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感梁衡
夏感梁衡范文第1篇
在梁衡所著《夏》中，意思为形容蜜蜂、蝴蝶飞舞的美妙姿态。
出自：
梁衡《夏感》：“轻飞曼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
出 处：
夏感梁衡范文第2篇
擘画新政
陈三立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在京城逗留期间，他常常与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士大夫交游，讲学论世。面对朝廷的腐败昏庸和列强的环伺，常常扼腕长叹，慷慨激昂。希望自己能够大展宏图，报效国家，同时也希望朝廷能够变法图强，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陈三立高涨的情怀和满腔的热忱却在黑暗而残酷的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的灰。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感到自己如随俗浮沉于这样一个浑浊的吏部官衙，纵有经世大志，无奈也是难以施展的。
其时，其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当时的湖北，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雄心勃勃的张之洞在湖北办铁厂、修铁路、造枪炮、开织布局。
湖北热火朝天的洋务实业，磁石般吸引着陈三立，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父亲的身边，来到父亲任职的湖北布政使任所。
陈三立在襄助父亲办理布政使事务时，初步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陈三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独具情韵的人格魅力，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倾倒。 张之洞本与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同辈，且官至湖广总督，作为朝廷重臣，却对自己的晚辈，刚刚步入宦海仕途且涉世未深的陈三立赞赏有加。因慕陈三立大名，张之洞甚至不惜屈驾亲往访之。从此，陈三立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宾，并常酬诗唱和，陈三立曾作有“作健逢辰钦元老”的诗句，叙述了他与张之洞的交往，也表达了他对这位名臣的景仰和钦佩。
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终于有了一方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华的天地，这是他们父子梦寐以求的。
陈宝箴到长沙上任后，陈三立亦跟随父亲到长沙，襄助父亲擘画新政。他全力辅佐父亲，在“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权、公官权”等各项湖南新政中，多所擘画。
其时，陈三立正值精力充沛年富力强之时，他的社交圈异常活跃而广泛。就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帝党官僚在京城成立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的分支机构――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江南名士陈三立、张骞等几乎尽入其中。加入强学会后，陈三立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维新志士。
方兴未艾的湖南新政急需人才，陈宝箴求贤若渴。陈三立为父亲多方结交罗致，一时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有识之士如水归东海，齐集湖南。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陈氏父子开名士行”的说法。
陈宝箴对陈三立也极为依赖，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准备聘请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梁启超，梁启超为舆论界骄子，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正意气风发地挥动如椽之笔，为变法图强摇旗呐喊，名倾朝野。陈三立与梁启超同为强学会会员，对梁启超颇为了解，他对父亲说他看过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思想已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于是，陈宝箴遂舍康而取梁。
除梁启超外，陈三立还向父亲推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
陈三立全力襄助父亲擘画新政，博得朝野的一致好评，他的社会声誉与日俱增。
当时朝野间流行一种说法，称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为“清末四公子”。四位公子皆出身名门，才学出众，风流倜傥，且忧国忧民，功绩卓著，为世人所瞩目。
袖手神州
戊戌政变后，陈三立亦蒙“招引奸邪”罪，与父亲一道，“著一并革职，永不叙用……”父子二人遂同遭罢黜。尔后，陈三立随父返回江西，隐居南昌西山。
革去官职，陈三立本不足惜，他素来视官场如浮云，视荣华富贵若草芥。真正让陈三立痛心疾首的是，随着戊戌政变的失败，一大批维新志士惨遭厄运，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毁于一旦。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毕生敬仰的父亲，竟然不明不白地猝然离去。
