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
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范文第1篇
运气学说，是探讨气象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体生理、病变关系的科学。古代研究气象运动，涉及面较广，诸如历法、天文、气候、物候等。人们若不能把握寒暑阴晴的变化规律，衣食住行都会发生问题。远在三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的许多卜辞中都记有阴晴雨雪的变化。到周朝前半期，人们已经搜集了许多气象学的经验，并编为诗歌，使妇孺可以传诵。如《诗经•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意思是冬天要下大雪之前，必先飞雪珠。又《国风•鄘风•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太阳东升时，在西方看见虹，不久就要下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普遍应用，生产技术和交通工具大有改进，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也大大提高，给运气学说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我国古代在气象和天象观测方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及详细的记录和总结。例如，春秋以前，没有二十四节气，人们的活动要看星宿的出没作决定，所以人们普遍观测天象。明•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多，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华’，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七月流火”，“三星在户”“月离于毕”，“龙尾伏辰”①，均为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分别见于《诗经》、《春秋左传》等典籍中，可见春秋战国以前，中国人民的天象知识已相当普遍。并且，对大旱、大水、大寒、以及霜、雪、冰、雹等特殊气候的记载，极为重视。例如南宋，从高宗绍兴五年(1131年)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有四十二次杭州晚春下雪的记载。气象学家根据这些记载和近年杭州降雪日期相比，推断在南宋时代的春天降雪期，要比现在延迟两个星期。说明在十二、三世纪时，杭州的春天要比现在冷1℃左右。所以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说:“在我们的史书上和各地方志上，古代气候记录的丰富，是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的”。此外，古人对气象的研究，不仅单凭直观观测，还制造仪器以辅助观测之不足。如后汉(或魏晋)人所著的《三辅黄图》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天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过风乃动。其制法虽不详，但据《观象玩占》说:“凡候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竿，于竿首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可知张衡的候风铜乌，和西方屋顶上的候风鸡相类。西方的候风鸡，十二世纪时始见于记载，要比张衡候风铜乌迟一千年左右。雨量器也是中国最早应用的。宋•秦九韶著的《数书九章》中有一算题，就是计算雨量的容积。到明永乐末年(1424年)令全国各州县报告雨量多少，当时各县统颁发了雨量器，一直发到朝鲜。清康熙、乾隆年间，继承了明朝这一优良制度，制造统一雨量器，颁发至当时全国各地。西方到十七世纪才用雨量器。此外张衡创“浑天学说”的同时，还制造“浑天仪”，立黄赤二道，相交成二十四度;分全球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立南北二极，布置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以漏水转之。某星始出，某星方中，某星今没，和实际极为相符，其精巧之程度为中外前所未有。这些仪器的制成与应用，使人们对天象和气象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我国古代在气象学、天文学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季节气候的划分
各地区的气象变化都有相对固定的周期节律，称之为季节，季节反映了气象变化的规律。四季，指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反映气温的年周期变化，在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周期中，地球以赤道为轴心的南北极来回摆动，是我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有明显四季气象特征的天文背景。运气学在四季气候变化规律的气象背景下，独具特色地构建了与气象变化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养生的医学气象学理论。五季，是按气候特征将一年划分为五个时段，其以寒热气候特征为主，又考虑燥湿等气象要素，更能反映一年的气候变化规律。运气学以此为依据，把一年运气划分为五季，形成了主时五运说，每运各73.05日，每年约从大寒日起为初运木，主风;二运火，主热;三运土，主湿;四运金，主燥;终运水，主寒。六节，又称为六季或六气，也是按照气候特征将一年划分为六个阶段。按五行相生次序分为六步，称为“六节”，每节各有相应的气候特征与之相配，分别为风、热、暑、湿、燥、寒，故又称为“六气”。其实质是把影响气候的气象要素归纳为六种，并以该六种气象作为常见气候类型，客观地反映了气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2二十四节气的确定
二十四节气是用来表示季节的交替和气候变化的时段，是将一年内太阳在赤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变次序分为二十四段，分列在十二个月里。每月两个节气，月首的叫“节气”，月中的叫作“中气”，每个节气十五日多。每个节气的名称据该时间段内所特有的气象和物象而确定，反映季节寒暑变化、气温高低、霜露雨雪及其物候规律。运气学说的六步主气，就是以此为据，把一年分为六步，每步主四个节气，说明一年中各季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和物候、病候特点。七十二候之“候”是气候的意思，是计算气候变化最小的区划单位，每候有一个相应的物候现象，叫做候应。我国气象的短期变化约五日，即五日为一个气候小周期，全年七十二候。“候”是气象变化最直观的客观依据，也是运气学说的时令季节标志。1.3阴阳两历调整的成功阳历和阴历调合的困难，在于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两个周期不能配合。月亮绕地球二周所需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时间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两个周期不能除尽。而古代农历把阴阳两历调和得相当成功。阴历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一年十二个月仅354天，比阳历少十一天有余。每隔三年插入一个闰月，却多了几天。若十九个阴历年，加七个闰月，和十九个阳历年几乎相等。这是很巧妙的。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尚书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西洋在巴比伦时代及希腊罗马时代，也并用阴阳两历。但我国的历法比希腊、罗马进步得多。《孟子•离娄》:“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可见在孟子时代，我国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已极有把握，而西方至西汉末年历法还非常纷乱。二十四节气和阴阳合历的确定，不仅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也给运气学说的建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科学条件。
