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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范文精选

传播学

传播学范文第1篇

一、传播学视角下的摇滚乐

摇滚乐自身从创作、制作到演出以及整个的推广过程几乎完整的包含了传播活动的几大类型,并且每一个部分都与摇滚乐的孕育过程非常契合。

1、摇滚乐的传播过程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

摇滚乐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节奏布鲁斯与乡村音乐结合的产物,但是摇滚乐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猫王、披头士、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摇滚乐大师。摇滚乐起源于美国,其最终能够登陆中国以及被崔健将中国的摇滚乐推向了世界等成功的传播范例都依赖于摇滚音乐本身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大众传播。

2、摇滚乐的传播是一种组织传播

摇滚乐的制作与演奏是以摇滚乐队这个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而通过音乐信息的传递将参与摇滚乐制作与演奏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摇滚乐的制作与演奏是由摇滚乐队完成的,每个乐队都是一个团队协作、分工明确的组织。创作者相当于意见领袖和协调师,而主唱则是形象的代表,此外鼓手、贝司手和吉他手完成着各自的使命,最终促成了摇滚乐的传播和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3、摇滚乐的传播是一种群体传播

乐队用旋律、节奏和演唱展示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完成的是自己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听众被乐队的演出所感染,自己心灵舒畅和感动的同时又把信息反馈给乐队。摇滚乐队和听众在现场同时达到情感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受众群体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Byond乐队在北京工体万人演唱会上达到的现场震撼、感人的效果,可看作是群体传播的成功范例。

4、摇滚乐也需要借助大众传播来完成其普及和推广

推广摇滚乐需要借助传统媒介和数字媒介。在大众传播中,摇滚乐可视为以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信息,同时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大众传媒把摇滚乐的相关信息传播给受众,使摇滚乐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时摇滚乐承载的现代艺术特质和天生的争议性,也可以使大众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与包容。从这个分析过程来看,摇滚乐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是由传播覆盖的。传播使摇滚的内化和外现都那么完美,摇滚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然离不开传播的。

二、摇滚乐与传播理论的契合之处

1、摇滚乐的传播效果契合“魔弹论”

摇滚乐带给听众的是震撼和“强”传播效果,是灵魂的契合和心灵的认同,最终使得听众在摇滚乐的批判精神中提升自己。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比较流行的是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论”,虽然“魔弹论”被认为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观点,人们认为它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忽视了客观社会因素,对传播过程所做的描述过于简单。但是对于摇滚乐这种特殊的“传播行为”和真正喜欢并热爱摇滚乐的“受众”来说,用“魔弹论”对它来总结和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摇滚乐和乐迷之间的关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方是全能的“特殊媒介”在发送“信息”,另一方是分散的对摇滚乐有迫切需要的“受众”在等待着接受它。

2、摇滚乐契合“有限效果论”

1960年,克拉帕的《大众传播效果》对从《个人影响》和《人民的选择》以来的“传播流”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有限效果论”,他的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还具体的提出了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其中具体的说明了传播方式和类型其实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原因,而且许多中间关系和连锁关系也很复杂,此外还需要很多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以及媒介本身的条件的支撑才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摇滚乐对不喜欢它的普通受众也许不起作用而仅供娱乐,如果骨子里不喜欢,再怎么去灌输和培养也真的是作用不大,再加上社会客观因素、心理生理因素、媒介本身的条件、复杂的中间关系和连锁关系等对摇滚乐传播过程的影响,导致大众最终接触到的摇滚乐和摇滚文化变了“味道”而失真失实,不再纯粹,所以摇滚乐的粉丝群体基本上比较稳定,只有真正懂它的才爱它。因此,我们自然可以说摇滚乐的“传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效果只是“有限效果”。

3、大众传媒为摇滚乐营造了一种“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并不是真实的客观环境的重现,而是大众媒介对信息的选择加工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现实中的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所以“拟态环境”只是一种“象征性环境”。很多人看到了摇滚乐手奇怪的打扮和穿着以及吼叫和疯狂,因而被带入到摇滚乐所营造的看似浮夸、虚伪、滥情的低俗文化“拟态环境”中,要知道这并不是纯粹的摇滚乐,也不是真正的摇滚文化。摇滚文化除了外在表现之外还有内在思想,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探求过摇滚文化的内涵呢?从这个角度审视摇滚乐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4、摇滚乐契合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发展过程

关于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发展过程,第一,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记忆系统,造成人们知识构成的变化和知识量的增加,这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第二,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价值体系或观念而引起感情或情绪的变化,这属于态度和心理层面上的效果;第三,种种的变化通过言行表现出来,便成了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知和研究分析摇滚乐就会发现,摇滚乐这一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几乎可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层面上的传播效果,摇滚乐文化可以引起人们对于音乐、节奏、另类艺术等相关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也可以引起观众情绪和感情的强烈变化,更能以它深深的感染力吸引观众们参与其中。

三、摇滚乐的传播学意义

传播学范文第2篇

摘要:自网络社交媒体发轫以来,传播的门槛降低,个人的创作潜力不断被放大,形成“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现象。这使得网络生态乱象频生,网民在社交平台上随意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精神伤害。网络暴力问题愈加凸显,造成的后果也愈发严重,因此积极治理网络暴力问题,打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刻不容缓。文章在传播学视角下,从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出发,以传播参与者的心理层面、传播媒介存在的问题及传播环境的独特性分析网络暴力形成的原因,并从网络暴力的遭受者、参与者、旁观者这三方来分析网络暴力的危害,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有效解决网络暴力问题,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发展绿色、健康的网络生态。

关键词:网络暴力;传播学;案例;成因分析;对策

一、网络暴力的概念界定及表现形式

(一)网络暴力的概念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网络暴力这一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各界对网络暴力问题愈加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见解。从国内学者提出的相关概念来看,网络暴力是指在网络技术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网民通过网络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人肉搜索、谣言传播等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他人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二)网络暴力的形式

从信息载体上,可将网络暴力分为文字、图像和视频形式。其中,以文字为载体进行的言语攻击是网络暴力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另外,针对当事人的恶意P图、视频剪辑的内容往往带有暴力、血腥等成分,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从性质上,网络暴力可分为人肉搜索和谣言。人肉搜索主要是利用网络技术收集他人的资料,并将其到网络上。谣言是由他人捏造出来的不实言论。因谣言产生的网络暴力,起初是由他人捏造虚假的信息,通过网民传播形成舆论,进而发酵。有些网络暴力一开始不是因谣言而起,却因谣言使事态发展更为严重。在传播过程中,网民接收到的信息不对等,易造成以讹传讹的现象,导致谣言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网民轻信对当事人不利的谣言,给当事人扣上更多莫须有的罪名,致使网络暴力进一步恶化。

