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范文第1篇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市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传统文化范文第2篇

［摘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传承目的，推进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是立足于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进行探索，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定位，明确汉语言文学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从而指出借助教育培养手段和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可以促进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传承传统文化的推广，二者渗透融合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发展。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渗透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凝聚的活化石，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相互渗透，如根溯源。由于汉语言文学是中国古汉语与古代文学作品凝聚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有助于全面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

二、汉语言文学特点概述

（一）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形成与古代文学形式紧密相关，是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可以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的文字最早起源于甲骨文，其象形特征记录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渗透的文明。随着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汉语言文学进入转折性时期，汉语言由传意上升为传情的标志性特点，汉语言文学传递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象形，在内容上已经开始寄托人的情感变化、心理变化。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文学语言的传播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一直承担语言、文学、文化有序发展的重任，无论是韵律、格调还是词曲歌赋等方面，汉语言文学都在融合传统文化进行良续发展。

（二）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打破了传统汉语言文学单一传承方式的制约，一些网络语言和文学创作模式桎梏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传统特点逐渐被多样性特点替代。尤其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网络信息的开放性让人们逐渐淡忘了汉语言文学的传统文化，多媒体技术人员则运用资源共享等信息技术，建立文学知识互联机制，为汉语言文学信息的有效使用进行交互保障。因此，新时期的汉语言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交流性和可塑性的特点。（三）明确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可以让人对语言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赏析能力，要求学生对文学主题传递的主旨、文字表达的内容、写作技巧、修辞运用手段和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熟练的掌握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因此，要准确定位传统文化在汉语言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明确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方式，需要通过教育手段和教化功能，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综合素质，在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自身文化自信，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奠定基础，为跨文化合作提供更多交流机会。

三、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价值

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语言和文字是最好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直接承袭汉语言文化的精髓，经过总结前人经验和多年研究成果，汉语言专业化教育已成体系、成规模，为传播汉语言文化夯实了基础。汉语言文学也为我国各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意义无可估量。第一，持续深入地研究汉语言文学，能够快速提升全社会对汉语言文化语境的认知，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汉语言文学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于教育系统中，以至于汉语言文化研究被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中，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限制。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壁垒日渐模糊，汉语言专业作为基础学科和工具学科的价值正在被挖掘出来，并向跨学科大方向迈进。

第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能够传承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元素。汉语言文化研究，可以让汉语言语境中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带动全社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中，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以及抵抗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对我国社会的侵蚀。通过剖析汉语言文化传统语境的优秀组成元素，能够帮助社会各群体在认知、认同民族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在不断挖掘的汉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汲取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营养，统一认识，以去弊存真的态度，面对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语境中行进，并最终实现。

第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汉语言现代应用研究，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提升整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从而达到社会文化群体性免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凝聚出无数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能够薪火不断的原因。将现代文化扎根于历史文化语境，能最大程度的运用好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在社会上凝聚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心力。通过汉语言文化研究，在去除封建迷信等糟粕后，让人们在传统优秀文化中得到心灵的洗礼，并在融合现代文化后与时俱进，在时代新目标的感召下体现出社会个体的价值。第四，汉语言文化研究在继承中要正视社会现实，不断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意识传播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弘扬汉语言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通过“剥茧抽丝”，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剥茧抽丝”就是要让民众学会运用传统优秀文化辨识社会上流动的各种价值观以及被伪装后的意识形态。同时，以包容和学习的心态融合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行进。从而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以多元对抗狭隘，以包容对抗文化入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复兴事业建构中向更加稳定的方向飞速发展。第五，以汉语言研究为基础，逐步完善汉语言专业化建构。目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在教育领域与民间呈现出双轨并进的态势。教育机构传递着理论知识，民间传承着实践方法。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一个重理论一个重实践，而没有将二者整合为一体。因此，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工作，构建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融合的一体化平台。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的素质性人才。

四、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路径

（一）尊重融合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新时代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如何更好的将传统与现代性融合之前，首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为研究做好铺垫。只有完备的经济发展体系、良好的发展前瞻性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保证汉语言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本，是历经几千年建构而成的系统性文化产业工程。与其他门类有所区别的汉语言文化大厦，应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社会群落的认知中稳定基础性，促使尊重意识形态的构成，正式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华文明要走出中国，让汉语言文化在国际间得到广泛认可并普及，需要运用好经济市场的桥梁作用，更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进行传播。但是，随着国际交流日渐深入，我国传统文化同样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坚决树立起尊重传统汉语言文化的意识，让那些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在向着更加多元、丰富的语境前进。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让外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合理、有益的养料，让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广泛传播。

（二）加大传承中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力度现代汉语言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已经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因此，要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汉语言文学，就要让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以融合的方式更好的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茶文化为例，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在栽种、采摘以及贸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此外，文化传播融合传统文化在现实中还有很多形式，它们具有更好的传播方式和价值，也更能被社会群落接受，比如24节气和传统节日，都可以极大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借助教育手段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推广发展汉语言文学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空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会让某些汉语言文化、文学与当代人存在认知或认可上的沟壑。因此，要想汉语言文化得到有序传承，就应创造条件借助某些手段，增加汉语言文化在社会中的流动性。比如，可以开展社会活动，在学校利用教育教学的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化的认知和认可。现代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汉语言文化地传播带来了更加快捷、广阔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借助现代数字传媒技术，用公开课的形式讲解汉语言文化和文学。可以从简单的文字结构开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剖析汉语言的文化魅力。让受众在观看学习中掌握汉语言文字成字的特点，并逐渐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感知文字和文学的美，让汉语言文学很好的为市场化经济服务，为传承和发扬汉语言文化夯实基础。

（四）结合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资源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为我国教育事业拓展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多媒体以及融媒体等已经广泛应用在教学领域，在高校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教改的一个方向。多媒体等数字应用在教学环节，不仅丰富了教学语境和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因此，汉语言专业应抓住契机，将融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专业性教学的目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汉语言的特点以及学生需求，以传统课堂与数字化课堂的双重教学模式作为教学基础，不断优化教学环节，以模块化、叠加化等手段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语境和蕴藏传统文化元素的学习语境。汉语言教学中，利用更多媒体等数字化技术，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并呈现在课堂上，从而实现教学环节的情景化、趣味化、人性化和直观性，能够吸引学生在线上、线下课堂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不断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认知和认同感，从而提升教学成效。五、结语立足于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弘扬与传承，培养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意识，加大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的渗透力度，发挥教育教化功能，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还可以强化和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李广宽 单位: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传统文化分析2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对事物运动的看法，指出了事物形成和运动的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物理学》中，他指出，“（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也是一种原因。……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再一个原因（4）是终结，是目的”[1]。一般认为，质料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就好比造房屋的砖瓦；形式因是指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就好比造房屋的图纸或建筑师头脑里的房屋；动力因是指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就好比把砖瓦变成房屋的建筑师；目的因是指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就好比建房屋是为了居住。这四大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分析可观测事物的方法论[2]。如果将当前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构建，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思考这一事物的运动发展，可以得到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一些新发现。

