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从谏范文第1篇

1．悟读法。“悟读”就是通过反复的阅读，以达到明其事、知其人、悟其理的阅读法。一般的文言文，从局部入手，反复研读，是不难入文的。入文后再往下读，就会比较轻松地理解文章的内容了。

2．猜读法。“猜读”是针对个别字词的理解而采用的方法，对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当看到不理解的字词时，不要急着去看注解，而是要先根据前后文的文意，结合字形去猜测其意思。猜得多了，经验也就丰富了，理解起来也就迅速了。

3.背诵法。为了形成文言语感，我们需要背诵朗读文言文。背诵一定的篇目后，我们就会对虚词处的停顿、文句的语气有一个直观的把握。这对于理解能力的提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4.练习法。“练习”就是对文言文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鉴赏，通过练习达到对文言文字词和意思的准确理解。

5.涉猎法。课外时间，我们可以有目的地开展研究性学习，或分专题，或分作家，广泛阅读唐代散文，可不求甚解，但求大略。这种做法，可丰富我们的知识，也可提高我们的悟性。

阅读训练一

一代谏臣魏征

左右有毁征阿党亲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讯，非是。彦博曰：“征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也。”帝谓彦博行让征。征见帝，谢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征顿首曰：“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帝曰：“忠、良异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帝曰：“善。”因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征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帝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征赋《西汉》，其卒章曰：“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帝曰：“征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它日，从容问曰：“比政治若何？”征见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对曰：“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谏者悦而从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帝惊曰：“公何物验之？”对曰：“陛下初即位，论元律师死，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曰：‘赏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人使谏也。后柳雄妄诉隋资，有司得，劾其伪，将论死，戴胄奏罪当徒，执之四五然后赦。谓胄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滥罚。”此悦而从谏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言：‘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臣奏：‘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讪谤。’于是，陛下虽从臣言，赏帛罢之，意终不平。此难于受谏也。”帝悟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觉耳！”（选自《新唐书・魏征传》）

【探究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黑体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帝谓彦博行让征。

让：责备

B.忠臣，己婴祸诛

婴：蒙受

C.征见久承平，帝意有所忽。 忽：懈怠

D.执之四五然后赦。

执：逮捕

2．下列各组句子中，黑体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①虽有共、鲧，不能塞也。②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B．①因对曰：“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②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

C．①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②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D．①宫人无发，乃称其意。②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3．下列各句被分为四组，全都表现魏征“进谏”直言不讳的一项是（ ）

①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

②何道而明，何失而暗？

③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④贞观之初，导人使谏。

⑤守法如此，不畏滥罚。

⑥赏帛罢之，意终不平。

A．①③⑤ B．②④⑥C．①④⑥ D．②③⑤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人毁谤魏征偏私亲戚，查明真相后，唐太宗责备魏征不能留心行止，躲避嫌疑，魏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进见请求唐太宗宽恕。

B．魏征表示愿做良臣而不做忠臣，目的在于规谏唐太宗任忠纳贤，做到上下同心；又以往古君王的兴败为例，在于说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

C．魏征在积翠池宴上借赋《西汉》寄讽谏之意，又把唐太宗的“纳谏”表现分为“导人使谏”“悦而从之”和“勉强受谏”三个阶段，并用事实进行了说明。

D．魏征针对唐太宗因国势承平已久而心生骄傲自满情绪的情况，直言进谏，对唐太宗提出了批评，他的话使唐太宗猛省自咎。

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征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讪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传跃／设题】

阅读训练二

白居易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疏入不报。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可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

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选自《旧唐书》）

【探究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黑体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投著作郎吴人顾况

投：迎合

B．箴时之病

箴：劝戒

C．非次拔擢

次：依顺序排列

D．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　善：友好

2．下列四组句子中黑体字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①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 ②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B．①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 ②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

C．①箴时之病 ②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D．①深无益于圣朝 ②望长安于日下

3．对下列黑体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白居易幼聪慧绝人

绝人：超过一般人

B.吾谓斯文遂绝

斯文：文人或儒者

C.而往往流闻禁中

禁中：宫中

D.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上前：走上前去

4．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现白居易善谏敢谏品格的一项是（ ）

①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

②居易累疏切谏，疏入不报

③居易面论，辞情切至

④谏官上章者十七八

⑤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

⑥由是多见听纳

A．①②③ B．①④⑤ C．②③⑤ D．②④⑥

5．下列叙说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白居易想用有生以来学得的知识报答皇上越级提拔的恩泽。

B．对元稹的被贬，白居易曾多次上疏，恳切地劝谏皇上。他的奏疏虽然送入宫中，但却无人向皇上报告。

C．皇上起先对白居易劝谏承璀一事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白居易对他的无礼之举，但后来又改变了对白居易的看法。

D．李绛认为，白居易不论大事小事都敢冒死劝谏，这正是他报答皇上破格提拔的表现，而决不是轻易进谏。

6．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后进文章无可意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晓龙/设题】

参考答案

《一代谏臣魏征》

1．D（和成语“各执己见”中的“执”意思相同，坚持，固执）

2．B（连词，于是，就。A项①连词，表转折，虽然；②连词，表假设，即使。C项①介词，把，拿；②副词，通“已”，已经。D项①副词，才；②副词，竟然）

3．C（②是太宗皇帝的问话；③是魏征《西汉》诗中的句子；⑤是太宗皇帝说戴胄的话）

4．A（“魏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进见请求唐太宗宽恕”是曲解文意，无中生有）

5．①魏征身为臣下，不能留心行止，躲避嫌疑，因而遭人毁谤，这是应该予以责备的。②作为良臣，自身承受着美好的名声，也使国君有着显耀的称号，子子孙孙相传和继承着，使福禄传续而没有穷尽。③人臣上书谏君，言辞不激切就不能启发陛下的思想，言辞一激切就接近了讽刺毁谤了。

