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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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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根源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第1篇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1、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 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2、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1、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

2、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

3、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利益矛盾;矛盾根源;蛋糕原理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01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益矛盾的论述

如何认识和处理转型中国下的经济利益矛盾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均衡协调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梳理马克思经典作家有关利益矛盾的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利益矛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

人类活动具有目的性,这是人类活动的特点。唯心派看不到隐藏在精神动力后的物质动因,把人类活动的目的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因。马克思认为物质利益是人们活动的根本目的,因为人首先是动物,为了维护生命的存在,不得不争取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物质利益,这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前提。

(二)物质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产关系的社会本质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还因为它决定了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当马克思认识到决定人类活动目的的根源是意识、法律背后的物质利益时,他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信仰危机。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公开申明“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二、 转型中国下的经济利益矛盾根源

正确认识矛盾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前提,要处理好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一些基本问题,要从宏观上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和把握。深入分析转型期利益矛盾的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利益矛盾。

(一)转型期经济利益矛盾的物质根源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依然是基本国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快速增长的需求。

(二)转型期经济利益矛盾的社会根源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或称之为过渡性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冲突和动荡”。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又有了质的提高,全球化在为我们带来“美国电影”、“法国红酒”、“德国跑车”的同时,也对我们的市场体制和产业结构以及价值观产生了强烈冲击。

解决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关系基本均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确定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决定的。

要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分享到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强对社会分化的承受能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国家才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对低收入阶层进行利益补偿和有力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利益矛盾。另外,要注意解决好就业问题。扩大就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能帮助人民改善生活条件,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服务奉献社会,既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又能够避免社会出现过多无业游民,减少社会的不安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82.

[2]张哲.论经济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内部矛盾[J].探索与研究,2011(08).

[3]任兰.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研究[J].法制与研究,2011,7.

[4]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40-41.

[5]胡鞍钢,王磊.转型期社会冲突事件处理的瓶颈因素与应对策略.载于河北学刊,2007(05).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根河市

据统计,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其中,东北地区35个,占29.7%,林业资源型城市18座,占51.4%。根河市是典型的林业资源型城市,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是联系大兴安岭南北与东西的枢纽城市。根河市是一座因林而建、因林而兴的典型纯国有林区城市,森林覆盖率为87.2%,林业人口12万人,占总人口的72.8%。但该市接续产业发展乏力,资源型城市积累的问题在这里比较集中,失业、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等问题比较严重,加之生态环境的约束,城市的发展步履维艰。根河市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集中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及作为国家“限制开发区”的众多矛盾,问题十分典型。研究根河城市转型问题,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根河市城市发展现状

根河市是纯国有林区,是典型的资源城市。市内驻有大兴安岭森林集团所属的五大森工公司和板业集团,森工企业历史欠账多、负担重,下岗分流人员比重大,社会保障体系脆弱。1998年国家对大兴安岭地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天保工程”的实施,使根河市木材采伐量大幅削减,木材采伐量由1998年的184.3万立方米削减为2007年的86.7万立方米,木材加工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直接导致大批林业工人下岗或转岗,给林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林区就业也趋于停滞状态,大量人员失业。2007年,全市享受低保人口2.17万人(占总人口的13.2%)。其中,林业人口占60%,这还不包括已买断工龄超过五年而应享受低保的5 000多林业工人。据呼伦贝尔市市政协调研组2006年的调研报告,林区百户职工家庭中,温饱线以上的有39户,达不到温饱线的有61户。

(一)主导产业“断裂”,经济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根河市一直把主要力量用在林木资源的开发上,其它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根河市现有的主要产业为矿产开发、旅游业、特色种植、养殖业,但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差,配套能力不强,主体功能区政策及环境治理水平与资金的缺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较弱等一系列因素,使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经过50多年的采伐,森林资源蓄积量大幅度减少。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建立在原木采伐基础上的经济体系面临着资源供给的严重制约。五个森工公司产值平均下降7.06%,以林业经济为主体的地方经济增速下滑,1998~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7%,远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资源依赖型经济的衰退,对根河市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低

根河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身积累能力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能力低下。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严重依赖资源开采,经济结构单一,特别是实施“天保工程”后,地方财政非常困难,积累能力差,致使政府无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不断加大,2007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财政支出达4亿元以上,更无力达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财政兜底的要求。给、排水设施建设落后,大多数居民不能安全饮水。根河市区给水工程现有供水能力为1.5万立方米/日,用水户数为3 300户,用水人口为2.85万人,用水普及率为36%。市区排水设施趋于空白,没有完整的污水排放系统。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势必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三)体制性矛盾突出

