立于众多的学科之林了![ThackeryandMerton,1970:107-114]

我认为,萨顿的人文主义思想,支持了他的一生。他毕生致力于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从创刊时的《ISIS》的编委会的人员组成4,就可见到他完全是把科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项社会和人文的事业来完成的。这份杂志作为科学史学科的优秀杂志,直到现在始终坚持创办时立下的宗旨,突破纯粹内史研究的藩篱。从他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可见,他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观察和推崇科学史的。真、善、美是他的历史主题,是他推崇的人类精神的重要内容。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核心,科学史研究科学的发展史。他要继承孔德的衣钵,建立起以科学史为核心的人道(人文)主义的宗教。显然这是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并不认同;但是,分析他的唯心史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讨论的是萨顿对于科学史的贡献。他在《新人文主义》一文中强调地说:“新人文主义是双重的文艺复兴,对于人文学者,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人文的复兴。”[Sarton,1956:159]“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和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和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发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萨顿,1987:51]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经济问题或是各种社会弊端以及混乱,“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它们”;但是,“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Sarton,1956,184]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支配之下,他才以最为严谨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才以常人难以企及的热情,把科学史纳入了教育体系。5

如前所说,萨顿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得到许多国外学术机构的荣誉和称号,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的活动。1928年,在他参与之下,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成立,是领导人之一。193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学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大会的主席。在1938年,他被授予科学史学会的荣誉主席。由于他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巨大贡献,国际科学史学会设立了萨顿奖章,是科学史学科的最高奖励。[E.M.C.,1944:xiii-xiv;刘珺珺,1984]

总之,科学通史的出现意义非同一般,它的出现是人文和科学融合交叉的产物。孔德的倡导只是一个开端,萨顿的一生才是最为生动具体的代表。3)科学史成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一员;科学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群

自从科学通史出现以后,科学史就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是历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没有人类发展的观念,没有历史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就无从研究科学的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在历史学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哲学社会学的分析说明。从事科学史工作的人员,一方面要受到科学技术的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受到严格的人文和历史科学训练。萨顿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再以备受萨顿推崇的保罗·汤内里来说,他受到的人文训练也非同一般。按照萨顿的介绍,他虽然身为法国国家烟草公司的高级白领和高级工程师,从事实际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凡40年,但是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献给了科学史研究,“最为热中的领域是希腊的、拜占廷的和17世纪的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他的兴趣和成就说明,他不仅精通数学,也精通古代文字,有很高的人文素养。[Sarton,1962:27]

科学通史的出现以后,各个学科史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一方面分属于各该学科,另一方面也就成为科学史这个大的领域的一个部分,并且随着整个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科学史现在成为一个大的综合领域了:科学通史或者综合史,以及各个学科史,断代史,国别史,人物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历史中的科学。这样形成的科学史学科就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有多少个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就有多少科学技术的历史。所以和各个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较,科学史的国际会议就成为一个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常常多达数百人之多,可以讨论最为高深的天体物理的历史,也可以讨论诸如种牛痘和做豆腐的历史这样貎似通俗的话题。

4)社会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历史:历史学的变革和社会学家的贡献

前面已经指出,在孔德和萨顿看来,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的研究是科学史研究的内在目的,他们在倡导科学史的一开始,就是把科学史的研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是,在科学史的长期发展中,以内史的研究占据着科学史文献的主流和优势,也就是说“孔德和萨顿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没有真正形成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刘珺珺,1985]但是孔德和萨顿撒下的种子,以后由于默顿的工作而开花结果。

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早在1933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史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苏联科学史家就以《牛顿力学的经济基础》一文,打破传统科学史的研究的框架,首次宣布了研究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接着,英国一流科学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描述了科学的发展。贝尔纳的另一重要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姐妹篇,也在30年代末期问世。

