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范文第1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高等教育范文第2篇

“入世”后，中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已是大势所趋。“入世”后，中国可与世贸组织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互惠的教育合作，真正实现中国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为更好做到这些，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入关口。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掌握比较先进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方法，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非常重要。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作用，如积极借助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强高新技术短缺人士培养，缓解社会教育需求的压力等等。但特别需要鼓励优质教育资源的进入，防止鱼目混珠。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过度开放教育市场，让一些低质量的教育机构办学，贻误学生，造成损失。这样的教训，中国应该汲取。

坚持教育主权，校长是关键。因为校长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具有管理教师和教学的权力，能够把握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正确导向。中国教育界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目前清华大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信息网决定联合开展中小学校长职业化培训工作，并成立了清华校长职业培训中心。

开放教育市场，积极又慎重。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教育市场面临的挑战来看，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是否受到经得起冲击是个难题。各国政府在开放教育市场时，态度都十分慎重。在WTO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只有40个国家签署了开放教育市场协议，且其中30多个国家也是有限开放本国市场。“入世”后，义务教育我们不能松手，高中和高等教育只能是有限制的合作。据介绍，迄今，我国已有几百家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中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

法律监管必须要加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我们需要在国家法律中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对中外合作办学依照法定程序实行审批，实施监管和评估。对于管理与教学状况不佳的学校要坚决给予处罚，甚至关闭。

面向世界培养人才

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键是人才。中国“入世”后，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专家认为，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了解国际惯例、符合需要的外语人才，尤其是专业外语人才；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为解决急需的紧缺型人才问题，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已确定：坚持以高层次人才培养为重点，下大力气抓好以学术技术带头人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一支在国际竞争中阵容强大的国家队；坚持以高新技术和复合型创新人才、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等急需紧缺人才培养为重点；坚持以培养年轻人才的创新能力为重点。国家主管部门提出，到2005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将达到5400万左右，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学术技术领域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到2015年，队伍规模发展到8800万左右，培养大批从事科技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领导、骨干人才，同时培养出一些金融、信息、法律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建设比较完善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才管理体制。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快高校课程调整。我国高校担负着为国育才的重任，现在还远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加速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加快高校课程的调整，以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美国和欧洲大学的转型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走在变革大潮浪尖上的是一些最有实力的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大刀阔斧地改变教学计划等相应内容，不再是一些专家“闭门造车”，而是直接来源于对企业需要的调查，根据企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来教学生，以加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也已开始进行院系、课程设置的调整。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速度还需加快，力度还可加大。

加强继续教育、职业培训。据专家分析，低学历、低技能的人受到淘汰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如何对低学历、低技能的人施与继续教育、职业培训，这是所有WTO里发展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一般来说，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个人和企业行为。但它必将推动一个国家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中国的劳动人口中低学历、低技能的人为数众多，加强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更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充分调动国内的高等学校、企业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函授教育、技术培训，大力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应当大有可为。

善用国外资源，面向世界办学。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入世”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不断得到提高，中文教育也将上升到高层次的国际性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推动全球学中文的浪潮更为持久、更为热烈。教育课程调整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高等教育范文第3篇

【摘要题】改革与发展

【英文摘要】Afterenteringthenew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步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对这种“高速”发展保持适当的冷静，切不可只注意发展，而忽视了提高，以致误人子弟。特别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少数大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名副其实地实行精英教育。为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前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公办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发展民办高校，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竞争包括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的专门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来完成。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所有高等学校都变成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办大学。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办大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国家队”。而近年来民办高校虽然已经崛起，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目前还无力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办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公办高校是快速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大学生、研究生的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要求。尽管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招，但截至2002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在校大学生人数与适龄青年之比）也才达到14%，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Trow)的研究结果，我们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当然，早在去年，教育部一位官员就指出，今后几年扩招的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15%的目标。尽管如此，不仅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这个比例比较低，即使同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教授说，据“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跨入了普及化阶段；其中，按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高教毛入学率1992年已经达到82%；中等收入国家为21%；低收入国家为6%。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从8%增加到17%。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从8.5%增长到13.5%；发展中国家则为8.3%”[1]。王一兵教授进一步说明，“1996年，中国共有普通与成人本专科在校生567.7万人，18～21岁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为7%，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为470人，由此看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阶段；同发达国家相差两个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在亚太地区仅高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挝、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2]。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提高我国大学生的总体人数，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公办高校是很不够的。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项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举办更多的高等学校。因此，必须调动社会和民间力量，积极举办民办高校。无论是从理论层次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我们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民办高校，这些民办高校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

