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连带责任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地诉诸法院,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文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简要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审判实践中的感悟对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一些探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与特征

夫妻共同债务,顾名思义,即夫妻共同的债务,可分为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生活性债务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债务,如扶养子女、赡养老人、医疗疾病、建造房屋、购置家用物品等引起的债务。经营性债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因此,夫妻共同债务具有时间存续特点、原因行为特点、连带债务性质、外部责任特点。

二、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个人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将夫妻共同债务限定为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婚姻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找不到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的规定,该规定确立了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第4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突破,因为不论是不是夫妻关系,只要两人以上有共同举债合意而向出借人借款的,则应共同向出借人承担归还借款的法律责任,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是一刀切,只要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存在约定财产制外,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立法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共同生活,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前者注重的是本质,更加公平而不便操作,难以具体认定,后者注重的是形式,可能带来不公但是简便易行。在司法过程中,法院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一些弊病:

1.夫妻中非举债方未分享到举债带来的利益,却被要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在实践中,虽然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利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包养情人等,但是因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对夫妻中非举债方而言显然不公平。

2.虚假债务诉讼增多。在夫妻离婚诉讼中,一方为多分财产,往往虚构借款债务,转移财产。法院在审理这类虚假案件时,根本无从辨别,查明债务是否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作出判断,容易导致夫妻中一方利益受损。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要素

民间借贷论文范文第2篇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民间借贷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市场交易；利率定价

中图分类号： F83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3）10008308

一、引 言

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交易双方分别为贷款人和借款人，交易双方仅交易一种商品，即借贷资金。在借贷资金市场上需要融入资金的交易者之间则根据自己能够提供的预期支付收益来竞争资金，这样的竞争和相互作用，推动市场利率不断进行调整，以便达成交易，实现市场出清，最终形成市场均衡利率，由此形成的均衡利率是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相互竞争作用的最终结果。现实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市场非出清的情况，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均衡分析更适宜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正因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而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理论上不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本文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均衡定价模型的构建，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方法，在货币经济的框架内考察具有纯交换经济特征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定价方式。

二、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定价的理论模型

1.变量识别与选择

作为成交价格均衡利率的形成，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信贷管理的基本思想，这些因素有来自借款人和贷款人方面的私人信息，主要是微观因素；有来自借贷双方共同受影响的公共信息，主要是宏观因素；以及来自市场交易平台的技术设施等方面的影响。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这些因素集中且分类表示如表1—表4所示。

贷款人才会提出或者接受更低的利率价格，试图重新与资金需求方达成交易的匹配；相应地，借款人无法按照均衡利率价格借到全部希望的资金量，才会提出或者接受更高的利率价格，试图成交。在市场均衡利率的定价过程中，设交易的一方报价（通常是贷款人），另一方对价格做出反应，接受价格或进行讨价还价，或者直接拒绝交易。定价者通过改变价格以应付其面对的数量约束，或通过增加或减少购买量或销售量，来对对方提出的价格做出反应。

舒贝克[1]认为，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每个交易者只采取单一行动，例如买者出价—卖者报价的方式交易，那么这就是简单的市场机制。中国农村民间借贷的上述两种交易形式应属于简单的市场机制。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所有的市场都是出清的，即对市场上各种交易的商品，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以这种方式运动：所有交易者接受市场价格，并且在这个价格体系下，所有交易者能够交换到自己需要的任何商品，从而确保了所有交易者的行为协调一致，市场最终表现出来的均衡需求和供给，仅仅是均衡价格信号的函数，即在既定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体系下，所有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都相匹配，没有未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未提供出去的供给。 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交易者能够实在地制定价格，正如Arrow[2]所说：“经济中各个独立参与者都视价格为既定，从而做出各自相应的购买和销售决策，没有人专门从事价格决定工作。”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则在不作公理式地假设市场出清的前提下，建立非集中式定价的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市场交易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信号共同被引入交易者市场行为决策中，价格由不同市场上分散的交易者相互作用所决定，从而允许不同的市场呈现不同的价格决定方式，使考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成为可能，而且，它修订了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需求和供给理论乃至价格理论，引入了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进而使分析市场交易者个体的价格决定行为成为必要的工作。较之瓦尔拉斯均衡概念，非瓦尔拉斯均衡更具一般性，在各种不同制度环境中使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更具现实意义。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市场非出清的情况，这说明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均衡分析更适宜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正因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而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理论上不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本文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均衡定价模型的构建，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方法，在货币经济的框架内考察具有纯交换经济特征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定价方式。