一、从质料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要依赖经典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是指在事物运动中不变的东西。就“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而言，其所需的材料就是构建过程中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是作品本身。因为无论使用何种归纳方式来对材料进行“运动”，作品本身是不变的思考之基。那么问题在于，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有何不同。传统文学评价的根基是经典文学作品，从这些经典作品出发，批评家获得自身批评理论的解释力并获得自身的价值。著名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的第一句这样谈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经典的关系：“本书研究了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3]很明显，经典作品是批评家借以进行批评活动的最佳范本。布鲁姆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歌德、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普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等26位作家作为西方“正典”文学的经典作家并进行了分析，以此构建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网络文学评价的根基也是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是不是经典，是什么意义上的经典，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传统作家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网络文学”一词的合法性，更遑论承认网络文学也能产生什么“经典”了。然而，如果我们放开胸襟，将“经典”不要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网络文学本身的巨量作品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比如《甄嬛传》《将夜》《庆余年》《大国重工》《亵渎》，等等。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然而，在网络文学自身的序列中，这些作品可以说得上是佼佼者了。而且，随着这些作品的传播，它们也在不断地提纯、改编，最终可能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新的经典作品的把握，网络文学批评就有了自己的标杆，也会根据这些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评价“惯例”，最终形成有网络文学活动自身特色的批评体系。

二、从形式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

体系的本质样貌只能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事物之所以是事物的“原因”或“本质”。那么从“形式”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它的内容、构造方式和呈现方法就是它的“形式”。这个“形式”来自哪里呢？只能是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因为文学评价是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它不是今天针对网络文学才出现，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叶燮的“才胆识力”，等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将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作品的核心原则。因此，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不能忽视上述这些思想资源。不过我们一定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纵观目前有关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想，有一些评价内容和展示方式正是因为对传统网络文学批评的充分吸收才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如欧阳友权提出的网络文学批评的“树状”结构。他指出，“从‘文学’与‘网络’的双重属性看，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既要有‘文学’的维度，如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也不可脱离‘网络’的评价维度，如媒介维度、产业维度，还需要有二者融合而成即‘网络文学’的整体评价维度——影响力评价。也就是说，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媒介性维度、产业性维度和影响力维度，便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时需要持论的基本维度”[4]。在这个评价树中，欧阳友权认为“思想性维度”和“艺术性维度”是核心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维度。这充分表明了网络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文学批评内容的吸收。另外，周志雄在《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维度及构建路径》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应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应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要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5]。他着重分析了网络维度、审美维度、商业维度和理论维度。我们看到，其中的审美维度、商业维度、理论维度也是传统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批评维度。上述两位批评家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构建的批评标准（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离不开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吸收。

三、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多方合作

所谓构建动力分为谁有资格建构和谁在建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谁有资格建构的角度看，按照文学批评史揭示的惯例，批评主体或者是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或者是贺拉斯、韦勒克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又或者是刘勰、圣勃夫这样的文学批评家，都是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网络文学时代之前，他们既有资格又实际通过自己的各种著述实际构建文学批评话语（包括学理基础、批评方法、批评成果等）。但网络时代造成了谁有资格建构与谁在建构之间的差异。有资格构建的可能不屑于构建，而实际的构建者可能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构建资格。前者由于传统文学理论家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后者则来自网络文学活动的特点：基于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与作者互动、评价文本成为技术赋予网络文学读者的天然权力，尤其是读者中的部分人士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对作品能够提出一些深刻且精彩的批评（起点、豆瓣等平台有不少精彩的读者评价），他们就成为实际的建构者。因此，所谓“建构”的活动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理论人士（很多还并不乐意）的事情，还应该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批评成果（虽然很散乱）。然而这一活动的困难在于，专业理论人士和读者在文化环境、学理储备、评判立场上有较大差异，很难聚合。大致可以说，身份和学理决定立场，立场决定了批评的角度，批评的角度决定了批评的结果。批评者是什么身份？基于什么立场进行批评？从什么角度进行批评？（学院的理论性角度？官方的思想性角度？还是民间的娱乐性角度？）有这些差异，批评结果往往会有不同。而“评价体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普适性，因此必然面临融合不同批评者的艰巨任务。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这却是将“个人批评意见”转为普遍性批评法则的唯一途径。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方融合的批判构建思路。如单小曦提出“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范式”。他指出，“一个时期之内（网络文化的一代成长为批评家主流群体之前），要想对中国网络文艺形成切实有效的批评，需要建构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主体合作的批评形态。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合作主体’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现代性那种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封闭、凝固的主体范式，而是一种具有‘数字现代性’特征的新型主体范式”[6]。陈海在《中国艺术报》中指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尊重作家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意见，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弄清楚作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评价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可以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也要照顾读者的审美需要，脱离学术论文的桎梏，使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评论语言，生动明快地展示自己犀利而独到的评价思想”[7]。

上述学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传统批评活动不同，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构建需要多方合作，这样才有充足的动力去完成。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究对象的规律，它排斥当下极端的功利性目的。然而，研究者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却不是漂浮在天空之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人文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因此，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目的”涉及的是主体的愿望。网络文学活动涉及四大主体：读者、作者、学者、官方。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读者的目的是看到好的、免费的作品。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作者的目的是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名利双收。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尤其是有作家坚持：创作不能理论先行，要遵循艺术审美规律。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有学者和官方需要评价体系。其实不然。无论是读者想看到好作品，还是作者想要创作出好作品，他们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学批评。有效的文学批评活动会反馈给作者，让他更好地创作。精彩的文学批评作品会吸引读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学者和官方是最直接想要评价体系的两大主体。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而展开评价体系的思考，获得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学术共同体对一部作品进行具有公共性的评判。如果没有一定之规，那么文学评价将成为自说自话，谁说都有理的个人感觉。这样不利于对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官方往往从规范新兴文艺活动的要求出发，需要用某种文艺规范来对网络文学进行规训，使网络文学作品符合官方的批评要求。因此从目的的角度，读者、作者、学者、官方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目的不同，想要构建各方都满意，能够被普遍承认的评价体系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目的是第一位的。虽然网络文学活动各个环节的主体目的不同，但无论是读者、作者、学者还是官方，大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够构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评价机制。什么是各方满意？即通过这种评价机制，读者可以读到更多的好作品，好作者可以被关注和支持，学者可以借此公正地评价，官方可以更好地把握网络文学活动。这一最终目标是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最终有可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中，也正是有了这一最终目的，各方才能相互容忍、相互协作，构建各方认可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变得有可能。总之，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运动的“四因说”来考察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活动，可以从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方面获得如下启发：从质料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能忽视文学经典的作用；从形式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该积极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吸收养分；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多个主体的批评动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希望上述启发能够被学界重视，促进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顺利构建。