在30年代后半期,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默顿,在导师索罗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索罗金的《文化动力学》,把科学作为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考察,要求默顿为他搜集大量数据。于是他在萨顿的指引下,在温德纳图书馆,开始了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科学的工作。默顿也就是在这项研究中,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广泛接触了有关科学的历史资料(传记、手册等等),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终于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以下简称《十七世纪》)获得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一篇国别的、断代的科学社会史,1938年发表在《Isis》的专刊《Osiris》。

事隔30多年,1970年《十七世纪》出版了单行本。这说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6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史研究成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传统的内史研究。有人说,这是“最新的运动”[库恩,1981:159,111];有人说,科学社会史使得“科学史失掉了科学”。[Broad,1980]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和社会本身重大变化所导致的历史学的重要变革。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描绘的再也不是帝王将相和少数贵族绅士等上层精英人士的活动,而是过去从未进入史册的布衣、市井、妇女等芸芸众生的多重生活画面;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只是编年史、政治军事史和帝王将相史。社会科学的影响,包括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至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引入,计量手段的采用,都促使历史学面目改变。“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巴勒克拉夫,1981:13]在历史学领域进行工作的不再只是传统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以至心理学家都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的主要新潮流是社会史。这样的史学革命必然影响到它的各个领域,科学史也不例外。

科学史的变化是母体学科历史学变化的后果。不仅如此,科学史的变革直接以科学本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面临的社会环境的为背景。20世纪是科学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面貌的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日益强大。这就引起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普遍关注。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等社会各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关怀和讨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关系。这是科学和社会关系方面。另外,科学本身也有重大变化:从过去的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成为从业人员众多,耗费资金巨大,成果累累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然会要突破单纯内史,单纯编年记载的传统,走向社会。

科学史的变化还要以本学科内部的学术准备为前提,要由本学科的优秀代表人物来实现。《十七世纪》一书就是这种准备。它是关于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讨论,这正是断代的和国别的科学的社会史。《十七世纪》也就被誉为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被称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默顿命题”。[库恩,1981:113-116]它在沉寂几十年后,以单行本为标志,走向前台,引领风骚。这就是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科学史的英语文献之中,科学社会史的新著使人目不暇接,不过这里没有篇幅说明了。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结构

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十七世纪》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科学,最为重要的就是把科学放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说明。这种观察角度并非默顿原创而是由来已久。但是默顿的工作却把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推向了历史舞台。

1)经典作家的论述

培根不只是最早研究科学史的元勋,也是在社会结构中研究科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著《新大西岛》[Bacon,1942,1952]勾画了理想社会的社会结构,又着意描绘了这个理想社会中的科学和科学家人群及其地位。培根生活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初,他对于社会结构的描述和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有关,是建立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的。

其次就要说到孔德的老师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了。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实业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支柱,科学家取代宗教神职人员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他是在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中考察和推崇科学家的。我们如果翻阅他的文集,那些论文,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圣西门,1985:1-27,250-309,]等,都是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巨著,在有关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生动地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述了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出现了许多“小屋工厂”;这些小屋工厂仍然分属于小业主。拥有蒸汽机的业主,他的蒸汽机所提供的动力可以连接供应几个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小屋。“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马克思,1975:504]马克思通过小屋工厂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技术(蒸汽机)的作用怎样在经济(资本)的运行中实现;而技术(蒸汽机)又怎样导致新的社会结构(工厂制度)的形成。

许多社会学大师都曾经在社会的框架中讨论科学。1919年韦伯在柏林大学的演说《作为职业的科学》,从青年学生面临的就业境遇讨论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说明在德国大学中工作的青年学者和在美国的大学中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种区别首先在于高校的体制差异很大,他甚至把德国大学中的研究所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把科研助手称之为“与生产手段分离”白领工人。在德国,青年人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不能获得正式学术职务,只能以编外讲师的身份任教,没有固定工资,要直接向听众(选修课程的学生)收取费用。教学负担较少,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要成为教授,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格考试,而且最终受到教授岗位数目的限制。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就业之初就有稳定工资;教学负担重,科学研究的时间少;向教授晋升的途径也是大相径庭。[Weber,1977:109-132;参见刘珺珺,1990:46,152]