2运气学中的气象医学思想
气象因素是影响人类健康最重要的环境因素，运气学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运用了大量的古气象学内容，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践，加以发挥，将其融会于医学理论之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古气象学，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医学气象学。因此，运气学实际上是运用古代气象学理论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防治规律而建立的理论，并通过“气候—物候—病候”的关系予以表述。
2.1人与气象变化相应的生理观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和风热燥湿寒的气候变化。人的五脏与四时气候变化相通应，“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者……通于春气;脾胃者，通于土气”(《素问•六节脏象论》)。因此，五脏之气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尤其是四时气候的影响，五脏的生理活动必须与四季气候的活动规律相适应。这种五脏外应五时的观点，不但认为气象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而且还认为经络之气的运行分布，气血津液的分布部位、分布状态、运行及代谢状况，以及人体的正常脉象等也随着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运气学以四季气象变化为背景，以中医学特有的四时五脏理论为依据，构建中医运气理论。认为春日多风，气渐温;夏日炎热，长夏多雨湿;秋日干燥，气渐凉;冬日严寒，这是气候之常，为主气、主运的应时气候，是生物生长化收藏的必要条件。人只有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及时地作出适应性的调节，才能保持健康。但是，气候常有变异，有时甚至反常，这种干扰因素，就是客气、客运所主的气候。气运之至，有太过，有不及，从而产生胜、复、郁、发等各种异常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气候传播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传播活动。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气候传播研究过程中发现，涉及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多以自然科学领域为主，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具体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更为缺乏。
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微博因其社区化、黏合性的特点成为参与气候传播的重要媒体类型。本研究结合城市环境排名、地域代表性、媒介属性、媒体影响力等因素，将人民日报、河北省燕赵都市报、河南省大河报、上海市新闻晨报、广东省广州日报等五家媒体的新浪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3年12月28日到2014年1月15日有关气候这一主题的222篇微博，从议题建构、话语框架等角度解读微博空间的气候传播文本。
微博空间气候传播的媒介议题建构
议题建构理论由美国学者朗氏夫妇在1981年发展为经典的大众传播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大众媒介、政治系统和公众三方复杂互动过程中，媒介通过发掘新闻议题并加以建构、报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讨论的焦点。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议题建构的研究视阈不断拓宽。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网络信息文本中的议题建构研究视野更加微观，应更注重议题提出者个体的话语建构。在分析微博空间的气候传播议题建构时，本文所选样本具有较高的议题建构功能，同时微博文本也能体现一定的个体话语特征。本研究结合上述理论框架，从媒介议题呈现、议题分布、主要消息来源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
1.议题呈现
作为中国环境现实的主要反映者和建构者，微博中的媒介组织通过选择部分气候变化的事实来建构或强化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就如美国社会学家Tuchman在《制造新闻》里指出的那样，新闻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而制造新闻行为本身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
2014年1月9日，中国社科院的《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空气质量排名全球倒数第二。而绿色和平组织2014年1月10日的全国74个城市2013年的PM2.5年均浓度排名中，河北省有7个城市入围前十名，其中排名第二的石家庄市，年均PM2.5浓度是国家标准的4倍以上。上述中国环境的现实通过微博媒介的资讯转换，强化了公众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认知。
如表一所示，在222篇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微博文本中，@燕赵都市报占了较大比例，为35%。所占比例最少的@人民日报为近10%。虽然不同地域的微博媒介对气候传播议题的关注度有差异，但是上述数据基本上契合了中国气候环境的现实，同时也显示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媒介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如在“2013年城市PM2.5污染排名”新闻事件中，除了@新闻晨报外，其他四家微博都进行了报道，其中，@燕赵都市报在1月12日以“2013年城市出炉 我大河北‘10进7’”为题，分别列举了排名前十和污染最轻的十个城市。该事件在微博传播的呈现凸显了媒介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能够塑造更为公众所关注的信息价值，并通过语言符号的论述再现，架构社会真实的生活图景。
表一：媒介的议题呈现
2.议题分布