作者:周艳艳 单位: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传统文化分析3

文学性因素属于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主要特征。多数传统民族器乐曲能流传至今便在于创作者与演奏者融入了文学性内容，让人们可以从深层角度来体会传统民族器乐曲独有的美感。当人们了解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后，便可以在音乐欣赏中感受到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

一、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分析

很多传统民族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成为经典。而经典的器乐曲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明确的记录，这也是器乐曲文学性的一种外在体现。因为后人可以通过文献来了解器乐曲创作意图，并结合个人理念来还原器乐曲的意境。文学性因素在古琴曲中的表现较为突出，因为几乎每首经典传统古琴曲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出处，并且能够引经据典地还原成文学内容。例如，从《高山流水》中能够了解伯牙鼓琴遇子期的故事，而《胡笳十八拍》则含有蔡文姬归汉的典故。这种例子在琴曲中数不胜数。文学依据不仅可以助力如今的人们感受器乐曲的魅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回忆历史中的各种具有文学性质的重要事件。如琵琶曲中的《十面埋伏》，便可以让人感受到古时楚汉相争的战争场面。从音乐美学出发，器乐曲虽然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直观展现细节内容，但是可以结合人们家喻户晓的文学历史故事来帮助听众进行联想，采用刺激、激烈等一系列音乐表现手法，为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而听众所联想的各种内容便是器乐曲中文学性的依托。民族器乐曲中有很多都在描述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如《渔舟晚唱》《夕阳箫鼓》等乐器便可以让人们不自觉地沉浸到其所表达的美好景象中。这部分器乐曲不仅与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标题还能够帮助听众更好地切入主题，让文学性的体现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在传统民族器乐曲中，曲牌则是我国古时选词配乐的一种表现。作为具有独立性的器乐曲，曲牌可以看作一种风格。很多器乐曲在将曲牌名字更换之后，其内在寓意将出现变化。每种器乐曲的表现方式往往各不相同，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所包含的文学性，深入了解器乐曲。

二、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标题创作与欣赏

在以歌曲为核心的声乐作品中，歌词能够加强对音乐的诠释与表达。而器乐曲作为以纯音乐形式出现的音乐作品，音乐与文学性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隐晦。从音乐创作角度出发，音乐本身便与文学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传统器乐曲中，器乐曲的标题往往可以看作对音乐内容、主题的诠释与概括。而从音乐欣赏层面出发，标题则能够为人们划分想象的范围。人们在结合标题进行音乐赏析时，能够理解音乐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器乐曲中，我们可以将音乐标题看作欣赏音乐的关键，虽然作者、演奏者、听者的文化素养、气质往往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在器乐曲中感受到音乐的美。需要注意的是，器乐曲欣赏期间不能过多依赖标题，否则标题内容就会限制思维的发散。通常情况下，器乐曲的标题越具体、琐碎，就越容易禁锢人们的思维，并给音乐欣赏造成干扰。对于器乐曲而言，作品的主要表达方式便是音乐本身，通过赋予少量文学性因素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若在标题中强行加入音乐的具体表现内容，就会导致音乐的整体表达能力下降。例如，二胡曲《红旗渠水绕太行》《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一类过于具象化的标题就会给听者的思想带来限制，进而降低听者对音乐内容的期待。这种现象虽然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依然能在器乐曲标题中感受到音乐内容的局限性。传统民族器乐曲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通过进行器乐曲赏析，能感受到音乐与历史文化、文学性的关联。而合适的标题与音乐的结合可以为器乐曲的传承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三、案例分析

（一）器乐曲海青文化性分析我们从历史文献进行溯源分析，能够发现海青在历史传承中留下的文化足迹，进而了解“海东青”以音乐形象表现在器乐作品中的文化价值。1.唐代至两宋海青在历史资料中，最早出现于李白的《高句丽》，在诗中以“翩翩舞广袖”的方式体现了高句丽的民间海青舞蹈。从李白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海青作为民间舞蹈在地域流传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海青具有地方民族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关于人们对海青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契丹民族，如《契丹国志》中表现了对海东青的崇拜。古时，契丹人对海东青的信仰近乎狂热。因为海东青的主要栖息地在女真海东一代，所以契丹人每年都需要去讨要海东青，而女真人在契丹庆典等重要日子会以赠送海东青的方式来表达和平。对于契丹、女真而言，海东青可以看作两族和平的象征。在宋朝时期，不但帝王会将海东青的形象印入器具、配饰用于赠送，而且人们捕捉到海东青后还会进行庆功，庆功中的音乐与舞蹈为海青器乐曲的出现埋下了伏笔。2.元朝琵琶曲元朝的礼乐制度与其他朝代的礼乐制度差异极大，传统礼乐制度以教化为中心，而元朝的礼乐重视“乐”的部分，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在元朝历史背景下，琵琶在民间的传承非常广泛，其中《海青拿天鹅》正是元朝盛行的一首琵琶曲。创作者通过胡人擅长的琵琶将“海东青捕捉天鹅”的场景融入器乐曲后进行了广泛传播。3.明清及以后明代李开先在书中记录了河南琵琶演奏家张雄演奏《海青拿天鹅》时的场景，清代的《顺天府志》提到了海东青歌，这意味着海青在历史传承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虽然海青文化在不同时期传承中融入了各自朝代的背景与历史，但是其本质仍然在于人类对海青的向往。海青文化萌芽于唐代，在宋朝出现了民间歌舞，在元朝兴盛。各个民族的文化皆受到了海青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社会局势进入了动荡时期，此时出现了《海青拿天鹅》更名《平沙落雁》的情况，这代表着人们对海青的了解出现了断层。据专家研究表明，由于战乱，人们的眼光较闭塞，很少有人见过栖息于北方的海东青，所以人们将其想象成为一种“雁”。直至后来随着科学、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了解了海东青，才让《海青》器乐曲重见天日。

