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育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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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历代儒家都强调德育的首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评价儒家“德育首位论”，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德育排在首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传统

儒家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儒家教学活动中占有首要位置。儒家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与他们对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第一，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得以治理的根本。因此，道德教育对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特殊的绩效。《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尚书》言：“德惟治，否德乱。”认为以德治国，天下就会太平；否则，社会就会大乱。儒家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德治论，主张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就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免于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孔子还认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高低是国家治乱的决定因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即：统治者有道德，老百姓就会如众星一样拥戴他。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无疑是一种约束，影响所至十分深远。我国历史上开明的君主一般都讲求个人修德，良臣义士则视规劝国君修德行善为应尽的职责。

孟子主张“仁政”，认为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这就是说，良好的道德教育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虽可以防乱于外，但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依仗实力使人服从是压服，只有道德感化说服，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如同七十多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这里，孟子与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意思是说，孝不仅要子女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同时在精神生活特别是态度上，对父母要尊敬和仰慕，恭而有礼。单纯的物质供养如同饲养狗马之属，不可谓孝。今天看来，孔子的敬养，为孝很有道理。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6）］，意即，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这点区别就在于人有“不忍人之心”［（7）］的仁义道德。正如《礼记》所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8）］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9）］儒家以道德为标准，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虽不尽科学，但毕竟反映了人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而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意思是说，人们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习染的不同，而相距甚远。这里的“性”，是指人的本性，指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环境影响，它比一般自发的环境的力量更大，是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意即，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蔽病是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被人利用而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狂妄不羁。这里，孔子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就不能形成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即使有人具有以上各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狂等各种不道德的后果。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善端”）是先天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2）］由于受不良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固有的道德观念逐渐丧失。而道德教育能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或将其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排斥环境中的污染和损害。与孟子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恶，其善者伪也。”［（13）］所谓“伪”，也就是孔子的所谓“习。”在荀子看来，道德教育使人“博学，积善而化性”［（14）］，能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们由此认识到了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

正是基于以上道德及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儒家在办学执教过程中，既重视才能的培养，又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教化，主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5）］，“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循循诱导弟子门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18）］，使道德教育在儒家教育实践中处于“为先”的地位，起着统帅的作用。诚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所言：“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思想品德是统帅，而学问智慧和才干等等只是思想品德借以发挥作用的工具，并且学问才干等所起作用的性质，完全取决于人的思想品德的性质。这段话可谓集中表达了儒家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儒家追效的理想人才是“才德全尽”的圣人，鄙视那些“才德兼亡”的愚人，疾恶“才胜德”的“小人”，立足于现实，致力于培养“德胜才”的君子。

孔子的教学实践很能说明问题。正是这位儒学大师开创了儒家德育首位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19）］，君子所经常想的就是道德。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0）］。由此可见他对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他把道德教育列在第一要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1）］这里，“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范畴。由此可以证明，道德教育是孔子教学的重心。他在谈到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这更足以表明他是把道德教育和实践放在第一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肯定并系统阐述道德作用与地位的教育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德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教育有别于西方各国教育的重要特点。后代儒家无不遵循孔子的这种办学方向，逐此形成了儒家德育首位的育人传统。唐代韩愈认为，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即传授儒道，培养人才；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授业解惑的目的是传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韩愈在一千多年前提出这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命题，是很有见地的。韩愈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教师的三项基本任务，文字表述明确，有主有从，一经提出，就广为流传，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在后代为数众多的儒学“教规”、“教约”、“学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把德行条目列居其首，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关系列为“五教之目。”王守仁的《教约》明确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颜元在《习斋教条》中把“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等等列居条目之首。

