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第1篇

（一）人口总量相对不足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文明的传承、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兵团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来实现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2010年，兵团人口总量仅占到自治区人口总量的11．80％，与改革开放时的17．19％相比，下降了5．39个百分点。兵团人口增长慢于自治区人口增长，在自治区人口中的份额逐渐减少。在新疆人口日益增加的过程中，兵团人口出现了相对的“萎缩”，这与当今形势下实现维护新疆稳定所需一个强大兵团的目标出现了背离。

（二）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据兵团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兵团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5．6％，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27．0％，初中教育的占40．2％，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3年，低于全国的9．05年。兵团人口无论是与60年代兵团人员的“高素质”相比，还是与当今全国的人口素质相比，高素质优势已经远去。人口素质的不高难以成就一个强大的兵团。首先，人口素质不高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应用能力不强，难以成就一个经济上的强大兵团。新知识、新技能一旦被用于生产、生活，往往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新知识、新技能往往是被那些素质较高的人员所率先掌握、应用。所以，兵团人员在接受和应用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要弱于高于其素质的人员，这就使的兵团在经济发展上会错失先机而导致经济上难以做强。其次，人口素质不高对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认识不强，难以成就一个思想上的强大兵团。当前，兵团老一辈人员已经退居二线，二代、三代和新职工是现在兵团的主力。据调查，新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命意识淡薄，他们更多的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兵团三代的年轻人较老一辈的兵团人而言，使命意识不强，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向往外面的五彩世界，这从三代普遍不愿种地、宁愿外出打工的情况中可窥一斑。人员素质的不高，使得他们很难从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自身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更谈不上责任感、使命意识，因此，思想上强大兵团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三）兵团人口结构不甚合理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老化、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尤其是婚恋阶段人口性别比的过高，不利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顺利择偶，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兵团的安家落户。据调查，兵团团场近年来引进的大学生中，男性人员普遍较多，这就导致了这些男性大学生在择偶的过程中，势必会剩下一部分人员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进而导致这部分人员的稳定性较差。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团场为什么留不住人。人员的难以稳定势必会影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履行。年龄结构的老化，一方面反映在老年人所占比重的升高，兵团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兵团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近40岁，已进入壮年阶段。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兵团可投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员比重下降；而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则意味着兵团投入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年轻劳力比重的减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对维护社会稳定力量的一种削弱。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一产从业人员比重高，二产从业人员比重过低。这表明兵团仍然是以农业发展为主，工业进程缓慢，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很难形成经济上强大的兵团。而以当今兵团农业发展的高水平来看，对劳力的吸纳能力的有限也难以造就人口上的大兵团。

（四）人口分布仍需布局兵团人口分布呈现出“两圈一线”的分布格局

能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确保新疆的稳定。但就目前兵团人口分布的南北疆差距而言，则不利于兵团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能的发挥。尤其是兵团在南疆过低的人口比例，一方面是难以发挥其对三股势力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是难以与各民族进行充分的交融，难以做到民族间的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维稳、共同致富，不利于民族间信任的形成。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驻守在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为保卫祖国边防、守护新疆稳定筑起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屏障。但近年来边境团场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职工队伍不稳，严重影响了边境团场的发展，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兵团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迅猛。但就兵团目前所拥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来看，数量不足、规模偏小，聚集人口的能力较差，这就会使得兵团在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中缺乏稳定、充足的人员基础。尤其是在南疆和边境地区，兵团城市数量和规模就更显不足，聚集人口的能力更差，实现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难度更高。因此，如何做大兵团城市，改善兵团人口在城市间的布局，进而完善兵团人口分布，是兵团从“屯垦戍边”向“屯城戍边”转变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新形势下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社会稳定目标下的兵团人口发展路径

（一）增加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

兵团十二五规划关于人口的部分指出：2020年人口要达到400万。按照2013年兵团人口自然增长率0．2‰进行测算，到2020年兵团的总人口为268．38万人，与计划中的400万人相差131．62万人。因此，坚持计划生育国策、适当放开人口二胎政策，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等在增加兵团人口、优化人口结构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1．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当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目前，兵团的生育水平极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09，不仅低于自治区的1．53，而且低于全国的1．18，更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2．1。国际研究表明，只有在人口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否则，就会出现人口的衰减。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是越低越好，而应该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以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兵团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应鼓励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职工用好用足政策，不放弃生育二胎。另外，要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力度，不分城乡、不分区域统一生育二胎，利用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

2．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

人口迁入是优化人口结构最迅速的途径。人口迁移更多的倾向于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人口迁移。因此，人口迁入能迅速地改善迁入地的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但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女性人口的迁入，以避免男性人口在迁入地婚恋问题的难以解决，进而出现二次迁移。但就近两年兵团的人口迁移来看，净迁入数量不大。为此，兵团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三化建设为契机，吸引人口的大量迁入。尤其是三化建设中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既能吸纳大量的人口，又能改善三产从业人员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需把握高素质人才引进与普通劳动力迁入并重。另外，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大“西部计划”力度，以高于东部的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兵团安家落户。

3．扩大兵团管辖范围

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是增加兵团人口规模最迅猛的方式。实践证明：兵团能有效的管理地方划归给兵团的农场，并实现其兵团化，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使命。因此，新形势下，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既有利于增加兵团人口规模，也有利于减轻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

（二）提高人口素质

1．提高团场职工素质

目前，团场职工的主力是兵团二代、三代及新职工。新职工的前身主要是内地的农民，其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维护新疆稳定的使命意识不强。因此，对新职工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同时，更应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发挥兵团大熔炉作用，以增强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平时，以趣味性的方式进行宣传，如开展屯垦戍边知识有奖竞答、开设团场军垦人讲身边事课堂、老兵精神等；在特殊时期，对执行任务表现突出者，给予其土地承包等相关的优惠政策，与经济利益挂钩，以增强其履行使命的荣誉感，进而提升其思想素质。