（二）器乐曲海青音乐欣赏通过从历史中找寻海青，可以发现海青如同文化符号一般在民间存在各种音乐形象。不同音乐形象的文化背景与文学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会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独有的音乐色彩。在海青器乐曲中，各地的民间乐曲以鼓吹器乐曲为主，其他诸如戏曲曲牌、琵琶、古筝等器乐曲形式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会自动融入当地的地方器乐特征。1.鼓吹乐中的海青鼓吹乐中的海青数量是器乐曲传承下来最多的类别，因为鼓吹在军阵、宴会、祭祀等各种场合都可以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在民间得到了普及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鼓吹乐虽然沿袭了古代宫廷礼乐文化，但是其民间风俗习惯同样根深蒂固，因此其能够直接反映出不同地区音乐形式的差别。在内蒙古的鼓吹乐《海青歌》中，其整体节奏较为平稳，曲调豪迈，以中声部为主，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蒙古唱腔的特征。吉林的《拿天鹅》则整体节奏偏向欢快，从旋律到音阶排列皆与其他区域有所差别。天津吹歌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拿天鹅》正是当地吹歌的主要代表乐曲，通常以庆典的方式进行表演，因此天津的海青器乐曲会显得更加隆重与盛大。山西鼓吹乐《海青拿鹅》是海青器乐曲民间传承的一种代表，在当地民俗礼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传统民俗礼仪具有礼乐合一的一种观念。在山西礼乐祭祀中，鼓吹乐是祭祀神灵中必须存在的一种演奏形式，所以当地的鼓吹乐具有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功能。鼓吹乐作为接近生活的一种民间器乐种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各种活动往往都离不开鼓吹乐的影子。2.戏曲曲牌中的“海青”曲牌在不同的地域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内容。曲牌可以分为词曲结合的声乐曲牌与纯音乐形式的器乐曲牌。对于器乐曲牌《海青歌》而言，其在江苏、河北、北京流传得更为广泛。昆曲作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其历史极为悠久。在所有戏曲曲牌中，昆曲《海青歌》可能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首。谱例1为昆曲《海青歌》。昆曲曲牌《海青歌》共一段，器乐曲利用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短小、简洁且规整。在正式演出时，演奏人员可以结合需求及实际情况来开展多次叠奏。在器乐曲中，骨干音为5236，演奏人员通过对核心音调延展并进行具有变化性的叠奏，可以有效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内容。全曲共有三个乐句，其中第五小节与第一小节采用同头的方式进行写作，而第六小节则为渐进式展衍，第八小节属于第四小节的倒奏，因此曲目整体显得规整与对称。在第八、九小节中，曲目使用了极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旋律发展“鱼咬尾”，随后曲调整体表现方式为渐进式展衍。河北梆子是我国北方较为古老的剧种，因为地区差异问题，其在北京、天津等地衍化出了不同的派系。《海青歌》作为河北梆子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乐曲牌，无论唢呐、竹笛独奏，还是戏曲过场娱乐，都可以听到独属于河北梆子的《海青歌》。河北梆子中《海青歌》的最大特征便是多数音区都处于高音区，因此人们在听的过程中会感受到曲目的高亢与嘹亮。这种音乐表现形式与北方人豪爽的性格特点极为相似。而且音程的大跳也同样极具北方特色，这种旋律发展在北方的民间音乐中非常常见，可以给人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河北梆子与昆曲曲牌在《海青歌》中同样有着相似之处，即两者的核心音调区域贯穿整个曲目。此外，京剧作为我国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剧种，其多数内容均为古老昆曲与地方风格结合后的产物。在《海青歌》中，京剧会从情节出发，配合动作来完成气氛渲染并吸引观众。《海青歌》的起落音相同，符合传统音乐创作特征，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的一种表现。

（三）传统民族器乐曲民族性审美的文化现象“海青”器乐曲是在复杂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海青曲调本身并没有如同“茉莉花”等曲调一样长久盛行，因为我国始终是以汉族居多的国家，所以起源于少数民族的海青的普遍性无法保障。但是海青能够经历长久的时间逐渐流传进入汉族地区，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便是民族音乐审美共同性的一种表现，而且当其与各地民俗融合后，将会进一步增加音乐的地方性特征。“海青”器乐曲数量分布较为分散，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器乐曲审美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只要器乐曲能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就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发展传承。总而言之，传统民族器乐曲作为文化传承中的瑰宝，不仅代表着我国传承至今的音乐审美，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内涵。我们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时，应同时兼顾音乐性与文学性因素。相信随着更多人了解传统民族器乐曲的重要性，传统民族器乐曲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王文倩 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教育中心）传统文化分析1

［摘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传承目的，推进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是立足于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进行探索，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定位，明确汉语言文学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从而指出借助教育培养手段和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可以促进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传承传统文化的推广，二者渗透融合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发展。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渗透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凝聚的活化石，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相互渗透，如根溯源。由于汉语言文学是中国古汉语与古代文学作品凝聚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有助于全面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

二、汉语言文学特点概述

（一）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形成与古代文学形式紧密相关，是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可以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的文字最早起源于甲骨文，其象形特征记录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渗透的文明。随着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汉语言文学进入转折性时期，汉语言由传意上升为传情的标志性特点，汉语言文学传递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象形，在内容上已经开始寄托人的情感变化、心理变化。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文学语言的传播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一直承担语言、文学、文化有序发展的重任，无论是韵律、格调还是词曲歌赋等方面，汉语言文学都在融合传统文化进行良续发展。

（二）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打破了传统汉语言文学单一传承方式的制约，一些网络语言和文学创作模式桎梏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传统特点逐渐被多样性特点替代。尤其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网络信息的开放性让人们逐渐淡忘了汉语言文学的传统文化，多媒体技术人员则运用资源共享等信息技术，建立文学知识互联机制，为汉语言文学信息的有效使用进行交互保障。因此，新时期的汉语言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交流性和可塑性的特点。（三）明确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可以让人对语言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赏析能力，要求学生对文学主题传递的主旨、文字表达的内容、写作技巧、修辞运用手段和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熟练的掌握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因此，要准确定位传统文化在汉语言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明确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方式，需要通过教育手段和教化功能，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综合素质，在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自身文化自信，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奠定基础，为跨文化合作提供更多交流机会。

三、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价值

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语言和文字是最好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直接承袭汉语言文化的精髓，经过总结前人经验和多年研究成果，汉语言专业化教育已成体系、成规模，为传播汉语言文化夯实了基础。汉语言文学也为我国各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意义无可估量。第一，持续深入地研究汉语言文学，能够快速提升全社会对汉语言文化语境的认知，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汉语言文学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于教育系统中，以至于汉语言文化研究被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中，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限制。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壁垒日渐模糊，汉语言专业作为基础学科和工具学科的价值正在被挖掘出来，并向跨学科大方向迈进。

第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能够传承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元素。汉语言文化研究，可以让汉语言语境中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带动全社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中，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以及抵抗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对我国社会的侵蚀。通过剖析汉语言文化传统语境的优秀组成元素，能够帮助社会各群体在认知、认同民族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在不断挖掘的汉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汲取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营养，统一认识，以去弊存真的态度，面对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语境中行进，并最终实现。