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巨著《社会和文化动力学》也是在社会结构中考察科学的例证。当然这本书强调文化精神因素在历史中的基础作用,说明作者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念,认为种种社会建制,诸如法律、艺术、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在一定时期是会呈现某种统一状态的。他没有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直接对立起来。用现在的语言说,他是把科学当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的,并以详细的统计数字明他的这种观念。由此,默顿协助索罗金的资料搜集工作才可能直接为他的《十七世纪》做好准备。[科瑟,1991:515-516;参见刘珺珺,1990]

2)默顿的贡献:以经验研究结果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在社会结构中说明科学不是默顿的首创;但是他找到了可以进行测量的途径,使用了数量的手段,把纯粹理论的命题,变成可以用数据说明的东西。他的贡献在于采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实际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这是他体现社会学经验研究特点的地方,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首先要在时间和地点上确定经验研究的范围。他选择了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七世纪》一书,说明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中,科学成为社会上层精英人士的兴趣爱好;科学家精神气质和新教伦理的关系;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的关系。6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具体说来,他采用了集体传记研究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在《国民传记辞典》7中的科学家传记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传记进行内容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分析单元,以此为基础才能进行统计。默顿找到了可以计量的“初始兴趣的转移”(在职业和学科之间的),就是这种分析单元。除了传记辞典,他还利用了《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和达姆斯塔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使用这些工具书中的数字,研究各个学科的科学出产率,以便和传记辞典中的统计数字互相对应。这样就有了他在《十七世纪》一书第二、三两章中的大量图表和说明,进而引出第四章的分析和结论。[详见默顿,2000:32-90;参见刘珺珺,1990:第四章。]默顿关于科学技术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利用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特别是《皇家学会史》的进行说明。最后的《附录》中并有原始文献的摘编。这样他在第十和十一章中的结论就是言之有据的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8

3)默顿学派:科学的内部结构研究

默顿所开辟新的学科,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青年人的加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默顿学派发展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容纳其他学科的创造,吸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以至情报学家的贡献,变成自己的研究的概念工具或者统计工具。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两位科学史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影响,一是普赖斯,另一就是库恩。他们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和《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是具有跨学科和世界影响的传世之作。其中的概念的创造,如“小科学,大科学”、“无形学院”、“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或者使用,对于科学社会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概念相继成为后来人进行经验研究的指导理论,形成科学社会学的独特范畴。

既然是进行经验研究,数量研究工具的发展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首创对于科学发展的数量研究方法,从科学家人数、科学期刊和论文数目以及耗资状况,得出当代科学是“大科学”的结论;情报学家加菲尔德的《SCI》(科学引文索引)9的发明创造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数量研究来说,更是锦上添花。这个情报学的杂志《SCI》一经出现,立即成为社会学家数量研究的有力工具。不但可以评价每个科学家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从引文的时间可以考察学术论文的水平和各个学科的特点,从引文表现出的关系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从而了解某个学科形成和发展情况,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无形学院或者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情报学家加菲尔德有一段精辟话语可以说明这个工具的意义,他说他,普赖斯是从历史学‘转向’图书目录学,默顿是从社会学‘转向’图书目录之山而找到金子,他自己则“是从图书目录学家转向历史编纂学家和社会计量学家。”[Garfield,1977:158;参见刘珺珺,1990:87]

运用上述这些概念武器,使用新颖有力的数量工具,一大批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的师承关系,人际联系和其他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和新人;其中突出的有朱可曼的《科学界的精英》,克兰的《无形学院》等,均已列入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基本文献。凡此种种,充分说明科学社会学已经进入它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学科讨论的内容是科学的内部结构。

