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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范文精选

时间:2023-03-27 00:45:27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范文第1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高等教育范文第2篇

【摘要题】改革与发展

【英文摘要】Afterenteringthenew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步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对这种“高速”发展保持适当的冷静,切不可只注意发展,而忽视了提高,以致误人子弟。特别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少数大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名副其实地实行精英教育。为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前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公办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发展民办高校,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竞争包括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的专门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来完成。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所有高等学校都变成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办大学。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办大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国家队”。而近年来民办高校虽然已经崛起,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目前还无力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办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公办高校是快速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大学生、研究生的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要求。尽管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招,但截至2002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在校大学生人数与适龄青年之比)也才达到14%,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Trow)的研究结果,我们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当然,早在去年,教育部一位官员就指出,今后几年扩招的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15%的目标。尽管如此,不仅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这个比例比较低,即使同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教授说,据“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跨入了普及化阶段;其中,按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高教毛入学率1992年已经达到82%;中等收入国家为21%;低收入国家为6%。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从8%增加到17%。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从8.5%增长到13.5%;发展中国家则为8.3%”[1]。王一兵教授进一步说明,“1996年,中国共有普通与成人本专科在校生567.7万人,18~21岁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为7%,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为470人,由此看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阶段;同发达国家相差两个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在亚太地区仅高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挝、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2]。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提高我国大学生的总体人数,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公办高校是很不够的。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项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举办更多的高等学校。因此,必须调动社会和民间力量,积极举办民办高校。无论是从理论层次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我们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民办高校,这些民办高校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

199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总则》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规定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由于与该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等还不够完善,所以目前民办高校在举办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2001年3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民办学校期待“国民待遇”》的文章。文章指出:“民办学校近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用地、生源等方面的困难仍较为突出。……不少政协委员呼吁有关部门取消对民办学校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3]那么,民办高校受到哪些方面的歧视呢?文章举例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常务副主委陈新增指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政策,使民办学校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他举例说,譬如民办学校在建设用地、银行贷款、师生来源等方面与公办学校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按国家规定,民办学校学生和公办学校学生应享有同等权利,而目前实际情况两者是不等的。公办高校学生无须担保和抵押可享受助学贷款,而民办高校学生却不能享受这一权利,这是个明显的歧视政策。”[4]民办高校的困难可见一斑。

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世界上目前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益于他们各自的私立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在日本,有70%的高等学校是私立的,而其在校生人数占全国在校生人数的比例则超过70%。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还不过15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十分重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拓宽了日本国民上大学的渠道,使得日本能比较快地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得力于举办的私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私立大学功不可没。实际上,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之所以能够超过15%,也是得益于私立大学的举办。我国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步伐,民办高校这一条腿必须“硬”起来,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民办高校还是在不断发展,形成了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即公立大学大体占高校总数的1/3,业务部门办的各种管理学院大体占1/3,民办高校也大体占1/3。我国目前民办高校已经有1000多所,民办高校现在有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民办高校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出现这些问题,办学者当然有责任,但主管部门应负主要责任。作为主管部门几乎很少过问,下面自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教授江景波说:“目前,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多达1200多个,在读学生为150万人次,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应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实现扶持和严格管理并举”[5],“政府在加大扶持的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督导制度,对民办学校既要管理、监督,又不能过多干预,要严格把握民办学校的审批制度,定期对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标准进行审计,以确保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并要尽快出台《民办教育法》,通过法律程序来扶持和规范民间办学”[6]。我们认为,这个思路对提高民办高校的社会地位、扩大民办高校的影响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需要提高质量