第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汉语言现代应用研究，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提升整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从而达到社会文化群体性免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凝聚出无数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能够薪火不断的原因。将现代文化扎根于历史文化语境，能最大程度的运用好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在社会上凝聚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心力。通过汉语言文化研究，在去除封建迷信等糟粕后，让人们在传统优秀文化中得到心灵的洗礼，并在融合现代文化后与时俱进，在时代新目标的感召下体现出社会个体的价值。第四，汉语言文化研究在继承中要正视社会现实，不断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意识传播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弘扬汉语言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通过“剥茧抽丝”，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剥茧抽丝”就是要让民众学会运用传统优秀文化辨识社会上流动的各种价值观以及被伪装后的意识形态。同时，以包容和学习的心态融合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行进。从而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以多元对抗狭隘，以包容对抗文化入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复兴事业建构中向更加稳定的方向飞速发展。第五，以汉语言研究为基础，逐步完善汉语言专业化建构。目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在教育领域与民间呈现出双轨并进的态势。教育机构传递着理论知识，民间传承着实践方法。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一个重理论一个重实践，而没有将二者整合为一体。因此，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工作，构建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融合的一体化平台。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的素质性人才。

四、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路径

（一）尊重融合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新时代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如何更好的将传统与现代性融合之前，首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为研究做好铺垫。只有完备的经济发展体系、良好的发展前瞻性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保证汉语言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本，是历经几千年建构而成的系统性文化产业工程。与其他门类有所区别的汉语言文化大厦，应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社会群落的认知中稳定基础性，促使尊重意识形态的构成，正式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华文明要走出中国，让汉语言文化在国际间得到广泛认可并普及，需要运用好经济市场的桥梁作用，更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进行传播。但是，随着国际交流日渐深入，我国传统文化同样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坚决树立起尊重传统汉语言文化的意识，让那些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在向着更加多元、丰富的语境前进。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让外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合理、有益的养料，让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广泛传播。

（二）加大传承中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力度现代汉语言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已经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因此，要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汉语言文学，就要让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以融合的方式更好的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茶文化为例，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在栽种、采摘以及贸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此外，文化传播融合传统文化在现实中还有很多形式，它们具有更好的传播方式和价值，也更能被社会群落接受，比如24节气和传统节日，都可以极大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借助教育手段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推广发展汉语言文学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空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会让某些汉语言文化、文学与当代人存在认知或认可上的沟壑。因此，要想汉语言文化得到有序传承，就应创造条件借助某些手段，增加汉语言文化在社会中的流动性。比如，可以开展社会活动，在学校利用教育教学的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化的认知和认可。现代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汉语言文化地传播带来了更加快捷、广阔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借助现代数字传媒技术，用公开课的形式讲解汉语言文化和文学。可以从简单的文字结构开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剖析汉语言的文化魅力。让受众在观看学习中掌握汉语言文字成字的特点，并逐渐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感知文字和文学的美，让汉语言文学很好的为市场化经济服务，为传承和发扬汉语言文化夯实基础。

（四）结合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资源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为我国教育事业拓展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多媒体以及融媒体等已经广泛应用在教学领域，在高校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教改的一个方向。多媒体等数字应用在教学环节，不仅丰富了教学语境和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因此，汉语言专业应抓住契机，将融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专业性教学的目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汉语言的特点以及学生需求，以传统课堂与数字化课堂的双重教学模式作为教学基础，不断优化教学环节，以模块化、叠加化等手段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语境和蕴藏传统文化元素的学习语境。汉语言教学中，利用更多媒体等数字化技术，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并呈现在课堂上，从而实现教学环节的情景化、趣味化、人性化和直观性，能够吸引学生在线上、线下课堂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不断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认知和认同感，从而提升教学成效。五、结语立足于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弘扬与传承，培养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意识，加大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的渗透力度，发挥教育教化功能，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还可以强化和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李广宽 单位: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传统文化分析2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对事物运动的看法，指出了事物形成和运动的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物理学》中，他指出，“（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也是一种原因。……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再一个原因（4）是终结，是目的”[1]。一般认为，质料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就好比造房屋的砖瓦；形式因是指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就好比造房屋的图纸或建筑师头脑里的房屋；动力因是指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就好比把砖瓦变成房屋的建筑师；目的因是指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就好比建房屋是为了居住。这四大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分析可观测事物的方法论[2]。如果将当前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构建，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思考这一事物的运动发展，可以得到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一些新发现。

一、从质料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要依赖经典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是指在事物运动中不变的东西。就“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而言，其所需的材料就是构建过程中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是作品本身。因为无论使用何种归纳方式来对材料进行“运动”，作品本身是不变的思考之基。那么问题在于，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有何不同。传统文学评价的根基是经典文学作品，从这些经典作品出发，批评家获得自身批评理论的解释力并获得自身的价值。著名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的第一句这样谈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经典的关系：“本书研究了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3]很明显，经典作品是批评家借以进行批评活动的最佳范本。布鲁姆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歌德、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普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等26位作家作为西方“正典”文学的经典作家并进行了分析，以此构建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网络文学评价的根基也是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是不是经典，是什么意义上的经典，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传统作家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网络文学”一词的合法性，更遑论承认网络文学也能产生什么“经典”了。然而，如果我们放开胸襟，将“经典”不要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网络文学本身的巨量作品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比如《甄嬛传》《将夜》《庆余年》《大国重工》《亵渎》，等等。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然而，在网络文学自身的序列中，这些作品可以说得上是佼佼者了。而且，随着这些作品的传播，它们也在不断地提纯、改编，最终可能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新的经典作品的把握，网络文学批评就有了自己的标杆，也会根据这些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评价“惯例”，最终形成有网络文学活动自身特色的批评体系。

二、从形式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

体系的本质样貌只能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事物之所以是事物的“原因”或“本质”。那么从“形式”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它的内容、构造方式和呈现方法就是它的“形式”。这个“形式”来自哪里呢？只能是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因为文学评价是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它不是今天针对网络文学才出现，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叶燮的“才胆识力”，等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将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作品的核心原则。因此，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不能忽视上述这些思想资源。不过我们一定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纵观目前有关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想，有一些评价内容和展示方式正是因为对传统网络文学批评的充分吸收才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如欧阳友权提出的网络文学批评的“树状”结构。他指出，“从‘文学’与‘网络’的双重属性看，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既要有‘文学’的维度，如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也不可脱离‘网络’的评价维度，如媒介维度、产业维度，还需要有二者融合而成即‘网络文学’的整体评价维度——影响力评价。也就是说，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媒介性维度、产业性维度和影响力维度，便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时需要持论的基本维度”[4]。在这个评价树中，欧阳友权认为“思想性维度”和“艺术性维度”是核心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维度。这充分表明了网络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文学批评内容的吸收。另外，周志雄在《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维度及构建路径》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应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应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要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5]。他着重分析了网络维度、审美维度、商业维度和理论维度。我们看到，其中的审美维度、商业维度、理论维度也是传统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批评维度。上述两位批评家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构建的批评标准（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离不开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吸收。

