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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范文精选

政治

政治范文第1篇

施米特认为,包括政治浪漫派在内的一切精神历史现象,“无论自觉与否,都以某种正统或异端的信条为前提”[1],“首先,基于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其次,基于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某个绝对中心的观念”[2]。换言之,“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基尔克的中肯之言,我们不能通过摒弃我们对它的意识而摆脱它”[3]。关键在于,在一个晨报代替晨祷的时代,“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摒弃了”;两种新的世俗实在——“人民”和“历史”——成了人类生活秩序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4]。

首先走上前台的是“人民”,政治浪漫派的鼻祖卢梭第一个在《社会契约论》中宣布了“人民”的全知全能,因为社会契约规定了“每一个合作者以及他的所有权利都让渡给了整个共同体[即人民],每个人都完全放弃了自我”。在革命实践中,契约论的自由主义成份(即个人的自然权利)被抛弃了,政治(即人类生活秩序)变成了宗教,政客变成了教士。正是对“人民”这个“至高存在”的顶礼膜拜,激发了雅各宾主义清除一切政治异端的嗜血热情——人民公敌=无神论者;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释放的却是可怕的人性私欲和疯狂的权力意志[5]。

如果说,“人民”是革命家的上帝,那么,“历史”就是保守派的神祇。在博纳德、迈斯特和伯克等法国大革命的敌人看来,正是“历史”把天下一家的人类共同体(即人民)确定为具体的、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并使之具备了创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语言以表达其独特民族精神的能力;惟有“历史”的持续性才能证明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性,惟有时间的久远才是正义的终极基础。迈斯特甚至有“正当的篡权”(即在历史上可持续的篡权)之说辞,全不顾这话本身就有颠覆当下秩序的危险性,因为谁也不曾见过千年王朝,旧僭主的正当性很可能须臾之间让位于新僭主的正当性[6]。

黑格尔的原创性在于,他用自在自为的“世界精神”统一了被理性化为(民族)国家的“人民”和“历史”这两种世俗实在,于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最终被挤下了神坛。虽然民族精神作为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挥作用,其功能也足够强大,但“人民”这个实在中的革命酵素也得到了妥善保存。因此,从黑格尔体系中破茧而出的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地使“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革命的造物主,不过这一次它同时宣称自己是“历史”的主宰——从而集两种正当性于一身。在此意义上可以断言,尽管在黑格尔那儿有反动的因素和基督教用语,黑格尔主义仍然充当了攻破传统基督教形而上学的特洛伊木马[7]。

施米特指出,“浪漫派的思想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他不让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人格投身于诸神的斗争之中”[8]。于是,人民和历史都被浪漫化了。在浪漫派那儿,革命者的上帝——人民,“变成了忠实的、有耐心的、总是好脾气的人民,供那些没耐心的、神经质的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赞赏”,变成了像儿童一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始人,成为可供浪漫派支配的、非理性资源的承载者[9]。保守派的神祇——历史,则被浪漫派当作逃避当前现实的手段,历史既是实在、又是非实在,无论是中世纪骑士的高贵,还是中国皇帝的庄严,都是反抗平凡、否定现实的一张王牌。虽然浪漫派往往把天主教会变成其情感的最后避难所,但上帝一点都不浪漫,因为永恒的和谐之前是最后的审判[10]。