199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总则》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规定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由于与该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等还不够完善，所以目前民办高校在举办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2001年3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民办学校期待“国民待遇”》的文章。文章指出：“民办学校近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用地、生源等方面的困难仍较为突出。……不少政协委员呼吁有关部门取消对民办学校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3]那么，民办高校受到哪些方面的歧视呢？文章举例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常务副主委陈新增指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政策，使民办学校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他举例说，譬如民办学校在建设用地、银行贷款、师生来源等方面与公办学校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按国家规定，民办学校学生和公办学校学生应享有同等权利，而目前实际情况两者是不等的。公办高校学生无须担保和抵押可享受助学贷款，而民办高校学生却不能享受这一权利，这是个明显的歧视政策。”[4]民办高校的困难可见一斑。

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世界上目前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益于他们各自的私立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在日本，有70%的高等学校是私立的，而其在校生人数占全国在校生人数的比例则超过70%。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还不过15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十分重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拓宽了日本国民上大学的渠道，使得日本能比较快地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得力于举办的私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私立大学功不可没。实际上，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之所以能够超过15%，也是得益于私立大学的举办。我国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步伐，民办高校这一条腿必须“硬”起来，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民办高校还是在不断发展，形成了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即公立大学大体占高校总数的1/3，业务部门办的各种管理学院大体占1/3，民办高校也大体占1/3。我国目前民办高校已经有1000多所，民办高校现在有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民办高校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出现这些问题，办学者当然有责任，但主管部门应负主要责任。作为主管部门几乎很少过问，下面自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教授江景波说：“目前，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多达1200多个，在读学生为150万人次，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应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实现扶持和严格管理并举”[5]，“政府在加大扶持的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督导制度，对民办学校既要管理、监督，又不能过多干预，要严格把握民办学校的审批制度，定期对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标准进行审计，以确保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并要尽快出台《民办教育法》，通过法律程序来扶持和规范民间办学”[6]。我们认为，这个思路对提高民办高校的社会地位、扩大民办高校的影响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需要提高质量

为了及早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高等学校的数量是必要的，但是更要重视提高质量。不仅民办高校存在着质量问题，公办高校同样也存在质量问题。现在，在我们有些研究刊物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发展”一词出现得很多，而“提高”一词出现得太少。就全国范围来说，高等教育事业当然要发展，而且还需要发展若干年。但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提高。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高等学校，都应当在其已有水平上继续提高。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质量问题。2001年3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第一版刊登了《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一文，文章根据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结果，认为：该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7]。为此，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刘西拉教授组织在一所著名高校的两个工科系细致调查后认为，这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刘西拉教授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首要原因是“学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因为追求短期内迅速提高各种评比指标，重金奖励作者，不顾其他；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和争取课题，拉一些社会名流或官员到高校当领导、做教授，制造舆论，不计效果；为增加科研收入，不论技术含量，只要来钱就行。因此，很多教师不在教学上投入”[8]。记得90年代初，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说过高等学校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投入不足的问题，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大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的满意程度在下降。据刘西拉教授的调查结果看，对整个教学环节“认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只有5%，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学生达53%；……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9]。在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方面，学生也不很满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专业课设置合理的只有8%，认为基础课设置不合理的有18%，认为‘选修课不合理’的学生比例已达78%”[10]。据此，刘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11]。著名大学尚且如此，其他高校情况如何，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2002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在A4版上辟出大幅版面讨论扩招以后的高等教育问题。从文章中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始于1999年的高等学校的扩招，固然有很大成绩，但也进一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大多数学校的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顿时紧张起来。……学校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学校投入的增加赶不上扩招的速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质量下降’的担心”[12]，“从1999年开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开始接受省政府下达的扩招计划。……大量学生的拥入，使该校以语言教学为主的优势正在受到影响。语言教学理想状态是小班化模式。而学校所有的二百多间教室显然已经变得紧张。今年5月份，学校的班级数是236个。今年9月份新生入学，又要增加三十多个班级”[13]，“在扩招迅猛的大学，超负荷运转的教室和老师都有点力不从心。这使学校里产生了一种焦躁的情绪”[14]。某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毕业生的质量忧心忡忡地说：“扩招后实验设备的添置滞后，致使一些学生丧失了动手的机会，常常是几个学生一起实验，只能看，不能摸。有些学生根本没有亲手做过实验。”[15]一般说来，发展比较容易，无非是铺摊子，现在就是一个劲“扩招”，反正盖学生公寓、盖食堂，大家都有了经验，并不难，驾轻就熟。但是提高却很困难，比发展困难得多。有人也许会说，“发展”里面包含着“提高”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师资水平”、“提高学生素质”等等，是否都可以改为“发展教育质量”、“发展学术水平”、“发展师资水平”、“发展学生素质”？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令人赞同的。“发展”是硬道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提高”也是硬道理，未来也将证明这一点。两者相辅相成，切不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高校也应当有不同质量要求，就好像每年高考也需要分批录取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扩大招生规模而忽视甚至放弃对质量的要求。目前，我们有不少高校片面地强调规模，似乎规模越大越好，学校地位也就越高。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倾向是有害的！