为了及早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高等学校的数量是必要的,但是更要重视提高质量。不仅民办高校存在着质量问题,公办高校同样也存在质量问题。现在,在我们有些研究刊物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发展”一词出现得很多,而“提高”一词出现得太少。就全国范围来说,高等教育事业当然要发展,而且还需要发展若干年。但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提高。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高等学校,都应当在其已有水平上继续提高。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质量问题。2001年3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第一版刊登了《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一文,文章根据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结果,认为:该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7]。为此,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刘西拉教授组织在一所著名高校的两个工科系细致调查后认为,这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刘西拉教授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首要原因是“学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因为追求短期内迅速提高各种评比指标,重金奖励作者,不顾其他;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和争取课题,拉一些社会名流或官员到高校当领导、做教授,制造舆论,不计效果;为增加科研收入,不论技术含量,只要来钱就行。因此,很多教师不在教学上投入”[8]。记得90年代初,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说过高等学校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投入不足的问题,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大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的满意程度在下降。据刘西拉教授的调查结果看,对整个教学环节“认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只有5%,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学生达53%;……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9]。在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方面,学生也不很满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专业课设置合理的只有8%,认为基础课设置不合理的有18%,认为‘选修课不合理’的学生比例已达78%”[10]。据此,刘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11]。著名大学尚且如此,其他高校情况如何,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2002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在A4版上辟出大幅版面讨论扩招以后的高等教育问题。从文章中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始于1999年的高等学校的扩招,固然有很大成绩,但也进一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大多数学校的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顿时紧张起来。……学校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学校投入的增加赶不上扩招的速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质量下降’的担心”[12],“从1999年开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开始接受省政府下达的扩招计划。……大量学生的拥入,使该校以语言教学为主的优势正在受到影响。语言教学理想状态是小班化模式。而学校所有的二百多间教室显然已经变得紧张。今年5月份,学校的班级数是236个。今年9月份新生入学,又要增加三十多个班级”[13],“在扩招迅猛的大学,超负荷运转的教室和老师都有点力不从心。这使学校里产生了一种焦躁的情绪”[14]。某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毕业生的质量忧心忡忡地说:“扩招后实验设备的添置滞后,致使一些学生丧失了动手的机会,常常是几个学生一起实验,只能看,不能摸。有些学生根本没有亲手做过实验。”[15]一般说来,发展比较容易,无非是铺摊子,现在就是一个劲“扩招”,反正盖学生公寓、盖食堂,大家都有了经验,并不难,驾轻就熟。但是提高却很困难,比发展困难得多。有人也许会说,“发展”里面包含着“提高”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师资水平”、“提高学生素质”等等,是否都可以改为“发展教育质量”、“发展学术水平”、“发展师资水平”、“发展学生素质”?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令人赞同的。“发展”是硬道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提高”也是硬道理,未来也将证明这一点。两者相辅相成,切不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高校也应当有不同质量要求,就好像每年高考也需要分批录取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扩大招生规模而忽视甚至放弃对质量的要求。目前,我们有不少高校片面地强调规模,似乎规模越大越好,学校地位也就越高。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倾向是有害的!

三、在公办高校中,应当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中,发出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号召。这些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就是我们所要举办的精英教育的主体。相对来说,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虽然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最为困难的则是办好精英高等教育,这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工作更艰巨。2000年8月份在北京密云,由教育部主办了一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这次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Lucas)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很难。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能发出这样肺腑之言,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我们今天在向大众化行进的过程中,却是希望所有公办大学包括实施精英教育的学校都一起来参与,这种做法是考虑不周的。相反,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减轻精英教育大学的负担,使这些学校能够“轻装疾进”,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那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主要靠谁来完成呢?一是省属本科大学和其他各种类型高校;二是靠民办大学,现在这条“腿”很弱,需要加强领导和管理。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国有些重点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不用说,其余也有部分高校以实际行动面对扩招,减少各自的招生规模。2002年,武汉大学本科的招生规模为7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人;复旦大学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扩招’的概念用不上”[16]。据介绍,复旦大学近三年来本科招生人数也都在3200~3400人之间,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数都没有什么变化。另有信息表明:“今年(2002年)重点高校在广东虽然仍在扩招,但不少高校已减缓了本科的扩招规模。据了解,清华今年计划在广东招生较去年仅增加5人;北大增加7人;复旦增加2人;上海交大比去年扩招4人。而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则与去年持平。”[17]