《白居易》

1．A（A中的“投”不是“迎合”之意。原文中说“（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送之顾况门下，顾况亲自迎接他，所以“投”应是“投送”之意）

2．C（A．①表因果；②表转折，但是。B．①做动词，认为；②是介词，凭借。D．①是介词，对；②是介词，在。C．①②均为助词“的”）

3．D（D中的“上前面论”是“在皇上面前当面评说”的意思）

4．C（①表明白居易有才学。④说别的谏官。⑥叙述皇上的英明。有此三项的都不宜选）

5．B（B中的“无人向皇上报告”，应是“奏章入宫，皇上不予答复”之意。报：回答，答复）

6．①后辈的文章，总没有合他的心意的。

②不能让天下的人认为您得了王锷的进奉而给他宰相的职位，（这样做）对圣朝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答案：

《一代谏臣魏征》

1．D（和成语“各执己见”中的“执”意思相同，坚持，固执）

2．B（连词，于是，就。A项①连词，表转折，虽然；②连词，表假设，即使。C项①介词，把，拿；②副词，通“已”，已经。D项①副词，才；②副词，竟然）

3．C（②是太宗皇帝的问话；③是魏征《西汉》诗中的句子；⑤是太宗皇帝说戴胄的话）

4．A（“魏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进见请求唐太宗宽恕”是曲解文意，无中生有）

5．①魏征身为臣下，不能留心行止，躲避嫌疑，因而遭人毁谤，这是应该予以责备的。②作为良臣，自身承受着美好的名声，也使国君有着显耀的称号，子子孙孙相传和继承着，使福禄传续而没有穷尽。③人臣上书谏君，言辞不激切就不能启发陛下的思想，言辞一激切就接近了讽刺毁谤了。

《白居易》

1．A（A中的“投”不是“迎合”之意。原文中说“（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送之顾况门下，顾况亲自迎接他，所以“投”应是“投送”之意）

2．C（A．①表因果；②表转折，但是。B．①做动词，认为；②是介词，凭借。D．①是介词，对；②是介词，在。C．①②均为助词“的”）

3．D（D中的“上前面论”是“在皇上面前当面评说”的意思）

4．C（①表明白居易有才学。④说别的谏官。⑥叙述皇上的英明。有此三项的都不宜选）

5．B（B中的“无人向皇上报告”，应是“奏章入宫，皇上不予答复”之意。报：回答，答复）

信陵君从谏范文第2篇

——读李商隐《重有感》

徐畅

提到李商隐，除了迷离悱恻的风格，细腻难解的感情之外，你还能想到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玉溪生的另一面——一个勇于正视淋漓鲜血的有志青年。

李商隐《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一、末日的阴谋与流血

这一天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26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曦中的大明宫肃穆中透着一丝祥和之气，清晨唐天子驾临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昨晚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祥瑞，并向文宗道贺。宰相李训、舒元舆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亲承祥瑞。辰时刚过，唐文宗到含元殿升朝，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良久才回，这时宰相李训却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甘露，文宗自然很是惊异，又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仇士良等宦官不疑有他，欣然而往，殊不知这甘露祥瑞正是宰相李训在天子授意下设计将他们诛杀殆尽的圈套。

原来，安史之乱不仅给唐王朝带来了因藩镇割据而日渐分崩离析的危险，更埋下了宦官专政的祸根。从肃宗宠幸的"老奴"李辅国，到程元振、俱文珍，宦官的权力日渐扩大，渐渐到了一手操纵废立甚至谋杀皇帝的地步。一度营造"元和中兴"局面的唐宪宗晚年被宦官王守澄谋杀，后来的敬宗也被害于宦官刘克明，经过一番争斗，王守澄又拥立文宗即位。

唐文宗很不齿于自己被宦官拥立的事实，更是痛恨宦官专权篡弑。他秘密培养自己的羽翼，用李训、郑注的计谋，利用宦官之间的斗争，成功扳倒并杀死了权阉王守澄，这一次他决心对将擅权的宦官斩草除根，矛头对准了另一个权阉仇士良。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的密谋原本是趁王守澄下葬之机，令宦官前往水边送葬，出任凤翔节度使的郑注挑选精兵前来将他们一网打尽，不料李、郑二人亦有嫌隙，李训为争功，并在成功后铲除郑注，决心提前在京城动手。

宦官受命观看甘露去后，李训连忙召集自己的党羽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和太原节度使王璠，让他们带领军队支持自己政变，但最后王璠的人马没有来。仇士良来到甘露之所在，却见身边的韩约变色流汗，便察觉有异，这时一阵风吹过，掀起罗幕，仇士良恰见帘外甲兵无数，顿知处境危急，连忙奔回含元殿，强行挟持文宗回到內宫。宦官重新掌控大局，宰相李训和赶来相助的郑注都相继被杀。接着宦官对士大夫大开杀戒，没有参与密谋的宰相王涯、贾餗等也横罹灭族之祸，千余人被株连，"流血千门，僵尸万计",史称"甘露之变".

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听任宦官，"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焰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

"甘露之变"不仅在晚唐政治结构上影响深远，更是极大地摧残了晚唐士人的政治信心，对晚唐诗坛造成了强烈影响。白居易庆幸于自己"早退先知",以诗歌抒写自己在退居洛阳的闲适惬意，"吏隐"的思想愈来愈浓重。正值青年的李商隐却密切地关注着朝局时事，当时就对这场政治惨剧做了剖析，"甘露之变"发生的第二年他就写下五言诗《有感二首》，"前一首恨李训、郑注之浅谋，后一首咎文宗之误任非人也。"（《唐诗别裁》）

同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辨王涯等无辜被杀，揭露宦官罪恶，表示要"誓以死清君侧".这样的宣言让青年诗人李商隐看到挽救朝政的希望，他有感于此事，又创作了这首七律《重有感》。如果说《有感二首》还有诗人的分析议论在其中，那么这首诗则体现了更为浓厚的抒情色彩，是诗人在对现实的绝望中的大声疾呼。