三、在公办高校中，应当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中，发出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号召。这些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就是我们所要举办的精英教育的主体。相对来说，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虽然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最为困难的则是办好精英高等教育，这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工作更艰巨。2000年8月份在北京密云，由教育部主办了一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这次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Lucas)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很难。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能发出这样肺腑之言，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我们今天在向大众化行进的过程中，却是希望所有公办大学包括实施精英教育的学校都一起来参与，这种做法是考虑不周的。相反，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减轻精英教育大学的负担，使这些学校能够“轻装疾进”，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那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主要靠谁来完成呢？一是省属本科大学和其他各种类型高校；二是靠民办大学，现在这条“腿”很弱，需要加强领导和管理。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国有些重点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不用说，其余也有部分高校以实际行动面对扩招，减少各自的招生规模。2002年，武汉大学本科的招生规模为7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人；复旦大学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扩招’的概念用不上”[16]。据介绍，复旦大学近三年来本科招生人数也都在3200～3400人之间，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数都没有什么变化。另有信息表明：“今年（2002年）重点高校在广东虽然仍在扩招，但不少高校已减缓了本科的扩招规模。据了解，清华今年计划在广东招生较去年仅增加5人；北大增加7人；复旦增加2人；上海交大比去年扩招4人。而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则与去年持平。”[17]

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必须建设若干所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大学，其中还必须有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鉴于我国体制、历史等原因，建设这样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只有依靠一部分知名公办大学，这也是历史赋予这些为数较少大学的重大使命。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发展这些大学，以便从中脱颖而出一批更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

因此，在公办高校中，必须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重点办好一批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或研究型大学。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在宏观方面可以两手抓：一手抓少数高水平大学，实施精英教育，使之在今后几十年陆续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并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手抓绝大多数的其他高校，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即社会力量办学。

具体说来，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费投入和办学规模。

所谓经费投入，就是指为了办好这些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国家在经费上必须进一步给予重点支持，从我国的国情看，我们能办好50～100所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国家如果能在资金上保证这一批大学的办学需要，并给予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们相信，在这些高校中会涌现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

所谓办学规模就是指对于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要控制规模，对于这些大学可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而无须给他们下达指令性计划。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Neill.Rudenstine)曾经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说，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这当然主要指高水平大学）。2002年哈佛大学有20000人申请入学，但他们只招收1600多人。哈佛大学在校的研究生与本科生总数大约是16000～18000人，研究生人数多于本科生。哈佛大学的模式当然不能全盘照抄，但人家三百多年的经验来之不易，其精神值得认真思考。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已经有少数著名高等学校开始在控制每年的招生规模，这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紧迫，因此也最为重要，尽管我们也还会有其他一些困难和问题。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能够重视这几个问题，端正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便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一步迈上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2]王一兵.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J].上海高教研究，1998,(6):1.