二、网络暴力典型案例及成因分析

(一)网络暴力典型案例

案例一: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事件。2020年7月,杭州某便利店的店主郎某用手机偷拍了一名吴姓女子,视频内容是该女子在自家的小区门口拿快递的过程。紧接着,郎某与何某分别扮演了一名快递员和一名孤身在家照顾孩子的“小富婆”,并以这两个身份在微信上聊天,虚构了“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故事,并到网络平台。很快,此信息在网上被大量转载,不明真相的网民纷纷站出来指责、辱骂女子与快递小哥。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吴姓女子被其所在公司解雇。尽管事情最后得到澄清,造谣者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网络暴力给吴姓女士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及工作上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案例二:韩红、王一博支援河南被质疑事件。2021年7月21日,王一博跟随韩红救援队前往河南灾区进行援救。7月26日,某权威官方微博称,“一些娱乐明星团队自带救援车辆和船只,但操作不专业,往往一条船救援,一条船拍摄,‘像演戏似的’”。字里行间指出他们在帮倒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当时参与救援且自带救援队的明星团队只有王一博跟随的韩红救援队。因此,网民看到文章后纷纷化身审判者,将矛头指向韩红、王一博。一些媒体号在网络上发出带有现场图片的文章,声称拍到的照片中王一博身边有摄影机,指明王一博在摆拍作秀。还有一个自称是“蓝天救援队官方微博”的账号发文指责韩红的救援团队是在给救援工作添麻烦。基于此,网民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援救行为是在作秀,不少网民更是对当事人进行指责、辱骂,甚至恶意P图。对此,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参与河南救灾一事发表了相关声明。随后,相关澄清也越来越多,河南当地的多个官方微博账号对韩红、王一博等人表示了感谢,并指出其团队并未带来任何麻烦。关于媒体号所拍到的摄影机,实则是当地群众手里拿着的拖鞋。所谓“蓝天救援队”则是他人冒充,并非真正的官方账号,而某权威官方微博也将的文章删除了。

(二)网络暴力成因分析

1.传播者的心理

(1)自我实现心理。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接触媒介,从中得到满足[1]。该理论为网民的行为动机作出了解释:网民基于自我实现心理的需求来接触网络媒介,并希望通过其获得心理上的自我满足。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个人的价值实现变得愈发困难,而网络的存在恰恰迎合了网民对自我实现的需求。网络具有匿名、虚拟等特点,因此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中获得认同感与成就感。在众多网络暴力事件中,网民通过持续关注事件发展,并且部分事件的结果获得了大众的认同,这极大地增强了网民的自我满足感。但过度追求自我实现反而容易迷失自我,在网络暴力事件中,网民往往把自己当成虚拟世界的“法官”,以道德之名评判他人,其中往往携带着语言攻击、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披着正义之名行罪恶之事。(2)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2]。网民个体对群体有强烈的依赖,渴望从群体中寻求庇护,并且担心因发表异议而被群体孤立。这也就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产生,即强势意见呈循环上升状态,不断有网民加入其中而声势更加浩大,弱势一方意见逐渐下沉直至被淹没[3]。上文提到的“韩红、王一博救援河南被质疑”事件就是如此,尽管部分网友对其抱着赞赏的态度,但随着网络媒体及其他网友质疑之声不断扩大,支持的言论逐渐被淹没在骂声之中,更多网民加入对当事人的讨伐中。在此情况下,普通网民选择相信主流舆论,失去自己内心的判断,这就是典型的从众心理。(3)网络去抑制性。网络去抑制效应是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时特有的现象。与真实生活中的面对面沟通不同,人们在网络上的感受更为自由,更容易无视各种社会约束或社交禁忌。网络具有高度的随意性、自由性和开放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抑制力的环境下,一些人会将现实生活中压抑住的言行通过网络平台付诸实践。他们通过网络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快与压力,利用攻击性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情绪。

2.传播媒介存在的问题

(1)把关人角色缺失。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只有通过“把关人”审核的信息,才能在传播媒介上,被大众接收。而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可以在没有“把关人”的情况下,直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言论。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上的网民都能参与到新闻传播中,但并非每个人都具备职业操守且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很难判断他们传播信息的真伪性。在“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事件”中,正是把关人角色的缺失,给造谣者传播不实信息提供了机会,让不明真相的网民在这些虚假信息的基础上对当事人实施网络暴力,致使当事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网络缺乏把关人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严重损害了媒介的可信度和社会的道德风尚。(2)传播媒介利益因素。部分新闻媒体为了自身利益,无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通过媒介捏造、放大一些事件,以达到博得公众关注的目的,故意引导网民对事件形成错误认知,引发网民对该事件进行“审判”,而“审判”极易演变为网络暴力。在“韩红、王一博救援河南被质疑”事件中,因拍摄画面比较模糊,并且群众手里拿着的黑拖鞋和摄像机有几分相似,所以网络媒体就把这双拖鞋说成是摄影机,并以此图为证据,大肆报道王一博在作秀。媒体为何针对王一博编造不实新闻?其一,王一博作为当红明星,与其相关的新闻必然带来可观的流量;其二,明星的负面新闻往往更能吸引受众注意。可见,这些媒体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焦点越是敏感,越易受到网民的关注,网络媒体常常通过“轰动效应”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点击[4]。这些新闻媒体不惜对细节添油加醋,捕风捉影,故意制造有争议的话题,为自己谋取利益,完全忽略了新闻的基本原则。

3.传播环境

(1)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是导致网络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大多数人都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在网络平台上注册账号,他们更多使用虚拟的网名注册。所以,在这种虚拟且匿名的环境中,网民通常不会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严格管理,从而极大地减少了自我约束。在匿名群体中,个体的心理压力较小,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即使是对他人进行辱骂攻击,也往往不会承受过多压力。这导致近几年网络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并且有加重的趋势。(2)网络道德审判。网络道德审判指的是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对他人的言行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评判。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网民容易在未得到确切印证的信息中,以情绪化和煽动性的言论对当事人进行批判,更甚者施以语言暴力,这可能给事件主人公带来难以弥补的心理伤害。每个人都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权对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批判,但这些都必须在不违反道德与法律的原则下进行,亦不是对他人实施网络暴力的理由。

作者:林丹 黄嘉欣 单位:仰恩大学

传播学研究2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互联网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对数据价值的探索,它将形成一种从用户数据中获取商业利益的趋势,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到用户的个人隐私。[1]同时由于大数据“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引发了商业模式的巨大变革。[2]因此,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保护个人隐私已经成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利用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大数据时代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以及解决策略,主要从个人隐私问题的概念、新特点、泄露方式、问题现状以及对应的解决策略等几个方面来阐述,以期引起全民对隐私保护的重视,从而形成隐私保护共同体,使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成为社会共识。

一、个人隐私的相关概念

彭万林教授在《民法学》中将隐私定义为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包括日记、照相簿、储蓄、财产状况、通讯秘密等。[3]陈堂发教授认为隐私的实质是“私”和“隐”的组成,私是指在个人空间发生的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而隐是指个人主观上不愿别人获取自己私事的心理和行为动机。[4]隐私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已被研究大概100多年,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既符合时展需求又符合实践检验的定义。