二、诗人的悲愤与希望

诗的开篇就极力写刘从谏军事实力、指挥权和有利形势。"玉帐"是主帅之帐，"牙旗"为号令之旗，刘从谏身为一方节度，是军中主帅有号令之权，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非常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形势也非常有利，因此诗人认为刘从谏有实力达到清君侧的目标，所以说"得上游".于是，诗人紧跟着说出他对刘从谏的期许："安危须共主君忧","安危"实乃偏重于"危",本诗做于"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长安血流成河，诗人认为当前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而一方雄镇正当与君主同甘苦共患难。

这一句中特地用了一个虚词"须"字，"须"就是应该，不是请求，不是鼓励，年轻的诗人对于兵威权重的节度大将是一副居高临下，殷殷敦责的口吻，"责以主忧臣辱之义",正与颔联的"宜"、"岂有"、"更无"口气一致。李商隐律诗善于运用虚词来增强开合顿错之感，如《随师东》："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马嵬》："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咏史》："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春日寄怀》："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都是驱使虚词的佳句。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这里是明用典故，直接点出典故的主人公是东汉的窦融和东晋的陶侃。东汉初年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讨伐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两个典故分别出自汉与六朝两个时代，一个是唐人明镜，一个是唐人梦魂。如果说在李商隐深婉的爱情诗中典故只是起到一种背景音乐式渲染氛围的作用，那么这句诗中的两个典故则具有相当质实的指称。

窦融和陶侃的行为，与刘从谏的上表和诗人所期待的发兵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内，诗人借典故一方面赞扬了刘从谏上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殷切地期盼着刘从谏能像陶侃一样进军平乱。"已"和"宜"两个虚词相连，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诗人对刘从谏激赏、属望、焦灼、失望的复杂心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事实上，刘从谏根本没有打算立即出兵平乱，他的上表只是自恃军威，与中央（当时中央权利的代表是宦官）相抗衡，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谋求成为世袭藩镇，他排斥宦官不假，但效忠天子则未必是真，诗人的期望最终必定是以失望告终。李义山所期待的是一支神兵，剪除宦官，匡扶宇内，让天子再度振作，让唐帝国恢复荣光，让千万黎民能够安稳度日，但是这样的理想绝不是一个藩镇所能完成的，在日渐衰糜的晚唐社会中更是没有可能实现。

颈联中的两个比喻将这种失望放大到悲愤的状态。"蛟龙失水"的比喻出自《管子》："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可见"蛟龙"即指唐文宗，"失水"则谓文宗失去权利，受到宦官摆布。《礼记·月令》："孟秋，鹰乃祭鸟，用始刑戮。"《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诗人希望刘从谏成为搏击宦官的"鹰隼",但刘从谏只是说大话而不行动。"蛟龙失水"和"鹰隼与高秋"依然是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而"岂有""更无"两个虚词则更是添加了顿错之意：本来不应该发生的祸事却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人臣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被履行。纪昀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义，压伏一切，此等处是真力量。"（《玉溪生诗说》）于开合顿错之中，见诗人沉郁悲愤之情。

尾联更是将这种悲愤渲染到极致，"举向时被祸之家及目前诛蔓犹未绝者，激烈言之"（贺裳《载酒园诗话》），在悲愤之中诗人是看不到希望的。初唐时武则天女主临朝，挟制天子，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乱象，李唐王室和旧臣揭竿而起，骆宾王为起义的徐敬业作《讨武氏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同样是悲愤，悲愤之外却有"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这样的信心和气魄，认为依靠徐敬业的起义可以挽救乾坤颠倒的现实。

然而李商隐面对的晚唐政局，"甘露之变"前前后后形形色色的人们，一方是气焰嚣张跋扈专权的阉宦，一方是腐败恣睢贪得无厌的军阀，即便是还未深涉政坛的李商隐也能感到，依靠一方打败另一方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缓解矛盾、安抚黎民的效果的，往后的世道只会更加混乱而黑暗。开成元年的京城依然是日以继夜的人号鬼哭，诗人感叹这样悲惨恐怖的气氛什么时候结束，内心期盼却看不到出路，奔走呼号却只听到绝望。开成二年十二月李商隐所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回顾唐朝二百二十年历史，第六、七段也写到甘露之变中文宗、郑注的不智，及其后社会的混乱和百姓的痛苦，依然是一腔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与焦急。这种绝望是很多晚唐人所共有的绝望。

三、李商隐如何传承"诗史"

李商隐近体七律对杜甫的效仿十分明显。这首《重有感》也不例外。从诗题来看，以"有感"为题作政治抒情诗就是创自杜甫。朱三锡说："昔杜工部以议论为诗，非具大经济大学问未易臻此境地，故为唐一代诗人之极。义山竭力模仿杜工部，集中如此等作，深得杜工部神髓。"（《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这里的"以议论为诗"是指在诗中对时事发表评论，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宋代江西诗派的"以议论为诗"在诗中讨论人生哲理是不同的，唐人的议论偏重于情，而宋人的议论偏重于理。

这首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严密精到的用典和比喻以及炼字等方面都明显效法杜甫律诗。《唐诗成法》中说："前半时事，后半致慨。此首即杜之《诸将》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语气颇壮，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诸选皆不录者，但采春花之艳丽，而忘秋实之正果也。"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沉郁悲壮，得老杜之神髓。"俞陛云《诗境浅说》："玉溪生平瓣香杜陵，其忠愤铁荡之气，溢于楮墨，雅近杜陵也。"

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李商隐的很多诗作也可以作证史之用。《诗境浅说》："此为感事之诗，必证以事实，始能明其意义，不仅研求句法。"他们的诗作是"史"更是"诗".以诗的语言观照历史，历史变得更为款款多情，在诗中，不仅有一场政治变革，和一次藩镇与宦官的权利争斗，还有在时代与命运拨弄下人的呼喊。从历史到诗歌，可以看到诗人在押韵对仗以外的襟抱和胸怀。