[3][4][5][6]林春霞.民办学校期待“国民待遇”[N].中国经济时报，2001-03-23(1)。

[7][8][9][10][11]冀文海.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教师队伍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等是主要原因[N].中国经济时报，2001-03-28(1)。

[12]邓科.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N].南方周末，2002-07-18(4)。

高等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效率；社会哲学

高等教育日益显现出教育效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等发生冲突，引发了学术界对如何衡量及实现高等教育效率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些冲突的产生在于对高等教育效率认识的简单化和窄化，解决这些冲突有赖于对高等教育效率内涵的深入理解与把握，

一、高等教育效率的结构形式

社会哲学认为，任何一项人类活动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但人类活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要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对某项人类活动的认识就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活动自身的运行方式、活动范围及活动效果等；二是活动与其所在的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作用等。这样，人类活动的效率也就要考察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活动的自身效率；二是人类活动的社会效率。就自身效率看，人类活动是一种利用资源，经过生产活动形成产品，并对这些产品进行消费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因而将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效率称为经济效率，就自身与外部效率看，人类活动对社会影响的情况即被称为社会效率。因此，社会哲学把人类活动的效率归结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双层结构，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可或缺。由此，作为人类活动的高等教育，其效率势必同样存在着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两种结构形式。

1．高等教育经济效率

高等教育经济效率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第一层次，体现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高校活动将投入(资金与人员等)转化为产出(培养的学生、提供的服务等)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短时间内以少的投入形成更多的产品就能达成高效率。因为根据社会哲学理论，效率包括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物品或劳务的质量和数量；二是生产者以最低限度的投入或成本获取最大的劳动成果；三是这种物品或劳务对消费者或群体需要的满足和促进程度[1]。前两者指明了效率的时间要求和投人与产出关系的要求。而第三个要素则揭示了效率对产品与消费群体需求关系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产品能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相促进，那么活动的效率就会较高；反之，则是生产越多越低效。因此，高等教育效率还要包括其内部系统产生的产品与外部需求的关系。据此，可将高等教育经济效率分为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是指通过系统内部的优化实现资源的最佳使用。高等教育的内部运行系统包括高等教育的层次、种类、形式的组合调整，课程、方法的选择，教学技术的改进，管理控制等。改变内部效率的方法很多，如确定合理的师生比例，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图书设备的使用率，改变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组合，调整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等。二是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社会是高等教育消费者的集合，因此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指高等教育在一定的投入下，其产出(培养的学生、提供的服务)对社会需要(人才、技术)的满足状况。高等教育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存在着三种关系：内部效率低，外部效率低；内部效率高，外部效率高；外部效率高，内部效率低。内部效率是外部效率的基础，高等教育不能良好运行，没有较高的内部效率。必定会无法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外部效率是内部效率的方向，高等教育如果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内部效率无论多高也毫无意义。这也许是“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可能有很高的内部效率，但其外部效率很低”的原因[2]。可见，无序地追求内部效率会偏离社会现实需要。萨缪尔森在反思人类劳动效率提高而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获益时提问到：“人并不能仅仅靠效率而活着，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有效率?为谁而有效率?”[1]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高等教育效率的思考。

2．高等教育社会效率

高等教育社会效率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第二层次，体现为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状况。高等教育社会效率不仅包括有形的经济收益，也包括难于平衡和评估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无形的收益。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率包括多个方面，鉴于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学术界探讨较多，在此只以高等教育对政治和文化道德的作用来分析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率。

首先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政治的作用，这里暂称为政治效率。大学不单纯是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更是促进社会融合，实现阶层流动，发展民主与公平的摇篮。“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更伟大得多叫刘。在社会客观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大学为人们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其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以教育的公平反映并促进社会公平是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教育民主、公平的水平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的作用，这里暂称为文化、道德效率。大学承担着引起社会观念与伦理道德的变化，提升人的精神品位，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的层次，规范社会发展的使命。“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创造源’、‘人才库’、‘孵化器’，同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具有引导社会发展、成为社会精神领域的‘思想库’和‘灵魂’，成为社会进步的灯塔的功能”[4]。恰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言；“大学并不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时达到了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真正的目标”[5]。正是这些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效益，使大学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常生常青，保持永恒的生命力。总之，高等教育社会效率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得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尺度，失去了对社会效率的追求，大学将是无本之木，难以持久生存。