陈宝箴临终时曾留有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对先祖临终时留下的遗嘱，陈氏子孙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为了永远记住这内心的隐痛，48岁的陈三立遂依父亲长眠着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的名字，以地名为号，自号“散原”。
经历了人生诸多的痛苦和灵魂的重生之后，陈三立挥笔写下“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帅『袖手人”的诗句，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悲怆痛苦的情怀。陈三立决定从此超然于官场之外，清醒地与官场保持距离，不再存有“兼济天下”的念头，而决计在此浊世中以诗文自娱，以气节自励，从而“独善其身”。
移居南京后，陈三立携家初住在鸽子桥畔珠宝廊(后改名建邺路)，后迁中正街(后改名白下路)，租赁刘世珩的私宅暂且安下家来。
陈三立举家迁居南京，这在南京的文化圈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南京的贤士名流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探访拜谒。
租赁别人的房屋毕竟不是久长之计。在俞明震等人的筹划和帮助下，陈三立在南京清溪畔建了一栋房屋，总算把家安顿了下来。
新宅地处偏僻，四面群山环抱，绿水潺潺，峭壑幽邃，风景十分宜人。陈三立十分喜欢这个地方，新居落成后，他亲自名之为“散原精舍”，并亲笔书写匾额，置于门首。
陈三立暂时忘却了痛苦与不快。这些日子，他诗兴勃发，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驱使着他拿起笔来，一首首诗作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
问鼎诗坛
陈三立以其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成就称雄诗坛，被公认为是同光体诗派的领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陈三立的诗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有其比。”
钱钟书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叫做“陵谷山原”。“陵”有杜少陵，“谷”有黄山谷，“山”有李义山，“原”即散原也。
陈三立天才的想象和超尘脱俗的锤炼语言文字的能力，使他笔下的诗作腾跃出新奇而动感极强的画面，如“火云烹雁万蹄浮，生秋碧树对油油”，“纤云筛日暖如春，鸥翅袅翁对新对”，“半瞑湖吹雨，一痕山卧烟”，“独夜川原数过鸿，阑干呼月万山东”，“闲携野色立高坟”，“微晴乌鸟乐，向我啄斜阳”，“晴色粘枯柳”，“疏林乌鹊衔晴出”……这些堪称神来之笔的诗句，为我们勾勒点染出一个充满生机与灵性的世界。
除诗歌外，他的书法亦堪称一绝。
陈三立曾自我评价说：“书法第一，文章第二，诗为第三。”其实陈三立何尝不知道自己的诗歌艺术成就高于书法和文章，他这样自我评论，是故意在大众面前对自己的弱项提出更高的要求。有趣的是，陈三立这样自我评论后，画坛大师齐白石也对自己的艺术作了自我评论：“诗第一，篆刻第二，画为第三。” 陈三立的书法功底深，质朴古拙，自成一体。因当时时兴馆阁体，所以陈三立的书法不合潮流。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三立在湖南助父新政时，当时湖南矿务局几位擅长书法的翰林仍讥笑他的书法拙朴，但陈三立不以为然，他说：“诸公的字，自讽行时或数十年，我的一张字，百十年后，恐怕要抵几吨矿砂哩。”
黑色夏天
1923年夏天，对陈三立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黑色的夏天。
就在这年夏天，陈三立的家庭突遭厄运，在前后相隔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的夫人俞明诗和长子陈衡恪相继去世。
这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更是酷热难当。连日的高温和溽暑，夫人先是觉得有些不适。刚开始的几天，陈三立也没怎么在意，觉得服几剂药后也就没事了。谁知这次服药后却不见丝毫好转。几天后，竟突然病情加剧，一卧不起。
陈三立共有五子三女，且都不在身边。长子衡恪时年48岁，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任美术学校及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已是驰名海内外的著名画家，次子隆恪时年36岁，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在北京四平路局任科员；三子寅恪时年34岁，其时尚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四子方恪时年33岁，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江西任职；五子登恪时年27岁，正在法国巴黎留学。三个女儿也各自成家立业，长女康晦嫁合肥张宗义，次女新午嫁俞大维，三女安醴嫁四川薛琛锡。
陈三立心急如焚，他只好先把夫人病重的消息发电报告诉了远在北京的长子衡恪。
接到电报后，衡恪二话没说，立刻赶到了南京。
衡恪告诉父亲，病重的母亲全由他一人照料，母亲病重的消息，暂且不要让弟妹们知道，免得他们挂念担忧。
尽管衡恪多方求医极尽孝道，但俞氏夫人的病情却依然不见丝毫好转，医道药石已无力回天。在俞氏夫人最后的日子里，衡恪通宵达旦地守护着，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息。
俞氏夫人去世后的那几天，南京大雨如注，为了给母亲买到一副上等棺材，衡恪冒着倾盆大雨上街，亲自为母亲选购。
安葬了母亲之后，连日的劳累，衡恪的身体已是极度虚弱，加上冒雨上街买棺材淋湿了身子，致被暑湿所侵，衡恪一病不起，患了重伤寒，多方医治无效，竟于当年8月与世长辞，时年仅48岁!