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必须建设若干所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大学,其中还必须有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鉴于我国体制、历史等原因,建设这样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只有依靠一部分知名公办大学,这也是历史赋予这些为数较少大学的重大使命。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发展这些大学,以便从中脱颖而出一批更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

因此,在公办高校中,必须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重点办好一批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或研究型大学。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在宏观方面可以两手抓:一手抓少数高水平大学,实施精英教育,使之在今后几十年陆续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并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手抓绝大多数的其他高校,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即社会力量办学。

具体说来,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费投入和办学规模。

所谓经费投入,就是指为了办好这些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国家在经费上必须进一步给予重点支持,从我国的国情看,我们能办好50~100所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国家如果能在资金上保证这一批大学的办学需要,并给予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们相信,在这些高校中会涌现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

所谓办学规模就是指对于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要控制规模,对于这些大学可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而无须给他们下达指令性计划。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Neill.Rudenstine)曾经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说,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这当然主要指高水平大学)。2002年哈佛大学有20000人申请入学,但他们只招收1600多人。哈佛大学在校的研究生与本科生总数大约是16000~18000人,研究生人数多于本科生。哈佛大学的模式当然不能全盘照抄,但人家三百多年的经验来之不易,其精神值得认真思考。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已经有少数著名高等学校开始在控制每年的招生规模,这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紧迫,因此也最为重要,尽管我们也还会有其他一些困难和问题。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能够重视这几个问题,端正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便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一步迈上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2]王一兵.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J].上海高教研究,1998,(6):1.

[3][4][5][6]林春霞.民办学校期待“国民待遇”[N].中国经济时报,2001-03-23(1)。

[7][8][9][10][11]冀文海.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教师队伍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等是主要原因[N].中国经济时报,2001-03-28(1)。

[12]邓科.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N].南方周末,2002-07-18(4)。

高等教育范文第3篇

“入世”后,中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已是大势所趋。“入世”后,中国可与世贸组织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互惠的教育合作,真正实现中国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为更好做到这些,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入关口。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掌握比较先进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方法,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非常重要。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作用,如积极借助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强高新技术短缺人士培养,缓解社会教育需求的压力等等。但特别需要鼓励优质教育资源的进入,防止鱼目混珠。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过度开放教育市场,让一些低质量的教育机构办学,贻误学生,造成损失。这样的教训,中国应该汲取。

坚持教育主权,校长是关键。因为校长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具有管理教师和教学的权力,能够把握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正确导向。中国教育界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目前清华大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信息网决定联合开展中小学校长职业化培训工作,并成立了清华校长职业培训中心。

开放教育市场,积极又慎重。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教育市场面临的挑战来看,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是否受到经得起冲击是个难题。各国政府在开放教育市场时,态度都十分慎重。在WTO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只有40个国家签署了开放教育市场协议,且其中30多个国家也是有限开放本国市场。“入世”后,义务教育我们不能松手,高中和高等教育只能是有限制的合作。据介绍,迄今,我国已有几百家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中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

法律监管必须要加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我们需要在国家法律中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对中外合作办学依照法定程序实行审批,实施监管和评估。对于管理与教学状况不佳的学校要坚决给予处罚,甚至关闭。

面向世界培养人才

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键是人才。中国“入世”后,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专家认为,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了解国际惯例、符合需要的外语人才,尤其是专业外语人才;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为解决急需的紧缺型人才问题,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已确定:坚持以高层次人才培养为重点,下大力气抓好以学术技术带头人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一支在国际竞争中阵容强大的国家队;坚持以高新技术和复合型创新人才、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等急需紧缺人才培养为重点;坚持以培养年轻人才的创新能力为重点。国家主管部门提出,到2005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将达到5400万左右,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学术技术领域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到2015年,队伍规模发展到8800万左右,培养大批从事科技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领导、骨干人才,同时培养出一些金融、信息、法律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建设比较完善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才管理体制。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快高校课程调整。我国高校担负着为国育才的重任,现在还远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加速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加快高校课程的调整,以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美国和欧洲大学的转型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走在变革大潮浪尖上的是一些最有实力的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大刀阔斧地改变教学计划等相应内容,不再是一些专家“闭门造车”,而是直接来源于对企业需要的调查,根据企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来教学生,以加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也已开始进行院系、课程设置的调整。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速度还需加快,力度还可加大。