三、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多方合作

所谓构建动力分为谁有资格建构和谁在建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谁有资格建构的角度看，按照文学批评史揭示的惯例，批评主体或者是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或者是贺拉斯、韦勒克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又或者是刘勰、圣勃夫这样的文学批评家，都是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网络文学时代之前，他们既有资格又实际通过自己的各种著述实际构建文学批评话语（包括学理基础、批评方法、批评成果等）。但网络时代造成了谁有资格建构与谁在建构之间的差异。有资格构建的可能不屑于构建，而实际的构建者可能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构建资格。前者由于传统文学理论家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后者则来自网络文学活动的特点：基于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与作者互动、评价文本成为技术赋予网络文学读者的天然权力，尤其是读者中的部分人士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对作品能够提出一些深刻且精彩的批评（起点、豆瓣等平台有不少精彩的读者评价），他们就成为实际的建构者。因此，所谓“建构”的活动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理论人士（很多还并不乐意）的事情，还应该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批评成果（虽然很散乱）。然而这一活动的困难在于，专业理论人士和读者在文化环境、学理储备、评判立场上有较大差异，很难聚合。大致可以说，身份和学理决定立场，立场决定了批评的角度，批评的角度决定了批评的结果。批评者是什么身份？基于什么立场进行批评？从什么角度进行批评？（学院的理论性角度？官方的思想性角度？还是民间的娱乐性角度？）有这些差异，批评结果往往会有不同。而“评价体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普适性，因此必然面临融合不同批评者的艰巨任务。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这却是将“个人批评意见”转为普遍性批评法则的唯一途径。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方融合的批判构建思路。如单小曦提出“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范式”。他指出，“一个时期之内（网络文化的一代成长为批评家主流群体之前），要想对中国网络文艺形成切实有效的批评，需要建构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主体合作的批评形态。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合作主体’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现代性那种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封闭、凝固的主体范式，而是一种具有‘数字现代性’特征的新型主体范式”[6]。陈海在《中国艺术报》中指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尊重作家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意见，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弄清楚作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评价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可以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也要照顾读者的审美需要，脱离学术论文的桎梏，使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评论语言，生动明快地展示自己犀利而独到的评价思想”[7]。

上述学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传统批评活动不同，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构建需要多方合作，这样才有充足的动力去完成。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究对象的规律，它排斥当下极端的功利性目的。然而，研究者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却不是漂浮在天空之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人文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因此，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目的”涉及的是主体的愿望。网络文学活动涉及四大主体：读者、作者、学者、官方。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读者的目的是看到好的、免费的作品。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作者的目的是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名利双收。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尤其是有作家坚持：创作不能理论先行，要遵循艺术审美规律。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有学者和官方需要评价体系。其实不然。无论是读者想看到好作品，还是作者想要创作出好作品，他们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学批评。有效的文学批评活动会反馈给作者，让他更好地创作。精彩的文学批评作品会吸引读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学者和官方是最直接想要评价体系的两大主体。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而展开评价体系的思考，获得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学术共同体对一部作品进行具有公共性的评判。如果没有一定之规，那么文学评价将成为自说自话，谁说都有理的个人感觉。这样不利于对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官方往往从规范新兴文艺活动的要求出发，需要用某种文艺规范来对网络文学进行规训，使网络文学作品符合官方的批评要求。因此从目的的角度，读者、作者、学者、官方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目的不同，想要构建各方都满意，能够被普遍承认的评价体系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目的是第一位的。虽然网络文学活动各个环节的主体目的不同，但无论是读者、作者、学者还是官方，大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够构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评价机制。什么是各方满意？即通过这种评价机制，读者可以读到更多的好作品，好作者可以被关注和支持，学者可以借此公正地评价，官方可以更好地把握网络文学活动。这一最终目标是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最终有可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中，也正是有了这一最终目的，各方才能相互容忍、相互协作，构建各方认可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变得有可能。总之，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运动的“四因说”来考察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活动，可以从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方面获得如下启发：从质料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能忽视文学经典的作用；从形式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该积极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吸收养分；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多个主体的批评动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希望上述启发能够被学界重视，促进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顺利构建。

作者:周艳艳 单位: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传统文化分析3

文学性因素属于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主要特征。多数传统民族器乐曲能流传至今便在于创作者与演奏者融入了文学性内容，让人们可以从深层角度来体会传统民族器乐曲独有的美感。当人们了解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后，便可以在音乐欣赏中感受到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

一、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分析

很多传统民族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成为经典。而经典的器乐曲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明确的记录，这也是器乐曲文学性的一种外在体现。因为后人可以通过文献来了解器乐曲创作意图，并结合个人理念来还原器乐曲的意境。文学性因素在古琴曲中的表现较为突出，因为几乎每首经典传统古琴曲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出处，并且能够引经据典地还原成文学内容。例如，从《高山流水》中能够了解伯牙鼓琴遇子期的故事，而《胡笳十八拍》则含有蔡文姬归汉的典故。这种例子在琴曲中数不胜数。文学依据不仅可以助力如今的人们感受器乐曲的魅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回忆历史中的各种具有文学性质的重要事件。如琵琶曲中的《十面埋伏》，便可以让人感受到古时楚汉相争的战争场面。从音乐美学出发，器乐曲虽然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直观展现细节内容，但是可以结合人们家喻户晓的文学历史故事来帮助听众进行联想，采用刺激、激烈等一系列音乐表现手法，为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而听众所联想的各种内容便是器乐曲中文学性的依托。民族器乐曲中有很多都在描述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如《渔舟晚唱》《夕阳箫鼓》等乐器便可以让人们不自觉地沉浸到其所表达的美好景象中。这部分器乐曲不仅与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标题还能够帮助听众更好地切入主题，让文学性的体现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在传统民族器乐曲中，曲牌则是我国古时选词配乐的一种表现。作为具有独立性的器乐曲，曲牌可以看作一种风格。很多器乐曲在将曲牌名字更换之后，其内在寓意将出现变化。每种器乐曲的表现方式往往各不相同，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所包含的文学性，深入了解器乐曲。

二、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标题创作与欣赏

在以歌曲为核心的声乐作品中，歌词能够加强对音乐的诠释与表达。而器乐曲作为以纯音乐形式出现的音乐作品，音乐与文学性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隐晦。从音乐创作角度出发，音乐本身便与文学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传统器乐曲中，器乐曲的标题往往可以看作对音乐内容、主题的诠释与概括。而从音乐欣赏层面出发，标题则能够为人们划分想象的范围。人们在结合标题进行音乐赏析时，能够理解音乐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器乐曲中，我们可以将音乐标题看作欣赏音乐的关键，虽然作者、演奏者、听者的文化素养、气质往往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在器乐曲中感受到音乐的美。需要注意的是，器乐曲欣赏期间不能过多依赖标题，否则标题内容就会限制思维的发散。通常情况下，器乐曲的标题越具体、琐碎，就越容易禁锢人们的思维，并给音乐欣赏造成干扰。对于器乐曲而言，作品的主要表达方式便是音乐本身，通过赋予少量文学性因素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若在标题中强行加入音乐的具体表现内容，就会导致音乐的整体表达能力下降。例如，二胡曲《红旗渠水绕太行》《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一类过于具象化的标题就会给听者的思想带来限制，进而降低听者对音乐内容的期待。这种现象虽然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依然能在器乐曲标题中感受到音乐内容的局限性。传统民族器乐曲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通过进行器乐曲赏析，能感受到音乐与历史文化、文学性的关联。而合适的标题与音乐的结合可以为器乐曲的传承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三、案例分析