施米特认为,以马勒伯朗士为代表的机缘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而上学——它把世界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上帝用来恢复秩序和法律的机缘,以克服笛卡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自然“悲莫悲兮生别离”的难题[11]。虽然这不是心物二元论的真正解决之道,连缓解也谈不上,只是把烫手山芋扔给了上帝,但在信仰者看来却并非意味着“牵强而浅薄”,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新约·哥林多前书》,12:4-6)——在上帝那儿是不存在二元论的。问题是机缘论到了浪漫派手中被主体化了,其表达式则变形为:“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限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小说的起点”。换言之,一切理性形式、一切因果关系、一切规范和秩序都被浪漫派消解为“机缘”二字,消解为“一种游戏,就像一切游戏一样,它是用来引起惊奇和让人上当受骗的”[12]。施米特指出:“一个没有产生基于自己的预设的伟大形式和代表的时代,必定会陷入这种心理状态,认为一切有固定形式和正规的东西都骗局。因为,没有形式的时代是无法生存的,不管它在经济方面有何表现。假如它没有不断发现自己的形式,就会在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真正形式中寻找成百上千的代用品,但也只是为了把这些代用品作为赝品立刻抛弃”[13]。

施米特认为,机缘论的要害不在于它的形而上学预设,而在于它的伦理实践、在于它否定了人的自由决断能力。马勒伯朗士把上帝的自由意志变成了普遍秩序、变成了完美的和谐,甚至神宠的结果也呈现为自然法则。笛卡尔在上帝的意志中看到了道德规则的基础,马勒伯朗士则把道德规则看成是永恒的秩序,甚至上帝也不能改变其中的一切[14]。人格神的上帝变成了自然神论的上帝,一如绝对君主制变成了立宪君主制;诚如博纳德所说:自然神论即是隐蔽的无神论。施米特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以机缘论为形而上学背景的、市民阶级的理想秩序世界里,浪漫派的“精神革命”得以大行其道——分离的、孤独的和获得解放的个人不仅成为自己的教士、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诗人,甚至成为自己的国王、自己的终审法官和自己的上帝;审美情感替代了道德判断,一声叹息替代了政治决断[15]。于是,“梅特涅的警察国家在浪漫派看来也成了有机的、持久的、有根基的、稳定的、和平的和合法的”[16]。

施米特细致地辨析了浪漫派政治与政治浪漫派的区别,似乎在为自己日后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中的政治失足预先作好了注脚。施米特写道:“本质上不是浪漫派的人[比如施米特自己],也可以受到浪漫主义观念[比如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激励”[17]。“强大的政治能量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目标,它把巨大的力量用在了机缘性的时刻。这种以浪漫方式设想机会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吉诃德,他是个浪漫主义的政治形象,但不是一个政治浪漫派。他不去理解更高的和谐,而是能够分清对错,作出在他看来有利于正义的决定。……对自己骑士理想的热情和对假想的不义的愤慨,驱使这位可怜的骑士不自觉地对外部现实视而不见;……他的战斗荒唐可笑,然而这仍是战斗”[18]。然而,施米特不得不承认,堂·吉诃德“这个西班牙贵族常常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机缘主义。他宣称自己对杜尔西妮亚的思念比杜尔西妮娅的真实面貌更重要。这是因为杜尔西妮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依然是理想奉献的对象,这鼓舞着他做出伟大的举动”[19]。那么,谁是施米特心目中的杜尔西妮娅呢?当然不是希特勒,而是一种以“彻底的概念化,即一种被逼入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一以贯之的思维”为前提的“法理概念社会学”、一种类似于凯尔森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政治法理学——其核心命题为“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20]。在施米特看来,关于主权者是一群信仰坚定的耶稣会士、还是一伙政治成熟的恶棍之类的问题,应该交给上帝去决断;公法学对此无能为力。

注释:

[1]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5页。

[3]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6页。

[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62页。

[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62-63页。

[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64-67页。

[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68页。

[8]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69页

[9]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72-73页。施米特援引席勒的话说:儿童令人感动处,在于他尚不确定,尚未受到限制。他身上依然有着成年人已经失去的无数可能性。国朝文化浪漫派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颇得德意志政治浪漫派的旨趣。