二、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的新特点

1.数据化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典型特征就是隐私的数据化,加剧了隐私的无形化,个人隐私隐藏在数据化的个人信息中。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技术更迭,使得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农业社会受空间距离以及自我意识的限制,个人隐私问题几乎并不存在。工业社会中以数字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促使个人空间隐私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2.商业化在大数据时代,泄露的个人信息很有可能被二次利用,或被私底下进行交易和转让,被不法者用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商业化后的个人信息呈现开放性、全面性的特点,这不仅仅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动态发展趋势,更是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3.换取个性化服务一些互联网商家为我们提供贴心的个性服务的同时,用户的浏览数据也被商家加以采集和分析,借此预测用户的行为,从而实现精准营销,用户实际上是用自己的个人信息换取了商家的个性化服务。[5]在商业领域,个性化服务往往是高品质、人性化服务的体现,但在这种服务的背后,是个人隐私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在无形中引发了各种隐私泄露问题。

三、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泄露的方式

1.社交平台上的隐私泄露移动社交媒体、已成为网民们参与网络生活的主要方式。数以亿计的用户,每天数次把自己的信息上传到他们的社交媒体软件中。由于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看似私密的朋友圈,却存在巨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社交用户主动暴露过多隐私也是造成隐私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刷微博、抖音、头条等几乎成为移动互联网用户每天日常习惯,而新媒体的互动性、即时性、移动性等特点,使得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很容易暴露在各个社交平台。2.物联网中的隐私泄露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和物联网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5G通信时代的来临,网络传输和响应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万物互联时代已不再是空谈。由于物联网设备的保护难度大或者对安全性的忽视,物联网设备极易被攻击者发现和利用,从而导致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6]

四、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问题的现状

1.大数据使个人隐私的边界消失在大数据技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用户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越来越模糊,使得传统的信息保护模式丧失了基本的保护功能。例如用户在登录账号后,信息会在多重交易和多平台介入的情况下,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得不到充分的保护。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对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缺乏足够的重视,将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进而在行业领域形成不良效应,使公民个人信息成为数据交换、信息服务、产业服务的商品。2.数据量过大威胁安全防护系统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数据的收集、处理及整合较为集中,能够将多元化的、多样化的信息数据融合在一起,以此满足服务业和社会公众的发展需求。然而过于集中的数据整合及处理,将使企业面临数据信息泄露的风险。因为数据量的多少将严重影响到安全系统的运行质量,假如安全系统更新和升级速度没有与信息量及数据量的增长和发展速度保持同步,将导致安全系统出现安全漏洞。3.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在大数据技术取得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现有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却相对滞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依旧缺乏较为完善的处罚原则和法律体系,隐私犯罪成本较低,致使侵犯隐私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有需要构建隐私保护法。然而在相关法律体系建成之前,需要经历相对漫长的立法过程,而在此期间,社会公民如何维护个人的隐私,如何用法律武器来对抗隐私犯罪,则成为个人隐私保护的主要困境。

五、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的保护策略

在传播中保护,即在数据隐私传播的全动态过程中,通过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针对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保护手段。但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造成用户信息在传播中保护有一定的影响。彭兰认为“信息茧房”是用户角度“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不利于人们更充分全面地接近真实社会的信息环境,[7]因此必须在传播中保护个人隐私。

(一)加强企业交流,构建隐私保护网络首先,构建“个人隐私保护”共同体。刘陶博士曾指出企业除了在经营管理中加强行业自律外,还需要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使移动应用商、移动软件商、分发服务商、智能终端商形成隐私保护网络,使行业环境成为企业保护个人隐私的驱动力及指向标;其次,解构企业服务机制,使用户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更加清晰,即在企业为用户提供信息或数据服务的过程中,企业应将个人信息授权选项呈现在软件界面,使用户有权选择是否提供个人信息;然后,为了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企业必须确保为用户提供不涉及个人信息的其它服务。此外,针对数据量和防护软件更新速度不同步的问题,企业应从技术研发与产品升级的层面出发,提高对防护软件的资金投入,加大技术的升级力度,以提升隐私保护力度。

(二)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和技术支持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首先,掌握用户隐私数据的公司要承担重要责任,把保护好用户的个人信息作为重中之重,在利用用户数据时,要保障合法合规;其次,要建立问责机制,对于出现的信息泄露问题要及时追查,追究到个人,并在行业内部作为反面典型,以此降低用户信息的泄漏问题;最后,行业可以设立专门的投诉渠道。2.创新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所以,加强安全技术创新是隐私保护必不可少的方式。在当前大数据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企业不顾道德,企图通过发明新技术来模糊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使得用户信息通过各种途径被泄露,所以,应该创新新技术来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3.加强信息防范,提高隐私保护数据意识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为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提供便捷的生活。但潜藏着巨大的隐私风险。因此,用户不能单单依靠互联网公司的行为约束和政府部门的立法保护,公民需要增强隐私安全保护意识和隐私泄露维权意识,防范违法犯罪分子侵犯个人隐私的手段,从源头上杜绝侵犯隐私的事情发生。

(三)加强立法监管,保障用户隐私安全1.完善大数据应用和隐私保护的各种条例必须正视的是,目前缺少综合性隐私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的隐私权保护条款都散见在民法等法律法规中。另一方面,应该把散落在民法、诉讼法、刑法中的隐私权相关法律法规集结整合,建立完善的隐私权保护政策,增强法律的震慑力,让用户被侵权的行为有法可依。最后,相关司法机关应规定网络隐私权的范围,界定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和类型,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用户的义务和权利,并制定侵权人的补偿措施和处罚规定。2.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和治理建设政府要建立监管部门专门对大数据技术使用情况进行综合监管和治理。明确监管和治理主体,设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同时政府应该履行自身的职责与义务,设立相关的规章制度,维护用户的信息安全与稳定。另外,政府和其他互联网采集主体要做好平时的平台系统的监管维护,确保信息平台的稳定性,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作者:王娜娜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

传播学研究3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社会。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新兴概念正渗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信息的传播模式、特征和结构也随之迎来新的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类传播活动转移至互联网空间,使得用户生成的数字轨迹得以被记录。多种形式的海量数据资源急需相应的算法、算力去挖掘。由此,计算传播学应运而生。“计算传播学作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分支之一,致力于寻找传播学可计算化的基因,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1]不同于传统传播学研究所常用的经典定量研究方法,计算与传播的“碰撞”对传播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大数据时代要求传播学学者能够以数据思维和计算方法去重新思考和研究传播学问题。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祝建华认为:“人才是实现学术创新或者形成学术新范式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计算传播学走向‘学术新绿洲’极其重要的一步。”为适应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新要求,多家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融合多方资源推出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推动计算传播学学术发展以及计算传播学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本文聚焦于我国计算传播学实验室人才培养现状,以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室及团队为案例,以望了解当前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的建设情况以及相应培养模式,为未来计算传播学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和借鉴。