加强继续教育、职业培训。据专家分析,低学历、低技能的人受到淘汰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如何对低学历、低技能的人施与继续教育、职业培训,这是所有WTO里发展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一般来说,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个人和企业行为。但它必将推动一个国家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中国的劳动人口中低学历、低技能的人为数众多,加强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更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充分调动国内的高等学校、企业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函授教育、技术培训,大力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应当大有可为。

善用国外资源,面向世界办学。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入世”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不断得到提高,中文教育也将上升到高层次的国际性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推动全球学中文的浪潮更为持久、更为热烈。教育课程调整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高等教育范文第4篇

高等教育超常规的发展需要新的战略和思路

尽管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都经历了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但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据我国"九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看,1996-1998年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本专科在校生的规模从1995年的547.7万人,发展到1998年的623.1万人,年增长率为4.4%;1999年以后国家提出了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即所谓的"扩招",当年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就由623.1万人增加到7189万人,增长率为15.4%;而招生数量的增长率达到32.1%,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增长率达到42.9%。2000年在前一年扩招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根据2001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人数。如果我们要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那么年招生规模将达到500万左右(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每年招生和毕业的"吞吐量"几乎等于某些大国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的总数。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是有现实依据和基础的。

首先,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知识和人才已经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的关键。然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或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84名,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5和发达国家的1/9。我国在1998年有专业技术人员总量3877万名,占从业人口的5.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至1/3,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7.5%,中专及以下学历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我国教育本身均衡和协调发展的要求。200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各类高中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特别是普通高中的发展规模早在1997年就突破了"九五"计划在2000年达到在校生850万人的目标。由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状况。

第三,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和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满足人民群众这种平凡的要求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责。

坦率地说,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有风险的,它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或者带来消极的影响,等等。正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这样的发展能否保证和达到一定的教育质量?这样的发展规模在以后能否保证毕业生的就业,如果有大量的毕业生不能就业,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这样的发展是不是会由于违背教育规律而受到惩罚?等等。应该承认,如果我们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和制度没有能够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如果我国高等教育本身在体制、制度、办学模式、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等方面不能够进行充分的改革和调整,这样的风险也很可能发生,并带来相当大的危害。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战略和思路,它要通过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部调整和完善来消解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而通过高等教育的整体转型实现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目标。

高等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由政府转向"客户"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包括高等教育的举办、管理和办学,由此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政府与社会发生联系,或者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并不直接与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应该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与社会之间已经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高等学校本身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也已经出现多元化的现象。但是,高等学校本身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和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客户"的意识也还没有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因此,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高等学校的角度看,必须淡化和改变过去"隶属"的观念,不是仅仅把自己看成是某个部委的学校,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把自己看成是为"客户"服务的机构。这里的"客户"包括政府、学生、企业、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地方部门,以及所有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服务的组织和公民。由此形成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依托和支持系统,在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上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才能缓解和逐步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使高等学校的发展获得良好的资源基础。

第二,从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角度看,虽然政府仍然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而且,政府将很可能仍然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管理和提供经费的方式仍然需要转型。就前者来说,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应该促进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应该促进高等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微观基础的建设;就后者而言,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客户",通过委托和招标等各种形式为高等学校提供经费,由此使高等学校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学效益。

