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在贵州省各市级行政单元中，遵义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其人均GDP仅低于黔中区。近年来，遵义市经济虽有了快速发展，但因各大乡镇企业加大了工矿业发展力度，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该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拟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生态质量评价指数来对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国家统计年鉴、贵州省经济“十一五”规划以及最新《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

（一）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评估1．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十一五”期间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协调度有所优化，见表1。虽然遵义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地区都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效益不高，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下，见表2。尽管2010年遵义市第二产业约占GDP的比重为41．8％，但投入和产出不协调，仍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来，虽然遵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两烟”、装备制造、名优特色食品、制药、化工、竹及竹加工、新兴产业等十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新兴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对遵义市资源开发、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响。产业结构只是从宏观上体现了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为更客观评价其经济发展状况，需构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2．遵义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测性、可行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从遵义市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在要素层方面选取了生活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五个指标层，在指标层方面共选取了12项指标，分别为基尼系数（B1）、农民人均收入／元（B2）、资金禀赋系数（B3）、波动系数（B4）、工业产值增长水平／％（B5）、GDP增长率／％（B6）、二元结构水平（B7）、霍夫曼系数（B8）、工业结构系数（B9）、经济密度／元．km2（B10）、财政收入／万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构建遵义市经济水平评价体系。（1）权重赋值信息源矩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4］（P88～94）该方法是直接根据客观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权重赋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对总体经济水平的贡献量，权重与贡献量呈正相关。要获得不同指标的贡献量，就需要对各时间或空间经济发展因子原始数据建立矩阵，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各指标中提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对交互指标的贡献进行定量描述，最终在识别贡献量大小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权重取值尽可能地客观、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义市共有13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单元，各行政单元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不同，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三、结论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坏境 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角度展开，有牛盼强，谢富纪（2008）用灰色关联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有显著正相关性，吴玉鸣，张燕（2008）认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郭胜利（2011）通过对河南省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的研究，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不协调是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的，强调在可以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来改善要素不均的状况，从而实现缩小经济差距，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区位、分工、资金、知识、技术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引起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需要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2.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最大贡献之处。该理论认为，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重要生产要素，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扩大边际生产效率，并强调建立资源、人口、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区域竞争力理论。该理论实际就是研究几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能力，主要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组成要素或相关要素，如基础设施、科学技术、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从而凸显区域在吸引外界技术、资金和资源等差异性，看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优与劣，所以，可以说区域竞争力理论实质上研究的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将以郑州市为例来具体研究，检验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若存在，则建立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三、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分别用GDP和ENV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标和经济发展环境指标。对GDP和ENV进行自然对数（ln）变换，以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GDP和LENV来表示GDP和ENV的自然对数。

时间序列数据很多都是非平稳的，为避免直接使用原数据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回归之前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方法―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做出LGDP和LENR的水平序列趋势图以及一阶差分序列图。

从表中可看出，LGDP和LENV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序列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LGDP）和（LENV）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证明LENVD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本文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对LURI、LPGDP和LR组成的变量系统进行协整分析。首先令Xt=（LURI，LPGDP，LR），建立基准VAR模型，通过对残差项进行自相关检验，利用软件输出的结果为下表：

根据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根据经济理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估计结果为：

其中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由上可知经济意义：郑州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每改善1单位，将会带来2.65单位的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用均衡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和误差修正项两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现对模型进行修正，令，建立LURI、LPGDP和LR的误差修正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从估计结果看出，短期内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负交替的，但这些影响都存在多期滞后，最终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多期的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承认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但不能期望这种关系一直能够保持，短期的偏离不影响长期的结果。

最后我们通过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郑州市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良好的经济环境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会优化环境，形成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在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工作应该致力于构建良好发展环境，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融资机制等措施实现。

参考文献：

[1]金风君.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14卷第4期

[2]牛盼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5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

1概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也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将经济发展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选择了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为我国赢得了丰厚的利益回报，但是这种经济模式也仅仅是可以为我们取得一时的利益，不是长久之计。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应该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而是应该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环境得到了保护，在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才是能够使我们国家甚至世界可以取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一概念在20世纪的时候就已出现，但是至今仍然不过时。甚至可以说这是当代最符合我国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对其进行探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本论文中，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论述。

2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的概念以及研究背景

2.1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的60年代，是一个叫做波尔丁的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而循环经济的理论在创立之初是考虑到了节约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的同时也保护了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循环经济的这一理论的本质也可以说是生态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平衡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它的目的旨在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来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避免环境被污染的情况发生。这一理论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中的经济发展法，这一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发展中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方式，通过对资源的回收以及再利用来降低对能源的消耗，从而实现污染的低排放，既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也通过节约能源达到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通过不断的循环来达到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发展圈。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

2.2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的研究背景

马克思循环经济的理论虽然在二十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没有过时。因为这一理论中有许多的可取之处，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符合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大环境。近些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有所研究，并且研究成果颇丰。多数的学术界学者们重点从经济层面、技术层面、社会层面等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在经济层面上，重点是围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以及循环经济所能够带来的效益两个方面来展开研究的。在技术层面，重点围绕该如何发展先进技术从而到达循环经济的实现。在社会层面，重点是从法律、制度、政策等三个方面来对循环经济加以完善并予以保障的，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实施以及推进。但是循环经济作为一种运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人们行为的理论，在哲学领域研究的却并不多。对其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了上述中我们所提到的经济、技术、社会等三个领域中。但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支撑的理论依据，因此，从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弥补这一块的空白是有必要性的。在生态哲学领域中，提倡用系统的观点以及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遍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生态哲学中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以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改变经济的发展形势，调整传统的模式，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一同进行，从而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当前我们大形势下的不二选择。在此需求和背景下，也基于早日实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做一些研究。