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成立情况

2008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建立互联网挖掘实验室,成为当时国际传播学界少有的大数据实验室之一。互联网挖掘实验室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计算传播学学者。与此同时,计算传播学研究也吸引来国内其他志趣相投的学者加入。在计算传播学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多家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研究中心成立,如中山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室、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实验室、暨南大学计算传播研究中心等。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也高度重视计算传播学研究,纷纷组建研究团队以推动计算传播学的发展。各高校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成员往往由多位导师、博后以及博士生和硕士生共同组成。实验室导师专业背景以新闻传播学为主,同时兼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心理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背景。实验室学生的专业背景同样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新闻传播学学科外,还包括物理学、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工商管理等学科。整体来看,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成员队伍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色。经过多年发展,计算传播学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充满学术生命力的“无形学院”。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所专研的方向各有所别。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主要开展关于信息扩散、注意力流动、计算叙事、在线信息传播以及新媒介技术使用等方向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交机器人、舆情传播、健康传播、在线知识传播等;中山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室聚焦于计算政治传播,网络舆情分析与决策建议等方向;深圳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实验室的核心研究方向涉及计算传播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大数据与计算传播方法研究以及数据价值与计算应用研究三大领域;复旦大学计算传播学团队则致力于计算传播理论与方法、基于计算方法的舆论研究、智能媒体与算法社会研究等。各高校计算传播学实验室共同以大数据为驱动、计算科学为方法以及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关注传播学前沿问题,推动计算传播研究与时俱进,多角度、多面向发展。

计算与传播“碰撞”:人才培养新要求

“计算”与“传播”的碰撞是大数据与传统“小数据”的碰撞,是“方法”与“理论”的碰撞,也是文理学科的碰撞。计算传播学的交叉性和跨学科特质对学者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将计算传播学人才所需核心能力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大数据挖掘能力。“计算传播首先提倡的是可计算的传播,数据、算法、算力缺一不可。”[2]因此,数据的获取、处理、分析以及可视化能力成为计算传播学者应有的核心能力之一。用户在互联网上主动或被动留下的数字踪迹成为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数据基础,这要求计算传播学者能够掌握一定的数据获取技术,如通过代码采集数据。对采集到的数据,学者需要进行预处理以去除噪音,并且需要运用合适的计算方法对体量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等。此外,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呈现形式往往区别于传统的统计图表,词云、热力图、网络图谱等新形式需要一定的数据可视化技术支持。大部分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学生由于缺乏相关专业训练,对编程、算法或多或少存在畏难情绪,大数据挖掘能力较为薄弱,补足技术的不足是当务之急。

(二)跨学科思维能力。“作为交叉学科领域,计算传播学的学者应该是具有‘T字形’甚至‘#字形’复合知识结构的人才。”[3]面对新的信息环境,计算传播学者应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包容性和优势。在计算传播学的人才培养中,学生不仅要学习计算科学中的大数据分析方法,也要熟练掌握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统计学的数理基础和相关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正确分析、推演和解决复杂问题。除此之外,计算传播学者在筑牢传播学理论知识基础的同时,也要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以丰富自身理论知识体系。将扎实的理论素养与严谨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保证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三)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识。”[4]这种问题意识体现在学者能够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生活,提出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兼顾的好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分支的计算传播研究应该“在理论或学说的指导下构建缜密的分析框架,进而让数据为问题服务,逐渐开辟发展理论的契机。”[5]与传统传播学研究一致,计算传播学所关注的仍然是人类信息传播行为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而非算法本身的精益求精。计算传播学研究应避免过度依赖算法,通过花哨、复杂的计算方法得到众所周知的结论,陷入“新瓶装旧酒”的局面。而应坚守“以人为本”,对人类传播的新现象、新问题保持较为敏锐的观察力,让“计算”为“理论”提供科学支撑,让“理论”赋予“计算”社会价值。

计算与传播“融合”:人才培养新路径

面对计算与传播的“碰撞”,“融合”成为应对人才培养新要求的关键。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才,需要实现思维、方法以及资源等多要素的大融合。本部分将以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结合其他高校培养方式,对当前计算传播学实验室人才培养路径进行归纳总结。

(一)平时积累选题,时机成熟开始孵化。选题是学术科研中重要的一环,以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为例,实验室每周至少开展两次学术组会,其中一次为文献阅读分享会,阅读的文献不局限于传播学的论文,而是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论文。组会中会结合文献阅读和生活中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提出一些研究选题,选题以公共文档的形式记录,等待数据、方法、人手等各种时机成熟后开始孵化。在具体的孵化过程中围绕选题为中心实行“项目制”,由高年级的同学担任项目负责人,招募低年级组员组成科研攻关小团队,在组员的组成上尽量是理论功底好的同学和技术方法好的同学组队,这样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也能互相学习。在每周的另外一次组会上由导师来把关项目方向的正确性以及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有进展说进展,没进展说问题”是这次组会的核心思想,类似地,“学中做,做中学”“Learningbydoing”也是深圳大学、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的行动哲学。

(二)朋辈互助为主,师辈指导为辅。因为在日常的科研生活中,朋辈之间的交流学习时间远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所以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在每年新学生入学后会进行编程和统计等基本方法的短期速成培训,鼓励低年级的学生在掌握研究方法后,加入师兄师姐的项目,进行朋辈间的学习,从而积累经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导师会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学术经验教给他们,让他们掌握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带领项目团队的能力。这种导师将学术经验和专业素养传递给高年级学生,再由高年级学生帮助和带领低年级学生开展研究的“传-帮-带”模式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团队的运行效率。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也采取类似的培养模式,实验中心教授王成军认为:“传-帮-带,相互带动,可以让小团体有不断前进的动力。”这种薪火相传的模式促使实验中心的研究者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高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自我认同感,也有助于增强实验中心的凝聚力。

(三)跨学科合作,优势互补。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的导师多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科研经历,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合作组办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是提供跨学科资源的一种途径。另外,实验室导师也可加强与院外导师的合作,如深圳大学建立“计算传播学术硕士交叉育人平台”,实验室导师与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导师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对学术硕士进行联合培养,专业硕士则依托健康传播专业平台,由学界和业界导师联合培养。来自不同学科的老师共同指导学生,保证实验室成员在理论把握、数据处理技术等方面能够得到来自专业领域的学术指导。开设跨学科领域相关课程和专业讲座也是提高计算传播学者技能的重要方式。深圳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实验室不定期开展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专题培训;中山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室开展基于R语言的计算传播研究方法教学;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发挥实验室成员多学科背景优势,鼓励组成学习互助小组,实验室成员根据自己专业所长,开展Python、统计学小课堂。通过一系列课程教学,系统学习统计基础、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分析软件应用,既能帮助新加入的低年级成员快速入门,同时也能够培养团队成员互助学习、交流合作的精神。

(四)线上线下连接,形成学术共同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线上线下连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是数字时代组织学术活动的新途径。实验室动员学生积极参与线上的学术讲座、工作坊、学术会议等,汲取计算传播学前沿学术观点和研究经验。另外,也通过线上连接的方式加强各高校计算传播学实验室的交流联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联合中山大学计算传播研究室开展“京广珠论文分享会”。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定期分享讨论与计算传播学相关的论文。联合论文分享会凝聚多方计算传播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在交流中碰撞思维的火花。此外,各实验室整合学习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给更多对计算传播学感兴趣的学者。如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组建苏格拉底学园豆瓣小组、计算传播学豆瓣小组以及第谷读书会等,通过豆瓣、哔哩哔哩等平台分享社会科学、计算社会科学、计算传播学的最新研究、经典著作、计算方法,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计算传播学研究。