尽管均衡市场金融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假设严格并且构造简单，但它很清楚地反映了金融市场均衡的基本要求，即成交的金融资产需求总量等于负债发行总量，均衡利率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行为导致的均衡结果。在更为现实的非出清市场情况下，非瓦尔拉斯均衡定价模型的基本思想对市场化力量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颇具解释能力；一个自主交易、具有市场效率而且市场配给不可操控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正是一个具备非瓦尔拉斯均衡配置良好市场特征的现实市场。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工作，这项工作在广东省农村地区展开， 选择这一地区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全国而言处于较高位置，而且地处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改革领域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调查工作受到客观物质条件限制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展开，只能做出上述现实选择。 调查工作于 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期间前后两次展开，对广东省各地乡镇中约60个自然村，在方便抽样原则下选取发生过民间借贷的农户作为样本，一村至少一户进行逐户入户问卷调查。第一次调查收回问卷57份，第二次调查收回问卷160份，两次调查问卷中整理出数据完整的问卷93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高校合作资助研究项目“发挥民间融资在广东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09KH03）所做的实地调查，本文调研数据取自此实地调查的结果。 本文使用的其他数据，一般取自正式公布的数据，例如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种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等，具体的数据来源分别注明了该数据的最后出处。

4.关于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实地调查结果的统计描述

调查显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在不同的交易环境下呈现不同的状况。

第一种情况：非零利率。

调查显示， 93户调查对象中有85户农户通过私人间借款方式发生了民间借款，占91.4%， 产生借款的农户并非全部需要向贷款人支付利息， 其中需要支付利息的农户44户，占85个农户的51.76%，即调查对象的借款活动中有48.24%的交易是免息的 ，它约占全部交易数量的一半 。

另外，93户调查对象中有47户农户通过私人放贷方式发生了民间贷款，占50.54%， 发生贷款的农户并非全部要向借款人收取利息， 其中收息的贷款者27户，占47个贷款农户数量的57.45%，即调查对象的贷款活动中有42.55%的交易是免息的。

调查数据还显示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一个特别之处。在本组调查对象的93个农户中，有12个农户既是借款人又是贷款人，占农户数量的12.9%， 这些在同一个时刻既有借款又有贷款的农户， 这些人各自执行的借款利率跟自己的贷款利率相等，即无论借贷，同一个农户执行同一个借贷价格，不存在借贷利率差；而不同的农户执行的利率大多不相同。除此之外，其余农户或者是单纯的借款人，或者是单纯的贷款人， 作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身份是不交叉的，或者说，身份是分离的， 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存在性质差异的交易者群体——借款人群体和贷款人群体。

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现实水平描述统计结果如下：

本文选用调查资料农户记录中的指标“借款利息率” （表示为变量ZD1701）、 “放贷利息率”（表示为变量ZD1201），分别作为反映农户在民间借贷中作为借款人获得借贷资金时的支付价格——借款利率、作为贷款人提供借贷资金供给时的出售价格——贷款利率的衡量。这里选取两组相互独立的利率数据作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价格进行分析，分别从借贷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面对的交易价格。

首先，观察 借款人支付利息时的利率，即借款人面对的支付价格—— 借款利率。描述统计量的结果显示，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借款人需要支付借贷利息，其平均水平为月息4.82%（合年利57.84%）。进一步估计时发现，若以99%的置信水平估计这些进行有息借贷的民间借贷活动，则作为借款人支付价格的利率水平在月息3.27%—6.37%（合年利率39.24%—76.44%）之间。