3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意义

3.1有利于促进对废物的再利用，从而达到对环境的保护

现如今，我们依旧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早就在他的《资本论》中提出过对生产排泄物进行利用的这一问题。而在我们的循环经济中，循环经济所提倡的理念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再利用”，这点是相吻合的。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应该是以破换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应该善于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将科技运用到减少废弃物中去。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过大量的实例来证明科技的进步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变废为宝”将废物进行再利用，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废弃物如果不排放在大自然中，而是转换为人们可以利用的新材料，那么废料就不再是污染环境的垃圾，而是又重新成为了原材料。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变废为宝，有助于促进对废物的再利用，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3.2有助于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健康的轨道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国从一个经济薄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了世界强国，综合国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它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是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快速的发展了起来，但是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因此我们说它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而健康的发展模式是以不牺牲环境为前提的，应该是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取得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所提倡的正是与其相吻合的。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提倡资源的再利用，提倡减少对废弃物的排放，善于将废弃物利用起来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以这样的方法发展，不仅仅较少了废物的排放，而且也节约了资源，节省了成本。所以说，利用这一方式，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也有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模式走向健康的轨道。

4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深化实践的对策

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作为当前可以解决我国现存问题的最佳理论，是我们改善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佳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所遵循的原则我们简称为“3R原则”，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遵循这一原则能够充分的利用起现有资源，在节约能源的基础上减轻对环境的污染，这是目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不二选择。那么在我国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从理论带入到实践中将是我们下一步的战略任务。下面我们将针对此，提出具体的对策。

4.1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循环经济理论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要想在我国顺利的推广下去，首先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循环理论到底是什么，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推广的目的是什么、推广的意义在哪里等等。只要让人们真正了解了这一理论才可以将其更成功的推动下去。毕竟将这一理论变为实践最需要的是大众对其的推广。只有学者或者国家领导者进行小范围的推广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其次，要了解受众人群。有针对性的对受众人群进行推广，不能大面积的撒网，对所有受众都采用同一种推广方式。那样推广下去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在将这一理论变为实践之前，需要先找准受众人群，然后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推广。不仅如此，还要创新教育宣传的方式，借用新的媒体平台，通过会议、期刊、广播、电影等媒介进行广范围的传播，扩大循环经济理论的影响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可以顺利推广下去的重要前提。

4.2拓展与深化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其时代化与中国化

除了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进行推广，从而使大众对其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外，还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本身进行更深化的研究，对其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扩展，丰富它的理论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为我们实践带来理论支持。近些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循环经济这一理论，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地区，在推进的过程中无法充分的结合当地的实情来对这一理论进行灵活的运用，因此在遇到一些新的困境时依旧无从下手。所以，要想解决现存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将这一理论研究透彻。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化拓展，不能仅仅使该理论停留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对其的研究上，我们还要将其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这样才能保证这一理论的“实用性”，使其更具备时代感。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将其带入到我国的大环境中，将这一理论“中国化”，不能照搬其他国家中运用到这一理论的实例。因为我们身处的大环境是不一样的，因此结合我国国情解读出适合我国实际的理论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武胜男.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当代中国循环经济建设[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2]唐元哲.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中国化研究[D].济南：山东理工大学，2013.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30-05

十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政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环境经济政策是一套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政策手段，它是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伦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伦理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伦理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伦理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然而，伦理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伦理学与环境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伦理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伦理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伦理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努力使伦理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伦理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伦理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被合称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和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伦理学运用理论伦理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伦理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伦理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从传统理论伦理学到现代应用伦理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伦理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伦理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

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伦理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伦理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伦理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伦理学一元伦理学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伦理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伦理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伦理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伦理学理论来指导应用伦理学的建设，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伦理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伦理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伦理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伦理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革命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伦理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

不仅仅是生态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伦理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革命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革命之外。伦理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中，使伦理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伦理学不可能通过静坐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服务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伦理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伦理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伦理学进入政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政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政策，不仅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伦理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政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政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伦理考量有利于确保政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经济政策和伦理学的共同需要。

三、伦理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政策，考察的是伦理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政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伦理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伦理性，而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伦理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伦理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伦理学，还是现代应用伦理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伦理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伦理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伦理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政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政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伦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特殊公共政策对于伦理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伦理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与此同时，伦理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

环境经济政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政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伦理性。因此，伦理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伦理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服务现实是伦理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政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政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政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政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政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自洽性。伦理学要为环境经济政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政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政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政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伦理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政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政策的价值理念。

第四，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的主体性问题。制度是人的实践成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因此考察制度就一定要考察人的问题。环境经济制度涉及的主体有三大类：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政府主体可分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可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公众可分为消费者、民间组织和一般公众，这些主体的价值倾向都影响着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是伦理学要考察和研究的。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为主要标志的环境保护思想体系。“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了一个以这几个方面互为补充面向未来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魏礼群.奋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2]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