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你同行

——我伴丈夫走过艰辛考研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叫冯瑞华，今年38岁，是鼎城区雷公庙镇一位普通农民，虽然只有大专文化，但大家都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硕士生导师”，培养了一个硕士生丈夫。我的丈夫谭国光，今年41岁，原是鼎城区雷公庙镇农民，没有上过大学，从24岁开始报考研究生，此后16年里考研13次，终于在40岁这年挤上了“考研末班车”，现在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深圳青年》、《三湘都市报》、湖南卫视等媒体将这一全国罕见的农民考研典型作了祥实的报道。十六年风雨人生路，我与丈夫携手行，真是感慨万千。下面，我就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16年来我和丈夫走过的这段充满汗水和泪水的人生旅程。

我与丈夫原本相识于1984年秋天。当时，我们怀着各自的人生理想一起来到位于雷公庙镇境内的常德县农民中专求学，又恰好在一个班。虽然是学的农学专业知识，但我发现，有个叫谭国光的同学倒是有些与众不同，他会讲日语，并且还在暗自攻读大学历史专业课程！我很惊讶、很佩服，也很赞赏这个诚实好学却口齿木纳的人。出于感动，我还几次提出向他请教日语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俩的初步交往。1985年夏天农校毕业后我们“哪里来回哪里去”，又各自回到老家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此后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1989年初，我与伙伴一起去母校拜望老师，从老师那里才听说我们的老同学谭国光毕业后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受聘在乡政府当助理秘书，每月只拿70—80元工资。为了读书求学，一直没有成家立业。一个二十老几的农村伢子，还在发什么报考研究生的“瘾”。在好奇心和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驱使下，我决定去看望他。想不到这一次简单的老同学相会，成就了我俩的初恋。谭国光向我倾诉了他考研的想法和生活的苦衷。作为他的老同学和恋人，我在为他的执着与痴迷精神所感动，并决定要嫁给他，与他一起承担生活的艰辛。当年国庆节，凑了几百元钱，我们办了个十分简朴的婚礼，双方几乎没请什么客，没买什么东西，就我添了一套红秋衫，他买了一件价值7元的衬衣。婚后，他继续在乡里边工作边“考研”，我就独自住在他破旧的老屋里插几亩薄田，为他提供衣食保障。可以说，那是我们一段最幸福又是最艰辛的日子。周末回家，我经常叮嘱他，“考研”要加劲，工作也要干好。他理解妻子的深情和期望，笨拙的嘴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就只能利用有限的闲暇多做家务、多干农活来关心、报答我。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支持、帮助，共同创建我们清贫的家园。有时，晚上10点多钟，小俩口还借助月光打着手电筒在山坡地里栽油菜、在水旱不保的山土旁田里抢收晚稻。后来，我们的孩子出生，负担更重了，家务更多了，我一个人身单力薄应付不了。国光就只好辞了乡里的工作，回家与我一同操持家务，种田、承包鱼池、栽种桔园。但我们那个贫瘠的山村水旱不保，收成很低，单靠勤劳苦做还是难以养家糊口，何况还要为他抽出一点钱来买书籍资料。1994年初，我就与丈夫商量，决定发挥我的专长，在镇上办起了全镇第一家私立幼儿园，才基本上有了一点经济收入，为丈夫圆他的“考研梦”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支持。

我丈夫是位本份的农民，比农民还农民，说起来根本与“考研”无缘。从1988年首次报考研究生，到1999年快过36岁生日的时候，掐指一算，他已整整考了十年！却总因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而与录取通知失之交臂。本来，经济拮据、家庭困难，而又老大不小的他自觉在社会上地位卑微，在家中能耐有限，就只能认定“考研”这条“死理”。而眼前，他有一种大势已去、好似走到悬崖绝壁的感觉，甚至天天都在做恶梦。作为妻子，在他考研的10多年里我不知道背着他流下了多少泪水，也不知多少次做过他的转化工作，让他从消沉中振奋起来，从失败中站立起来。丈夫坚定不移求学的信念，也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我暗暗发誓，这辈子我都要无怨无悔支持丈夫的事业，克服万难帮助他成就理想。

1995年元月16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对我来说十分委屈和蒙羞的日子。我一大早就送他赶到市里的“考研”考场后，就顺便从市里带了一批年画、对联、历书等过年用品赶回乡墟场摆了个小地摊。谁知没开张就遭遇了一场浩劫；一群管市场的人涌过来叫我拿出营业手续来，我是临时起意赚点小钱，根本也不知道该办什么手续才能赶集卖东西。于是，价值600多元的东西在你拉我扯中被全部没收卷走，没赚一分还亏得我血本无归，无法向国光交待！这是我们家一笔最大的现款呀！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情绪，我只能默默忍受，并在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笔巨大的损失弥补回来，还要多赚几个，为了家庭，为了国光。以后，每年的春节前，我都会在国光“考研”的日子里独自一人骑自行车驮着一些年画、对联等年货到处买，从远处的临澧珠日、庵嗣、柏枝等乡镇到本地附近的石板滩、蔡家岗等墟场，一次又一次忍饥挨饿，不分昼夜地赚回一些小孩的学费和丈夫的书本费以及一些油盐柴米钱。