二、现实的思考

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传统，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之所以会渊远流长，几千年一直未曾断裂，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以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也有其功不可没之处。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曾感召和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舍身求法的英雄气概与品格是永远令人敬仰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确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这些虽已因时代的发展而“俱往矣”，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仍然不乏熠熠闪光之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第一，儒家对道德文化及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的弘扬对于整个社会同衷共济、安定团结是关系重大的；而道德沦丧，则天下必然大乱，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与此相应地，儒家把道德教育看作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得力的臂膀。这种观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道德教育不仅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里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对道德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和上述认识相联系，儒家把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反映了各个阶级教育培养后代的一般规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由哪个阶级来掌管教育，用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少年，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等。而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塑造学生精神境界，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离开道德教育，就谈不上育人，教育就会丢掉根本。同时，把德育放在首位也是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难以出人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见解是过去剥削阶级思想家、教育家提出的，就不加分析地一概如以拒绝，而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的理想、道德、纪律都属于道德范畴，因此，更应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3）］的同时，又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4）］邓小平在着重指出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5）］。在1989年庆祝国庆40周年讲话中也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的论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用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是对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上述所说的继承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即继承的是教育规律。应该看到，历代儒家所强调的德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那一时代及其统治阶级造就人才，培养顺民。其具体内容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时代的烙印。而且，儒家把道德教育及其实践作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这种把道德教育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对地说，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不主张积极向外探求宇宙规律，而仅仅以人比附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教育内容和考试都排斥科技知识。士子的学问，主要是追求“身心性命之学和对儒家经典的考订解释。况且，德育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这也不是我们所取法的。

注：

（1）（2）（5）《论语·为政》

（3）（6）《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

（4）（7）《孟子·公孙丑上》

（8）《礼记》，《特效牲》及《曲礼上》

（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10）（11）《论语·阳货》

（12）《孟子·告子上》

（13）（14）《荀子·性恶》，《荀子·富国》

（15）《中庸》

（16）《荀子·劝学》

（17）《大学》

（18）（20）（21）《论语·述而》

（19）（22）《论语·里政》，《论语·学而》

儒家德育论文范文第2篇

儒家德育思想是具有强烈本土色彩的伦理文化。它以立德育人为主旨，以培养君子人格为依归，以仁义礼智为内容，通过对人性本善的理论预设，基于其所独有的德育方法，自成一套系统而严密的人格养成体系。这一体系在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文化体系中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大的亲和力，彰显着它所特有的中国特色与东方魅力。

从儒家德育的理论特征看，它有着浓郁的人文特性、高尚的道德旨趣、突出的践行特征、鲜活的生活气息以及饱满的情感力量，合理论与实践、情感与理性、教化与养育于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德育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不可少的重要辅助，更是凸显中华文化及国人人格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在儒家德育的上述理论特征中，人文特性是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核心、突出特征，贯穿于其它特征之中。它通过“以文化人”“仁之实”“仁之方”等内涵彰显自身，从而倡导一种集人、文、教、养、爱、理、知、行于一的寓教于养、寓养于教、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人格养成观。这一人格观通过对主体现实生活的肯定、仁爱情感的激发、德性行为的践行以及社会人文的营造，以润物细无声而充满温情的方式，有力、有效、有爱地弥补了当前人格养成教育的不足，表现出强劲的有效性。

一、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以文化人”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家德育生于儒学，儒学的人文特性是学界所公认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1] ，“孔子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并不断地进行追问，试图寻找自己的答案，整部《论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简言之，关注人及其社会、赋人以文是儒学自《论语》开始就形成的精神传统。

在儒学看来，与人相比，怪异暴力与叛乱鬼神，都不值得谈论：“子不语：怪、力、乱、神。”[3]188因为“怪，怪异也。力，谓若?S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4]即使在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春秋时代，也要以人及其教化为重。因此，事奉鬼神之事也不必谈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293与死相关的鬼神之事，和人的现实生活相比，后者更值得探讨。人及其生为什么比死及鬼神之事更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人道迩，天道远。” 人及其生属于离人较近的人道，鬼神之事属于离人较远的天道。依据由近及远原则，先探讨人及其生之人道，才有解决鬼神等“不可言说”之天道的可能。二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438“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3]439“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摇扇，扇如何摇手。”[5]道作为儒学孜孜追求的理想，是寂然不动的真理，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推行和完成的，而是也只能是具有能动性、懂得应变的人来推行与完成。因此，知道、传道、行道、适道在儒家看来，责无旁贷。一句话，儒道必须凭借人及其生来实现。由此，人、人之生、人之社会性的重要凸显无疑。与此同时，儒家之学及其所生之德育的人文特性初见端倪。