其次，观察 贷款人收入利息时的利率，即贷款人面对的出售价格—— 贷款利率。描述统计量的结果显示，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贷款人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为月息4.57%（合年利54.84%）。若以99%的置信水平估计，则作为贷款人出售价格的贷款利率水平在月息2.67%—6.47%（合年利32.04%—77.64%）之间。

由上述统计描述和估计的结果可见，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从借 款人角度进行的借款利率统计和从贷款人角度进行的 贷款利率统计显示，它们的总体水平非常接近，借贷利率的平均水平没有明显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市场上借贷资金的供需均衡价格的平均水平。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借款人和贷款人身份基本分离，双方执行市场供需均衡的利率价格；另一方面，即使二者身份合一，交易者也未执行有差异的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从而使得这种民间借贷活动功能单一，成为货币资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枢纽，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仍是它的首要功能。另外，统计结果显示的借贷价格年利率水平的下限数值明显触及我国当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其中“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水平的利率，显然够得上 “高利贷”的称谓，但是，这种称谓能否作为划分贷款经济性质的合理标准，目前尚存疑问[3]。

第二种情况：零利率。

调查显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借贷活动中 有48.24%的交易是免息的，贷款活动中有42.55%的交易是免息的，它们分别占到全部交易数量的 大约一半是免息的，这种免息的借贷就是零利率借贷。零利率借贷主要发生在“友情贷款”、“人情贷款”情况下。“友情贷款”的借贷关系发生在民间信用发达的熟人社会中，一般以血缘、地缘和人缘等社会化因素为关系纽带 ，例如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乡里乡亲，同窗共事等等，彼此之间充分了解个人的背景信息，借以形成借贷关系的信用基础，以及控制贷款风险的相关措施，撮合借贷交易完成 。这种交易方式具备降低借贷价格的有利条件，例如能够节省对借款人信用信息收集和识别的交易成本；能够降低违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会，从而解决利率中包含风险溢价的问题，直接降低交易价格即利率水平。这种类型的贷款可能成为互贷款，今日的贷款人可以预期在未来自己能够直接享受同样的优惠条件获得贷款。这种零利率借贷的存在，依赖并反映着特定交易范围内的社会资本资源配置状况，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需要这种文化背景的支撑。对提供零利率贷款的贷款人将其社会资本中哪些因素进行了货币化处理，目前还不清楚，而且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涉及人的社会心理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现在还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显示准确的信息，因此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困难。

三、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定价模型的经验分析

1.公共信息因素影响下的利率预期

影响市场利率的公共信息主要是一些经济因素，其影响是通过参与市场交易的农户对这些宏观因素的理解和反映而形成的。一般来说，农户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宏观经济指标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等。 为考察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农户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本文选取我国1980～2009年期间的14个可以取得数据的年度进行分析。

方程拟合优度较大，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大部分变动情况。DW统计量值为1.8559，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正的自相关。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平均水平受到农村消费物价指数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正向影响，特别地，当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同期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提高1%时，民间借贷利率提高1.063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是反向，随着农民纯收入的增加，民间借贷利率的平均水而下降。

2.基于市场交易者私人信息利率定价过程

利率是借贷市场资金供求双方竞争、各种市场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它定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这些因素包括了这个市场特定环境的具体影响，除了加塔克模型中的几个因素之外，还涉及市场上资金的总体供求状况、地域文化习俗、地区经济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等等。为便于分析问题，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例如上述补充的各项；微观因素例如加塔克模型中的各项，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状况、放款人的收益模式等。

Hoff 和 Stiglitz [4]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利率问题做出解释，认为无论是垄断还是竞争的观点都不能解释利率高的问题，其利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不完整 ，无论是借款人还是贷款人都不能得到完整的信息 。因此，利率相对于正式金融的利率要高些。他们的模型分析了正规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并存且民间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正规金融市场的情形，结果表明，由于私人放款者之间的策略互动、执行成本和声誉机制等因素的存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补贴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私人放款者进入该市场，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上升。