[10]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73-75页。施米特援引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话说:“浪漫主义和浪漫派能够出现的历史条件,是古老文化遭遇新文化的时代。……在世界史的这种转折时期,感情与想像胜过清晰思想的人,更热情而不是更理性的灵魂,总是会走回头路,回到古老的过去。看到自己周围正在蔓延的无信仰和散乱,他们渴望那个古老的信仰与习俗的世界,那个令人愉快、形式丰富的世界;他们试图尽可能恢复这个世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就像当时的孩子一样,他们也不自觉地受着他们所讨厌的新原则的支配。这就是他们所恢复的旧事物已不再是其纯粹原始面貌的原因。相反,它们在许多方面掺杂着新事物,所以也预示着新的东西。支配臣民的不再是强行规定的信仰,而是臣民自愿坚持的信仰。善意的自觉性掩盖着其中的矛盾和虚伪,因为隐晦的奇思怪想包裹着它们:浪漫主义本质上是神秘主义,只有神秘主义精神能够成为浪漫精神。然而局部地说,新与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在最隐晦语言中也是如此。无论如何,意识的最深层肯定能够感受到专制主义信仰的虚伪性,这就是自欺和内心不诚实是浪漫主义本质的原因。”虽然施特劳斯自己也被施米特归入了浪漫派阵营——因为他笔下的罗马皇帝儒略实施的竟然是自由主义的宗教政策,但上述定义确实可视作为国朝儒家浪漫派(如蒋庆、康晓光)度身定作的绝妙肖像(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43-151页)。

[1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87页。

[12]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84页。

[13]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3页。

[1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94-95页。

[1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7-18,96-98页。

[16]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09页。

[17]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40页。

[18]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41页。

[19]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前揭,第141页。

政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观政治学/政治行为/现实

【正文】

政治生活的复合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研究必须分层次进行,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的政治分析密切相关的微观层次的政治生活研究是政治科学发展的基础性环节。

在微观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客观普遍性和现实利益性两大品格。由此决定了政治行为是社会中人们既无法回避又不可缺少的一种现实行为。政治行为的不可或缺性与无可回避性决定了人们要能正常地生活,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认识、理解、评价与预测。

一、研究与分析政治生活的层次性国内多数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习惯于从全局的、宏观的层面来解释和预测政治生活的运行和发展变化。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事关社会整体控制和宏观治理的一种管理方式和行动艺术。不站到整体的、宏观的层面上,就看不清政治生活的全貌,也就无法对其进行科学的谋划和管理。

从整个社会生活来看,它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少思想家曾对社会生活的结构层次进行过研究。有的人将社会生活分为三个层次: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由政治、法律构成的政治上层建筑,由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构成的思想上层建筑。也有人将社会生活分成四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与法律,思想意识。也有人认为应当加入社会心理这一单独的层次,将社会生活变成五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心理,政治法律,思想意识。

所有这些层次的划分,其实只有逻辑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因为现实社会生活并不是如此严格地、机械地划分成各个层次的。真正的社会生活与其说是成纵向的层级排列,还不如说是一个各种关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交融的立体式的动态体系。从表面看,似乎一些政治组织高耸在一般经济、文化生活之上,其实即使象国家这样的巨型社会组织也只不过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又“仿佛凌驾于社会之上”。

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当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还不丰富时,政治关系就较为凸现。社会生活仿佛完全被政治关系统帅着,政治成了一切的轴心。但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活动还是经济活动,和由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文化活动。当人们真正认识到经济建设、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时,政治关系就被融入到日常的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之中。即使在往常被看作是纯粹政治组织的机构和团体,现在也不得不首先去履行经济的与文化的职能。这时的政治关系也就真正的成为社会的宏观关系和具有全局意义的总体关系。

政治生活并不是社会诸多方面与诸多领域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是对一切社会生活方面与领域的有机结合,它是全局性的,因而是总括的、整体的。因此,观察政治生活,不站在宏观的立场,没有全局的观点,没有统揽一切的方法,就看不清政治,也触摸不到政治。