本研究将微博媒介议题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报道场域，因为气候变化不仅是引发全球关注的环境议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双重场域的视阈下，通过归纳梳理，本研究将媒介的议题分为“气候变化现象与事件”、“气候知识普及与阐释”、“气候变化归因与解读”、“气候变化影响与评估”、“应对政策与行为实施”、“多元融合议题”和“其他”七个类别。通过数据分析，排在前三名的议题为“气候变化现象与事件”、 “应对政策与行为实施”、“气候变化影响与评估”，分别占报道总量的71.18%、8.11%和5.86%。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气候变化不同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气候变化”，更多的是指气候时间性的任意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化，或是人类活动结果。
“气候变化现象与事件”指的是随时间性气候发生的变化表现及典型事件，包括媒介对气温变化、季节更替、空气质量检测及公布等进行的报道。“应对政策与行为实施”包括政府机构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以及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行为措施等。同时本研究也将媒介自身发起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行为纳入该范畴，如大河报针对严重雾霾发起的“快过年了，你还放鞭炮吗”讨论。而“气候变化影响与评估”议题则涵盖了气候变化引发的经济、交通、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及政府机构、专家学者等多方做出的科学评估。
在微博媒介叙事中，这三个议题存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即在气候变化新闻事实基础上，通过权威性的信息公开和归因解读，提升政府政策的公众认同感，从而推动气候变化应对行为的开展。
通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所占比例较高的“气候变化现象与事件”议题中，50%以上都是以天气变化现象为主题的，诸如气温变化、节气更替等。这虽然满足了受众掌握出行天气的日常需求，却未能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强化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内涵的认知。而涉及“气候变化的知识阐释与归因解读”的微博文本仅占样本总数的12%，这说明媒介的传播重点尚停留在对天气现象的简单呈现上，传播视角较为狭隘，同时也折射出我国公众气候传播的媒介素养急待提升。作为一个专业性壁垒较高的报道领域，气候传播需要受众掌握一定的气候变化知识。目前受众接触相关知识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各种媒介，而微博作为传递专业知识的重要媒介渠道，应借助自身传播效果广泛、受众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等优势，建构气候传播议题的立体呈现体系，从而使公众通过微博提升自身的气候传播素养。
3.议题的主要信源
在媒介选择新闻事实并建构议题的过程中，由于记者认知的局限性，信源成为提升报道权威性、规避媒介话语风险的重要手段。和其他报道主题相比，气候变化议题长期性、专业化的传播特征更为鲜明，信源选择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环境报道的10条实践经验》一书的作者认为，好的信源特别有价值，政府、立法者、环保NGO、公司机构等都应该成为信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研究发现，222篇研究样本中，能够明确交代主要信源的篇数共为120篇，其中媒体之间互相引用的信源比例为39.17%，其他主要信源依次为政府机构（35%）>公众（14.17%）>专家学者（9.17%）>其他（1.66%>）环保NGO（0.83%）。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微博文本中，信源采用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分布极为不均衡，本应成为气候传播权威信源的政府机构、专家学者与环保NGO所占比例合计仅为49.17%，其中，环保NGO作为主要信源仅出现一次。作为受众关心且缺乏全方位认知的气候变化领域，权威信源的缺失将降低消息文本的可信性与科学性。二是媒介信源互文现象较为明显，微博平台的部分信息文本以转发、编发其他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为样态，议题一致性现象较为普遍，议题建构者个体的话语特征往往淹没在大量重复的信息文本中。
微博空间气候传播的媒介话语框架
微博制造了“气候传播”的新闻议题，同时也建构了媒介话语框架。美国学者恩特曼认为新闻框架主要指事件的选择与凸显，即将对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不同于传统的媒介文本，微博140字的文体空间特征等决定了其媒介文本独特的话语框架。本文探讨的话语框架主要包括新闻的话语结构与微观修辞框架，前者可以分析新闻文本内容的架构形式，而后者主要解释新闻事件的意义建构。通过分析媒介话语框架，试图了解微博如何通过选择和重组叙事话语来框架气候传播的新闻事实。
1.微博话语结构
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介文本都有着比较固定、规范的写作格式和话语结构，如消息文体最常见的写作格式为倒金字塔，其话语结构是按照新闻要素的重要性进行叙述话语的排列。荷兰学者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提出了新闻话语结构的范式，该范式将新闻报道框架分为概述和故事两个部分，其中故事又被分解为情节、背景、评价等，突出了五个W和一个H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同时，梵・迪克认为上述结构之间可以进行“重组”，重新框架新闻的话语结构。
作为受文本空间限制的微博文体，其话语结构和传统的媒介文本有所不同。本研究结合所选气候传播的样本，在梵・迪克新闻话语范式基础上，建构了微博空间气候传播的媒介话语结构。
图一：微博空间气候传播的话语结构
如上图所示，微博空间气候传播文本的话语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叙事简单，较为注重凸显“What”要素。由于微博文本140字的篇幅限制，其无法容纳传统叙事中的所有新闻要素。一般情境下，微博中的气候传播文本都是作为信息节点、信息源的形式出现，往往注重简单叙述某一气候变化现象或相关事件，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背景、阐释等有时通过超文本链接的方式呈现，受众需要点击相关网址才能阅读到更为完整的元信息文本。
二是视觉影像扩充了微博话语结构的张力。在微博空间，文本空间特点加之公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使许多较为复杂而重要的传播议题不能得到立体的话语呈现，从而迅速沉没在网络信息海洋中。相对而言，气候传播议题不仅充斥了大量枯燥数据，同时也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点。在微博文本中巧妙运用视觉影像，一方面可以引发受众的关注和共鸣，使其从众多的信息文本中“浮上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寓观点于图片，植评论入影像，扩充微博文本的话语张力和内涵。此次所选的222篇微博文本全部配有图片或者视频，虽然字数限制了信息总量，但视觉影像使文本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就如英国《卫报》前任资深环境记者保罗・布朗所说，在气候变化报道当中，图片尤为重要，一幅好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2.微观修辞框架