信陵君从谏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148-209年），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著有编年体西汉皇朝史《汉纪》及政论著作《申鉴》。两部书的留存，使我们得以窥见荀悦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其中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对于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构成了荀悦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 “六主”“六臣”的价值判断

西汉昭帝嗣后无子，霍光等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但“贺即位，以行”，（魏相丙吉传）① 霍光等遂请皇太后下诏废去刘贺，由此引发了荀悦关于“六主”、“六臣”的论述。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在这些标准下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品类君臣产生的原因。

（一） “六主”、“六臣”——君臣品类的划分

荀悦划分、品评君主类别的标准是能否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以这些标准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主对政事的影响。在他看来，因为“王主”能够“为人”，所以可以“致兴平”；“治主”能够“从义”，所以“能行其政”；存主“先公而后私立”，则“能保其国”。而哀主、危主、亡主则恰恰因为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而与前三者的结局大不一样，“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业，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②（孝昭皇帝纪） 王主、治主、存主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三种类型，哀主、危主、亡主是另一个层次的三种类型。前者可以使社稷存而不亡，后者则使社稷由“殆而危”以致走向灭亡。从史学家来说，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理解，才能提出这样的区别，这是荀悦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以荀悦“六主”的标准来看，他把西汉皇朝各代皇帝的评价都包括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他看来，即使是高祖、文帝、武帝、宣帝这四位皇帝，也没有一个够资格进入“王主”行列。汉文帝因为“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大概可称“治主”；汉宣帝则因勤于政事，可称“存主”；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因“奢侈无限”，恐怕只能列入“危主”的行列了。

荀悦对臣的品类的划分，是按照各类臣在实际的政事运行中，对君的种种举措所作出的不同反映。王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 具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惟利是务”。如同荀悦在《汉纪》中对西汉各代皇帝有所评论一样，《汉纪》中同样有荀悦对西汉各代大臣的品评。周勃、陈平、王陵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建功出力，但荀悦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稍有差异。“及（吕后）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②（高后纪）王陵谨遵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盟誓，周、陈二人则对于吕后大封诸吕，皆曰“无所不可”①（张陈王周传） 较之周、陈二人，对王陵的评价明显更高。如果以荀悦的“六臣”标准来衡量，王陵因直言敢谏可入“直臣”行列，而陈平、周勃则因顺遂吕后心意，恐怕就要入“嬖臣”行列了。

（二） “二难”、“二罪”——君臣品类不同的原因

荀悦在对君臣品类做出划分后，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 ③（《杂言上》）

荀悦关于君臣“二难”、“二罪”的分析，是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荀悦在分析王主、治主、存主少而哀主、危主、亡主多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君主拥有至高的权力，个人的行径往往不受约束，这使得他们沉于安逸享乐，陷于谄谀之词，放纵自己的，“然迹观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乱亡。何则？况于宴安，诱于谄导，放于，不思之咎也。仁远乎哉？存之则至。” “存之则至”表明，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③（杂言上） 现实中的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子，同样面对着两难的选择：欲“尽忠直之道”则必然“矫上拂下”，这中间的不同选择便成为忠直贤愚的分水岭。能否跨越这道分水岭，不仅受臣下个人品行、才能所限，更受君主能否广开言路所限。纵使臣子有“逆龙鳞”的勇气，君主充耳不闻，或者听而不用，也是枉然。《汉书·郑崇传》载郑崇“狂瞽”，屡进直言而得罪汉哀帝，“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 ①（郑崇传） 《汉纪》记此事，却在“欲乞骸骨”之前，加了“欲言事，畏见罪”六字，并借此发了一通“臣难言”的大议论：

夫臣之所以难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于口则咎悔及身。举过扬非则有干忤之祸，劝励教诲则有刺上之讥。下言而当则以为胜己，不当贱其鄙愚。先己而明则恶其夺己之明，后己而明则以为顺从。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与众共言则以为专美。言而浅露则简而（簿）[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知则众以为盖己，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之则以为附随，虽得之不以为功。据事（不）尽理则以为专必，谦让不争则以为易。穷言不尽则以为怀隐，尽说竭情则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或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②（孝哀皇帝纪）

由于君主的猜忌、独断和官场的互相倾轧，直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谏言正确，那是君主圣明所至；谏言错误，进谏者就会被视作愚蠢，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可悲的是即使臣下的谏言正确，君主却以为臣下抢了他显示圣明的机会而不予理会。还有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即使是谏言正确，符合了君主意愿，又可能得罪其他同僚；符合了一部分同僚的利益，又可能与其他人的利益起了冲突。以上种种，造成了忠直之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的可悲局面。

（三） “存亡成败之机”——君臣品评的价值

荀悦对于君臣的品评，自有其深意在，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与国之兴亡密切相关的。 “六主”、“六臣”之分，“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②（孝昭皇帝纪）

从先秦时起，对君臣类别的品评即已开始，在这些品类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为详细。文中以君主对法的态度、立场和实行情况为标准，把君主分为七种：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劳主、振主、亡主。其中“申主”能“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尚可列于“明君”之类，其余六种则皆不合格。对于臣的品类也以能否遵法执法为标准分为七类：乱臣、奸臣、愚臣、谄臣、侵臣、饰臣、法臣。除最后一类外，其余六种均为违法乱纪之臣。④（《七主七臣》） 荀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与《管子》一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相比，更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于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国之兴亡的密切关系。出现这种不同，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同时，臣对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强，臣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进而成为君权的附属，此时的君臣关系，与先秦时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与各诸侯王的关系相比，无疑更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类，也无疑更为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二 “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

荀悦论君、臣的差别，同论君、臣、民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民的关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三者统一体。 “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③（《政体》） 在荀悦的这一认识是从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表述的：

（一）君臣互为依存，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上下有交”。

荀悦以自设问答的方式，首先指出君臣之间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③（《杂言上》） 在君臣这对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导的。在进谏与纳谏过程中，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进谏受谏，孰难？’” “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③（《杂言下》） 进谏之难，是由于纳谏之难造成的。