可见，高等教育作为承系社会各方面期望的复合体，其效率具有双层结构和多样化特征。一方面，高等教育效率既包括作为第一层次存在的自身活动的经济效率，还包括作为第二层次存在的对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产生作用的社会效率，经济效率是基础，但并不是经济效率高，就有高的高等教育效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本身又包括具体的内容，它们同样是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高等教育效率是一个统一体，其效率追求与评价不能缺少经济、政治、文化等任何一项内容，如果仅把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率或政治效率当作其收益的全部，而忽视其他效率，则是人为地缩小了高等教育效率的内涵，抹煞了高等教育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效率”一词由经济领域引来，由此造成了对“高等教育效率”理解和应用的狭义化和经济取向，导致了高等教育在实践中的偏颇，加深了高等教育效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公平等同题的冲突。

1．内部效率提高的同时对外部效率的忽视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领域对效率的典型认识是：“效率是就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而言”，“高等教育的效率提高与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样，其基本途径是降低成本”[6]。在这种认识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不断进行系统内的改革，调整管理体制，提高教师素质，应用新的教学方法等，教育系统呈现出日臻完善的局面。而与此相对，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降格使用的“教育过度”问题；一些生产领域人才供应不足的“教育不足”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在提高内部效率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外部效率因素，不顾社会的需求情况，教育规模超常规发展，形成人才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脱节。其结果是高等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率。

2．偏重经济效率，教育民主、教育公平问题突出

一段时间以来，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拉动”作用成为评价高等教育效率的焦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抓大放小”成为人们考虑高等教育决策时实际遵循的原则。这一策略在一定时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兼顾’成为一个很软的概念，往往意味着可以‘不顾’。因此，这一口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强势的经济主义成为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效率优先’成为不容置疑’的：硬道理’，导致教育公平价值的旁落，在教育决策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7]。在实际操作中，助学贷款制度远远落后于收费制度，奖学金数额杯水车薪，导致一些学生因为经济问题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同时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民办院校等，在“放小”的处境下如履薄冰，缺乏保障，面对不公平竞争，其生存境况十分困难。历史证明，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不能自动促进民主、公平的发展。从长远看，教育民主与公平发展的滞后必定影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同，致使自身发展的失调，其经济效率也不可能长久。

3．文化、道德效率的缺失

文化道德效率主要通过两方面活动实现：一是高校通过培养拥有自由精神、汲取古今思想精华的人更广泛地传播先进的道德文化；一是高校直接参与社会文化、道德活动，利用学校的图书、教师等资源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服务。反观现实会发现当前高校的这两种活动都处于失效状态。在追求经济效率下，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实际目标指向了“经济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学校和学生的首要目标；毕业后能够胜任具体工作，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是评价学生学业成败的标准；大学高谈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却无所作为；高等教育自身更多地是把社会参与作为发展经济的直接手段；理工科、管理学科与社会联系密切，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工厂、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培训，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封闭在学校内。文化道德成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奢侈品”，高校将会因此而缺少发展的底蕴。

多样化是高等教育效率的内在性质，这种多样化效率的实现也是高等教育持久稳定发展的基础。把高等教育效率简单化、窄化将会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陷入困境。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实质上正是对高等教育多种效率的追求。为此，必须转变高等教育效率观，促进高等教育多方面效率的协调与实现。

三、高等教育全面效率的实现

1．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实现高等教育多方面的效率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入的全面自由发展。偏离了这个规定，就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因而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效率追求都必须服从于培养人这一基本职责。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必定关注社会的发展，保证学生在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得到发展。它将以合理的教育结构，适度的规模和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方式，根据社会的需要传授给学生生活需要的知识，使更多有才华的人不会因外部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学生领会人类思想的精华，形成崇高的精神情操，发展多方面的兴趣。这样，高等教育的多方面效率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促进人的发展是统一高等教育效率的核心。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出现偏颇一定程度上与高等教育过于经济化，忽视人有关。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原点上，切实把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