但是,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政治关系、政治生活又不是仅仅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的、被人们随意摆弄的抽象物。它是由许许多多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众多细微领域中的、充满活力的、活动着的细胞有机构成的。这些政治生活中的细胞所进行的不是物质分子的“布朗运动”,即无规则的、杂乱无章的活动。相反,它被贯穿在整体的、有机的政治生活之中的规则、制度所规定,所约束,从而是有目的性的、有序性的活动。从这一点来说,政治生活有其微观的现实基础,也有其中观的现实制度框架。

只有重视和承认微观层次的社会政治生活,并对约束和规范这种微观政治生活的现实政治规则和制度进行思考,人们才能去理解整体的、宏观的政治,也才能把握住整体政治生活跳动的脉搏。政治生活的客观性、现实性、多元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对政治生活的透视、认识与研究是多向度的、多层次的。要对政治生活进行全面的观察与思考,就需要有宏观、中观与微观多个视角、多重层面。

不同的政治关系、政治生活层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对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的透视、认识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任务:

对政治生活宏观透视的任务、特点。政治生活宏观分析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政治系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政治系统中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系统中政治权力的配置,政治系统的运行与政治系统的发展。

宏观政治与社会的经济关系、精神文化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宏观政治的根源深深地扎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之中。但是,处于社会生活最上层的作为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综合的政治关系与社会基本生活却是相对分离的。从而宏观政治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了相对独特性。

对政治生活中观透视的任务、特点。政治生活的中观层面,是政治生活系统中的制度、规则的层面。宏观的政治生活是通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被多数人接受的、由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程序所构成的制度来支撑的。一旦制度发生动摇、出现裂缝,宏观政治系统就会无序、失控,乃至混乱、崩溃。一定的宏观政治系统要求某种政治制度,而一定的政治制度又会维护一定的政治系统正常运转。

一定的政治制度说到底是对一定的社会政治行为的承认与保护。政治制度的层面只是贯穿在政治生活的中间,它维护着、支撑着整个政治生活系统,政治制度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悬浮于半空的楼阁,它是从无数的、现实的政治行为中产生出来的。正是微观的政治层面铸造出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

对政治生活微观透视的任务、特点。微观的政治生活是由政治个体的政治行为组成的。政治个体包括政治个人、政治群体、政治组织,他们是由各自所处的外在客观环境和内在的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既受制于中观层面上的政治制度与法则,同时现实的制度与法则又是微观层面政治行为的结果与产物。政治生活微观分析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政治个体政治行为的外部与内部生态、政治行为的逻辑结构、政治行为的类型、政治行为的变化规律。二、政治生活的微观层面是由政治行为构成的首先对政治生活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作出研究的是西方的政治学家。他们将行为政治学作为规范政治学的对立面加以发展。现在,西方政治学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热潮”已经消退下去,取代行为主义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很多方面是向规范政治学不自觉的“复归”。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虽然对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作了研究,但这种研究由于缺乏与中观和宏观政治生活的衔接,从而并没有能达到辩证的水平。

政治生活的微观层面决不是与宏观层面相分离或相脱节的独立领域,虽然政治的宏观方面、整体方面并不是由无数的政治行为简单累加的结果,但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和经常出现的是一个个可以观察的政治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团的,也可以是整个阶级的、整个民族的;可以是非常自觉的、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可以是自发的、零乱的、自生自灭的举动;可以是导致整个政治系统乃至国际政治关系重大变化的革新,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不会留下多深痕迹的扰乱。

政治行为是构成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是政治生活微观分析的细胞和主要内容。正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形形式式的政治行为,才构成了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政治生活画面。政治行为对于整体的政治生活犹如商品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一样。没有商品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商品这一细胞中蕴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切矛盾,市场经济社会不过是商品内在矛盾充分展开的产物。