在传播活动中，修辞使用的目的是通过运用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提升信息的传递与劝服效果。学者钟蔚文与臧国仁从微观层面分析话语框架时认为，媒介文本主要通过修辞、句子等进行各种真实转化，从而再现各种社会事件，完成言说意义的建构。本部分研究的微观层次的修辞框架主要包括气候传播文本中使用的修辞格、句子等。
目前，微博新闻文本中常用的修辞格主要有比拟、比喻、借代、对偶、婉曲、设问、反问、夸张、双关等。在222篇微博空间气候传播文本中，在标题和正文中明确使用修辞格的有76篇，占总篇数的34.2%。其中，比拟使用的频次最高，占18.0%;其次是引用，占5.41%。在微博文本的制作过程中，恰当地使用修辞格，能够提升媒介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更易引发受众的关注，对提升气候传播效果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比拟等修辞格的大量运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气候传播主题的宏大性与政治性，无厘头、戏谑化的表达弱化了气候变化话语内在的强冲突性。
在微博媒介话语中，传统的新闻表达框架被一定程度地解构，如前微博时代报道中被推崇的客观、中性的陈述句式，情感性较弱的名词、动词等。通过梳理所选样本，可以对气候传播微博文本中句子的使用情况总结如下：一是句子感彩更为强烈，拟声词、感叹词的高频使用加之情感性更强的标点符号的运用，确保了媒介的传播意图能在有限字数中得以充分表达;二是句型简短，句子出现短语化、省略化倾向。如@燕赵都市报1月14日的微博：“大宣化 土豪蓝！！低调点，好伐？这让兄弟市情何以堪？！”在该微博中，不仅省略了句子成分和标点符号，并且短语替代了句子成为语言的基本单位。
结论与讨论
媒介话语框架是媒体在报道某一事件时，进行信息处理的思考模式和资讯转换的建构过程。在微博空间的气候传播中，媒介对于气候变化现象与事件的议题关注较多，对其他议题尤其是气候知识普及阐释与归因解读关注较少。在主要信源的采用上，专家学者与NGO比例过低，这样的报道会降低受众的信任度。在微博的媒介话语框架方面，由于受文本字数的限制，气候变化报道叙事较为简单，但图片和视频等影像资料作为话语结构的有机组成，赋予微博话语结构较大的延展性。同时，媒介组织能够利用修辞格、句子、短语等选择和强调部分事实来凸显新闻事实，形成特定的气候传播话语框架。需要注意的是，气候传播目前存在议题单一化、话语过度娱乐化、内在冲突弱化的现象，这也说明媒介组织需要建构更适宜微博传播的气候变化报道的话语框架。
本研究解读的主要对象是微博的媒介文本，而受众如何启动个人话语框架，采用趋同、协商或对立的解码立场与媒介话语框架进行互动，从而实现社会现实、媒介现实和自我现实之间的转化与互动，值得进一步进行探讨与研究。
【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媒介融合下地方政府引导网络舆情研究”（项目批准号：1424004102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郑保卫：《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②喻国明 李彪：《网络事件中元信息文本的议题建构与微观修辞研究》[J]，《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③仇玲：《环境危机议题的媒体建构与信息来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3年第4期
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范文第3篇
1 传统教育与创新教育有机结合
传统教育“填鸭式教育”注重对学生进行“灌输”,强调学生接受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人格的发展和个性的张扬[1],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学习兴趣,造造就了“高分低能”的人才。因此国家教育部倡导各级教育部门要深人课程体系改革,推崇创新教育。创新教育要求教育者破除陈旧的教育观,转变传统的“授受”模式,激发学生主体性,实施探究式教学策略,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和方法[2]。高等教育是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课程改革是全面贯彻创新教育的核心。课堂教学是组织实施课程教学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传授与获取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直接面对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舞台。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3],要强调师生间、学生间的动态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交流包括情感、态度、兴趣和价值观等方面。由此可见,现代新型的教育应该是在《气象学与气候学》教学过程中,既注重合理高效地向学生传输正确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要为学生的个性充分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支持,将传统教学和创新教学有机地结合,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2 依据专业特点,确定教学内容
根据相关专业需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这是对所授对象的正确定位。
从气象学与气候学授课对象方面主要划分为两大类,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方面。从各专业教学大纲的安排来看,新的教学大纲中各专业对气象学与气候学的理论授课学时设为34学时。在这种新形势下,对以前那样多而杂的教学内容,必须重新进行删减、增设和整合,去粗取精,因此我们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结合各专业的特点以及学时的安排,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所讲授的绝大多数内容,重点要求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了解,一方面为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对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的兴趣,提高学生运用气象学与气候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理解和科学思维能力。例如,对遥感、地理信息专业的学生而言,需要了解大气的变化,大气的物理过程以及其演变规律是什么？气象学中的基本概念,常用到的基本常识需要重点掌握和理解。由于大学学习任务与高初中的学习目标存在很大差异,大学教学是为了培养专业技术超强和科学有初步创新的大学生。所以教学内容要根据要求和学生未来的可能职业结合起来,教学内容既有基础知识占大量的比例,同时也要涉及到一些当前热点研究课题,以举例说明发生在大气层中的几大热门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酸沉降、臭氧层损耗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样不仅让学生了解当前科技发展前沿,也能够增加学生的科学研究兴趣,同时可以设计一些课外实践活动,参与初步探索如大气中颗粒物浓度与降水pH值观测、降水量与地表水水质关系调查、人类活动改变大气组分对气候的影响分析等研究课题,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能激发起学生对气象、气候、环境三者之间相关问题的探讨和思考。