说到科学的内部结构和和分层现象。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研究不同文学家状况,发现了科学中的结晶现象: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科学领域中,从科学论文的发表率来看总会有高产者(影响学科方向的少数人)出现,这种结晶现象是以母液(众多的低产者)的存在为前提的。高产者的存在是无形学院出现和活动的基础。[Price,1963:49,57,75;参见刘珺珺,1990:229-230]高产者雄踞科学家分层之颠,获得最多的荣誉和权威,即最大的社会承认。提示社会承认是科学界根本性的社会资源,是默顿学派的功绩。这种社会承认获得的多少,是在论文生产和发表率的基础上起作用的,种种荣誉和物质奖励只是具体的体现。默顿以经验研究的事实说明这种荣誉、人力和资金等的资源分配,存在着优势积累效应,就是“马太效应”。这是默顿及其学派的重要发现。社会承认中“马太效应”的作用,是这种分层现象和权威最后形成的根据。所以说,科学内部的分层和权威结构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至于这个学派的众多其他研究涉及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这些基础性质的研究,都可以为政策和应用研究做出贡献。

说到政策和应用研究,这是涉及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纲领的问题。早在70年年默顿就说过,“科学社会学起源于认识的、社会的、历史的学术兴趣的汇合。它最初和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结合在一起,后来就和科学政策、科学心理学、科学经济学等连接起来了。”[Merton,1977:ix.]现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成为热门,人们或许不知道科学社会学和ScienceStudies,但是更多的人知道STS。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又因为STS的研究纲领直接面对现实和政策问题,而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具有学科的或者说学术的取向。研究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和STS的关系,需要专门篇幅。此处可以指出,无论如何,《十七世纪》是首次使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一鲜明提法的著作,并且实际讨论了这个问题,优先权应该属于默顿。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于默顿学派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库恩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诸如“范式”10和“科学共同体”11这样的概念,并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出现准备了思想基础。从历史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旧有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知识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都是和一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许多著名社会学家都对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传统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一个特点,都不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同起来,大都认为研究自然和研究社会是不同的。由于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这些社会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它的知识内容,并不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现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是要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进行社会学的说明,特别是要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形成进行社会建构的说明。而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就是库恩的学说,就是因为库恩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范式的变革;而一定的范式又是和一定的人群,即科学共同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是不连续的。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他们批评默顿学派是过时的,是没有涉及科学知识本质的,只是科学家和科学职业的社会学,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文献,目前是这个领域的主流作品。

这个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如前所说,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受到社会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点的活动所产生的,是社会建构的。在方法上,他们区别于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采用经验方法证明他们的理论观念,因此注重对于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环境条件和过程的实地研究(含历史文献研究)。这个学派进行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宏观的理论讨论,着重从一般的社会条件分析科学产生的社会依据。另一类是着重对于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环境做出发生学的研究,他们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实验室或者其他工作现场,写出详实的描述和说明。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则是深入研究某一时期文献资料,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过程,用以说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完成的一批实验室研究。以法国的哲学家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Latour,1979&1986]12为代表,可以见到这个学派的工作特色: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地(site),实地研究一个时期(如,一年)进行观察,详细描述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注意他们内部人员的活动,他们和其他实验室的关联,分析他们的对话和他们的论文。最后完成类似于民族志13形式的专著。

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是要用经验研究证明他们的理论观点,所以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都是要涉及知识内容和知识的产生过程,这样也就是进入了认识过程的认识讨论。以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为例。他在实地考察一年又十个月,积累了大量资料: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但是他运用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认识论的: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这是因为作者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看法,他在参与观察中的任务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的描述资料和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结论,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至于谢廷娜的《知识的制造》[Knorr-Sentinna,1989]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全书几乎都是晦涩的哲学认识论结论,诸如,“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等等。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注释和例证;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特点以及关于社会关系、行为规范等等,也就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想要得出的科学知识内容是社会建构的结论又怎么样?我认为,在他们的实验室研究成果中,科学知识的内容和他们描述的社会活动的具体联系,并没有得到具体的阐明(如,拉都尔的可信用性循环究竟和实验室的产品-生长激素知识内容有什么关系)。他们想要的结论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经验支持。14