人重要且值得侍奉。如何彰显人重要？儒学的回答是――“以文化人”。儒学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对文化的美好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69周人承继夏商文化，夏人尚忠、殷人尚质，所以周人合二，制礼尚文、注重人文、丰富文雅。据此，孔子时刻希望紧随周人，以文化人、成就君子人格和文质社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156如何以文化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6]7“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6]117“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通过开办学校，实施孝悌等人伦教育，教人明白明德，使人焕然一新，即是“以文化人”。由此，儒学将人、文、庠、教（化）、道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通过教育，使个体获得文质彬彬之人格，社会呈现浓郁人文之风貌的理想图景。这一图景在全面展现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将儒学与教育，尤其是人伦及德性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它看来，教育是通达人文，实现理想的唯一凭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教不儒，无儒不教。由此，儒家德育应运而生，并因“以文化人”而呈现出浓郁的人文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从个体层面看，彬彬君子是庠教的理想；从社会层面看，人文风貌是庠教目标，都显而易见地表明着“以文化人”与人格养成之间的相生关系：文化与人格是相济相生的。的确，文化与人格的相济相生，早已为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及心理学所肯定：“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其实质是一种文化人格，即个体在接受特定文化熏陶时，通过对特定文化的内化及个体社会化后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气质、性格、个性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8]“人在自身人格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又进行着文化的传承、习得与更新，创造出新的文化。”[9]简言之，文化促成人格，人格传承并创生文化。

同理，在儒家德育这里，个体因文化而文质彬彬，社会因个体文质彬彬而有礼。换句话说，要想成就人格，文化教育与社会风气都具有十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的人格教育中，主要依靠对象还是学校、家庭等传统方式，而社会人文的建构等文化力量还远未起到其应有的影响及主导作用。由此，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中的“以文化人”对当前人格教育模式的指引甚至警示作用显而易见：人格教育不光是学校德育及家庭教育的说教与引导，更是社会人文氛围的营造与熏习。社会人文环境的营造与熏习，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也可称之为教养。与之对应，人格之成，不光在教，还得有养，是教与养的结果。显然，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从对人及其生的重视，到“以文化人”的主张，实际是在倡导一种视人为主体，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在人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寓教于养、寓?B于教、教中有养、养中有教的教育旨趣。这一旨趣，无论是从人格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讲，还是从人格教育实际效果看，都是贴切实际、较易操作又极具效力的。

二、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仁之实”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学的人文特性既然浓郁，那么，它的表现就绝不仅限于“以文化人”。应该说，“以文化人”只是儒学浓郁人文特性表现的开始。因为渴望个体君子、社会礼仪的儒家深知，人文环境的建构除却个体文质外，更需要个体与个体间的融洽对待。因而孔子在整理六经后第一个提出了“仁”，并将其置于儒学的核心以及最高位置，用以调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人）与个体（人）间的第一层关系便是个体与自己亲人的关系。所以，仁融洽个体的第一层含义即是：亲亲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4 “仁之实，事亲是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6]179亲亲孝悌是仁的根本，“仁之实”的第一要义。的确，孝悌、亲爱、事奉自己的亲人，显然更易?自己与亲人融洽和美。推而广之，如果每个家庭均能亲亲孝悌，那么各家庭也即各自和美，全社会随之也呈现和美之风，而社会和美之风在儒家德育以及文化、人格的辩证视阈里，无疑是有益于个体人格之养之教的。

将亲亲孝悌视为“君子之本”还说明亲亲孝悌是成就人格的根本与基础。“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4]15个体只有做到亲亲孝悌之本，才有成就人格乃至大人格的可能。换言之，亲亲孝悌是成就个体人格最重要、最根本的践行。不仅如此，亲亲孝悌还是成就个体德性，让个体接受教化的开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0]教化个体之内容，成就个体之德性都是由亲亲孝悌开启的。没有亲亲孝悌，德性无法成就，教化难以实施，人格自然不得挺立，儒家之教当然也称不上以德育人。

合起来看，亲亲孝悌之仁表明，在个体践行层面，如果一个人都不能对自己亲人施以关爱友好的话，那么他便很难对非亲之他人施以关爱友好，而个体人格也因缺少根基而无法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亲亲孝悌之仁，通过个体与亲人之爱的表达与践行，在继续强化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分别从家庭融洽与个体践行两个方面展现出它对人格养成教育所起的基础作用。的确，从当前人格教育来看，孝道的实施与效果均十分有限。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独生子女较为普遍的时代，子女或忙于自己学业、事业，或习惯父母关怀，很少有机会施爱父母并予以践行。因此，返回家庭之本，从与家人的相处对待开始，让子女体会亲人之爱、知道亲人之爱、承担亲人之爱、感恩亲人之爱，才是挺立人格的根基，而从家庭起步的亲亲孝悌挺立之路实际也预设着儒学的人格养成从一开始便是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这显然有益更有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相对重教轻养的教育困境。