荀悦所认为的理想君臣关系是上下有交，即君臣交流能够毫无阻滞得进行。“上有师傅，下有诤臣。大有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二，是谓有交。”③（《政体》） 为了达到君臣“上下相交”的理想境界，对于君主而言就是要任贤去佞。在任贤的过程中，有十种情况必须克服：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裕??灰孕?泶蠊Γ?咴灰孕∈а诖竺溃?嗽灰约橼ι酥姓??旁灰孕八德艺?龋??灰圆骷捣舷湍埽?俏绞?选?nbsp;

这十种情况如果不能克服，是不可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的，“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③（《政体》） 对于臣下而言，须去”三罪”行“三术”：

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③（《杂言上》）

贤臣与明君互为因果，有贤臣而无明君，贤臣不得举；有明君而无贤臣，明君难为治。

对于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在《汉纪》一书中，荀悦是以汉武帝和汉宣帝为典型的。“汉之得人，于斯为盛”②（《孝宣皇帝纪四》） 从文治武功，到外交辞令，无不贤人并进。但在荀悦“六主”、“六臣”的严苛标准下，对于汉代君主，即使是贤明如文帝，也同样因贤臣不能尽用而引发荀悦任贤之难的感叹：“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文帝时尚且如此，更遑论身处乱君之世了。以至于那些处在“乱君暗主”之世的忠直之臣，不但不敢直言进谏，即使是远离朝堂，仍难免获罪，是以佯愚扮狂；不愿如此者，只有一死；即使选择一死，形骸神魂仍不得安宁，有的人甚而“负石入海”，“蹈?之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可谓“痛之极也”。②（《孝成皇帝纪二》） 《汉纪》全书共有三十八则“荀悦曰”，以这一则感情最为激烈，如不是感慨至极，与“己身有戚戚焉”，是不可能有此之论的。荀悦的祖父荀淑在顺帝时因讥切外戚梁冀而不得已弃官闲居。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遭“党锢之祸”，昱死狱中，昙遭终身禁锢。荀悦本人在灵帝时也因不满宦官专权，托病隐居。

（二）“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不从君”。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处理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即“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还是从君。有人向孟子讨教“伊尹放太甲”事，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⑤（《尽心上》） 认为惩戒无道之君可以暂行放逐。荀子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⑥（《正论》） 而荀悦对于为臣之道的探讨，也正是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在“道”与“君”发生冲突的时候，荀悦认为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从道不从君”，以道义制约君权。荀悦对于这一思想的继承从他的多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首先，他所认定的第一等级的“王臣”是“以道事君”，“忠顺”之臣只属于第二等级的“良臣”。其次，在昌邑王刘贺被废这件事上，荀悦的态度是“昌邑之废，岂不哀哉！《书》曰‘殷王纣自绝于天’，《易》曰‘斯其所取灾’，言自取之也。”②（《孝昭皇帝纪》） 很明显，他认为刘贺被废，纯属咎由自取。再次，他在论述忠臣与谀臣的区别时的一段论述也值得注意：

逆道从君所谓顺，而失义者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③（《杂言上》）

（三）君为元首，民为手足，君民关系的处理与社稷存亡紧密相关。

荀悦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是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⑤（《尽心下》） 这里的“民为贵”，理解为民对于社稷的重要性更为合适。⑦（p84） 荀悦认为，“爱民如子”和“爱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才是真正的爱民之君。“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 他以古圣贤王为例，“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可谓爱民矣。” 乐民所乐，忧民所忧，在荀悦看来是双向的，“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 圣王与凡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对统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③（《杂言上》）

荀悦对“爱民之君”的认识，植根于他对民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③（《杂言上》） 荀悦关于民与社稷关系的深刻认识，除了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继承外，更与他亲眼目睹东汉末黄巾起义及其他农民起义的摧枯拉朽之力有关。当时的一首民谣，足可以反映当时农民起义前赴后继的不屈精神，“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⑧（《政论》） 荀悦以“孺子驱鸡”喻“御民之方”，“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③（《政体》） 荀悦的这一认识固然是服务于最高统治者，以使“民”“作稳了奴隶”，而不致“作奴隶而不可得”，但同样不能否认他对民力的深刻认识。

荀悦“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是就处理君、臣、民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 君、臣、民构成了封建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塔身、塔基，元首、股肱、手足三者联为一体，休戚相关，才可求得金字塔的稳固长安。

三 “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

不论是区分“六主”、“六臣”，还是就论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最终都是反映在“正积于上”，“事实于下”，这可以看作荀悦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②（《孝元皇帝纪中》）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思想，是从选官考绩入手的。“核其真”首先是分辨忠佞贤愚的必由之路。汉代的选举制度，征辟与察举是两条重要途径。而征辟与察举主要的参考值就是对于被举者的道德行为的评价，即所谓“经明行修”。所以“乡里之号”、“时人之语”、“时人之论”、“京师之语”、“天下之称”，乃是一种有力的荐举状，“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⑨（《谴交》）这就为整个社会风气“务求虚名”埋下了伏笔。东汉末，由于宦官权盛，把持了征辟、察举之权，任人唯亲，选举任官更是名实相背。当时的谣谚对这一积弊有突出反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⑩（外篇卷二）汉末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对此都有深刻批判。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首先强调的也正是选举任官必先行考课的重要性。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还另有深意在，其中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社会风气的养成。“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悦对于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追求。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针对的是汉末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东汉一代，崇尚名节，其后果应该是从两方面考虑，积极的一面是它所产生的道德遏制力量，延缓了东汉皇朝的寿命，正如清人赵翼所论，“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柱倾危。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甚也。”(11)（东汉尚名节）。 赵翼在指出“尚名节”之风的积极作用时，也论述了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驯至东汉，其风日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11)（东汉尚名节） 物极而反，崇尚名节走到极端，必然会使选举任官、人物评价名实相乖，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务求虚名”，最终整个社会弥漫虚伪之风。