(五)产学研联动,学界业界两开花。计算传播学实验室根据国家新文科人才培养理念,不仅指引学生在学术道路上前行,也为有志于进入新闻传播业界工作的学生提供技能学习的机会和积累经验的平台。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与上海学习强国平台合作,鼓励对数据新闻感兴趣的学生加入创作队伍,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新闻选题、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全流程数据新闻创作过程。此外,实验室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由学界、业界联合组织的实践活动和竞赛,如中国数据新闻大赛。在比赛中,学生可以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结合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彰显人文关怀,做出好的新闻作品,为之后在业界开展工作积累经验。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计算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与微热点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传播数据挖掘竞赛每年也吸引着来自各高校的计算传播学人才参与,学者们可以利用微热点提供的宝贵数据资源探索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实现竞赛与学术研究的双赢。结语不同于工业社会专业化分工思想下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互联网时代的数据与计算转向提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而计算传播学人才培养正是以此为目标。面对计算与传播的“碰撞”,实现计算与传播的“融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融合”不是跨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联合跨学科资源,形成跨学科思维、培养跨学科研究能力,进而推动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在碰撞与融合之下,相关实验室建设为计算传播学人才培养提供积极实践,也为探索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路径提供线索。

参考文献:

[1]张伦,王成军,许小可.计算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周葆华.“计算”的传播与“传播”的计算[J].新闻与写作,2020(05):1.

[3]塔娜.“计算传播学”的发展路径:概念、数据及研究领域[J].新闻与写作,2020(05):5-12.

[4]巢乃鹏,黄文森.范式转型与科学意识:计算传播学的新思考[J].新闻与写作,2020(05):13-18.

传播学范文第3篇

[摘要]在传播学视阈下,课程思政教学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人类传播活动,因此研究其传播因素特征对提升教学效果有重要意义。根据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传播模式,研究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学生、讯息的传播特点,并提出课堂教学在材料准备、课程设计、教学反馈等方面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课程思政;传播学视阈;课堂教学优化

一、研究意义与文献综述

由“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所构成的大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普遍践行的主流教育理念。[1]具体到学校层面,应在顶层设计上铺设思政教育网,既要抓住“思政课”这一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也不能放松与学生学习联系更为紧密的专业课中的“课程思政”。从传播学视阈出发,教学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人类传播活动,教学效果的好坏受到传播主体、客体、内容、方法等条件的制约。不同于专业课教学,课程思政教学因隐性教育、重视观点性传播的特点,其课堂教学的设计必然要发生改变,从传播规律出发掌握一定的传播技巧将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因此,以传播学视阈对课程思政课堂教学重新进行思考与构建,对课程思政教学有重要意义。目前从传播学视阈研究课程思政的成果不多。付李琢、贺小飞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理论思考,把课程思政的传播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提出课程思政传播力的提升路径。[2]丁蕾以“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研究课程思政的传播价值与价值传播,助推课程思政教育创新。[3]在现有的研究中,从传播学视阈研究课程思政价值与意义的多,验证了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框架研究课程思政教学的合理性,肯定了其积极意义,提供了可行且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二、传播学视阈下课程思政教学因素特征分析

根据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传播模式(图1),传播者和受传者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在传播过程中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传播的主体,在信息的循环交流中,彼此互为编码者、释码者和译码者。此模式强调传播双方的互动性与信息的循环性,以及传播双方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与功能。思政内容更多的是意义的传递,而非完全的知识传授,意义的传播效力更需要沟通交流的反馈过程来检验,因此这一模式能够弥补课堂讲授的单向性问题。同时这一模式更适用于人际传播过程,而在翻转课堂等“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教学理念倡导下,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更趋向于在说服与沟通情感方面有优势的人际传播。但在使用此模式研究课程思政教学因素特征时,需要注意课堂传播双方的关系并非如理论所述的完全对等,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确实占据组织与主导的地位,在知识水平及权威性上师生也呈现出高低的差异。

(一)教师:强化综合素质与“偶像化”特征教师作为课程思政内容传播的主体,也是思政内容的编码者,思政内容的讲授不仅仅要依托于专业知识,同时还要结合教师的思想意识、生活经历来对思政素材进行符号化的编码与意义的赋予。所以要做好课程思政工作,首先要求教师具有比较全面的综合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理论素质、人格素质、能力素质等。思政内容不像专业知识有课本、非常明确的知识体系可供遵循,而是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教师自主取材与加工。政治素质与理论素质扎实,教师才能挖掘出思政素材,在日常生活、媒介接触、知识储备、课程准备中具备一定的敏感度,解决“思政讲什么”的问题,并保证思政内容的正确性。而如何使思政内容达到“育人”的目的,就要求教师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人格素质,崇高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敬业爱生的师德素质,真挚美善的情感素质,坚持真理孜孜求索的学术素质,以及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经教师人格素质浸润的思政内容才能获得学生的情感认同,真正实现“言传身教”。教师在思政教学中的能力素质主要体现为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没有教学支撑的科研如浮萍,而没有科研加持的教学如沉潭之水,科研为教学提供了进化的空间,是教师的核心能力之一。同时思政内容的学习更需要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因此教师要具备能在实践中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能够策划、组织、参与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达成教学、科研、实践能力的合一。同时,教师在教学传播中的角色还应体现出“偶像化”特征。勒庞认为群体中应该有“群体灵魂”,涂尔干同样也提出了“群体意识”的说法,群体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可以承担起传播意识形态的领袖职责,成为群体的共同“意识”与“灵魂”,其提出的观点与主张能够得到群体成员的拥趸,从而影响群体意识。拉扎斯菲尔德在他的二级传播理论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概念,即“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具有较高可信度与权威性,并且能够影响他人意识的人。无论是群体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还是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其共同特点都是可信赖、能够改变或强化他人意识。“偶像化”与“意见领袖”有一定明显的特征:感官鲜明或独特,拥有在群体心目中至关重要的美德、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勇气。[4]教师即使不做学生群体的“领袖”,也需要有一定“偶像化”的特征,通过人格魅力的感染让学生由内而外地信服教师的观点。“偶像化”特征是需要有意识培养的,比如教师要注意着装与气质的培养,不修边幅的形象很难让学生产生信赖感;教师的语言表达艺术也很重要,有情绪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更易获得学生的喜爱;更重要的是教师立身处世要“正”,这不是在学生面前设定的“人设”,而是在生活与工作细节中体现出的人格修养,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意识。

(二)讯息:思政内容的隐性传播特点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对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做出了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从指导纲要的意见来看,课程思政内容体现出弱知识性、重意识性的特点,体现为意识的隐性教育,而非知识的显性教育。隐性教育意味着思政知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无意识学习,通常是以专业知识相关内容为引,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经过学生自身心理经验的内化后,形成情感与意识的认同。隐性教育的学习效果是非即时性的,并非立刻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而是让学生不知不觉受到意识的感召和影响。隐性学习效果难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即时评测,但在知识内化成为学生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后,将会以态度、行为等方式显现出来,这种影响将是长期且深刻的。同时思政内容的涵盖范围非常广博,涉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法律意识、个人品质、科学精神、创新能力、人文素养等。融入专业课中往往没有既定的知识体系与规范,这就需要教师能够提炼出专业课程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拓展专业课的深度、广度和温度,让知识更具人文情怀。