首先,政治行为是一种人类固有的行为。二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的(政治)组合,然而最先设想和缔造这类团体的人们正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是人间莫大的恩惠。人类由于志趣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成为最恶劣的动物”。(注:转自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序,第3页。)从这一点来说,政治行为首先是一种动物式的行为,它与动物身上所发生的刺激反应性具有某种类似性。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斯宾塞早就讲过蜜蜂社会的故事。政治生活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特有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方式。

其次,政治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行为,政治生活注定只能是人的一种生活。虽然在动物世界里也会有等级分野,也会有以强凌弱的现象,但那只是一种野蛮的群居纷争。然而,人的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政治生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内容与类型。与人类的其它生活相比,政治生活只有在存在国家、阶级的社会里才具有真实的含义,并上升到显著的位置。正如列宁所说,在阶段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政治行为又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人的社会行为是交叉的。现实的人有家庭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同样也有政治行为。但人的政治行为很少是纯粹的,它总是同其它的社会行为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政治行为具有一些与其它的社会行为相区别的特性。

首先,政治行为是政治化了的行为。政治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强制管理。它涉及到的是社会中的众人之事。政治中存在着治者(governor)与被治者(thegoverned)的关系,存在着影响者与被影响者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围绕全局性的权力展开与演变的。政治行为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是与权力相关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产生经济行为,文化行为,只有当这些行为与全局性的权力相关即被政治化了,它才能转化为政治行为。

其次,政治行为是制度化了的行为。政治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宏观制度安排。政治制度是由政治机构、政治规范、政治运行构成的系统。政治规范包括法令、规章、原则、价值、惯例、传统、道德、信仰;它构成了政治行为的准则。政治机构是由政治机关的设置、编制、结构、职能构成的系统。政治机构既是政治规范的产物,又是政治规范的载体,从而成为政治行为的架构。政治机构的运作,既是政治机关职能的实现,又是政治规范贯彻。政治行为必须在政治机关运行中才能产生和发展。

第三,政治行为大都是法治化了的行为。在一个社会中,政治生活是统揽全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系统。完整的、成熟的政治生活最终要凝结为依据一定的规范运行的政治机构。可以将整个政治系统比作是一架巨大的、复杂的机器,各种政治机关是机器上的齿轮,各种政治团体、组织则是螺丝钉。无论是齿轮还是螺丝钉,其运行都必须在由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制范围内进行。因此,政治行为是法律化了的行为。

有很多人将医生与政治家相比,将医学家与政治学家相比。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政治家关心的是社会的政治健康,医生关心的是社会中人的健康。两者都与社会打交道,而且都关心健康问题。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人们把医生的医疗实践同对病状、病因与治疗的研究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作是“临床医学”,而将后者称为医学“科学”。毫无疑问,治病救人需要医生的实践技能。但是,医学的进步虽然离不开医生的实践与临床经验,但是,却主要不是依赖于医生们的经验。它基本上取决于医学家的工作。

同样,在政治生活中展开现实的政治行为,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这是政治家的工作。研究政治行为,探索政治行为的规律,这是政治学家的事。社会政治生活是否有序,政治是否合法化,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否合理,政治运行是否通畅得当,等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政治家的技能与艺术。但是,人类的政治进步仅仅靠政治家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政治学家的努力。三、微观政治生活的客观普遍性与现实利益性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马克思,从列宁、到邓小平,从托克维尔到罗尔斯、艾耶克,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探索政治、研究政治生活、建立政治知识体系的努力。在人类历史的漫长途程中,人类的智慧固然会在探索自然界的规律、人本身生产的规律、物质生产发展的规律方面打下烙印。但另一个事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即每一个时代也都留下了伟大思想家们在政治科学领域中辛勤耕耘的足迹。

政治科学研究和政治积累的历史足以证明,作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政治生活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永恒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人类必须普遍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生活的一个片断与环节,即一种存在阶段、国家现象的特殊的政治生活。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在公共领域中可能存在的是另一种政治生活,即阶级、国家还处在萌芽状态下的政治生活;而在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在公共领域中则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根本就没有阶段和国家内容的政治生活。