实际上,这种转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目前我国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在面向"客户"办学方面走出了非常大的步伐。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高等学校事业经费下拨的"纵向经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等学校总体经费预算中的一部分,来自其他方面的"横向经费"已经在高等学校经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过去所谓政府的"纵向经费"的下拨方式已发了一定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分配方式转变为现在的"项目方式"。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在学科建设和调整中强调综合性和多学科性,实际上也反映了从过去主要满足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到重视各种"客户"的不同需要的变化,体现了高等教育服务对象方面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的这种"客户"取向,也正是世界OECD组织最近出版的《重新定义第三级教育》一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应该从学科转向市场

所谓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是指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等学校一直是粑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井把学科作为学校各种资源配置的基本结构,包括队伍建设、经费投入、项目申报和管理,以及专业和课程建设,等等,并以此作为高等学校办学的基本思路和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例如,在高等教育"211工程"建设过程中,许多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都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应该说,就高等学校本身来说,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是对的。但是,学科并不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本位和高等教育的出发点。换句话说,办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办学科,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说在高等教育相对封闭的时候,在高等学校只是以政府为中介与社会进行联系,而不必自己操心如何适应社会时,高等学校可以比较单纯地进行学科建设。那么,在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今天,完全和单纯以学科为本位恐怕就会出问题了,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这也就是说,应该更多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高等学校的配置,或者说,按照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变化整合高等学校的各种资源。有两个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向。

第一,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高等学校中学科建设的重要取向,而这种综合的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因为,"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发展的序列,实现了从科学到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因此,现代学科分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转化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丁雅娴主编《学科分类与研究》)。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处于前沿的各个学科,往往都是这种具有比较强的综合性的学科,如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但是,目前高等学校中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是非常有限的,各个学科之间仍然大多是"老死不相往来",缺乏充分和必要的合作与融合。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其说是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问题,是高等学校本位观念没有到位的表现。

第二,专业建设的本位问题。应该看到,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把过去500多种专业调整、合并为250种左右,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专业的口径,有利于增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对社会和经济的适应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这次专业调整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以学科为本位的。这也就是说,以二级学科,或者一级学科为平台,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并没有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在一些高等学校,专业调整甚至没有突破过去院、系的范围。其实,社会实践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往往并不遵循高等学校中学科的分类。而专业作为现在我国人才培养的基本形式,当然不能仅仅以现在的学科为依据,而必须跨学科地进行专业建设和调整,并由此进入人才培养。

强调这一种转向,并不是完全以市场取代学科,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增强高等学校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所谓"资源约束"是指根据资源的状况(包括数量、性质和特点),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所谓"需求约束"是指根据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等。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条件来看,这样两种约束都是存在的。而这里所说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源约束"所具有的意义,它实际上指的是它们在依据序列中的先后地位。当然,这种先后地位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办学思想。

应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以"资源约束"为主要依据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时期,这种"资源约束"几乎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的根本依据。换句话说,国家财政给高等教育拨多少钱,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有多大;国家给高等学校多少钱,高等学校也就有什么样的办学规模和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一种发展高等教育的思路,即首先考虑我们能够获得多少经费,然后才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既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也与当时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有关。可以认为,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和由此形成的发展思路对人们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对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和思想观念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相反,"需求约束"则是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出发,考虑和决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它强调和重视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以这种需求的大小和特点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依据。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首先考虑和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应该说,这种需求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包括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种人才的需求;它既有数量的要求,也有质量和结构上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区的社会需求也常常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按照需求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需求约束"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种从"资源约束"向"需求约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现实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某些学科与人才的需要,应该成为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确定方向和重点的基本取向。从高等学校本身看,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应该成为确定和选择学校学科和专业发展重点与方向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仅仅根据资源本身的多少进行分配。所以,这种"需求约束"实际上是保证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使这种"需求约束"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这种"需求约束",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始终保持与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联系,才能不脱离各个地方的实际。应当说这种适应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基本内涵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心应该从宏观体制的层面转向高等学校的层面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任务的基本结束,高等学校本身在这个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与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和进展。从总体上看,这种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矛盾和问题,缓解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约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正是在这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身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和矛盾的焦点。

高等教育范文第5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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