根河市因林设市,是典型的“林业挺进——以场定居——地方政府跟进”的模式,形成林(林业)地(地方政府)两套系统并存的状况,地区资源难以整合。一方面,林场归部门所有,各城镇处于地方政府与林业管理部门两层皮的状态,形成地方政府与林业企业分割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林业企业内部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现象十分突出,巨大的社会负担使企业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和发展。国有林区的体制是一大难题,林权是矛盾的焦点。林业企业不仅拥有城市绝大多数的人口,而且拥有绝大部分的林地空间。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林权,也就没有土地使用权,也没有林地之下矿物资源的探矿采矿权,地方政府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地方经济发展是无米之炊,因此十分乏力。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极其沉重。

二、根河市城市转型的基础和困境

(一)城市转型的基础

根河市产业资源丰富,替代产业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一是矿产资源丰富,处于得耳布尔与大兴安岭两大成矿带交错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二是根河市大陆性寒温带湿润气候具有“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特点,独具特色的冷资源使特色种植、养殖业资源丰富,在发展狐、貂、獭兔、驯鹿为主的特色养殖业和以野生浆果蓝莓、卜留克、食用菌、山野菜、中草药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力,并且根河市特色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根河市已初步形成了以貂、狐养殖为主的特色养殖基地(主要分布在金河镇、阿龙山镇)和以食用菌栽培为主的特色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在好里堡镇、满归镇)。三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汗玛自然保护区、奥科里堆山、根河断桥碧波山风景区、鹿鸣山风景区、伊克萨玛风光、第二北极村满归、潮查原始森林景观区等诸多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风情、森工文化等构成了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近几年,根河市旅游业发展较好,根河市已成为呼伦贝尔市旅游资源的核心地带。四是木材精深加工潜力仍较大。尽管自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根河市木材采伐量锐减,但至今仍保持了86.7万立方米的采伐量,全市森林覆盖率为87.2%,活立木蓄积量15 272万立方米,人均占有林木922立方米,未来可利用林业资源的稀有性、独特性等比较优势,发展木材的深加工、细加工,延长产业链条。 转贴于

(二)城市转型困境

根河市城市转型面临以下困境:一是根河市本身没有能力支付转型的社会成本。城市转型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岗位创造成本、隐性失业显性化成本、社会救济成本、人力资本投入及制度节约成本。而根河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身积累能力差,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地方财政非常困难,根河市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财政支出要达4亿元以上。财政收入中,剔除用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支出,能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投入很少,根河市自身脆弱的经济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城市转型社会成本的需求。二是地理条件上的比较劣势。根河市处于边缘区位,与内蒙古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而且也不在东北区经济中心的辐射范围内,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同时,也难以接受发达地区流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属于市场的边缘地区。交通条件较差、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量不足,给资源型城市转型造成一定困难。三是体制性障碍难以逾越。由于根河市与多数资源型城市相似,企业体制仍然是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企业机构臃肿,冗员负担沉重,与地方政府常常发生矛盾,发展无序,无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顺利转型。

三、根河市实现城市转型的战略

根河市的城市转型要遵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借鉴生态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同时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态资源优势,在制度创新、重点产业选择、空间管制模式、生态移民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制定城市转型战略:

(一)制度创新战略

根河市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集中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及作为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众多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是长期的,所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可在根河市进行下列制度建设的试点:第一,进行国有林区的林权试点改革,培育林权市场,完成对国有林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发挥政府的职能,最终在体制上实现转轨,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从粗放到科学发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建立针对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定进入林权市场的门槛,通过征收资源税、生态恢复准备金等制度使企业切实承担起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第三,探索建立地区之间的“生态交易”制度,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向生态功能区投资,换取本地“生态(或土地)份额”,同时实现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服务”提供补偿。

(二)培育接续产业战略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产业做支撑,经济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要解决根河市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以产业发展作为支撑。强化绿色接续产业开发,提高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依托区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加强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开发力度,为人口向中心城镇迁移提供保障。在接续产业选择上要秉持生态经济的理念,坚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等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在开发过程中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技术手段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并使当地居民在产业开发中得到实惠。依据根河市的现状,重点培育旅游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特色种植和养殖业、林产加工等接续产业,发展木材深加工、细加工,提升木材加工业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以开发和转化当地丰富生态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型产业体系,加快根河市经济转型的步伐。