(三)学生:接受心理的共性与个性在传播的“循环模式”中学生也是传播的主体,既是思政内容的释码者与译码者,也是个人行为反馈的编码者。学生接收经教师编码的讯息后,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心理经验,解读讯息符号,解释内涵意义。然后再把个人意识与行为进行编码,以符号讯息的方式反馈给教师。把学生看作“主体”,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给予学生表达自我、独立思考的权利,让学生参与到信息的交流中来。作为思政信息接受主体的学生,在接受行为与心理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体现为受教状态的自然性、受教心理的非逆反性、受教过程的愉悦性、受教效用的可持续性。[5]学生在专业课的课堂中往往意识不到思政教育的存在,因此从专业知识中升华的思政内容更容易被接受,可以避免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带来的逆反心理。思政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明真理、树理想、守信念,归根结底是以人性之美、道德之美、信念之美去熏陶感化学生,而“美”的意识一定会带给人愉悦的心灵体验。专业课程中融会思政内容,会让学生对理性的知识产生感性的认识,使知识技能得到情感的升华。学生同时也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接受心理和行为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充分了解学情,才能因材施教,避免学生受教中的逆反心理。比如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学生对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性内容接受能力较差,教师就应尽量把思政内容具化为易于理解的、与学生经验紧密相关的案例,适当降低其学理性,并用通俗生动的语汇表述出来。

三、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找准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把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首先教师要对思政教育有正确的理解。思政教育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要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董奇所说,好老师以理想信念指引教书育人;以道德情操践行言传身教;以扎实学识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统一;以仁爱之心不辍问道和反哺社会。[6]所以课程思政的根本落脚点在于“立德树人”,在于培养经得起风雨、担得起责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其次,如何找准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是专业教师面临的现实问题。要在专业课程中找到可以和思政理论相融合的契合点,并把抽象的思政理论具化成生动的思政实践,从价值层面感染学生、从情感层面打动学生。

(二)合理备制课程思政教学材料教师要做好编码者,通过精心组织思政内容,正确表达思政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思政相关资料往往抽象程度比较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因此教师在备制教学资料时就要合理筛选,尤其不可“强行”思政,加入一些与专业课程内容关联不大的或过于晦涩难懂的思政材料,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非但不会让学生受到思政教育的启发,反而会伤害学生的情感与学习积极性。思政教育主要是触发学生的情感机制,从而产生价值认同,因此需要提炼出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在选择材料时可使用生动的思政案例,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比如在讲授公共关系学“公关对话范式的价值维度”这一知识点时,要引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思政材料,由于倡议的内容非常系统且广博,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从一个感人至深的中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公路的故事切入,让学生感佩于中巴友谊的同时,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共荣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三)巧妙设计思政内容融入角度设计课程思政知识点时,要巧妙寻找与专业知识融合的切入点,符合思政内容的隐性传播特点,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准备课程时,把思政内容纳入整体授课思维模式中,让课程思政走向教学常态化,并通过教学反馈不断打磨。比如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徐飞主任在题为《创新、创业、创意三重奏———从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的讲座中提到Vickrey拍卖理论时,就做了一个巧妙的升华:在二价拍卖机制下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说真话,由此引申到做人要真实坦荡,从长久发展看才能利人又利己。很多被广泛认可的专业理论本身就蕴含着“真、善、美”,教师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正能量挖掘出来,从而达到培育“全健康”人才的目的。

(四)建立顺畅有效的反馈机制在传播的“循环模式”中,讯息的及时交流与反馈是传播过程的关键,同样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获取学生有效的反馈信息,可以检验思政教育的效果,并对之后的教学做出调整与改进。但课程思政教育很难通过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教学效果做出量化的评测,而是需要从学生的态度、行为的转变去评价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在教学中增加与思政内容相关的、让学生表达自我观点的实践环节或课堂讨论环节来获得学生的反馈,检验学生的“态度”层面是否改变。或是与校园的第二课堂、学生活动相配合,考察学生的“行为”层面,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检验学生的品格修养与价值观念。

作者:靳依蒙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

传播学课堂研究2

本土剧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滋养人民心性的重要因素,是地方在文化自觉、民族在文化自信以及国家在文化强国和文化安全方面重视程度和发展现状的体现。本土剧外宣翻译是本土剧传播的重要途径。本土剧外宣翻译的内外驱动本土剧是地方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本土剧对外传播的步伐,文化的个性使各种文化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外宣翻译好比跨越鸿沟的桥梁,作为对外传播的一种方式,其有语码转化、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功能,对本土剧的翻译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本土剧外宣翻译,主要从具有地方特色或本土创作的地方戏剧、舞台剧、影视剧等的剧本翻译、宣传资料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角度进行研究。本土剧的外宣翻译有利于观众融入本土文化中,有利于译语观众获得愉悦的观剧体验,使本土剧在海外的有效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能有效提高外来游客的舒适度和旅游的体验感,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为地方打造一张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乐山本土剧及其外宣翻译现状乐山本土剧是乐山人“记忆的背影”,是乐山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乐山悠久的历史和文明。1988年6月乐山市首届文化节开幕,《大佛传奇》《采石大捷》《文字狱》《乌台诗案》等本土剧上演,深受观众好评与喜爱。此后,乐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乐山本土文化发展。乐山方言喜剧电影《小城轶事之人怕出名猪怕壮》、现代川剧《神秘的大佛》、大型舞台剧《海棠花开》《只有峨眉山》、网络电影《疯狂的大佛》等影视作品问世。同时,乐山市川剧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逐步取得成效,创造出崭新的演出模式。这些优秀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乐山的人文精神、悠久历史、艺术品格和社会风貌。本土剧包括川剧、舞台剧、影视剧等形式。笔者主要从剧本翻译、宣传资料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角度进行本土剧外宣翻译研究。当前对乐山本土剧的研究较少,这与乐山市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加强国际传播力的战略目标不符,背离了“一带一路”倡议。截至笔者撰稿时,以“乐山”“剧”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仅能搜索到14篇相关文章。对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进行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乐山本土剧的特点生动有趣的方言乐山本土剧语言的包容性极强,除文言词语、古语词、外来音译词外,容纳、汲取了丰富的乐山本土方言,如同大杂烩一般,各种特色语言在此进行融合加工,而最为显眼的就是方言[1]。乐山方言的特点在于急促厚重。历史上,四川各民族间语言交融,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使得当地语言环境极为复杂。另外,从地理环境看,四川省是我国地形复杂、河流山脉众多的代表省份。当移民进入四川后,复杂的地形导致人们居住分布不均匀。四川方言正是经过长期的竞争、整合、重组后得以形成的。乐山方言以底层的方式保留了较多古代巴蜀语言的特征,乐山话在整个四川方言系统中独具魅力,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突出特点[2]。突出的地方风俗、民族特点乐山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常住少数民族41个,其中彝族、回族、苗族三个民族人口较多,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9%,多民族的特征给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3]。