走出家庭，将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仁之实”表现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337“泛爱众，而亲仁”[3]11广泛地爱一切人，是让自己与他人融洽相待的践行要求。它表明，一方面要对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施以关爱，展现人道关怀；另一方面在他人危难之时，还要伸出援助之手，以行动来解救他人的危难，践行人道行动。也就是说，“爱人”之仁是将家庭亲亲孝悌的进一步推广，以至于当他人需要关爱援助时，能够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18式的情感倾注与事奉行为。这需要个体对他人具有足够的仁爱之心并付诸行动。与此同时，个体的生命与人格也会在一件又一件的仁爱之举中，得到升华与建立。这种升华与建立，对个体的生命体验是直指人心、富有冲击力的。它是完全脱离学校显性说教，反以隐性有力的方式，将其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因而是富有成效并长久恒远的。而且从更广的角度看，人人献出一点爱，社会更友爱，也是有益于个体人格熏陶的。由此，当我们指责学生人格自私、情感淡漠、社会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怀疑时，如果能重拾儒家仁爱这一同样饱含人文的为人原则的话，那么学生的人格教育将不仅是富有成效的，而且是充满温情的。

总起来看，“仁之实”由“孝悌”到“爱人”“亲亲”到“泛爱众”，儒学的人文色彩早已彰显无疑，它甚至可以说是儒学人文特性最直白、最有力、最温暖的证明。这证明，一方面，在个体表达自己与亲人及他人之爱的践行中，以“润物细无声”之态养育、教化、挺立、成就个体人格，从而使得儒学自成个体之德育；另一方面，这一证明还将个体情感与理性行为、自我确定与社会关系、家庭养育与家庭社会教化、德性成就与行为规范、现实生活与理想社会等对举视角自然浑成地统一于个体的人格挺立中，这显然还有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理性有余情感不足、重学校轻社会及家庭等舍本逐末、有失中和、效率不高等不当之处，从而折射出它所蕴含的效力光芒。

三、儒家德育人文色彩之“仁之方”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仁之实”力证儒学及儒家德育富含人文之实质，但如何落实这一实质、真切实现仁之亲亲与爱人，则是“仁之方”所要正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这符合儒家一贯秉持的知行合一、上学下达之旨趣――提出问题、陈述所知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践行所知更重要。由此，孔子明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167对此，清人阮元的解释是：“所谓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己欲达德行，亦必使人达德行。”[4]428通俗地讲，个体达仁的方法是：个体践行亲亲及爱人之仁、或是任一德行时，也必帮助他人践行上述仁德仁行。扩大来看，个体在成就人格及德性的过程中所践之各德行，都必须推己及人地推广于他人，在成己中成人，成人中成己，最终人己互成人格与德性。反过来看，个体如何保证所推德行是他人所需并真能成就他人？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434将心比心，个体不愿推行的德行，也不要推行于他人。

合起来看，实现“仁之实”，成就人我人格，体现仁爱的“仁之方”有二：其一，自己挺立，也帮他人挺立；自己达到，也帮他人达到，又称忠道；其二，自己不希望被对待的，也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又称恕道。忠道指明人格挺立的方法――在挺立他人中挺立自身。也就是说，挺立自身与挺立他人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挺立他人还是挺立自身的有益促进，甚至是先决条件。这样看来，挺立他人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为挺立自身而挺立他人，其动机与目的都是挺立自身，挺立他人是手段，表现出一定的自私心；二是为挺立他人且在挺立他人的过程中挺立自身，动机是挺立他人，目的是挺立自身与他人，也即纯粹挺立他人，挺立自身是客观效果，体现彻底的仁爱心。

前一种情形显然并不符合儒家的亲亲爱人之仁，因为它在动机上是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情感上也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爱而行动。这显然与“仁之实”相违背。因此，由此而挺立的人格， 要么并非儒家人格，要么无法挺立。对此，以防出于私心挺立他人，恕道从否定角度讲明，自己不希望他人挺立自己实是为他人自身，因此，自己也不要只为挺立你自己而挺立他人。合而言之，忠道以积极有为的方式指明了挺立人格的方法，而恕道则以有所不为的方式巩固了挺立人格的方法。二者，一正一反，将无私仁爱他人视为成就人格（包括他人与自身）的首要条件，在成人成己中表现出真正的博施济众式的人道精神，从而将儒学及其德育的人文特性予以落实。