2．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

留住现有人才，也是间接提高人口素质的一种方式。因此，兵团在加大经济待遇、感情留人外，还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这既是挽留现有人才的手段，也是提升现有人才素质的途径。对此，兵团要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一是利用兵团及各师党校，加大现有人才对兵团新形势、新动态的及时把握，以增强新思想在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二是利用19个省市对口援疆的机会，加大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借鉴内地先进的经验做法，以增长现有人才的见识。三是鼓励现有人才到兵团大学和内地大学再进修，以增进其今后工作中的理论指导。

3．引进高素质人才

引进高素质人才是提高迁入地人口素质最便捷的途径。为此，兵团要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一是引进大学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到团场、连队，尤其是兵团职工大学生子女的引进。二是引进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三是兵团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人才。

（三）完善人口分布

马大正在2001年提出完善兵团团场布局要“抓住两头，突出中心，画圆南圈，加强一线”。目前，“两圈一线”分布格局中的“南圈”没有画圆，塔克拉玛干南缘和东缘团场少，且规模小，人口少，总体实力单薄；边境“一线”人口总量出现了减少，在兵团人口总量中的比重出现了下降。因此，在当前新疆三股势力猖獗的情况下，“画圆南圈，加强一线”势在必行。

1．画圆南圈

第十四师224团和二师38团的成立，是兵团完善南疆团场布局、画圆南圈的重要举措。也为我们完善南北疆人口分布提供了思路，具有推广价值。

2．加强一线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是国家加强边境一线的体现。也为我们加强边境团场、增加边境团场人口提供了可借鉴范例。另外，鉴于边境团场守边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复员转业军人充实团场的武装力量，亦需要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用先进的知识技术武装团场一线职工。

3．建设兵团大城市

人口问题范文第2篇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但“见风长”现象严重

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四、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流动人口本身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郑州市的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归结为外来流动人口，简单地采取一律轰走的粗暴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安置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面临窘境。第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将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闲置房有限，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过高的租金来租小区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这将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将难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第二，大量流动人口将面临失业。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动人口较多，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这些商贩无法继续其生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将面临失业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来的大学生，这些群体工资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迁，他们难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无法解决其住宿，他们则可能陷入失业的恐慌。第四，社会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会流落街头。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还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优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难以“排上号”。一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群可能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三、总结

人口问题范文第3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问题范文第4篇

[摘要]对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问题的界定，不仅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个公认的准则来分析它。文章基于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这一背景，并结合公认的分析社会问题的四要素，即问题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和过多的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社会问题

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

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

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

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

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

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

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

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Ravallion（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

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

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

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何芸，卫小将。中国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7）。

[2]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李臣娟。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人口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乡人口；数据分析；人口问题；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农村劳动力无法保证农村生产的需要，中国城乡人口管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通过对城乡人口总量分析，探讨中国城市与农村人口差异的原因，以期对中国日后城乡人口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1中国城乡人口数据分析

我国城乡人口总体存在基数大的特点，因经济发展、政策演变等因素的影响，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1-3］。图1为中国城乡人口总量图，由图1可知，中国城乡人口总量整体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且农村人口数量远大于城镇人口数量，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数量增长速率有所放缓，农村人口开始减少。1995年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一个分界点，此时，农村人口达到峰值85947万人，随后，农村人口开始减少，直到2019年，为55162万人，2019年城镇人口为84843万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中国城乡人口总量虽然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根据近年来人口增长率预计未来中国人口将出现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乡适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以及城市化水平过高。因此，有必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相关对策措施［4-6］。

2中国城乡人口问题存在的原因

中国城市和农村老龄化加剧、适龄劳动力减少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导致人口总量的逐步减少，而过快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农村适龄人口的流失，从而对农村正常的经济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2.1中国城乡人口共性问题的原因

为提高城乡人口出生率，缓解社会老龄化，2015年10月决定施行“全面二孩”政策［7-8］，但该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人口出生率实质性提高。2.1.1“一孩”观念难以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策，人们早已接受并认可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观念［9］，对于“二孩”政策的出现，首先在思想上难以适应，从而导致了“二孩”政策的社会认可度较低，政策遇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2.1.2现实生活压力较大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背后，是当今中国适龄劳动人员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二孩的生育与抚养的意愿不足。此外，较高的房价和物价水平导致了当今养儿、育儿成本偏高，很多育龄人员即使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也因无法承担起如此巨大的压力而放弃。同时，二孩无疑会降低原本的生活质量与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养育二孩的积极性，导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得不到有效的提高。

2.2中国城乡人口差异的原因

农村人口流失过高是导致农村人口问题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问题差异的体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0.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0元。在明显的收入差距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适龄劳动力，会选择去城市工作，从而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较城市更加严重。同时，由于大量适龄劳动力的流失，农村生产效率降低，留守儿童数量增多，对农村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中国城乡人口管理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城乡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经济生活、社会思想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要想得到根本解决，需要针对城市和农村采取不同措施，同时预防人口出生率降低所带来的适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10-13］。3.1完善人口政策相关部门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总结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做好人口问题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积极完善人口政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适时进行人口政策转变。人口政策的变化关乎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积极的人口政策实施不是对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而是顺应新时代要求，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

3.2积极采取相关配套政策提高国民生育意愿

简单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只是在政策方面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条件，但如果没有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配套政策，对解决人口问题效果甚微。可适当减轻育龄人群压力，降低购房和子女教育成本，对二孩家庭进行补贴和优惠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育龄人群顾虑。同时，做好宣传引领工作，从思想上提高国民的生育意愿。

3.3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