不可否认,一个时期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它赖以出现的种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在一起,对于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仅引用本·戴维的一段重要话语来认识这种现象,他说:“人们很难希望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像社会学那样的经验学科中找到必然联系”,“这种想要把社会学研究和哲学理论联系起来的企图常常是有害的。因为它把许多研究归结为纯粹去证明哲学(哲学并不要求这种证明),并且妨碍了通向经验研究的问题的形成道路。”[Ben-David,1981:55]

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传统的民族志是进行文化描述的,他们却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民族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民族志方法相一致。”[Latour,1986:278.]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的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刘珺珺,1998和1999]

尽管如此,无论如何,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毕竟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在实验室研究中进行实地参与观察,完成民族志形式的报告,形成科学技术人类学发展中的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这些成果,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实地考察成果一道构筑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说明了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做出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贡献。在ScienceStudies的舞台上登场亮相的现在轮到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一起把科学技术人类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是90年代的事情。说到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我们同样不得不从经典开始。

1)人类学经典的启示:绚丽的画面和深层的理解

关于人类学的基本说明。人类学是社会学的姐妹学科。两个学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理论方法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大的类别就是质的研究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和人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要使用FieldWork这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中,通常译为田野调查或者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学科的发展基础,也是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通向专业文化人类学的通道”。15在社会学中译为实地调查,过去和现在都有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数量形式表达研究的成果,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那么现在似乎有关某种程度的复归。在经济学中,在数量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现在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这种趋势不能不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转向一种表现。

人类学的传世之作是缤纷绚丽的社会画面,是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这就是人类学表达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的民族志不仅描绘场景而且探索其深层的意义。人类学就其起源来说,是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家远离本土,到亚洲、澳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不发达的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类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一代一代的人类学家以生动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决不雷同的人类生活图景:库拉圈交易,菊花与刀,萨摩亚人的成年,巴厘岛上的斗鸡等等,这些都是著名人类学家写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在描述这些生活图景的时候,就说明了有关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婚姻亲属关系、信仰、宗教、礼仪习俗、居住交往,以至人们的社会地位、角色扮演、整个社会的结构等等。

总之,人类学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不同文化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在于揭示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同于社会学家,他们以深入的现场观察和生动的描述记载生活,又以透彻的理解剖析所见所闻。

2)研究领域的汇聚: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生活和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方法

早在1998-99年间,我已经发表文章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是由两个方面人员的工作组成的,是由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学家研究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社会学家,有信奉不同纲领的两派)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组成的[刘珺珺,1998,1999]。

首先讨论人类学家这一方面。二战以后人类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社会,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变成主要的活动。人类学发展初期主要是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这种情况是和人类学诞生时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了本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交往发达,再也没有许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社会可供研究了,原来初民部落的奇风异俗,有的也开发成了吸引远方来客的旅游项目。某些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人类学面临的危机。[Lepenies,1981:256]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人类学家回归本土,研究他自己的本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海斯指出,“近年以来,政治的和财政的限制,造成了很大数量人类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进行田野调查。这些在自己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工厂、医院、技术组织等等地方进行研究的时候,和在异域进行工作一样,也是要学习他们选择的人群的约定俗成的地方文化,学习这些人们日常生活的格调,学习隐蔽在界限之间的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多种意义”。[Hess,1992b:3-4]也就是说,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转变成研究本土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是无所不在的,研究现代社会就不能不遭遇科学技术。因此,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海斯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其中包括如经费拮据和入境困难等实际问题,造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关注焦点-科学技术。”[Hess,1992a:x]所以,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科学技术的诸多方面,就是人类学的当代主题之一。应该说,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主力军是人类学家。

其次,这是由于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人类学家研究当代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形成了研究领域的汇聚。