3 课堂教学
气象学是研究大气物理现象和过程,探讨其演变过程的科学,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广泛,动态性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如提问、课堂讨论和专题辩论等方式,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科学问题提供机会和有利的教学氛围。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相应的教学对象,进行教学设计。比如对大气圈中气体成分CO2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温室效应”的讲解,先以实际生产生活中的花房效应为例,给出一个花房示意图,来解释花房效应产生的原理,这样能形象、具体和生动展示给学生一个全新的认识,然后介绍CO2产生花房效应的过程和效果,同时还可以提出几个与CO2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寻找答案,可以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籍和文献,或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查阅资料,收集和整理资料,从计算机网络中获取有关知识、更进一步认识CO2气体浓度变化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主动者,教师由传统的知识讲授者逐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4]。
《气象学与气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自然科学学科。因此该课程不仅要讲授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还必须重视对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或关注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如地转偏向力是影响大气运动的主要作用力,此力不好理解。首先让学生亲手做一个小试验,在一张白纸上选取画一条直线段,在任选取直线段的一个端点为起点,一个同学从起点按原方向画直线段,同时另一个同学匀速转动白纸,类似方法,在向相反方向旋转,比较画出的“直线段”的异同,为什么？通过亲身实践,学生很容易理解地转偏向力的概念和各项物理含义。
参考文献
[1] 唐之享.大力推进教育创新,加快湖南教育发展[J].湘潭大学学报,2003,27(1):3～6.
[2] 韦成龙.适时调整办学定位,不断深化教学改革[J].中国高教研究,2003,119(9):17～19.
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气象局正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工作，《全国气象现代化发展纲要（2015—2030年）》中提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气象现代化体系，达到“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人才、一流台站”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气象预测预报、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四个能力[2]。完善气象学科建设、拥有高素质人才队伍是转变气象事业发展方式、推动气象事业科学发展、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从气象大国到气象强国的基本保障。故，气象科学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新时期气象工作科学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
无论是为适应广东省经济发展，还是满足气象行业建设的需求，大气科学类应用型人才培养都是核心的问题。在谈及教育发展时强调，要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着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2015年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补齐我省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人才到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一线贡献聪明才智”[4]。这对广东高校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发展转型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行业需求，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是重中之重。
这些新任务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型、高水平应用型气象人才。全面了解广东省经济发展对大气科学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情况，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本调研的主要内容。为深化大气科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结果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我们设计了关于《广东海洋大学大气科学类专业社会需求调查问卷》，发放45份调查问卷，收回30份有效问卷。样本涵盖了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所在的气象部门，样本代表性、样本容量都能满足统计分析要求，所反映的信息和得到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统计意义。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采样过程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形式，其目的是了解大气科学类专业用人单位对大气科学类人才培养定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社会需求等各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及相关建议；结果能为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层次的大气科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单位（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相关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问卷调查于2016年7月至8月进行，调研主要由广东海洋大学海洋与气象学院本科生担任访问员，他们利用暑假到各用人单位发放问卷调查，或者对用人单位人事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做记录。发放45份问卷，共收回30份问卷（见表1），有效问卷30份，有效回收率为66.7%。大气科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单位涵盖了气象局、空管站、水文局和防雷公司等相关部门，涉及的单位不仅认真填写了用人单位信息、调查问卷的选择题，而且详细回答了简答题，全面讲解了对大气科学类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全部问卷在统计软件Excel中进行统计分析。