衡恪英年早逝，中外艺术界深表震惊，人们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扼腕痛惜。他的去世，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北京文艺界在江西会馆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人们自发地前来悼念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在追悼会上，各界名流云集，人们悲痛欲绝，号啕痛哭，其情其状，实在惨不忍睹。齐白石献了挽诗：“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梁启超、凌文渊、姚茫父等也致了悼词。
耿耿此心
陈三立就养北平时，寅恪特地在西城区姚家胡同三号，赁屋一所，以迎养老人。当时，陈三立的大儿媳黄国巽(衡恪遗孀)亦随侍老人。寅恪对父亲极尽孝道，无论多忙，他每个星期天必带着妻子女儿，与父亲一道共享天伦。
居北平就养期间，陈三立还特地拜访了他年轻时的座师陈宝琛，其时，清朝遗老陈宝琛已是87岁高龄，陈三立也已82岁，两位耄耋老人见面时，抱头痛哭，激动万分。陈宝琛的知遇之恩，陈三立终生难忘。见面时，陈三立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不顾旁人的劝阻，依然行三跪九拜之大礼。当时在场的郑孝胥、罗振玉见陈三立有清朝遗老之风，便相约陈三立去伪“满洲国”排班称臣，被陈三立当场断然拒绝。
陈三立一向对自己的座师陈宝琛言听计从，但当陈宝琛邀请他共同作逊帝溥仪的老师时，陈三立却破天荒地以自己不善京语而婉言谢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偌大的北平就像是捅开了的马蜂窝，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扶老携幼，四处逃散。
面对这种万分危急的局势，已是85岁高龄的陈三立谢绝了亲友们让他逃离北平的劝告，忿然地说：“我决不逃难!”
从此，陈三立忧心如焚，他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之后，他竟一病不起。 北平沦陷后，一些失意多年的旧官僚、军阀、政客们，如江朝宗，王克敏、潘毓桂等到处活动，卖国求荣。
日寇得知陈三立的真实身份后，万分惊喜，欲以高官厚禄相招。日寇深知陈三立的影响和价值，因此费尽心机上门游说，皆被陈三立义正词严地拒绝。日寇无计可施，每天派出暗探在陈三立家的大门口窥探张望，妄图以此来逼他就范，陈三立怒不可遏，命佣人挥舞着扫帚驱赶。
夏感梁衡范文第3篇
春，在朱自清的文笔下，是那么活泼。在我的眼里，它是那么惬意，坐在窗边，聆听春雨的声音，抚摸细密的雨帘，感受沐浴的温馨；倾听小草探头时的呼喊，尽享小草的清新，感受萌发的美丽……
夏，在梁衡的文笔下，是那么紧张。热烈在我的眼里，同样如此。狂风骤雨，蝉鸣高枝，充斥着整个夏天。午后，和朋友来到操场，在赤色的跑道上尽情奔跑，任汗水通过脸庞浸湿衣服，潇洒地冲过终点，与大家歌唱着夏的激情。“田家少闲月，五月倍人忙”，在夏天，农民们的每根神精都绷着，他们弯着腰，流着汗，忙碌着，放下夏的重担，又挑起了秋。
秋，在何其芳的文笔下，是硕果累累的，就连字里行间都流着稻香，秋风送来一阵阵芬芬，大家坐在月亮下享受着清凉的夜色，我想为秋日作幅画，却无法描绘收获的神奇。
冬，在老舍的文笔下，是温暖的，可我认为，冬是宁静的，银装素裹，万籁俱寂。我知道冬天的沉默是来年的爆发。
夏感梁衡范文第4篇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更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各政权“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夏感梁衡范文第5篇