即使是在今天特殊的政治生活中,人们见到的政治也不仅仅存在于处在社会上层的、较为明显的立法机关的活动、行政机关的活动、司法机关的活动之中。它还存在于容易被人忘掉的街道中、俱乐部中、办公室中。人人生活于其中的、充满利益冲突的政治生活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为丰富多彩又最为激动人心的方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微观政治生活即政治行为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

一是政治行为的客观性。在表面上或在普通人的眼中,政治行为是最受人的主观性左右的领域。的确在政治活动中,到处充满着的是人的激情、欲望、计谋和艺术。但是,透过政治行为表面的主观随意性,政治关系、政治现象、政治过程的真正属性恰恰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人们总是抱着不同的主观目的、运用不同的计谋手段去参与政治生活,作出政治行为的。但是,这些主观的目标、欲望、计谋与行为的最终结果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复杂的。有些政治行为的目的与欲望一开始就实现不了;有些政治行为开始时似乎能实现预期目的,但最终还是实现不了;有些政治行为的目的虽然最后似乎是实现了,但与最初的目标相差甚远。真正能够实现的只能是那些与客观规律相符合的政治行为的主观目标。因此,在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中,无论人们是喜欢还是厌恶,是费尽心机还是听任自由,在政治行为中起作用的是其内在的规律。所谓政治家的伟大作用说到底不过是他们的行为正好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已。

二是政治行为的普遍性。政治生活不是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相并列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中所有成份的综合。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曾指出,政治学的研究不能“用特别专门的概念框架来处理……严格地说,社会系统的政治问题,重点是把该系统分析上区分的所有成份加以综合,而不是对这些成分的某种特别分出的类加以综合”。(注:转自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序,第3页。)

政治行为无时不有。当政治生活秩序井然,政治关系协调和谐时,人们仿佛觉得此时没有政治,也没有政治行为;当个人远离政治团体的活动,不参与政治问题的争论时,人们也觉得此时没有政治行为。实际上,政治生活如同一片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喧啸激荡。风平浪静时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大海,秩序井然与政治关系和谐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状态而已。

政治行为无处不在。在国会的辩论中、在政党的活动中、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中固然存在着政治;但在街道中、学校中、俱乐部中,在普通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中也潜藏着政治关系、政治权利。政治不仅存在于人的外在的感性活动中,政治还存在人们的情感与思维中。

三是政治行为的利益性。政治行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就在于政治行为总是与整个社会利益的调整与分配紧密相关的。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地球上和人类目前能够活动的太空中可供配置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人们寻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所能生产出来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也还是有限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需求和追逐却是不断增长的。对于一个以公平、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来说,政治行为首先就表现为运用权威的力量对全社会的利益加以综合、协调和分配。

四是政治行为的矛盾性。正因为政治生活与人们的利益有关,因此,政治行为中就必然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一直处在冲突之下,这个社会也就毁灭了。社会要存活与发展,除了冲突以外,还有共识,是矛盾与共识即冲突与一致的辩证统一。人们为了追求一致,创造了组织,从表面上看,组织是共识与一致的表现,但是,组织又恰恰是冲突与矛盾的产物。迄今为止,人类所创立的、目的在于寻找使冲突与共识达到平衡的官僚制组织,并不能保证社会实现共识、公正与民主,因此,人们参与政治,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要对官僚制实行监督,创造使民主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四、研究微观政治生活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政治行为既是客观的、普遍的和充满利益和矛盾的,这些基本的属性又必然赋予政治行为另外两个特性即政治行为的不可或缺性与无法回避性。也正是这两个特性决定了人们研究微观政治生活的必要性。

其一是政治行为的不可或缺性。人们能不能不要政治行为呢?回答是否定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了政治机构、政治原则、政治舆论,在公共领域中也就失去了对全社会利益加以调节控制、规范监督的权威,人民的意志、普遍的公正就无法体现,在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面前,社会就会走向无序、混乱和分裂。