Gupta和 Chaudhuri [5]在其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模型中确定了三个参与者：农民、正规金融机构官员和私人放贷者。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官员行贿以得到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因此其正规贷款的成本除了规定的利率外，还包括行贿的成本。当正规信贷与私人借贷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关系时，信贷政策能够降低私人借贷利率。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取值本身是连续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当前的民间借贷中出现零利率，实地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因此，因变量的观测值实际上来源于总体的一个受限制的部分，因而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实际特征，故在如下的分析中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

鉴于利率非负的一般性质，在模型中作为审查临界点的左端点为零，故令 i=0；且其审查临界点没有右端点，故令 i=+∞。此时模型为规范的审查回归模型，即Tobit 模型。

考察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各微观因素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影响，以下分别从借款人和贷款人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对农户借款人和贷款人建立不同的回归模型。

（1）借款人利率定价模型与实证

这里考察借款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率定价受到私人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主要反映借款人对其自身还款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的认知和价值评估，与民间借贷市场交易的信息传递、风险防范等机制关系密切。以下模型中选择的变量是对上节理论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具体化。

利用实地调查资料中的相关信息，基于现实调查可得数据，选择设计以下变量如表5所示。

统计显示了当前农村经济的一种状况，这些参与调查的农户中，民间借贷利率平均水平为月利率2.28%（合年利率27.39%）；平均每户农户借款需求中有67.98%的部分是向农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解决的；每户农户的借款中平均约55.25%的部分用于生活消费，包括日常消费、应急支出等；农户将借款用于务农生产或者商品经营的比例，平均每户约为35.44%；家庭收入模式中，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农户数量一半对一半。

为避免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影响模型检验的结果，给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7所示。

就实地调查的农户借贷数据显示的平均水平而言，农户贷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金额在其家庭消费后的剩余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这里是1%），则其放贷的年利率降低约1.4813个单位（这里是1.4813%）；当贷款人使用消费后剩余的资金进行商业经营投资时，其投资金额占其家庭剩余资金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则其放贷的年利率降低约2.0685个单位；作为放贷对象的借款人，如果在借款时声明此项借款的用途包括生活消费，则贷款的利率会受此影响，借款人计划将借款用于消费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贷款的年利率降低约1.0615个单位。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的农户参与现代金融市场投资的经济行为尚不普遍，农户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数量占其全部剩余资金的比例平均是5.4800%，这偏小的比例水平使得变量ZD9对农户贷款的影响不显著。正如选择贷款人方面的影响因素时对各个变量的经济含义所做的解释那样，变量ZD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贷款人选择固定收益存款对各种风险的规避愿望，当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加大时，说明其抗风险的账面能力在增加；ZD8反映了贷款人利用自有剩余资金创造利润收益的机会，当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加大时，说明贷款人创造利润机会的努力程度在提高。这些来自贷款人经济行为的私人信息和来自借款人借款用途的私人信息，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市场上贷款人提供资金时的利率报价，实证数据显示，这些私人信息和微观方面因素对贷款利率报价的影响全部都是反方向的。

参考文献：

[1] 马丁·舒贝克.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M].王永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80-287

[2] Arrow， K. J. Towards a Theory of Price Adjustment：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3] 茅于轼.重新认识高利贷[J]. 农村金融研究，2006，（9）.

民间借贷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 高利贷 法律规制

一、吴英案回顾

（一）吴英非法集资案始末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等为名，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亿元，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提请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吴英案争议的焦点