如前所述,科学社会学家一也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分为传统科学社会学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两个流派。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流派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所使用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就是人类学方法。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中,也曾有人使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早在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就已经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进行研究,对于该实验室的历史发展做出说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还有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对于费米实验室和印度的科研机构进行的研究。[Anderson,1981:218]后者专门撰文论述田野调查对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说明和解释框架仍然是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范式,所以影响不大。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提出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并且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的特殊目的,他们的著作被称为民族志的特殊版本。只是在推动科学社会学研究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3)从已知成果和自己的研究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人类学家一旦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他们所展现的特色就是十分鲜明的,充分表现出对于人文背景的注视,表现出对于人的关怀;他们所打开的眼界也就更加开阔,决不限于传统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内容,更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突出强调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建构。他们关注的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现在从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展现的关注焦点和特点来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首先,某些论文和专著给予的启示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是什么呢?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和法庭中的科学家,[Anderson,1981:218,216]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多元的场址(site)。”“有助于把民族志置于和更为广阔的多元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对话之中。”[Hess,1992b:17]对于这种说明,最好的理解是从已有作品考察。我本人基于对某些论文和专著的体会认为,具体说来,一是人群研究,研究和某一科学技术事项相关(采用或者使用)的人群状况。二是机构研究,某个科研机构或者和科学技术有关的机构的状况,以及在这些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或者与科技有关的活动)的人员状态。

人群研究。从三篇论文可见一斑。第一篇讨论妊娠流失的文章[Layne,1992]。说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曾经怀孕的妇女及其配偶也就是胎儿的双亲的影响:他们看到过技术手段显示出来的图像,形成了对于胎儿的想象,因流产而丧失了孩子以后,经常怀念和诉说那个想象中孩子,似乎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其中有的人甚至产生宗教幻想。作者的结论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死观和宗教信念。第二篇讨论妇女生育观的文章[Davis-Floyd,1992]。文章说明,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持有不同生育观念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育方法:认为生育是自然过程不要技术参与的,在家分娩,只需产婆或助产士的协助;认为生育是机械过程的,在医院分娩,要求技术和医生参与、借助于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以及医生的医学知识。第三篇文章讨论计算机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Forsythe,1992]。作者研究了临床医生并不使用专为他们设计的专家系统的现象,发现:专家系统之所以束之高阁不是因为临床医生患有计算机恐惧症,而是因为软件设计人员强调设计是硬科学,没有考虑在医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软环境的原故。

机构研究。有的文章研究了欧洲空间组织中的科学家,描写了他们的日常活动(飞来飞去,访问,磋商,粘贴,剪刀和胶水),结论是在这类跨国的科研管理机构中的科学家,不再像科学家那样行事,变成了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Zabusky,1992]。再有就是关于海洋生物养殖技术(开发扇贝的人工养殖)的机构的文章[Collon&Law,1989]。作者认为,从这个机构的活动来看,R&D为一方,经济市场和外部因素(供应和需求,生产和消费)为另一方,是紧密联系着的。文章超出了单纯科技的范围,涉及了市场和经济组织,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讨论社会经济网络的建构。最值得提到的是特拉维克[Traweek,1988]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专著《BeamtimesandLifetimes》。作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为此她担任了该实验室公关部门的导游),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了被誉为第一本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专门著作。在她的书中,有对于的实验设备和分布的详尽描述,有关于机构设置和和管理运作的记载,有对于人员分工、关系和活动以及新手培养的观察结论,等等,最后还讨论这些物理学家的宇宙观和他们实验活动的关系。总之,对于这个机构和它的人群进行了“深描”。16

以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高能物理实验室和欧洲空间组织的研究是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方法。有的研究人员采用文献法,有的学者使用话语分析,等等。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Hess,1992b:16]