一次报考广西师大失败后，国光经过冷静思考，显得有些气馁和退缩，他自言自语道：“何苦呢，难道我就只有这条路可走？不考了吧，继续搞水泥推销或回去种几亩田也饿不死人呀！”当时，我握住丈夫的手，流着泪说：“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前功尽弃呀，我相信，坚持下去，命运肯定不会辜负我们的，人家不信你，有我信呢。”这次，丈夫也流泪了，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们不能放弃，不能认输，我们会赢的。”经过十二次屡战屡败的经历后，好长一段时间，国光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只是，闲暇之余，我经常看到他一次又一次摸了又摸那一摞快拌成咸菜样的“考研”书籍和资料。

1995年，国光又去乡办水泥厂当销售员。刚开始，效益还好。后来，渐渐有些货转变成了赊帐，而且数字越来越大，很难收回，连厂里的清欠任务也难以完成了。他精神压力很大，眼看“考研”路难以走下去了。这时，我只好放弃了办得一度红火的幼儿园，把孩子安顿好后，天天跟着他一同押车、一同上门收帐结帐，这才扭转了形势，回收了大部分帐款；同时，又继续给他打气，“国光，考研的事不要半途而废啊！”还多次给他买回一本本厚厚的词典和书刊资料来鼓励他。

当年夏天，丈夫还兴致勃勃地去衡阳市南岳区参加了一次招聘机关公务员的考试。送他走后，我就独自一人在家搞了几天“双抢”。几天后，他中午回到家，看到我累得倒在阶沿上睡起了“午觉”，孩子在一旁哇哇地闹着肚子饿了也没闹醒我的时候，很少流泪的他竟忍不住又一次掉下了一串串长长的泪水……我醒来看到身旁的孩子和丈夫，竟也委曲得大哭起来。

2000年12月，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国光被引荐到某所高职院校读书，当朋友费尽口舌将他作为一例“特殊人才”向校方详细推介一番后，校领导当即表态：不须试讲，明天就来校报到上课，待遇优惠！在这里，他如鱼得水，讲历史、讲政治理论，忙得津津有味、井井有条，深得校方宠爱和学生们欢迎。

在我丈夫频频苦学的精神感召下，我也加入了学习行列。本来我们俩都是从县农校毕业的，我原来的文化水平也就是个中专毕业。在这些年丈夫给我的鼓励和促动下，我有时间就自学，不懂的就向他求教，也考取了大专学历。2002年9月，在他的推荐下，我有幸被湖南同德职业学院聘为教师，当上了班主任，学识也在一天天长进。同时，我们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聪明伶俐，也在爸爸的帮助下学会了简单的日语，并时不时唱几曲日语歌曲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为我们的“学习型”小家庭增添了不少的亮色！

2001年，国光教过一段书后，我想他今后还得教大学、搞研究呀！于是我又一次鼓励他，让他第十一次报考研究生。我清楚地知道，丈夫要想顺利过关，在专业课上问题已经不大了，主要难点是外语这一关。特别是2003年最后一次考研时，外语听力要计入总分成绩。以前，我给他买过无数个收录机、随身听，都差不多用坏了。这次离考试仅差20天时间了，最后一个随身听又恰巧坏了。我一狠心，把自己准备去医院看病的钱拿出几十元又给他买了一个急用。2003年，他终于以总分343分的高分被重庆师范大学录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7月1日，他收到了一张期望了16个年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丈夫历时十六年、考研十三次，最终“金榜题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对此，他常自我解嘲：“我比‘范进中举’还要难得多！”十六年的考研经历给了他一个最深的感受：只要善于学习，不断进取，就能够抓住命运的咽喉，驾驭命运的航船，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目前，丈夫正在刻苦学习。面对家庭的困难、面对同班的后生、面对繁重的学业，他仍然充满自信。他说闯过了刻骨铭心的16年，再已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事情了，考博将是他后半生另一个勇敢的追求。而我呢，作为妻子，也将是他求学路上永远的后盾和追随者。“执子之手，与尔同行”。丈夫的成功将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安慰。我祈望，三年以后，我将成为一名骄傲的“博导”。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向远在重庆求学的丈夫说一声：国光，你放心吧！我永远做你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