引发民众热议的是民众并不清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而现有规则的模糊性、不合理性更加增加此类案件的争议性。如判断非法集资一个重要标准是集资对象属于不特定人群。而吴英的集资对象林等11人，他们之中有些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有些成为企业的高管。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在法律上未明确。再如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基于的事实是吴英明知自己不可能承担如此高的债务，却仍然向债权人大量借款，且借得的款项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来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是，吴英与杨等11人签订的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吴英虽然将集资款的一部分用于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大部分还是用于酒店经营以及房地产投资。集资款的使用是企业的自由，吴英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承担的是民事违约责任，而不应当是刑事责任。此外，酒店经营、房地产投资都是回报周期很长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而杨等将吴英软禁的行为导致吴英的资产被查封，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根据吴英资产被查封时的价值评估，足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可法院对于杨等人的非法拘禁并没有追究，却以吴英无法偿还集资款认定吴英的行为为集资诈骗，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都要求企业完全依照合同，并且单凭以集资款无法归还为由认定非法集资，那么一方面，企业的积极性会经受严重的打击，企业已经被束缚在合同中。可是，商机往往都是转瞬即逝的，企业遇到一个比原计划更好的商机，却因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企业将承担随时还款的沉重义务。而国家对此又过多采取刑法制裁以及“一刀切”打击。这种“一刀切”的定义过于简单化、机械化，而根据这种机械化的概念定义犯罪并且使用刑法制裁未免过于草率。长此以往，企业将减少甚至完全放弃贷款，这样无论是对企业对民间借贷还是对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吴英案中所暴露出来的现有法律制度在民间借贷尤其是企业与个人之间借贷方面存在的不足引起了学者的担忧，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论坛上更是喊出了“保护吴英就是我们自己”的呼声。

二、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法理分析

（一）金融服务受限

一个企业想要合法获得资金有三个办法：第一，上市；第二，银行借款；第三，私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银行信贷门槛高，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制定的信用评定等级，从而无法从银行贷款。因此，中小企业转而寻求私募。而相对宽松、手续简单，资金充足的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首要选择。

（二）民间资本游离

金融危机之后，数以千亿的民间资金游离。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温州改善投资机构，推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改善民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难以取代的重要力量。如此大的民间资金，一旦披着“合法”外衣从事非法融资，并且获得利益之后，其他投资者便会在市场上盲目跟风，同时，对高回报的追逐心理加剧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监管力度不到位

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我国没有一个确定的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的监管。民间借贷是市场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通的民事行为。如果缺少了必要的监管，让民间借贷独自生活在阴暗中，难免会导致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并且放任的时间越长，异化的几率越大，后果越严重。

三、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的建议

鉴于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与个人间借贷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构建我国以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需要政府、金融市场共同努力。政府为主，金融市场次之。

（一）政府

1.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中小企业作为民间借贷最重要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后备力量是否强劲。美国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管理机构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的效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呈现区域集聚，竞争压力大，需要由政府出面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全程导航。因此，各地政府可以结合自身地区的发展特点，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及职权，充分履行其职能，向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援助，帮助小企业联系融资事宜以及提供管理培训和咨询。

2.鼓励个人间小额借贷的发展

国家在放宽金融限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应当鼓励个人间借贷（p2p）发展。与美国个人间借贷相比，一方面，个人拥有更多的民间闲置资金但资金分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诸多商务人士的首选。这些都为个人间借贷平台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美国的个人间借贷平台中的诸多制度如真实信息披露制度、利率制度等都是有政府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相关方面还刚刚起步。所以，个人间借贷在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也会逐步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个人间借贷尚不具有实践操作性。

3.加快《民间借贷法》制定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民间借贷法》。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散布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如此分散且不完备的规范不利于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因此，制定一部《民间借贷法》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2012年“两会”期间，甚至有浙江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自己草拟的《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法》的出台将成为规范模式中的基石，让一切民间借贷活动有法可依。

4.建立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第一，加强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引导人民合法投资，合法获利。因为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的产物，极易误入歧途。政府必须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大力推动民间项目立项，既保证资金运转安全，又盘活了民间闲置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二，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要定期监管。东部沿海地区民间借贷频繁，已经呈现规模化趋势，同时，如“拍拍贷”等“p2p”模式的信用网上借贷平台的出现，在服务民间借贷的同时，也比零散型借贷有着更高的风险。如何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可以借鉴证券管理制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严格执行交易登记制度；其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资金运转以及信用监管制度；其三，加强风险预警。