其次,美国人类学家的硅谷研究

这是对于一个与高技术直接联系的特殊社区的总体研究。1991年圣何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查里·达拉(CharlesDarra)和同事英格利奇·利克(EnglishLeuk)首先发起了一项关于硅谷文化的项目研究,简称SVCP。次年另一位人类学家詹姆斯·费里曼参加了进来。他们试图将硅谷作为高技术社区的实验室和文化地域(culturearea)来研究,把硅谷生活不同侧面的民族志研究项目联结起来,形成总体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的内容:首先是作为高技术园区本身的研究。人类学家称硅谷为技术精英的“麦加圣地”,是“国内和国际的技术、人力、思想和资本流动的汇聚地”;硅谷还被称为“智力王国”(astateofmind)。高技能的科技人员、高文化的熟练工人和高素质的领导才能构成了硅谷的智力群体。其次研究技术对社区的影响。硅谷的独特在于它不仅集中了高技术企业,而且还有风险资本的活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地,等等,就是说包括了一系列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特别是小公司。硅谷的产业“现在已经扩展到了金融、治疗、餐饮、健身、商店、法律服务等行,硅谷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城镇(companytown)。它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预示着“后工业未来的全球符号”。最后是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研究。特别研究了家庭,硅谷实现了工作-家庭之间关系的转移,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信息技术对家庭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家庭各项活动的管理上。工作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自身存在的方式。不仅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用来协调复杂的家务安排,同时使用信息手段使亲人互动增加,使父母的角色和性别角色都受到了挑战。此项研究的特点是:规模大,但是并非传统意义下的“大科学”研究。在3位人类学家的指导下,由许多课题,组成一个生态系统。各个课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存单位,不是由统一的指挥做出硬性安排,不是线性的结构化框架,而是建构中的柔性的生态系统。时间长,进行为期10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人员多,几百名学生陆续被派往社区的不同场所,进行了大范围的简短访谈和重要事件的收集工作,记录生活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的习惯和观点。资助多元。大学的,国家基金的,私人基金的,协会的,不一而足。方法多元。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的调查以外,还运用人口统计、组织实践的分析等等方法。17这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重要研究。

第三,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

我们在1998年得到贵州省的资助,开展《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经过当年的选点考察,进行了黔南侗族民居研究,普定岩溶实验基地和岩溶办公室(管理机构)的研究,三都水族自治县生态研究。民居研究主要是考察了侗族民居包括生产生活用房和公共建筑对于杉木的依赖,考察民居的建筑工匠班底和技艺传授的师承关系以及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普定研究主要讨论县级科研机构的生存方式,发展地方性知识,为当地人民生活生产服务;涉及基础工作和高技术项目的关系以及高技术和地方发展的关系。18水族生态研究主要考察了三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该地区自然生态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辅以档案文献,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每项研究。

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选题颇为分散;研究方法和当今人类学的研究一样,具有多元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方研究和创造的广阔天地。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的人类学属性,从已有的文献成果来看,可以见到人文特点,它的使命在于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实现这一点,并非高深莫测。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就会做到。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科学技术本来就是和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紧密不可分离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多多少少有些只见数字不见生动的活人和多彩的环境。研究人员的视角一经调整,缤纷的画面就会层出不穷,研究的问题也将俯拾皆是。人类学更多地要求研究人员的悟性和直觉感受,否则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方面的能力的提高有两个途径,-是多读经典的人类学文献,民族志的范本。二是向实际生活讨教,深入田野调查,观察感受探索思考。