表1 用人单位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办学定位和培养模式
由于大气科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相对集中，本次回收的毕业生有效调查问卷虽只有30份，但涵盖了广东省内各级气象部门、企业（防雷公司）。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对广东海洋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一般”的约16.7%，“较好”和“非常好”两项总和占了83.3%。说明用人单位对广东海洋大学大气科学类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表现评价较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充分肯定。对毕业生的文化素质、专业知识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评价“非常好”和“较好”两项总和分别占了73.4%、83.3%（见表2）。从中也反映了用人单位对广东海洋大学大气科学类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
表2 对毕业生的评价
同时，根据广东海洋大学毕业学生在用人单位中的实际表现，用人单位认为广东海洋大学大气科学类专业在更新专业知识、加强实践动手能力、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厚实基础知识以及拓宽人文知识等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改革，这些选项的比例分别为90%、73.3%、73.3%、43.3%、16.7%。这为我们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表3 用人单位对学生培养的建议
（二）用人单位最重视的能力选择
用人单位最注重的是大气科学类毕业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其次是毕业生的持续学习能力，再次是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然后依次是毕业生的沟通能力、学习成绩、参加过的项目或社会实践等。（见图1）
图1 用人单位最重视的能力选择
A：持续学习能力 B：沟通能力 C：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D：团队合作精神 E：学习成绩 F：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G：参加过的项目或社会实践
（三）用人单位认为本科生应掌握的技能
气象部门的业务主要分为：大气探测、天气预报、气候诊断与预测、生态气象、气象服务及防雷工程共六个模块（见图2）。
对于广东海洋大学大气科学类专业本科学生，第一用人单位认为大气探测模块（见图3）最应加强的是自动气象站的维护维修能力,比率为99%；第二是综合观测、观测资料的获取、处理及传输能力,比率都为82%；第三是熟练掌握技术规范的能力，为73%；第四是大气探测理论知识的掌握、地面气象观测能力,比率65%；第五是高空气象观测、特种气象观测能力，为17%、15%。调查数据充分显示了目前台站气象观测业务的要求，由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气象观测已由传统的人工观测手段转向了自动气象站的综合观测，设备的维护维修，观测资料的获取、处理及传输能力成为影响观测数据准确性的关键因素，为保证观测资料的可比较性，遵循观测规范是必要条件，而深厚的理论知识是掌握仪器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前提，布点广泛的地面气象观测比相对较少的高空气象、特种气象观测需求更大。
图2 大气探测模块
A：大气探测理论知识 B：熟练掌握技术规范 C：地面气象观测 D：高空气象观测 E：特种气象观测 F：综合气象观 G：自动气象站的维护维修 H：观测资料的获取、处理及传输
用人单位认为天气预报模块首先应加强的是雷达、卫星、自动站等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应用能力，比率为96%；其次是天气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比率为85%；再次是数值产品订正和解释应用、论文撰写的能力，为71%、67%；最后是预报技术总结、天气图诊断分析、预报思路的建立能力，比率分别为13%、12%、11%。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目前气象台预报业务的要求，随着气象综合观测的迅猛发展，若能从海量的观测数据中捕捉出有效信息，就能准确把握大气的过去和现在状态，于是综合分析能力成了预报员的必备素质。要准确预报大气的未来性态，天气学原理的支持必不可少，数值模式的环流形势预报较为准确，但由于局地地形的影响、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做区域性天气要素预报的时候，还需要对数值产品做出订正，且一名优秀的预报员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前行，所以预报逻辑思路的建立、论文、技术总结撰写十分必要。
图3 天气预报模块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气候诊断与预测越来越受到重视，用人单位认为首先应加强的是气候灾害的收集、整理、上报及重大灾情的影响评估能力,比率为100%；其次是气候学理论、气候预测及影响评估能力,比率为83%、78%；再次是气候及气候变化的诊断能力，为69%；最后是气候资源调查、气候监测、监测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能力,比率分别为54%、54%、49%（图略）。调查结果准确地反映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民众对环境关注程度的提高和气象部门适应社会需求而做出的努力，及时收集气候灾害相关数据并保证信息上传下达的顺畅，是气候预警的重中之重。当然，深厚的理论支持和新技术的熟练运用，能有效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性，在防灾工作中有效减少社会损失。对当地的气候做出科学诊断，合理评估其气候资源，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前提，实时监测气候状态能有效指导规避短时气候灾害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双重环境压力下，中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凸显。生态气象，用人单位认为首先应加强的是灾情调查及评估能力,比率为100%；其次是农业气象观测能力,比率为98%；再次是农业气候区划，为81%；最后是农作物气候评价、气候资源开发、作物产量预报能力,比率分别为76%、66%、61%（图略）。生态气象灾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表现相当突出和敏感，当前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退化问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调查结果准确地反映了及时收集生态气候灾害相关数据的重要性，这是生态气象灾害应急管理和防御措施实施的重要抓手。当然，同时立体化监测大气和相关生物状况，获取天气气候要素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及其结果，进行科学的农业气候区划，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是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必然选择，也是保证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保障。