2．变一维思维方式为多维思维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形成了一元论思维方式，对事物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分析习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将高等教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大学参与政治的情况来评价大学，大学的其他价值都被忽略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上升到统治地位，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培养专业人员，参与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是人们考虑大学效果的唯一标准。社会的发展证明了一元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它使人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采取简单化的行为方式，不利于事物的协调发展。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不单单是政治或经济活动，它具有多种价值，高等教育的活动要体现多方面的效率。

首先，在教育对象上，要把人视为全面的人，而不是单一的“经济人”或“政治人”。其次，在教育效率观上，要全面认识高等教育效率的多样化存在，既要考察内部效率又要考察外部效率，既重经济效率又重社会效率。第三，在时间维度上，要保证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考虑以前的基础、现实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要求，不可重复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先恶化，后改进”的现象。

3．营造市场、政府、高校协调互动的环境

公众能否形成多元的思维方式，高等教育能否切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多方面的效率，取决于社会能否形成一个有利于多方面力量相平衡的环境。市场、政府、高校是社会的三个基本力量，这种平衡环境的形成有赖于三者的协调互动。具体需要三方面的条件。其一，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是社会发展的灵敏反应器，是公众需求的晴雨表，健全的市场会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向高校提供社会需求人才的数量和结构信息，使高校及时调整教育结构、规模和计划，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把多种效率追求相统一。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多方面效率必须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二，政府规划与调节。市场不是万能的，它能够反映当前信息，却难以预示未来发展；它强调竞争，却对弱势力量不加关注；它显示“热点”，却使人们忽略同样重要的“冷门”。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政府作用的方式和范围不应是对高等教育各项工作的直接控制，其主要的职责是制定宏观的规划，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其三，高校自我规范，自我发展。高校必须明确自己的教育性，把培养人作为核心，确定其基本的教育指向。这也就意味着高校要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发展，而不是政府或经济的附属部门，应该主动参与市场，回应政府部门的调控。

[参考文献]

[1]史瑞杰．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29．

[2]唐玉光，高等教育政策的效率目标[J]．高等教育研究，1998，(4)：33．

[3]J．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71.

[4]彭泽平．高等教育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J)．扛苏高教，2003，(5)：29．

[5]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I．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97．

高等教育范文第5篇

按照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开始进人大众化发展阶段，但立足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国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目前还不足以使所有人都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比例平等的原则，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选拔制度择优录取。这是在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现实状况下一种较为公正的遴选办法，而且这种选拔制度目前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给优秀者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更好地就学成才。这种机会均等的原则，帮助他们通过提供的教育机会向上攀升，取得与其才能相应的学位和岗位，虽然这种机制不能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在中国人口众多的背景下，“优胜劣汰”可以更好地调动和发展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争机制，进而达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基本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具体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而言，希望高等教育实现从入学、教育过程到学业成功全方位的均等，并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使人们获得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的均等，进而消灭社会不公。换言之，机会均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伦理规则，它确保在追求成功的旅途中人人平等。但也需要为获取这种机会均等的权利付出代价——激烈的竞争。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怎样扩大教育机会，面对激烈的竞争，无论在入学方面还是在学业成功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事实上，只要存在经济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就无法真正实现。因此，那种试图通过教育机会均等来实现社会平等的观点，短期内恐怕难以兑现。进言之，如果不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那么，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机会的均等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完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尽可能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所有人都进入这一领域，使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指全国人民都受同等的教育，都从小学、中学升入大学，而是国家以最公平的方式，使人民凭其禀赋及能力，而受到一种适合其才能与需要的教育。

然而，对于因各种限制尚无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者，国家或部门应该通过其他途径给予受教育机会，以体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对于条件落后的地区，国家资源配置和名额分配应该有一定的倾斜，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基本平衡，保持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去上大学