为了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实现“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理想社会状况，荀悦首先强调了君主的垂范作用，只有“众正积于上”，才可能“万事实于下”。这与荀悦在“六主”时的观点是一致的。奸佞之臣固然可恨，但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贪欲，“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②（《孝哀皇帝纪》），才造成汉末群小并进局面。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候、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2)（《灵帝纪》） 皇帝本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宦官把持选举也是势所必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荀悦认为凡事必当“核其真”是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也是教化民众的首要措施，最终实现“万事实于下”的理想局面。从功罪赏罚出发，进而到人物道德品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务求名实相符，“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公）[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与“核真”相对的就是“辨伪”，荀悦举出了四种“伪”的表现：“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 对于虚、伪、诬、罔之言、行、物、事，摈弃不纳，使社会风气趋于“平直真实”。

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奉业劝功，以用本务，不求无益之物，不畜难得之货，绝靡丽之饰，遏利欲之巧，则淫流之民定矣，而贪秽之俗清矣。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后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亲其亲，尊其尊，修其身，守其业。于是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辨伪核真则民志定，去利好义则“淫流之民定”，“一圣人之至道”则“道德定”，正人事则“性命之理得”，以仁惠礼法养民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由此可见，荀悦所强调的“核其真”，是社会风气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化民”的首要措施。荀悦《申鉴》所论“致治之术”首先要摒除的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 “伪”位居四患之首，“伪乱俗”，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趋于虚伪浮华，“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③《政体》） 这里的“保其性”与上文所论核真辨伪以定民志，实是异曲同工之语，都强调了核真辨伪是“万事实于下”局面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从政治实践上对东汉末年“名实相乖”局面进行扭转的正是继之而起的曹操。从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曾四次下令宣布重才能、轻德行的选举标准。曹魏时期负责选举的官吏，正是这些政令的忠实执行者，“（毛）(14)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13)（《毛?传》） 去虚名，重实选，是曹操最终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物极而反”，从曹操的这些政令中，可以想见“名实相乖”对于东汉政事的影响，这正是荀悦对于“正积于上，事实于下”反复致意的现实原因。

四 “立制以防忿争，一统序”——对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在《汉纪》一书中，对纲纪制度反复强调，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政治统治秩序。“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②（《孝成皇帝纪第四》） 这里所谓的“制”，即是指君臣有序的等级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规定下各等级的行为规范，其核心即是为了保证上下有序，不可僭越。凡是皇权的离心力量或者可能成为皇权离心力量者，荀悦都一一加以警示，从朝廷三公之设，到地方州牧之置；从皇位继承到诸侯王行径，无不涉及。

汉景帝时，江都王刘非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有军功，汉景帝遂赐以天子旌旗。荀悦以为景帝此举“过矣”，因为天子旌旗代表的是皇帝的无上权威，绝不可轻易予人。“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②（《孝景皇帝纪》） 即使是在平叛中有功如江都王者，仍不能以象征天子权威的旌旗作为赏赐，可见皇权之神圣不容觊觎。

汉哀帝于建平二年罢去司空官，将大司空朱博改立为御史大夫，由此引发荀悦对于“立子丞相”与“立三公”孰优孰劣的讨论。他以鼎足为喻，认为朝廷立三公宜于立丞相，理由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谓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参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参事统职。立官定制，三公盖其宜也。”②（《孝哀皇帝纪上》） 荀悦认为立三公宜于立丞相而以鼎足为喻，未免牵强。但置三公以防止丞相权重危及皇权，才是荀悦的真意。甚而有的学者以为荀悦的这一论述是担心曹操有可能藉此僭取朝廷所有的行政权力（而曹操最终在公元208年做出了这一举动）。(14) 荀悦警示曹操的意图后人颇有能领会者。五代时期，南汉陈道庠曾助刘晟杀其兄刘玢而自立。刘晟登基后，为防止诸弟效法自己杀兄自立之举，对诸弟大肆诛杀。陈道庠遂“惧不自安”。其友邓伸以荀悦《汉纪》遗之道庠，道庠莫能晓。邓伸骂曰：“憝獠！韩信诛而彭越醢，皆在此书矣。”(15) （《南汉世家》）邓伸对《汉纪》的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东汉末年，州牧之置由临时指派变为常制。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2) （《刘焉传》）荀悦指出汉初废分封制立郡县，本意就是要强干弱枝使权力一统于上，可是现今各州牧权威尊势力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近战国之迹”。荀悦接着指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方法，即改置临时受命的监察御史，而废去各州州牧。在《申鉴·时事》篇中，荀悦就州牧、刺史、监察御史“三制孰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郡县无常，权轻不固。而州牧秉其权重，势异于古，非所以强干弱枝也，而无益治民之实。监察御史斯可也。③（《时事》） 与《汉纪》中的看法如出一辙。

荀悦对于皇朝纲纪、制度的强调，针对的正是东汉献帝时期的政事。虽然荀悦在《汉纪》序言中申言献帝“巡幸许昌”，实则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12)（《荀淑传》） 当时的东汉皇朝已是权柄不复。因此，荀悦对于朝廷纲纪、制度再三致意，就是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上下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拾汉廷权威。这与他在《汉纪》全书中反复强调刘氏“得天统”的思想是一致的。既有警告当时势威权重的曹操之意，也有鼓励献帝振作，收拾祖宗基业之意。

荀悦所著《汉纪》、《申鉴》，都寓有资政之深意。唐太宗曾对《汉纪》有过一段评论，，“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并将《汉纪》赐给臣下“寻阅”。(16)（《李大亮传》）“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是对《汉纪》一书的总结，也是对荀悦政治思想的评价。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荀悦：申鉴[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4]管子：[m]诸子百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王先谦.荀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84。

[8]崔??.政论[m]∥严可均.全后汉文:第16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徐干.《中论》卷三《谴交》，《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1990。