坚持以用户需求作为气象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气象服务信息是人民群众安全福祉的保障。气象服务，用人单位认为首先应加强的是公众气象服务信息的制作和发表能力,比率为100%；其次是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制作和分布能力，比率为97%，再次是专业气象预报和服务产品的制作能力,比率为85%；最后是气象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气候资源开发及利用的信息服务、气象服务需求分析、满意度调查,比率分别为81%、50%、39%、38%（图略）。制作公众易于接受的公共气象服务信息形式，及时多渠道发表信息，提高服务质量、反应速度和主动性是当下气象部门的工作重点。监测出不良气象条件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提示公众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尽可能地降低损失，为各行各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是气象部门服务安全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当然，同时服务受众、需求、渠道不同也影响服务效果，按需供给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必由之路。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从源头上杜绝形成雷击事故隐患是防雷减灾工程的核心。防雷工程，用人单位认为首先应加强的是防雷装置的安全检测能力,比率为100%；其次是防雷设施安装的指导、防雷设计的技术评价能力，比率都为94%；再次是雷击风险评估能力,比率为78%；最后是雷电灾害鉴定、雷电灾害防御,比率分别为73%、42%（图略）。雷电灾害是联合“国际减灾十年”公布的最为严重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检测人员细心地进行全方位检测，以确保防雷装置安全可靠运行，是提高防雷业务综合服务能力的突破口。防雷工程的图纸技术评价是防雷行政许可的重要前置要件之一，防雷设施安装的科学性是保证防雷工程质量的首要条件，两者是减少雷电灾害的有效途径。我们对雷击风险进行评估，可以得知防雷工作的重点时间段，提高防雷工作效率。雷电灾害鉴定工作有助于正确地认识雷电，并可作为保险公司理赔和法院判决的依据。
四、对策
毕业生专业能力和用人单位需求错位[5]，导致许多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与行业需求脱节：一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一方面业务部门招不到能快速胜任岗位工作的人才。社会需求调查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用人单位对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反馈，而且还要了解用人单位对学校在教学改革及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为专业的教学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此，笔者就大气科学类专业教学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优质的教学质量是学校科学发展的生命线和保证核心竞争力的前提，根据社会行业需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可以达到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的目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所制定的实施人才培养活动的具体方案，是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培养目标与规格、内容与方法、条件与保障等培养过程和方式的描述和设计，是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6]，其中课程安排是人才培养中的关键环节。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日新月异的气象行业需求相适应，课程安排紧跟气象业务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兼顾大气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充分发挥专业理论知识对岗位工作的指导作用，就能使学生真正做到零距离就业。
（二）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十分强调实践能力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大气探测、天气分析预报、大气数值模拟和生态气象4个方向加强实践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大气科学的感性认识。分基础训练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设计性实验3个层次，使知识与能力得到和谐的统一。因此，加强局校合作，加大先进的气象类教学设备的投入力度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力度，采取多种形式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创造条件十分必要。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好、水平高的实验教学队伍也是一个关键点[7-8]，实验教师除了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外,还应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双师型”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开展研究型教学，提升学生科研能力