第三，加强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方担保承担着降低借贷风险的职能。可由于民间借贷很少寻求第三方担保。担保机构中一部分倒闭，一部分异化为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组织。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可以将担保机构纳入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或者个人间借贷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借贷体系，统一监管。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制度

金融市场的垄断就是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很多民间借贷无法进入金融融资市场，更别提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因此，完善金融市场，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是有必要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准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资金准入。以往的金融行业的资本来源为公众的存款、发放的债券、像央行借款等形式。而对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一直采取观望保守的态度。现如今，国家有了一定的政策。无论是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等领域”还是“新36条”，这些都体现国家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限制。

第二，业务准入。民间借贷服务的范围为中小企业以及公民，国家可适度放宽限制，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领域，与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竞争，既减轻金融机构资金压力，又可促使整个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三，人员准入。民间借贷毕竟是由民间因市场化自发形成的，民间借贷人员往往素质偏低，对借贷的基本知识以及风险管理缺乏必要的知识。国家可以允许正规金融从业人员进入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带去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丰富的金融市场实践经验。

民间借贷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民间借贷 信任 社会网络 兴衰

近阶段，浙江省部分企业由于企业资金断裂，发生经营困难，直至跑路逃债的新闻，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据统计，浙江省今年非正常倒闭的企业高达244家，其主要原因均是由于融资困难而依赖不稳定的民间借贷造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成为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风险性徒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浙江企业倒闭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担忧。

民间借贷，主要指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的活动。它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现象，不受金融法规对资本金、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的约束，没有纳入国家信用控制和金融监管等常规管理系统（林声，2008）。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银行信贷资金趋紧，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助推了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或居民在创业起步、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急需，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几年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客观上造成许多银行无款可贷。中小企业在人工成本上涨和回收货币困难的双重压力下，无法从银行借款融资以求得生存，民间借贷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黄月冬、赵静芳，2008）。

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其发展也呈现了一系列新趋势。第一，借贷规模明显扩张。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这个规模在当地约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第二，借贷手续日趋完善，企业借贷方式呈现多样化。目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已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从借贷手续上看大部分借贷双方能够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较为完善。从借贷方式上看，家庭民间融资方式较为单一，属于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方式则可分为直接接待、商业信用和票据贴现等。第三，为了解决临时性资金不足，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攀升。借贷利率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和借款人偿还能力、期限长短而定，定价决策具有分散性（林声，2008）。总而言之，民间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金额的扩大化，期限逐步的长期化，借贷的利率市场化等特点。