[10]葛洪.抱朴子外篇[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陈寿.《三国志》卷一二《毛?传》，1959。

[14]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信陵君从谏范文第4篇

善变而不失职守

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因为冯道没有在王朝交替的时候“杀身成仁”而对他多加指责。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不过，我们不应该拘于这种传统的愚忠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官僚，冯道虽然多次随着朝代的更替改变效忠对象，但他却对每一任皇尽到了人臣的责任。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对于身为文官的冯道来说，既然进入官场，自然而然就要博取名声，这需要敢于说真话。敢说真话是有风险的，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了解其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要害，谋而后动，取得了很好的劝谏效果。

比如在后梁时期，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效力。晋王亲率大军攻打梁朝，与梁军隔黄河对峙。晋王帐下大将郭崇韬有一次惹恼晋王，晋王生气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当时负责文字工作的冯道起草文件公布于众。冯道拿起笔却迟迟不动。晋王不断地催促，冯道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起草文件是我的工作，你叫我做，我还能不做吗？但是，如今大王屡建大功，正待平定南方敌寇，崇韬所谏并不过分，顶多您不听他的就是了，何必大动肝火？若让敌人知道了，以为我们君臣不和，于我们不利。”李存勖听后醒悟过来。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此平息，冯道也因此受到了普遍尊重。试想冯道劝谏时不是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斤斤于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搞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以前追随先帝（李存勖）的时候曾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跌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很受启发，让人将其诗抄下来时常吟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陶醉于眼下太平无事，而要居安思危，以百姓生计为念。

虽然圆滑，但同其他许多“清流”一样，冯道的政治生涯也是断送在诤谏之上。当时，后周世宗要御驾亲征北汉刘崇。冯道劝阻说人心未稳，不易轻动。周世宗自比唐太宗，认为后周击败北汉就像大山压卵。冯道竟然出言讥讽他比喻得不恰当。周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相位，只命他负责修陵。陵修好不久，冯道就去世了，终年73岁。

可见，冯道已经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进谏”义务，只不过他更注重技巧。在冯道看来，进言直谏是风险投资，所以他致力于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那种以死犯谏的傻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位高而不失清廉

冯道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不过，纵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冯道依然不失清廉的本色。

冯道年少时家境贫寒，深知百姓艰辛，发达后依然非常俭朴。外出打仗的时候，冯道就在军中搭一茅庵，铺草而眠，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同享。有的士兵将掠来的美女送给冯道，他将其安置好，等找到她家人后再送回。

冯道的父亲去世了，已经官至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的他立刻解职回乡守孝，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自己种地，自己砍柴，还经常悄悄地为劳动力不足的人家耕地；所得朝廷俸禄尚有剩余，全部拿来救济受灾的乡邻；当地官员知道他回来了，要馈赠给他礼物，他一律婉言谢绝。有一次，皇帝想送他一份生日钱财，冯道也以“父母早死，不记生日，坚让不受。”

所以，晚年冯道曾于心无愧地宣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日无小道之言，门无小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他希望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即便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正史”也承认他居官“能自刻苦为俭约”《新五代史・冯道传》）。“在相位二十余年，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旧五代史・冯道传》）。仅这一点，就足以让那些“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们无地自容。

冯道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首要在于“正”，只有廉洁自律，冯道才能获得那么多帝王的信赖和同僚的尊重，才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正如他晚年所做的一首表明自己做官诀窍的诗中所说：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小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文弱而不失胆略

冯道乃一介书生，虽然文弱，但颇有胆略。后汉皇帝刘知远为了收集牛皮，制作胄甲，曾颁布了一道“牛皮法”。规定民间如果死了牛，牛皮必须交公。有一次，上党地区有20多人违犯了“牛皮法”，当地的判官认为这项法令不合理，反对执行死刑，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将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

冯道却据理力争，刘知远最终释放了与该案件有所牵连的所有人。

除了在内政上敢逆龙鳞，在外交上冯道也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后晋时，契丹皇帝得知冯道的名望，指名要求冯道出使，想把他留在契丹。面对有去无回的形势，所有的人都主张冯道不要出使，但冯道为了国家的安宁，坦然出使契丹。到契丹后，契丹皇帝多次用放他走来试探他，冯道却摆出一副长期停留的架势。他先将契丹皇帝赐给他的全部钱财，换成过冬取暖用的柴炭，当契丹皇帝准许他回归时，他又上表三次恳请留下，被拒后还滞留了一月余才上路。

信陵君从谏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司马相如；生年

司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关于他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生年、游梁时代、是否东学七经等问题争论不一。以下笔者就部分问题提出己见，对前贤时彦的观点或已有定论不多赘述，关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讨论。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阅。

一、籍贯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认相如生于成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发此争议的是清王培苟在《听雨楼随笔》中的一段记载：“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相如县得名必缘于相如，相如有别邺于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四》：“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按：即今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据典籍记载，除“相如坪”、“琴台”外，古相如县尚有“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详见司马研文。

综合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蓬州论”所提论据主要集中在古相如县内有关相如遗址的文物考古与诗文收集方面，诸多证据其实仅证实了一点：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可以确信无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司马迁与相如生活时代相近，他的记载可信度应当是很高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时代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要确定相如生年，游梁时代是关键。迄今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刘开扬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居主流地位。笔者认为，相如游梁当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纪·孝景皇帝纪》，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别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时，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当时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严)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吴王，后因劝谏吴王不成而去吴仕梁，其时间大约在景帝_一年(前154)吴王叛乱前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同)所载邹阳在梁的最早记录是景帝四年，且与羊胜、公孙诡同时，《史记·韩长孺列传》载胜、诡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记载胜、诡、邹在梁的活动，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国反，景帝诛晁错，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应已在京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过景帝三年初，且时间较短，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枚乘辞官再次游梁的时间当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汉纪》系在景帝七年)。《汉纪》卷八系枚、邹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资治通鉴》将邹、枚游梁连同梁王大治宫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显与《史记》、《汉书》所记梁王大治宫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说有疑。综合各类史书记载，则景帝二年邹、枚、严三人不能确认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吴游梁的时间最早也应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与之宴饮，甚至首次对梁王许传帝位，梁王虽辞谢而心内喜，也渐渐对帝位产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国叛乱，梁王平乱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图的开始，由此才大建宫室，广招豪杰。后来成为梁苑集团主要成员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可以明确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团始具规模。因此，综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这两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不满，羊胜、公孙诡为之密谋刺杀爰盎等大臣，事败自杀。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伏斧质于阙下，谢罪”，行事非常低调，当然更不可能带上邹、枚、庄等人了。