总体而言，“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而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内容。教育权利的平等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人人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原则表明，社会可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但需要采取补偿性原则。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接受高层次教育是人的非基本权利，应该遵循比例平等原则，同时实施补偿性举措。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相对于人的非基本权利而言的，主要是指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潜力的机会均等，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每个人遵循平等的竞争规则；每个人在教育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每个人有平等的学业成功机会。

由上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质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为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并使每个学生的潜质与才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机会均等”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是(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指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权利通过竞争去获得成功。在我国国力目前还不足以支撑普及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是搞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分类别、不分层次地将所有适龄人口都纳入到这一系统之中，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上大学。

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阶段的机会均等是与义务教育阶段有本质区别的。目前，接受义务教育已经是我国所有适龄人员的基本教育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政府有责任使所有适龄人口都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强制执行。人们在接受义务教育时是完全平等的，包括教育年限、教材及升学等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接受高等教育而言，人们仅仅是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竞争机会，能否真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需要通过公平的竞争进行选拔，只有达到某一条件或水平时，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个权利。

三、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

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使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因素。当今任何发展中国家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必须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资源，更重要的是具备提供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培养机制。

竞争是各个层面的，需要的人才资源也是不同类型的。就此而言，平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来参与这场竞争和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竞争可以消除权利垄断，从而保护个人自由。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的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有的注重培养技术型人才。在我国，今天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立私立高校、民办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同等法人地位，并还成人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会竞争地位。同时，学校层次的划分不能以其办学的主体及资金的来源渠道为标准，而应该以学校实际的办学条件、专业特色、教育质量、就业比例等要素为划分的依据，而且各学校之间也应该以这些本质性的教育要素为依据展开公平的竞争，包括生源的竞争、政府财政拨款的竞争及其他社会资源的竞争等。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改革，端正人们的判断标准，更新人们的教育观念，给学校真正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消除社会对个别教育层次的歧视现象。

社会分工形成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不同的职业，而从事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较高的职业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较高程度的教育机会毕竟有限，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那些在考试选拔、教育分流中居于优胜地位的人才能获得享有较高程度教育的机会。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分层次的，根据不同能力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正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体现。如果忽视人们之间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所有的人都进入同一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甚至接受实质上相同的高等教育，这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更是一种现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将会严重危害优秀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而且，社会的职业需求也是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它要求高等教育系统为社会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就此而言，片面地理解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机械地要求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内容，不仅有悖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有悖于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旨归。

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培养和选拔适应社会需求的多种类型与多样规格的人才，而这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分流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分流必须充分考虑、统筹兼顾社会发展、个人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三个方面的需要与条件，要针对高等教育对象、高等教育任务和高等教育资源三个方面分别给予合理分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分流也正在逐渐步人科学、规范的轨道，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的公平有效的分流机制。如美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高级专门人才按水平、按志趣、按要求分流的机制：其一，在处理目标冲突时，构建合理的分流结构体系，统筹兼顾多方利益。美国的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相互竞争，彼此抗衡，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其二，美国3000多所各级各类的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各展所长，各司其职。其三，美国高等教育分流主要有五种形式：外分式、内分式、交替式、参与式和沟通式。分流形式与分流时机紧密相关，各类分流形式相互配合，并且可以在一次分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流、三次分流。其四，分流标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公平与培养人才的成效。美国高等教育分流标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美国高校的招生政策上，三类高校的招生标准层次有别而又客观合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院校、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等。我们应注意吸纳并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首先，政府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适当扶持非正规高等教育，逐渐增加对非中心城市和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考虑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增设地方性大学，以实现区域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其次，我国各层次高等院校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合理定位，找准自己的立足点和最佳的发展空间。每所高校都要做客观全面的分析，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同层同类学校中的能级和特色。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合理确定分流目标，共同形成一个合理优化的分流结构。再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分流形式，使学生能够自主灵活地接受高等教育。最后，美国高校录取新生标准注意综合多种因素，具体包括申请者中学所学课程与学业成绩、统一入学考试成绩、特长与兴趣、个性等状况(推荐信)，以及其他标准。我国也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制定出科学的分流标准，并完善相关的审查制度，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努力推进机会均等，这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教育机会苛求均等，是使每个人的潜能，尤其是来自各种不利阶层、劣势群体的人的潜能都有机会开发出来，从而最终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方人群的社会地位。因此，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苛求所有的人都上一样的大学，而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获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受教育机会，进入适合自己才能的教育层次，将来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工作之中，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只在青年期通过高考上大学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终身教育理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积极倡导、大力推广和普及下，已作为极其重要的教育理念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现代终身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提倡“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主张“学校不应成为年轻人的专利”，它更强调未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应是连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以及贯穿人的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的一种综合而协调的体系。我国国务院于1999年1月转批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教育体系。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做出了“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锐意推行终身教育的决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创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进程从此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未来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其理想是要为社会民众提供广泛而多样的学习机会，其着眼点是对人性及“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这同时也是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由此人们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一贯制”的受教育形式，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年龄段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虽然现在对高考的报考条件已经放宽了限制，但是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热潮，除了正常升学的考生以外，只有少部分人冲进“高考大军”，而且由于目前高考激烈的竞争性，真正能够再次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成人并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人们均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就必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才能切实为建立学习型社会提供保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继续坚持大力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岗位培训等，建立起人才学习与成长的立交桥，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培训机构和县、乡、村三级成人文化与技术培训网络的作用，加强对城乡劳动者的培训，并继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老年大学”，提高我国民众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此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现有各种教育资源的作用，实施和完善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这是现阶段构建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条件下办好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上过一次大学，它更侧重于使人们通过接受高层次教育更大程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适龄期通过高考进人大学校园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说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了。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中，不仅要使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能“学者有其校”，而且让“学者有其学”，根据个人需要随时都可以选择到合适的教育，这才是人们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最终追求鹄的。