4)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研究多样性: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要卷入这个潮流。现代化和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中,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广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日益认识到,在这个大潮流之中,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又是一个严重的任务。现代高科技企业提出“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当代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方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更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研究社会研究人类生活的各门社会科学来说,也就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人类学以研究文化的多样性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但描述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描绘了诸多文化的丰富性和独具的创造性。现在,人类学又进入了现代生活,科学技术人类学成为描述和记载现代生活的重要领域。应该指出的是,在人类学的历史上对于不同人群的科学技术是已有成果记载的,因为即使是最为原始的人群也不能脱离原始的科学技术活动。考古人类学及民族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no-mathematic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hiatr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等等,都属于这类研究。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Hess,1992,p.x.]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但是这些研究毕竟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的人群的具体成果和贡献,记录了人类在和自然斗争中的状况,提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考察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活动是理解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领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现代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怎样体现自己文化的特异性,现代科技又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固有文化。这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具体说来,在我国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科技的研究,这是指对于目前还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存活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民间技术,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科技可能是丰富的宝藏。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从事现代科技活动的人群和科技机构的研究。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机构,高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活动的地方。《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技能由于它在本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得到保持和发展,在当地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知识已经广为普及和应用,对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两个方面又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传统工艺技术和民族医药,并且已经形成了企业化的生产。又看到:一方面,现代科技人员以各种身份广泛分布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民间能工巧匠积极活跃在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两部分人员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各个地区的科技活动的主体和有影响的群体。实际考察说明,科技人类学的研究要考察现代和传统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大推动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对于现代科技活动的研究正在开始,相信一定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相辅相成,对于理解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怎样在现代化事业中保存我们民族特有的东西,对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争取固有文化的生存空间,有着更好的解决办法。

总之,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门类。但是,它对于实际生活的启示,对于我们知识界和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国人类学的研究不算发达,人类学的队伍不是很大;但是,在我国,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的社会人文学科的队伍却蔚为大观,他们将要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刘珺珺,1998]要知道,在西方也是一样,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Hess,1992:x]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毕竟是ScienceStudies中具有生命力和广阔前景的新学科,它在世界的新环境下应运而生,必将在新的潮流中发展壮大。参考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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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读者可以参阅惠威尔的选集。[Whewell,1984]。

3萨顿变卖祖产支持《Isis》,到美国以后又以他的妻子的收入贴补杂志。他在自己的论文集TheHistoryofscienceandtheNewHumanism的扉页上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奇异的孪生女儿May和Isis的母亲E.M.E.”(E.M.E.是他的妻子名字全称EleanorMabelElwes的缩写,他的独生女May也是诞生在1912年)。

4在《Isis》创刊编委会名单中有著名科学家彭加勒、阿累尼乌斯、奥斯特瓦尔德,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Merton,1977:63]

5关于科学史纳入教育体系的情况,可以参阅《Isis》杂志每4年出版一次的《AGuidetotheHistoryofScience》。

6默顿本人对于此书内容的概括,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之于1970再版序言[默顿,1999:7],另一种见之于1999年为中文版所写的前言[默顿,2000:3-4]。我所作说明和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我的说法是为了论说的需要。

7实际上,是英格兰上层精英人物的传记辞典。参见[刘珺珺,1990:98-106]。

8年青学者的博士论文,成为一个学科的奠基之作的,并不多见。就本人所知,除了默顿,还有研究生命起源、在实验室中模拟进行大分子合成的青年博士。

9SCI以及SSCI等等情报刊物,现在已经是我国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所熟知的评价工具。

10范式(paradigm)一词,由于库恩的运用,已经成为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的基本概念之一。[Kuhn,1972:capterV;库恩,1981:12章]。

11科学共同体(scientistcommunity)一词,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英国科学家波朗依(Polanyi)。参见[Polanyi,1980,1951]

12此书有1979年的第一版和1986年的修订版,见最后的文献目录。

13民族志ethnography,另一译法为“人种志”,是一种统一完整的方法和表述形式。详见注13。

14这里论述的内容可以参见[刘珺珺:1990,第十章;1998,第二部分]。

15"Ethnography",EncyclopediaBritannica,vol.4,EncyclopediaBritannicaInc.,1993:583-584。亦可参阅其他百科全书(如:AcademicAmericanEncyclopedia,EncyclopediaAmericana等)的相关条目。

16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使用术语,指人类学家不仅记述所见所闻还要理解见闻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1999a:3-36;1999b:471-521]

政治军事期刊范文第2篇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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