正是基于现状，民间资本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民间借贷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是基于信任和社会网络的视角。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他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成人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等。本文主要采用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像信任、管理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充分和连续的合作（李惠斌、杨冬雪，2000）。从笔者看来，信任和网络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于后文阐述），从社会资本中得信任和网络来阐述民间借贷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民间资本快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缘关系本位是民间信贷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亲缘、地缘的关系，喜欢讲人情面子，民间风险借贷风险的保障机制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地域内，亲缘网络或熟人圈子，往往具有安全可靠、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而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在熟人朋友圈子和亲缘性关系网络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都具有真诚相待、讲求信用等行为特征。这就引出了“信任”这个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特征在于推动组织成员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写作（张婷，2011）。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的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包括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黄晓波，2006）。Coleman（1990）和Spagnolo（1999）也提出过社会资本强化了信任的普遍程度，即信任是社会活动的均衡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相互合作。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网络或者信任方面解释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在社区内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其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他形成于彼此较为熟悉的人群内部，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是嵌入于某种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纽带之中的。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可以发现，网络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可达成性及网络中各结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如果行动者能够彼此接触相互联系，交流资源，网络则可有达成性。网络的可达成性事产生网络内聚力首要的结构性条件。这种内聚力的结构性条件只靠自身并不足以产生信任，他除了要求行动者必须建构一种持久和相对较强的链接和配置之外，还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情感，情感是粘合剂，建立并维持行为主体间的各种联结和配置，以防止网络的过度分散和破裂。布劳也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由这样的互动产生的情感越积极，关系性凝聚力的水平越高，从而便会产生义务性的行为（王丽娜，2006）。民间借贷，尤其是个人性质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在这样一个亲缘关系的网络中，凭借着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将自己手头上的闲散资金借贷给他人（林声，2008）。在笔者的老家福建泉州，这样的民间借贷也屡见不鲜，通过中间人介绍，笔者对一名长期从事私人借贷的人士进行了电话采访，经他介绍，进入这行业的人，一开始都是凭借着熟人的介绍，选择借、贷款人，贷款人愿意将资金借给借款人，除了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利率外，交易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并且在借贷关系发生后，要随时地跟踪借款人的资金流向，一旦发现贷款人有不良举动或是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会破裂，最终导致终止这样的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中国能够红火发展，中国血亲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他虽然为民间的经济活动，但同样也必须遵循具有传统特征的行为规范直至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传统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因而其信任链条不会太长，同一笔借贷中参与人数和参与规模也不会太大。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些民间借贷组织对个人或企业的背景环境极为熟悉，加之发放贷款手续简单方便，很少需要抵押和担保，民间借贷便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得以延续。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形成民间借贷，离不开行两个条件、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及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第一，从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只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强烈的资金需求之间不相吻合。由于中国的流动性资本过剩的背景，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普遍对基层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加以限制，实行“高门槛”的信贷政策，这首当其冲的是提高对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信贷准入门槛（林声，200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面对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需求增大，部分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却面临着资金流动紧张的局面。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金融制度，使得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资金，金融资源也相应地分配给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惠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评级授信制度，贷款支持的重点转变为“四重”和“三大”，即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和大企业、大行业、大项目。同时实行了“双小退出”的政策，即从小企业贷款和小额贷款退出（郑侠，2008）。而出于供给方的民间借贷组织与个人，拥有较多的闲置资金，但缺少投资渠道，为民间的融资活动提供了资金来源（毛金明，2005）。可以这样说，是国家金融机构对小型企业、个人的不信任感，使民间借贷行业一枝独秀、茁壮成长。

第三，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看，我国缺少正规的民间融资服务体系，即官方的正规金融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的相关服务很少。由此产生了许多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相关资金融通服务的中介，这些民间借贷中介和民间借贷的供求双方一起构成了民间借贷体系，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笔者电话采访了解到，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类似的民间借贷中介数量不少，尽管他们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合法的身份地位，但由于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其能在借贷领域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从而维系了行业的发展链条。在一些农村地区，正规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足，“存多贷少”的现象十分普遍，资金“外流”的趋势较为严重，而这些资金，极大一部分是投入于民间借贷市场中（林声，2008）。民间借贷主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缺陷，其资金主要流向民间中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之处。

除此之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积极寻找投资渠道，中小企业及“三农”的资金需求具有“急、少、快”的特点，为民间借贷活跃创造了条件。鉴于本文采取“社会资本中信任与网络的视角”，在这方面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民间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满足了中小企业和农村新兴特色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为民间资金提供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扩展了经济增长空间，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实现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尤元旭，2010；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民间借贷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组织的特点为劳动生产率低，经营规模小，利润收入少，抵抗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不高，加之农副产品容易腐烂变质的原因，农民极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局。在正规途径无法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民间借贷所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放款者在小范围内深入地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潜在的发展前景和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合理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这就创造了更大的社会财富，从现实生活中论证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原则。二是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毛金明，2005）。民间借贷在贷款涉及的范围、金额、利率的协商及方便程度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正规借贷相比，民间借贷的运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为灵活，手续更简便，信息更加对称，交易成本更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正规借贷造成竞争压力，促使正规借贷机构转变工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然而，尽管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但浙江民间借贷引发的一系列小企业倒闭、捐款而逃的事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民间借贷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障碍：一是信用体制障碍，即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身信用不足，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法制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周锋、邹晓明，2010）。正规金融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部分原因是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不足，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一些中小企业的诈骗行为引发的一系列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正如前文所述，在个人的借贷中，借款人一方面必须经过对贷款人的信用评估后才将资金借出，另一方面也因为信任机制的不完善，必须得随时跟踪贷款人的资金流动取向，以防贷款者“携款潜逃”。从这个角度看，信任是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人们通过“信任”的桥梁发生借贷行为，又因为“信任”桥梁的倒塌而终止这种行为。二是法律性缺陷。由于国家法律未能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得作用，致使其不能光明正大地开展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借贷的规范行为。民间借贷又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存在高利贷的嫌疑，政府缺乏相当手段来约束和规范，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同时，国家缺少相关法律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一旦借款方失信，贷款方将很难挽回经济损失。浙江省民间借贷导致企业倒闭的事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是典型的教训。三是监管。由于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金融监管对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及市场推出等监督管理调控力度不够，无法及时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