乐山的民俗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乐山人珍视的文化遗产。如藏历年、羌历年、彝族年、开斋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铜河花灯、铜河号子、金钱板、变脸、抬工号子等民俗文化;夹江堂灯戏、犍为麒麟灯、彝族达体舞、铜河山歌、峨眉堂灯、羊皮鼓舞、荞子舞等民间歌舞。这些民族民俗文化融入乐山本土剧中,尤其在民族音乐剧《美神·甘嫫阿妞》、堂灯戏《退彩礼》、夹江《纸乡秧歌》中表现突出。浓郁的宗教文化部分乐山本土剧有着浓郁的宗教文化。如本土影视剧《神秘的大佛》、川剧《天下一佛》《大佛·海通》、网络电影《疯狂的大佛》等。乐山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宗教文化载体众多。乐山宗教文化历史久远,周成王时峨眉道教兴起,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峨眉山,明清时期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先后传入乐山。其中,佛教最具影响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唐代乐山佛教空前繁荣,乐山成为川西佛教文化带和西南佛教文化带的重要所在地。乐山现有宗教文化遗存200余处,已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102处。峨眉山是享誉全球的佛教圣地、国家5A级景区。峨眉山共计有26座寺庙,如报国寺、清音阁、万年寺等,每年各种佛事活动不断,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乐山市内星罗棋布的寺院保存着大量远古文明的结晶,蕴含众多神秘的佛教文化[4]。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的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传播学在翻译中的运用传播是信息的传递。传播学的理论从20世纪末逐渐受到译介的关注,并逐渐运用于翻译研究中。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传播学的“5W”模式,即谁传播、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向谁传播、传播效果如何[5]。奈达在文章《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强调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和不可分割性[6]。文化翻译学派领军人物苏姗·巴斯奈特也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7]。翻译、语言和文化三者不可分割,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乐山本土剧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广大劳动者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体现了乐山人民的生活风貌和精神文化。本土文化外宣翻译时要注重对本土文化负载词、本土语言、民族文化渗透等内容的翻译,将其作为跨文化的传播活动。

本土剧翻译是本土剧传播的手段,本土剧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播。在翻译传播学模式中融入本土剧,可以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同,让文化真正传播出去。翻译传播学视域下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模式“翻译传播学将传播主体、信息、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学概念和范畴引入翻译学领域,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参照系,并借此实现了对翻译活动传播本质属性的新认识。”从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的角度来说,就是译者(Who)把乐山本土剧(What)用文字、语言等方式传播给目的语受众,使其明白并接受本土剧(Withwhateffect)。在翻译传播学视域下,译者需要全面了解乐山本土剧的文字信息,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民俗文化含义,对源语本土剧文字进行解码,并依据自身对源语文字及文化的理解,对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取舍,然后用目的语对其进行转换。转换后的译文借助媒介传播给目的语读者,使译文得到理解和接受,产生文化认同,实现传播目的。本土剧外宣传播过程中的译者亦是传播者,观众也是目的语读者,译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翻译传播的客体就是本土剧剧目中涉及文字的部分,其中包括剧本、台词、本土文化元素的解读说明等。本土剧传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中介物和工具、讯息传递的渠道等。另外,译文质量及被传播者的接受度决定了本土剧翻译传播的效果。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难点突破

1.“音译+字幕”注释,保留方言的原汁原味方言的广泛使用增加了本土剧的趣味性,使本土剧更加生动。有的方言甚至会反复出现,且具有特殊的地方特色文化内涵。针对这一类方言,可进行注释,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方言、剧情及语言所表达的情感效果。例如,乐山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成都天音奇林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乐山拍摄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是典型的川味喜剧,其使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共同拍摄而成,方言的使用让该剧目极具幽默感。其中“幺儿”这个词反复出现,电影的剧情也围绕剧中主角沈一金及他的“幺儿”展开。“幺儿”在电影字幕中的英文翻译为“Baby”。“Baby”这个词能表达“婴儿、老幺、宝贝儿”的意思,确实能把“幺儿”的大部分意思展现出来,但方言中侧重表达爱称,可考虑在屏幕上方增加字幕注释,说明“幺儿”的读音和含义,并说明此称呼常出现在川渝地区的方言里,表达长辈(不仅仅是父母)对子女或宠物的疼爱之情(Theelders,notonlyparents,expresstheaffectionforchildren,pets,etc.)这样目的语观众就能在观影过程中对此方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并能充分理解社区工作人员要求沈一金和猪“幺儿”做亲子鉴定的荒唐。

2.音译再现民族风韵民族特色常依附于民族语言得以呈现。以民族为背景的本土剧中常出现民族语言。译文的优劣直接决定能否再现这些语言中的民族风韵。民族语言有独特的发音和内涵,一般情况下,音译可再现读音特色,夹注可再现语言内涵。但在故事性的剧目中无需进行夹注。例如,“甘嫫阿妞”是我国明朝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生活在四川峨边彝区甘家火史山山寨。她是一位绝色的彝族女性,在遭遇强权时宁死不屈。人们通过整理和挖掘以“甘嫫阿妞”为原型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创作了相应的民族音乐剧。在翻译“甘嫫阿妞”时,需要考虑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在以音乐剧、影视剧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除对“甘嫫阿妞”进行音译外,无需再对其内涵进行夹注说明。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甘嫫阿妞对暴政和压迫的反抗意识显现出来。她刚烈不屈,用生命捍卫了贞洁与尊严,对彝族人民影响较大。若在一开始就夹注说明,进行详细解释,难免会给观众以剧透之感,从而影响目的语观众的观剧体验。

3.字幕注释传达宗教意蕴我国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英译复杂且难度较大。乐山本土剧的创作受本地宗教文化影响较多,常含有宗教元素。在佛教圣地等旅游景点的纪录片中,对宗教文化的谈论往往比较深入,翻译难度较大。在故事性剧目中,对宗教文化的翻译可采取意译加注释的方法,在传达宗教意蕴的同时,保证故事情节的流畅性。例如,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乐山拍摄的《神秘的大佛》。因年代久远,该剧暂没有官方的字幕翻译。该剧以大佛为主线,在电影中出现了宗教文化中的佛教用语,尤其是人物司徒俊在了解峨眉山报国寺的圣积寺(圣积寺,古代名为慈福院),以及海能法师介绍乐山大佛时,使用的佛教语言最多。如“400多年前,紫铜铸造的圣积寺铜塔,塔高两丈一,共12层。塔的四周铸刻着4700余尊佛像和华严经的全文”这句话中,翻译的难点应该是“圣积寺”和“华严经”两个佛教文化负载词。在翻译“圣积寺”时,结合它正好出现在司徒俊一边登山一边参观峨眉山的途中这一情节,可在字幕中加注,简要说明圣积寺在峨眉山的具体位置——位于峨眉城南2.5公里处,为入山第一大寺(ShengjiTemple,theancientTzuFucourtyard.Located2.5kmtothesouthofMount.Emei,itisthelargesttempleinthemountain)。再加上原文中对圣积寺的介绍,观影者对圣积寺就会有比较详尽的了解。乐山本土剧融入了生动的方言、多彩的地方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以及浓郁的宗教文化。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其传播的各种元素,译者在充分了解原文本的基础上,考虑传播信息的特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特点等,可采用音译、字幕注释及“音译+字幕”注释的方式,以达到观众的预期观剧效果。