五、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上完大学都一样

一般来说，机会均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果的平等。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拥有相同的机会来追求成功，总会有某些人比其他人率先抢占先机。同样，通过教育选拔制度使受教育者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是教育为社会培养不同类型与不同规格人才的一种途径，教育的结果必定是不同教育层次的人才选择不同的社会职业，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

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是指社会按不同个体的个性与发展潜力，使教育者获得同等发展程度的均等机会，表现为个体学习和掌握了与其他已经完成同一学习周期的毕业生同等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获得社会岗位和经济地位的均等机会。由于每个人遗传素质存在着差异性，个体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加之个体潜能与爱好亦有差别，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只能是指受教育者获得符合自身特点的同等发展程度。也就是说，要使受教育者都得到公平的发展的机会，而绝非每个人的教育结果的完全相同。教育不可能使个体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只能是对具有不同潜能、个性的受教育者给予平等对待，并提供适合其特点的平等的发展机会，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有的是为了培养更高一级的研究型人才，有的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型人才，所以，用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教育成果难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要，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总之，“机会均等”是指所有人都拥有通过自身努力而追求成功、获得财富和寻求快乐的权利。但“机会均等”的含义不仅仅是“均等”，即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给每个人提供和创造同样的条件(机会)，而且是指一个人之所求或所得，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是相当的。此外，“机会”是可变因素，它包括学校的各种物质设施、学校环境、教师的素质与态度、家庭经济状况、家长文化程度、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期望水平等各种因素。同时，“机会”也是不稳定的，因而结果就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由于社会背景的差异、教育分流的层次性、个人能力的高低不同，高等教育的培养结果也必然要符合社会各层次的职业需求，硬性要求实现教育结果机械式的实质均等，是与现实和社会需求相矛盾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高等教育结果的体现与大学生就业状况息息相关，但待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层次及种类并不是影响就业的唯一因素，因此，单靠就业来衡量教育结果是否均等也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目前我国的就业市场还不很成熟，在就业市场中还存在“就业歧视”的现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就业市场开始打破城乡与地域的制度障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和地域歧视这种制度性的不平等机制。我们认为，建立科学完备的就业市场，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需要政府营造正确的社会舆论氛围，需要企业拥有科学的用人观，需要个人具有合理的择业观，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培育健康的就业文化。所以，教育结果的均等只能是使受教育者得到均等的公平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使其走向社会取得社会成就的大小和获得社会认可的程度也完全相同。当然，我们通过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公平对待就业者，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劳动就业政策的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就业，也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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