民间借贷出现浙江温州企业倒闭的困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市场，降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民间借贷交易的隐蔽性又导致有关民间组织活动的税收无法及时征缴，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损害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陈蕾燕，2007）。第二，民间借贷加剧正规金融组织信贷的风险，由于其风险危害性大，同时基于社会资本中“信任”的影响，容易导致信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危害社会安全。

现阶段，民间借贷这棵幼苗已经深入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德沃土之中，尤其是在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在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极其复杂的负面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认。笔者在研究民间借贷的出路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条具体的对策。

第一，从企业角度而言，应该大力提升民营企业素质，增强融资能力，尤其是目前处于贷款门槛之外的中小型企业，应该努力推进其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拓宽其直接融资的渠道（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周锋、邹晓明，2010）。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不真实等问题，应采取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合理性等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信用度，以此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应延伸为提高个人的信用水平，增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进行市场经济交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信用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资源。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才能提高包括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在内的融资能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除了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更需要有信用文化的支撑，需要培养社会主体信用理念来维系。企业必须加强培育经济发展的信用文化，加强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教育，把依法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奠基石。

第二，对政府角度而言，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企业信用担保系统，完善民间资本的法律规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强化社会监管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融资行为（董俊峰，2010，齐美东、王莲芬，2004）。市场经济客观上是建立在法制上的诚信经济，没有法制就不能构建一个有效地社会信用体系。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无论是企业或是个人借贷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但我个人认为，唯有立法制度和监管手段，才足以规范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信用必须靠法制来维护，法制必须靠信用来彰显。同时，在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的基础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使企业诚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对金融机构角度而言，应认真考虑企业或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加大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发展适合小型的金融机构，改进与创新贷款服务方式（毛金明，2005）。比如，推行银行自主贷款，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促进中小企业及个人的融资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是我国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融资形式，是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民间融资的需要产生的，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融资方式，其存在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并将会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民间借贷目前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完善法制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从信任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视角，只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克服其现存的消极影响，化解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才能有利于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蕾燕，2007，《浅析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代商业》2007年17期。

[2]董俊峰，2010，《企业家市场社会资本与民间融资的关系研究》，《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6期。

[3]黄晓波，2006，《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理论界》2006年第7期。

[4]黄月冬、赵静芳，2008，《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风险及对策》，《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3期。

[5]李惠斌、杨冬雪，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林声，2008，《民间借贷的发展动因、发展效应与有序引导――以莆田市为例》，《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3期。

[7]罗来军，2007，《浅议民间借贷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原因》，《世纪桥》2007年第10期。

[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及发展建议》，《资本市场》2007年第8期。

[9]毛金明，2005，《民间融资市场研究――对陕西省民间融资的典型调查与分析》，《金融研究》，2005年第1期。

[10]齐美东，2005，《试析我国发展民间金融的必然性》，《商业研究》2005年第15期。

[11]齐美东、王莲芬，2004，《我国发展民间金融的对策分析》，《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2]王丽娜，2006，《企业家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转化研究》，《市场论坛》2006年第3期。尤元旭，2010，《反思浙江民间融资的危与机》，《现代营销（学苑版）》2010年2月下旬刊。

[13]张婷，2011，《社会资本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6期。

[14]郑侠，2008，《民间融资存在的现实和法律基础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5期。

[15]Coleman,J.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