在具体践行上，忠恕达仁表现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3]478个体与他人的交往对待中，如能做到谦虚恭敬、宽容大量、自信诚信、聪敏迅捷、施恩惠及这五种德行，那么就达到仁了。也就是说，个体如果能在德性、胸怀、才干、品性等各方面分别以“恭宽信敏惠”为标准来践行忠恕之道的话，那么也就符合仁，成就人格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恭宽信敏惠”是个体践行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不是人人都具备践行忠恕之道的能力的，个体如果没有谦虚恭敬的践行态度，不具备相应的理性或道德认知能力，也没有惠及他人的宽广胸怀是很难保证他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是出于自私心，而是出于他人的真实需要并得以持续下去。

由此可见，“仁之方”以同理心为基础，以“恭宽信敏惠”为个体德行的基本要求，从情感与理性两方面，将自身人格挺立与他人人格挺立统一在一起，使得人我人格都合情合理地挺立起来。与之对应，儒家德育的人文特性，也分别从人、文、化、教、养、仁、亲、爱、忠、恕中，在情感上，将爱（仁爱）由个人家庭社会一步步推广开来；在践行上，基于将心比心，按“恭宽信敏惠”的要求由个人家庭社会一步步表达出来。在爱的倾注与表达中，个体人格之文化、孝道、情感、践行等相应实现出来。更为惊喜的是，他人人格在这种人文之爱的倾注与践行中得以挺立，社会风貌在一片人文之爱中呈现出有礼温情，个体人格也在自己对他人之爱的付出与践行，以及社会人文的习熏中，以生活滋养之势逐渐有教、有养、有知、有行而挺立成就。

儒家德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儒家德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大学生道德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1 儒家思想中传统道德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切实推动儒家优良传统道德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教育工作平稳快速发展，注重道德实践教育，加强教师队伍道德建设，其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1.1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宏大人才队伍的客观需要提供理论借鉴

当今社会，儒家道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成为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一。高校教育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现代人格，现代意识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彻底脱离自己文化传统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儒家传统道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风尚，伸张了公平、正义，标榜了诚信、果敢，陶冶了宽容、勤敏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当代大学生，不仅有利于国民强化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还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影响深远。

1.2 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诉求提供实践指导

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修身养性、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等思想为现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大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迫切需要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故而，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文化，树立大学生刚毅果敢、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情怀；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重大义，舍小利的价值取向和成人之美、勤敏好学的精神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挖掘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改进现代化道德教育的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理统一；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个人自我身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我实现提供实践指导。

2 儒家思想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所提供的指导内容

做好大学生道德思想工作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将儒家思想之中的精神财富与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道德相统一，同时，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内容的道德建设：

2.1 注重整体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儒家认为，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个人价值需要通过整体价值体现，换言之，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自我价值，脱离了整体的个人价值不是存在的。《尚书》中“以公灭私”，集体荣誉远远高于个人荣誉。这在一定意义上培养了中华民族为了整体利益，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无数爱国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家利益舍弃小我。

《礼记·儒行》中记载“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爱国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邓小平同志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见，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人，高校思政教育要将塑造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树立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作为培养其整体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重点。

2.2 强调社会公德，追求人际和谐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不仅是“克己复礼”的个人修为，还包括与他人相处时的公共道德“恭、宽、信、敏、惠”与当下社会主义道德所弘扬的尊重他人、（下转第123页）（上接第90页）宽厚仁慈、诚信为本、乐于助人等优秀的社会新风尚息息相关。因此，高校道德教育需要用儒家“仁爱”的精神，培养大学生互助友爱的和谐精神，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互相了解、互相宽容、互相接纳，坚持真诚、友善、信任、理解的交往原则，并且做到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

3 儒家思想结合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3.1 加强社会宣传力度，重视道德实践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对于传统道德的弘扬力度也在不断提升，已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遍布105个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道德是我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耀眼夺目的精华，故而，大学生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不单需要高校通过思想教育，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依靠各种载体，培养大学生学习儒家传统道德的兴趣，鼓励大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增强大学生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认同，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帮助大学生做到道德观念清晰、立场坚定。另外，高校需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实践中反思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切实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修己正德的道德意识和完善人格。