作者:析西 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传播学课堂研究3

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

1.新闻传播研究的阐释危机。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年度词汇,认为新的媒体和信息环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西方知识界聚焦“假新闻”追踪与新闻事实核查,希望借此重塑信息传播秩序。然而,六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变得更加糟糕,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新闻业表现出的信息失真、秩序混乱、立场先行,似乎更加暴露了其新闻传播理论困境的根本性、彻底性矛盾。究其原因,西方基于职业准则和报道技术的“西方新闻传播观”缺少对新闻真实和社会真实间复杂关系的理解,缺少对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社会结构和技术变革影响的认识,缺少对新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洞察——“西方新闻传播观”及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落后既对世界性问题缺乏解释力,同时地基不牢的新闻实践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实际上具备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旨,不仅在于中国知识界试图摆脱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内在紧张的蓬勃动力,更是希冀中国的知识体系创新可以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性难题,并作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回应。2022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召开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30余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范式转型和主体构建等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这正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2.作为“支点”的新闻传播研究。受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典范的新闻职业教育和研究传统影响,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两个方式展开,试图建立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因素是复杂而彼此勾连的,如果只看到“黑天鹅”事件中的虚假信息,而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长期以来文化精英所把持的真相阐释权的解构,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是社会撕裂和政治经济两极化的结构性矛盾,“假新闻”研究自然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运动,同时也再次回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窠臼。与此同时,虽然媒介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不可取,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确实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与媒介看作“支点”,撬动了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比如,内容维度的新闻叙事及其叙事症候(narrativesymptom)反映了历史与现实、全球与地方、观念与制度的诸多剖面,是打开文化价值观、国际舆论战、意识形态分歧等热点问题的钥匙;而形式维度的传播媒介及其媒介逻辑则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元过程,形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视角。

传播学范文第4篇

广播出现以后,电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娱乐方式自然成为每个广播电台不可或缺的节目。由于广播的娱乐节目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竞争中,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断改良、创新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无形之中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广播的出现对戏曲演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们演唱的戏曲在各大广播电台播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逐渐脱离在社会下层表演曲艺来维持生活的命运。广播的产生给传统的戏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而到戏院看戏是最受百姓欢迎的,随着无线电的迅猛发展,收音机的普及,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种多样的娱乐节目,这使得很多拥有收音机的观众不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看传统的戏剧表演,这大大降低了戏院的上座率。无线电的产生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传统戏剧的革新,扩大戏剧的影响范围,但无形中成为了传统戏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播对唱片的影响

最初唱片仅仅是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品,所以唱片作为一种小众的娱乐工具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小。无线电传入中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许多民营电台,民营电台的设施不完善、资金不充裕,仅靠一些广告费来支撑电台的运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承担不起经常请一些名人、演唱家、乐团等来电台做现场演出,这时唱片就成为这些民营电台的首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发价为2元2角。这样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后还可反复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为了各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重要素材。但电台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1935年6月末,英商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以欧美各国颁布的有关唱片的法规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电台播送该公司唱片须得该公司允可,及预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项规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报》刊载司法院对此事的决议:留声机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无专有公开演奏之权。购买人本其所有权作用,无论如何使用,应任凭自由,出售人、制造人、发行人均不得干涉。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足以看到唱片已经不再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它已经成为各大广播电台不可缺少的一档节目。

三、结语

传播学范文第5篇

接收者接收者又称受众,是传播活动的目的与方向。服装表演的传播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受众通常情况下有两种类型:纯粹受众和介质受众。纯粹受众顾名思义就是终极受众人,而介质受众则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接收者也是传播者。⑤从狭义角度来看,由于服装表演的类型不同,决定了不同受众群体。例如流行导向型服装表演的受众是业内专业人士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同时他们也是介质受众。从广义角度来看,一些通过介质受众的再次传播,接收到信息的最终受众,或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以光碟、电视转播、杂志、网站等途径关注一场服装表演情况的个人或群体,也是一场服装表演的受众。

二、服装表演的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互动介质,是接收者能够接受、使用和传递的。服装表演传播的具体内容:服装表演主题,服装系列风格,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品牌的文化内涵,服装的结构、款式、色彩、面料、装饰细节等。根据不同服装表演的类型,传播内容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变化。例如流行导向型服装表演的目的在于预测新一季的流行趋势,其传播内容从狭义角度看侧重服装的款式、面料、色彩,从广义角度理解侧重传播时尚与流行的新趋势。

三、服装表演传播方式

服装表演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并不是单一且一成不变的,而是呈多元化的,通过不同内容、手段和策略呈现于受众的面前,提高信息传达的表现效益。

(一)舞台美术设计舞台美术设计属于舞台表演艺术的一种,是传播者向接收者传播信息的重要策略之一。舞台美术设计包括表演场地、舞台装置等。表演场地有室内和室外之分,表演场地的选择决定服装表演舞美设计的风格,同时表演场地本身的确定也会向受众传达出一定的信息。舞台装置包括舞台、灯光、背景。例如,舞台背景能够立意明确、标题醒目地将服装表演的主题信息和主办方的信息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它是服装表演开场前相对较直观的传播信息内容的一种方式。

(二)服装表演音乐服装表演音乐也是服装表演中信息的重要表现方式,属于服装表演传播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的不同风格、不同韵律和节奏,往往能够将不同服装风格的情感有力地通过非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传播给观众的同时引起观众的联想,使观众产生共鸣。

(三)舞台调度与表演形式舞台调度的设计与编排是编导通过对模特的方位、关系、空间层次的把握,以巧妙的艺术构思,迎合服装表演内容的同时使舞台整体空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例如模特横向调度通常用一套完整的系列服装,给观众整体感和系列感,使服装达到最佳展示效果。四、服装表演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传播行为的物质手段。“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

服装表演的传播媒介包括:新闻会、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

(一)报纸报纸的时效性相对较弱,选择性和保存性较强,但感染力相对较弱。考虑到报纸的传播特点,服装表演的内容常以活动的宣传、会的新闻采访、评论或最新流行趋势介绍等形式出现于报纸上。

(二)杂志杂志的选择性和保存性也较强,但时效性较差,适合深度报道。杂志在服装表演的众多媒介中是一个较专业的平面媒体,拥有大量时装会的精美走秀图片以及相关资讯。杂志社通过服装公司免费服装赞助进行大片拍摄的同时,也为该服装品牌进行了广告宣传。

(三)电视电视的时效性较强,但保存性与选择性相对较弱,信息转瞬即逝,难以展示相对较繁琐的内容。由于电视与广播的相似特点,迫使其在传播过程中更适合简单的宣传和呈现,不适合过多的解说和评论。相对单一类型的传播而言,所产生的效果更加显著。

(四)网络网络具有时效性、保存性、选择性均较强的优势。由于网络的信息量大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服装表演与网络的合作机会也相对较多。网络对服装表演进行报道的形式有视频直播、图文并茂专题报道、服装时尚信息的专业网站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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