(三)借助外力战略

落实国家提出的“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条件之一。在自身积极努力的同时,争取国家、省给予的财政转移支付。积极争取生态补偿和生态援助等外部推动。依托根河市的实际情况,以资源型城市转型、生态补偿、生态经济援助、限制开发区域等名义,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扶持。同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并在宣传方式上进行创新,吸引域外资本支持根河市的经济转型和生态经济开发建设。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根源;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003-0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唯物历史主义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其早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是起了积极革命的作用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但是资本主义到了后来,越来越被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困扰,这种经济危机严重破坏阻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2] 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根本解决。所以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之疾。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种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共识。本文是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再探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新的理解,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自产生后,只要生产有了剩余和生产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分工,就存在着一定的商品交换。只是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商品交换的规模和品种是有限和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阶段。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小商品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就由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总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社会化大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商品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每个企业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换得货币资本,并获得利润,才能在社会上重新购得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每个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生产;第二,社会生产的总供给必须大体等于社会的总需求。第一个条件表明,如果某一部门生产的商品大大超出了社会的需求,他就不得不降价销售,可能要远远低于生产成本,轻微的影响是可能引起这个部门的企业的利润的整体下降,引起恶性竞争,严重的则引起这个部门的许多企业倒闭,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是一部微妙的和连锁的机械装置,在这部机械装置里,任何故障都会以越来越快的冲击力迅速传递到所有部件上” [3] 。第二个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供给必须大体等于社会总需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追求高额的利润,为了扩大利润,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者天生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动力所在。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达,生产的商品越多,社会的物质财富也越丰富,这需要不断扩大市场,需要社会对商品的购买力也随着社会商品的增长按比例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者的生产动力是追求不断增加的高额利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冒绞刑的危险。”[4]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者,即资方的一个本能就是极力压低劳动力的购买价格,也就是被雇佣劳动者的工资。虽然由于劳动者的斗争,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进行干预,加强宏观调控,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质上只能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府,所以这个总趋势不会改变。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往往大于社会对商品需求的速度,这是一个常态。如果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个矛盾被激化,社会的生产严重超过了社会的购买力,即出现了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时会出现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由于商品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商品的实际价值,资本家宁肯销毁商品,也不愿低价卖给社会上大量的嗷嗷待哺的穷人,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萧条的美国表现的十分严重。马克思说:“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一切过去时代看来都好像十分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的全部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1] 当然这种“太发达”也只是相对的,因为社会上还有太多的领取救济金的穷人,这是相对于人民购买力来说的“太发达”。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员宣言》中说的:“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用之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已经容纳不了她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 [1] 总之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社会主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社会生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在于一个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缺乏社会正义。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其体制内,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开的药方是,那么就是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的手中,由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来协调、指导社会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来进行社会生产,并且由国家代表社会对劳动产品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避免那种“相对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制度上的设计,在一定时期、特殊的情况下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其弊端。所以包括中国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很早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一,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在公有制经济生产部门,建立法人治理制度,每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国家成立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投资方,享受出资方的权利;第三,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目的和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追求利润,但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兼顾社会效益;第四,国家把市场机制作为调配社会资源分配的基础力量,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国家不干涉企业经营者的具体经营活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不论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的各个企业也必须以获得利润、谋求企业发展作为企业的根本目的。那么,企业自然有扩大再生产和尽力压低工人工资的自然动力。在中国,一方面,许多企业大多都在谋求扩大再生产,甚至是简单的粗放的扩大再生产,如果把中国的各个省和市看做一个个社会经济生产部门,可以看出每个地方都在大干快上,铺摊子上项目,如果把政府的财政收入看成其利润,这样无疑可以扩大政府的利润——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法制不健全,企业中工会缺乏独立性,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人缺乏组织性,特别在农民工中情况更严重,政府、特别是各个地方政府重视资本,工人与资方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中国,在一次分配中,工资所得所占的社会的财富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有数据为证,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使中国一举超过欧洲的英法德意和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日本,成为仅次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大大提高。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最穷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73倍 [5]。这说明,即使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公有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为了扩大其所获得的利润,而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营者——资本家——是一样的,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每一个企业都有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这种冲动决定了每一生产部的产品的量很难符合社会生产所需的比例,例如中国有一些生产部门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能过剩。这种情况如果严重,是完全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生产混乱,其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首先从一个部门发生问题,从而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虽然,无论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对当今的社会生产的实行了市场宏观调控,即使十分推崇自由竞争,相信自由主义,市场是最佳的市场调节手段的英美,对市场也实行一定的宏观调控。可这些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都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综上所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那种由于生产失调,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参考文献:

[1] 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6-30.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7-48.

[3]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049.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第5篇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们应该看到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各要素,是统一的整体,任何要素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基于此。并且,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就使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时且必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要做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全面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可持续发展,在任何领域,任何时间都是适用的。2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汶川地震的悲痛撕扯着每个中国人,奥运的喜悦也振奋了每个中国人,这一悲一喜之间,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力量。在悲喜过后,我们更应该看到党的执政之根本。我们党是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急民之所急,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在以人为本的核心之下,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解决好资源不足的矛盾,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显现出不平衡就要求我们必须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就从土地资源来讲,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也是工业、交通、城市建设和旅游等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基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在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和环境资产的跨代配置基础上,逐步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承载力,既要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高效的利用,又要使土地的开发利用与土地的合理保护和科学整治结合起来,实现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不断满足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追求最佳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土地资源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就是要秉承科学可持续发展观,协调土地资源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协调土地资源与经济、人文、政治等各方面条件,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做到资源与经济的平衡,不能只追求短期效应,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源的长期效益,资源的经济效益要始终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