故事还得从殷商末年说起。传说周太王有太伯、仲雍、季历三个儿子，老三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希望将来姬昌继位成果王业。太伯、仲雍深知太王志愿，为满足季历，他们借替太王采药之名，决然出走，来到长江南岸的衡山(今称横山)区域。这儿地处长江下流，江水流经此地写入一大湖，湖面广阔，湖边盛长红杨。衡山上树木茂盛，有野果可食，上山可捕猎，下湖有鱼虾、莲藕和菱角等食物，气候舒服，易于耕耘。所以他们仿效太王迁址渭水、歧山的做法，以善良待人，按照当地风俗断发文身，与当地部落聚居在一起，并教当地人播种、筑室。当地许多人纷繁违拗太伯，拥戴太伯为君长，号“句吴”。此刻，远在华夏的周国，王位水到渠成地由季历传位姬昌，周国日益强壮，向商朝发出了应战。
句吴部落在南边也不断壮大，他们以衡山为大本营，紧临衡山脚下石门溪流——神仙河下流筑起了城池。后来，为避免华夏战事祸及于此，又在深化湖中的衡山南麓支脉上筑起一座前沿城池。前沿城址选在两座梅花山之间的小山上，左山卧如猛虎，右山状似龙形，面临大湖。大家把盛长红杨树的大湖叫作丹杨湖，把湖中之城称为前城，衡山脚下之城称为后城，把前城地点的小山称为城子山，把城子山左山称为梅山，右山称为黄梅山(又称衡脉、龙山)。部落领袖们常住在后城，遇紧急情况可沿石门峡谷退到衡山之上。太伯逝世后，仲雍继任君长，持续居住在衡山及丹杨湖区域。当传至仲雍之孙周章任君长时，北方已是周武王在位。武王打败殷商后，到江南寻觅太伯、仲雍后人，在衡山区域找到了周章。但是，周章无意回归华夏，所以武王封周章就地为吴侯。
因为国家比年战役，加上生齿逐步增多，长江上游植被遭到损坏，很多泥沙带到了丹杨湖中，以致在东梁山至牛渚一带堆积成岸。那时，洪水常常众多，湖水大涨时，城子山遭到要挟。有一年暴雨滂沱，又遭受衡山出“蛟”，即发作泥石流，山洪和泥石流沿石门峡谷奔泻而下，冲垮城池。过后，吴王从头择地造城。为避开衡山山洪水口，吴王将新城址选在衡山另一支脉“十里长山”与衡山接壤的开阔地。仍取左虎右龙之地势，以衡山为卧虎，以十里长山——围屏山为长龙(后称龙山)。该城坐落丹杨湖北端，因水之北为阳而被叫作丹阳(后来丹杨湖也循此叫作丹阳湖了)。历经几百年后，周朝日渐式微，各诸侯国之间战事频发。为固城抗敌，吴王除了将丹阳城扩建外，还在方圆三百多里傍山沿湖之处挑筑墩台，以便战船停靠和囤兵之用，这便是当涂许多船墩台地新石器遗址的由来。
因为吴国起先相对微小，楚国常常来犯。跟着战役的晋级，吴王越来越感到丹阳城处于吴国的前沿阵地。迫于强壮楚国的军事压力，吴王寿梦预备将国都东迁，派人沿江而下择地筑城。寿梦身后，他的儿子诸樊迁都东部太湖流域，并带去了丹阳等一些原有地名。吴都故乡也因寿梦字“孰姑”而被唤作“姑孰”，意在期望吴王提前回归，返乡战楚。吴王东迁后，仍派吴王令郎驻扎衡山区域，以衡山和丹阳湖作为吴国抵抗强楚的屏障，乘机西进。跟着吴国的日益壮大，公元前575年，吴国戎行乘楚国败于晋国之机，攫取楚国江南四县邑，拉开了吴楚战役的帷幕。五年后，楚国大军沿江而下，霸占吴地鸠鹚，兵至衡山，欲摧毁吴国“祖庭”。水兵登岸上山，山战不敌，大北而归。
四十多年后，楚军再次大举伐吴，两军在丹阳湖湖口——东梁山至牛渚一线展开了闻名的长岸之战，吴军初战失利，连吴王宝船“??”也成了楚国的战利品。吴国令郎光率兵再战，用计巧夺“??”，取得了战役的成功。诸樊身后，寿梦孙子吴令郎光继位，他按照吴故城地处丹阳湖岸的方位，在太湖岸边正式筑城阖阊为吴都，这便是名叫姑苏的姑苏城。吴国中间东移后，渐渐地与地处东南的越国发作对立，吴越又呈现相争。先是越国战胜，越王发愤图强，在楚国的协助下，重整旗鼓结尾灭了吴国，吴国故地尽归越国，吴都故乡——姑孰衡山、丹阳区域又成了楚越抢夺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