综上所述，相如游梁当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声势浩大，“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学集团的成员也必定跟随，相如与之交游及辞官游梁也当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离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吻合。若依刘开扬推测，则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与“居数岁”不合，且与文君成婚时已三十四岁，足足大了文君(据《西京杂

记》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即便以现代人的标准而言，这一年龄也稍显晚了。

在确定了相如游梁时代后，可以推测相如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晚不过景帝六年(前151)。据《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汉旧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谓著录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为二十岁，上推则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东学七经”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索隐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所据乃《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有争议：其一，文翁何时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东学七经?

据史载，文翁当是景、武间的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纪·孝武皇帝纪》：“是时，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其为人爱学，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文翁乃选郡县小吏有才器者，辄给资用，令诣博士受业，还皆以为右职，用察举之。”以上史料皆说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际的蜀守。束景南以为文翁在文帝末时已为蜀守，所据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儒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与《汉书》、《汉纪》所述不同，很明显，《华阳国志》是将景帝末年误作文帝末年，武帝误作景帝，束文所据有误。

关于相如是否东受七经一事，刘开扬以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学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为“郡县小吏”，因此时间、人名都明显与相如无关。束景南则认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荐送受经，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时。相如东受七经一事，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下索隐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一句注释，因此刘、束二位先生都认为此事发生在相如年少时。《史记》原文为：“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隐，则相如东学七经，并慕蔺相如更名。考汉时七经，均不言蔺相如事。而十三经中与蔺相如相关的仅见于《大戴礼记·保傅》：“赵得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蔺相如之事，当非源于七经。由此可见，其实索隐有误，“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并非是相如年少时，而是在景武之际文翁任蜀守时。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当炉卖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开上林苑；之后武帝读相如赋而善之，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作《天子游猎赋》，武帝以之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东诣京师学习，当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间。若依一年习一经，相如受文翁所遣东学七经最早不过景帝后元元年。学成归蜀最迟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迟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园令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最后曾为孝文园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虽然中途罢官，但又“复召为郎”，官职不变。中郎将一职，《索隐》引张揖曰：“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因此最迟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职当有所变动。又大县令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二者禄秩相近，级别当同，故相如迁为文园令当在元朔五年。

[附录]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

汉文帝十年(前170)辛未一岁

相如生于蜀郡成都，字长卿，小名犬子。

后元三年(前161)庚辰　十岁

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十一岁

卓文君生于临邛。

景帝六年(前151)庚寅　二十岁

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皇帝，格猛兽。文君十岁。

景帝七年(前150)辛卯　二十一岁

冬十月，于京会梁孝王及门下邹阳、枚乘、庄忌，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文君十一岁。

中元五年(前145)丙申　二十六岁

作《子虚之赋》(已佚)、《美人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引录)。文君十六岁。

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二十七岁

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家贫，无以自业，往依友人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相如心悦之，作《琴诗》(《史记》本传索隐引录，又《玉台新咏》)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归成都。家徒四壁，赴临邛当炉卖酒。卓王孙耻之，予僮、钱及陪嫁财物。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文君十七岁。

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二十八岁

受文翁所遣，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文君十八岁。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甲辰　三十四岁

学成归蜀。文君二十四岁。

建元五年(前136)乙巳　三十五岁

武帝读《子虚之赋》而善之，狗监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相如复返长安，乃作《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史记》、《汉书》本传，《文选》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艺文类聚》)。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文君二十五岁。相如离成都时，于升仙桥处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语。

友人盛览问作赋之法，相如作《答盛览问作赋》(今残，《西京杂记》引录)答之。

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三十六岁

秋八月，中郎将唐蒙通夜郎、焚中，征发甚多，激起巴蜀人民反对。武帝派遣相如前往巴蜀宣谕以安民心，作《喻巴蜀父老檄》(《史汜》、《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长安。文君二十六岁。

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三十八岁

武帝亲近方士李少君。相如作《大人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二十八岁。

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四十一岁

秋七月乙巳，巫蛊事件，废陈皇后。八月相如作《长门赋》(《文选》、《艺文类聚》)。文君三十一岁。

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四十二岁

邛、律奏请归附朝廷，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律，相如修桥造路，略定西南夷。相如在蜀受到阻难，作《难蜀父老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后因有人控告其出使时受贿，被免官。文君三十二岁。

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四十四岁

复召为郎。文君三十四岁。

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四十五岁

作《遗平陵侯书》(已佚)。文君三十五岁。

元朔四年(前125)丙辰　四十六岁

冬，武帝行幸甘泉。相如随往长杨狩猎，作《谏猎书》(《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三十六岁。

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四十七岁

为孝文园令。文君三十七岁。

元狩元年(前122)己未　四十九岁

冬十月，作《郊祀歌》数章(《汉书·礼乐志》)。

文君三十九岁。

元狩二年(前121)庚申　五十岁

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已佚)，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今残，严辑全文引录)。文君四十岁。

元狩五年(前118)癸亥　五十三岁卒于消渴疾。遗作《封禅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文君四十三岁，作《司马相如诔》(严辑全文)。

[参考文献]

[1]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蓬安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787.

[2]司马研(集体笔名)，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4).

[3]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j]，江海学刊，1962，(9).

[4]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13-17.

[5]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