学与研都是知识学习、领悟和运用的过程，有效推进研究型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趋势。加入教师课题项目，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项目，尝试研究课题是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提升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认为广东海洋大学本科毕业生科研能力尚有所欠缺，对开展气象科学研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一要引导学生树立科研意识，在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独立思考、文献阅读和综合写作能力的培养；二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科技竞赛活动，激发科研热情；三要创造学术氛围，在各类科研学术活动中吸纳本科生参与，培养学生的科研情怀，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研究能力。
（四）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单位的发展依赖于员工的创新思维。因此，要顺应时代需求，培育创新创业文化，营造创新创业氛围。首先从课堂教学入手，及时更新大气科学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采取问题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结合专业课程教学，编写创新创业案例，鼓励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培养创新创业精神。其次，当今计算能力的高速发展，大气科学的研究和预测更趋于精细化和定量化，“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加突出，利用广东海洋大学综合大学的优势，开展与水产科学、海洋科学、农学、食品科学等优势学科间的大跨度交流与交叉，使思维空间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领域全方位地开放，将有利于学生强烈的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最后，设置校院两级创新创业基金，指导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施展提供平台。
（五）推进专业认证，创建一流本科教学
气象学与气候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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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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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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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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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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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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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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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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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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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 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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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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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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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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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 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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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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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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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 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 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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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 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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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 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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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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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 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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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