3.2 树立校园正气，提高教师队伍道德建设

树立校园正气对大学生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其中包括建设优良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风为核心，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将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结合，使大学生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在和谐的校园正气下使大学生既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先进道德文化的感染，促进自我身心全面发展。

另外，教师作为学校的根基，大学生道德建设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道德情操。孔子讲“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师将“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了传道解惑，更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教师队伍形象。此外高校教师理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来诠释师德含义，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促进教师队伍的德育水平，从而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起到积极意义。

在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教育理念中，儒家思想道德观的吸收和汲取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渗透，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真正坚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社会的财富，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重视，大力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任务，从儒家传统道德观中汲取养分和力量，不仅为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更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优良道德的自觉实践者。

参考文献

[1] 傅佩荣.傅佩荣细说论语.上海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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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4] 张耀灿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

[5] 郑永廷，江传月等著.主导德育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6] 袁本新，王丽荣.人本德育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与人才资源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儒家德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儒家教育思想；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25-1.5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几千年来其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基础，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仅就儒家教育思想的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影响做一个浅略分析。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教育作用

儒家学者之所以十分注重教育是因为其对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透彻地分析和理解。首先，儒家学派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教育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孔子阐明其“庶―富―教”的施政大纲，提出只有在有了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卓有成效的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良好的教育教化民众，形成美俗良风，才能取信于民，统治者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孟子提出的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也同样说明了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首先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很大的差距，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同才形成迥然不同的人。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截然不同的两面阐述了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孟子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引导人“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善端”。荀子提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化性为伪”便是教育的现实性所在。因此，尽管在人性问题上立论不同，但儒家学派却都承认教育在保存或改造、提升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贤士人才观

基于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儒家教育培养的人才多强调遵守伦理礼义，看重人才的政治价值。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既能“修己”又能“安人”。孔子主张以“德政”治国安民，而德政就是靠贤士来推行。孔子由修己出发达到治人，显然蕴含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孟子认为自夏朝以来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之士，这样的人再修炼就能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荀子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才“大儒”“不仅取法‘后王’能统一礼义制度，而且知识广博，识见高超……一旦被举用，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区区小国，只要三年也能统一天下”

（三）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而德的外在表现则是“礼”、“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要求学生“立于礼”、“依于仁”。荀子提出“道德之盛成乎安强”。国家的安定与强盛，有赖于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德行。对于道德教育，孔子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慎言敏行、改过迁善、严以责己、内省和外察结合等。孟子也提出“持志养气”、“磨砺意志”、“反求诸己”等修养道德的方法。荀子认为“积善成德”的过程在于通过“自省”的方式“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以达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由此看来，儒家学者们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同时还要积极付诸行动，才算是真正形成道德品质。

（四）科学的教学方法

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科学的教学方法而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思结合”、“学问结合”、“学行结合”“虚心笃实”等。正是这一系列科学的教、学方法使孔子成为一个成功的老师，桃李天下。同时孟子还提出“专心有恒”荀子提出“善假于物”。而在此之后的儒家学者基本上只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

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扩大教育基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种族和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社会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开发人才的来源。孔子把一些“贫且贱”的人造就成为显士，顺应了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潮流，并直接导演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二）重视德育

儒家教育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王充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尽管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有很多带有卫道士色彩的落后守旧的成分，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依旧比较全面地调节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过良好而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具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的缘由之一。在今天，我们依旧非常重视教育在完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史分不开的。

（三）科学教学

儒家学派拥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方法，儒家学者对于师生关系、教育和学习的观念和方法都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强调了知识与师的关系，是我国后世教育中拜师学艺不受年龄、社会地位等客观条件限制的源头。儒家教育中循序善诱、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诲人不倦”、尊重鼓励学生、为人师表的为师之道，不但使孔门师徒间关系和谐融洽，造就了一批有识之士，也成为历世历代优秀教师的行为准则。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希望有这样的高素质老师来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学习方法上，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学、思、问、行相结合及“专心有恒”、“善假于物”等都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后世凡有所成就的人也无一例外的对这套方法有所借鉴和践行。

以上只是略举儒家教育思想的几点特征和影响，挂一漏万。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儒家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教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热”的风气下，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研究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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