（一）器乐曲海青文化性分析我们从历史文献进行溯源分析，能够发现海青在历史传承中留下的文化足迹，进而了解“海东青”以音乐形象表现在器乐作品中的文化价值。1.唐代至两宋海青在历史资料中，最早出现于李白的《高句丽》，在诗中以“翩翩舞广袖”的方式体现了高句丽的民间海青舞蹈。从李白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海青作为民间舞蹈在地域流传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海青具有地方民族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关于人们对海青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契丹民族，如《契丹国志》中表现了对海东青的崇拜。古时，契丹人对海东青的信仰近乎狂热。因为海东青的主要栖息地在女真海东一代，所以契丹人每年都需要去讨要海东青，而女真人在契丹庆典等重要日子会以赠送海东青的方式来表达和平。对于契丹、女真而言，海东青可以看作两族和平的象征。在宋朝时期，不但帝王会将海东青的形象印入器具、配饰用于赠送，而且人们捕捉到海东青后还会进行庆功，庆功中的音乐与舞蹈为海青器乐曲的出现埋下了伏笔。2.元朝琵琶曲元朝的礼乐制度与其他朝代的礼乐制度差异极大，传统礼乐制度以教化为中心，而元朝的礼乐重视“乐”的部分，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在元朝历史背景下，琵琶在民间的传承非常广泛，其中《海青拿天鹅》正是元朝盛行的一首琵琶曲。创作者通过胡人擅长的琵琶将“海东青捕捉天鹅”的场景融入器乐曲后进行了广泛传播。3.明清及以后明代李开先在书中记录了河南琵琶演奏家张雄演奏《海青拿天鹅》时的场景，清代的《顺天府志》提到了海东青歌，这意味着海青在历史传承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虽然海青文化在不同时期传承中融入了各自朝代的背景与历史，但是其本质仍然在于人类对海青的向往。海青文化萌芽于唐代，在宋朝出现了民间歌舞，在元朝兴盛。各个民族的文化皆受到了海青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社会局势进入了动荡时期，此时出现了《海青拿天鹅》更名《平沙落雁》的情况，这代表着人们对海青的了解出现了断层。据专家研究表明，由于战乱，人们的眼光较闭塞，很少有人见过栖息于北方的海东青，所以人们将其想象成为一种“雁”。直至后来随着科学、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了解了海东青，才让《海青》器乐曲重见天日。

（二）器乐曲海青音乐欣赏通过从历史中找寻海青，可以发现海青如同文化符号一般在民间存在各种音乐形象。不同音乐形象的文化背景与文学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会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独有的音乐色彩。在海青器乐曲中，各地的民间乐曲以鼓吹器乐曲为主，其他诸如戏曲曲牌、琵琶、古筝等器乐曲形式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会自动融入当地的地方器乐特征。1.鼓吹乐中的海青鼓吹乐中的海青数量是器乐曲传承下来最多的类别，因为鼓吹在军阵、宴会、祭祀等各种场合都可以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在民间得到了普及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鼓吹乐虽然沿袭了古代宫廷礼乐文化，但是其民间风俗习惯同样根深蒂固，因此其能够直接反映出不同地区音乐形式的差别。在内蒙古的鼓吹乐《海青歌》中，其整体节奏较为平稳，曲调豪迈，以中声部为主，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蒙古唱腔的特征。吉林的《拿天鹅》则整体节奏偏向欢快，从旋律到音阶排列皆与其他区域有所差别。天津吹歌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拿天鹅》正是当地吹歌的主要代表乐曲，通常以庆典的方式进行表演，因此天津的海青器乐曲会显得更加隆重与盛大。山西鼓吹乐《海青拿鹅》是海青器乐曲民间传承的一种代表，在当地民俗礼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传统民俗礼仪具有礼乐合一的一种观念。在山西礼乐祭祀中，鼓吹乐是祭祀神灵中必须存在的一种演奏形式，所以当地的鼓吹乐具有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功能。鼓吹乐作为接近生活的一种民间器乐种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各种活动往往都离不开鼓吹乐的影子。2.戏曲曲牌中的“海青”曲牌在不同的地域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内容。曲牌可以分为词曲结合的声乐曲牌与纯音乐形式的器乐曲牌。对于器乐曲牌《海青歌》而言，其在江苏、河北、北京流传得更为广泛。昆曲作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其历史极为悠久。在所有戏曲曲牌中，昆曲《海青歌》可能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首。谱例1为昆曲《海青歌》。昆曲曲牌《海青歌》共一段，器乐曲利用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短小、简洁且规整。在正式演出时，演奏人员可以结合需求及实际情况来开展多次叠奏。在器乐曲中，骨干音为5236，演奏人员通过对核心音调延展并进行具有变化性的叠奏，可以有效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内容。全曲共有三个乐句，其中第五小节与第一小节采用同头的方式进行写作，而第六小节则为渐进式展衍，第八小节属于第四小节的倒奏，因此曲目整体显得规整与对称。在第八、九小节中，曲目使用了极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旋律发展“鱼咬尾”，随后曲调整体表现方式为渐进式展衍。河北梆子是我国北方较为古老的剧种，因为地区差异问题，其在北京、天津等地衍化出了不同的派系。《海青歌》作为河北梆子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乐曲牌，无论唢呐、竹笛独奏，还是戏曲过场娱乐，都可以听到独属于河北梆子的《海青歌》。河北梆子中《海青歌》的最大特征便是多数音区都处于高音区，因此人们在听的过程中会感受到曲目的高亢与嘹亮。这种音乐表现形式与北方人豪爽的性格特点极为相似。而且音程的大跳也同样极具北方特色，这种旋律发展在北方的民间音乐中非常常见，可以给人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河北梆子与昆曲曲牌在《海青歌》中同样有着相似之处，即两者的核心音调区域贯穿整个曲目。此外，京剧作为我国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剧种，其多数内容均为古老昆曲与地方风格结合后的产物。在《海青歌》中，京剧会从情节出发，配合动作来完成气氛渲染并吸引观众。《海青歌》的起落音相同，符合传统音乐创作特征，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的一种表现。

传统文化范文第3篇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论文网在线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角注：

[1]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一2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传统文化范文第4篇

（一）与学校文化建设结合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道德、情操、气质等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靠陶冶、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来的。因此，有意识地挖掘学校文化内涵，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让其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要让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显现一个鲜明的特征：传统教育。充分利用黑板报、专栏、墙壁、甬路、走廊等，让传统教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拓宽书香园地。教学楼中庭，建有阅读角，方便学生课余阅读，校园四周，国学诗文宣传，开启学生心智；象棋角落，陶冶师生情操；宣传橱窗，国学语句振奋人心，画面开阔师生想象空间；在课间休息时，能听到配有国学的音乐诗朗诵……校园里处处洋溢的和谐的书香氛围，使得国学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学生可以在树荫下，小草丛中，漫步弯弯曲曲的石头小径，围坐在石桌旁边的石凳上，四周的墙壁上绘有古人勤奋读书的典故；种植园有各中队的劳动成果，豆角、茄子、韭菜……墙壁上画了歌颂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的古诗文，享受劳动成果喜悦的同时，又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

（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增强和培养爱国情感做起，并着重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围绕“从我做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活动，如：讲故事比赛、征文和格言创作比赛、“颂美德、明荣辱”主题班会、编写校内拍手歌，为特困生、残疾儿童献爱心等。

二、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心灵

学生时代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启蒙时期，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古典文化底蕴和健全人格。围绕传统文化教育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德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对领悟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加深对优秀传统精髓的感悟，在行动中重植民族根本，让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学生之心、外显于学生之行。

（一）将国学教育日常化

将国学教育行动化，使经典诵读成为学校的时尚让学生诵读语言凝练、富有韵律、朗朗上口的国学经典，使学生徜徉于国学经典之中，感受着祖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诵读吟咏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播种国学文化的种子，培养健全人格，用传统文化做生命的底色，为学生的人格发育奠基。

（二）国学伴我成长手抄报活动

传统文化范文第5篇

生活上，全方位细致的安排，导致孩子缺乏自立能力；学习上，不切实际地制定各种学习计划，大量地买资料，不顾孩子的意愿报了很多培训班。反复地唠叨，总是拿孩子与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对比，看不得孩子休息玩耍，父母的这些做法，不但延误了孩子的能力培养，还严重干扰了孩子的自学能力，严重损伤了孩子的自信心和上进心，使孩子产生一种抑郁焦虑的无能、自卑、厌学甚至厌世的不健康心理，这其实也是与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事与愿违的。

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周围的生活环境影响孩子的生活、学习心理；家庭内部的生活环境也从正、反两方面影响孩子的生活、学习心理。宁静、和谐、团结、上进、卫生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孩子健康生活，高效学习。而嘈杂、争吵、懈怠、落后、肮脏的生活环境则难以培养出健康、进取的优秀孩子。家庭的不良环境，比如玩牌、酗酒、唱歌、看电视等更是让孩子无法进入学习状态，甚至让孩子陷进了“近墨者黑”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境地。而和睦幸福的家庭，则让孩子拥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生活港湾，孩子会拥有更多的拼搏进取的力量。现在不少家长不注意对家庭环境的保护，对孩子影响很大。有一些家长不注意为孩子营造家庭的文化环境，各种家用电器、高档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却偏偏缺少书籍。电视、游戏机对孩子的负作用也很大，不少孩子整天与电视为伴，时时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体会真实的世界和有益活动的乐趣，变得被动和缺乏想象力。再有就是家长人为造成的不良家庭环境，毫无约束地聊天、听音乐、看电视、搓麻将，让孩子无法静心学习。目前，成人片几乎成为孩子认识社会的主要媒介。孩子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期与大人共同面对同一种媒介时，他们窥视了成人社会的几乎所有秘密。对此，孩子的第一个反映不是理解，而是模仿，那些早熟的迹象实际上是他们模仿成人世界的结果。

三、家长的不文明，影响孩子的不文明。

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影响人。而学生，属未成年人，思想没有成熟，对事物的好坏鉴别力不强，最易受外界影响，家长的任何不文明言行和落后思想，都会让他们耳濡目染，最后形成坏的习惯，根深蒂固，影响一辈子。有的家长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本分老实勤劳，能吃苦，肯奉献，讲团结，讲卫生，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极少有生活上的不良习气。他们以文明的家庭环境影响教育儿女，让儿女学做好人，学做真人，为儿女的学习、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基础。因此，家长，孩子的家庭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文明和思想文明，要时刻留心自己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和思想影响。

那么，传统文化在当今这个社会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来处理国学精萃与现实社会的冲突矛盾呢？家长是将传统文化视为无用糟粕抛之脑后，还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其用以修身，齐家呢？

家庭教育早已不是时兴话题，家长的责任不只是生儿养大，让儿女有吃有穿，你同样有教他育他的职责，你的所有一切都对孩子产生着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你的言行你的思想你的决策等都将严重影响孩子的将来。下面有几点好的建议送给各位家长：

一、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言行来自于父母，如果父母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对待工作认真负责，那么孩子以后会有一个积极、认真的人生态度；勤劳，节俭、文明等习惯也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无穷尽的益处。

“做人”是家庭教育的主线。学生掌握了“做人”的准则、完善了“做人”的素质，不但有助于当前的学习，还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脱离家长老师呵护的情况下，理智的、自如的应对未来。为此，我们在家庭教育中注意在“做人”方面给予他充分的教育。我们的主要做法为：示范教育与传统教育相结合、支持并鼓励他参加集体活动。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在学生成长阶段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人的性格表现也因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如果学生所处家庭环境，由于父母经常发生争吵，而充斥着紧张与对抗，这样他往往会封锁自己，不爱与人交流，对任何人都缺乏足够的信任，孤立使他在个别时候遇到某些敏感问题时会采取对抗的心理，情感变化无常，不能自已，甚至有攻击倾向，这是幼时情感受到压抑的结果。同时这样的人往往更加独立，独立意识更强，他们遇事有主见，并不容易改变，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倔”。

二、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如果一个家庭里一直响着麻将声，那么肯定影响孩子的学习。以前，我遇到这样一个家庭，父母每天在家玩麻将，每天家里都有很多人打麻将，玩扑克。家里的孩子做作业也不专心，还不时看他爸爸的牌，关心牌桌上的输赢。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为使其父母明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影响孩子，我多次找到家长与其谈话，并建议家长儿子一起学习，“身教重于言传”，时间一长，潜移默化中，孩子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逐渐培养起学习的兴趣，学习比以前自觉了，认真了。半年过去了，家长以不再玩麻将，孩子的学习也搞上去了，并且多次在数学比赛中获得好的成绩。

事实上，家庭关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并不只是在性格上的，还有包括认知能力、情绪反映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从一个人的行为、情感、性格表现往往能够看出这个家庭关系和环境状况如何。对家长来讲首先要对自己性格表现进行必要的约束，尽量改善遇事的急躁情绪，乱发脾气，及攻击性行为。这样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入手，使孩子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生长环境，同时对孩子进行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引导，使家庭教育成为社会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补充。针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还要对孩子早熟、独立、社会交往等各种问题进行咨询，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对孩子进行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