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要追求的是在社会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要实现这种追求,他就必须争得自己应得的利益,维护自己应得的公正。但是,个人又必须生活在与他人相互合作、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要争得利益与公正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具有权威性的关系、规范和机制来实行集中的、富有权威性的保护与调节。而这些机构、规范、原则也就构成了政治关系、政治生活,在与这些因素打交道时,也就产生了政治行为。

其二是政治行为的不可回避性。人们能不能回避政治生活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不少人认为,政治行为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未必人人一定都要和政治打交道,个人可以经商、可以去写作、可以去娱乐即去过其它的社会生活而与政治隔离开来。但这是一种天真的、实际上办不到的幻想。

你要去经商,当一个好商人,就必须遵守立法机构制定的各种市场法规,就必须按期向政府交纳,税款,这些就使你介入了政治,发生了政治行为;你要去写作,当一名好作家,就必须遵守社会制定的某些政治原则与法规,就必须如实地描述社会存在的政治现象,这些也使你加入了政治,也发生了政治行为;即使你去娱乐,你还是离不开政治。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态度可以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有直接与间接之别,但无人能回避它。

对于政治生活的不可回避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它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到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注: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第6页。)。

政治行为的不可或缺性与不可回避性要求人们必须对它加以认识、理解、评价和预测。政治行为既然是无法回避的,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人们对政治行为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即认真地研究政治行为,认识它、理解它、并对其变化的趋势加以预测。

对政治是否了解,对一个人的政治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在政治生活中坚持行为廉洁的人来说,了解政治能使其行为明智,否则则会是幼稚的。即使是玩弄权术,不了解政治的人,玩弄起权术来就比较笨拙,了解政治的人则比较聪明。总之,只有对政治行为进行认真的了解与研究,才能适应实际的政治生活,并努力地改造现存政治生活,以创造出与人类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好的政治生活。

(注:S·泰森,T·杰克逊:《组织行为学》,高筱苏译,西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中信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研究政治行为既是容易的,同时又是不容易的。研究政治行为之所以是容易的,是因为政治行为是与人的日常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天天生活在社会生活之中,就这一点来说,人们对于政治并不是陌生的,“可以肯定,任何人都能懂点政治”(注: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第6页。)。但是,政治生活又是处在社会生活综合的高度,它是异常复杂的,要真正把握身边的政治行为,不仅需要有足够兴趣与时间,而且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刻苦训练。因此,要真正认识、理解政治行为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很多人自以为弄懂了政治,其实,他们是把政治行为简单化了。

要认识政治行为。政治行为可以从一般社会生活系统中抽取出来作为单独的对象进行研究。政治行为研究的重要途径是在思维中将复合的、复杂的现象、过程加以分离与简化。政治研究的结果是将动态的多变的政治关系、政治现象概括为或浓缩为一个个范畴与作为范畴展开的某些活动规律。这是获取政治科学知识的过程。

要理解政治行为。将已经制定的政治范畴、政治规律加以编排,形成政治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这是政治理论的“游览地图”。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活生生的,它不仅要比“政治地图”上标出来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琐碎得多,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依靠这张政治生活“游览地图”的引导,人们可以找到现实政治行为中的种种主要联系、结构、运行机制,进而去对政治生活的本质加以理解与把握。这是对政治科学知识第一层次的运用。

要对政治行为作出评价。理解政治行为是为了对它进行思考与评价。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关于政治行为的理想模式,也存在着种种现实的政治结构、政治原则,究竟那一种是好的,人们必须加以对比。这是对政治科学知识第二层次的运用。

政治范文第3篇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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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范文第4篇

自从《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1922)问世,施米特的名字从此与“政治神学”(PolitisheTheodogie)的概念捆绑在一起了。刘小枫强调区分“政治神学”的两种含义:首先指神学观念转移为国家法的观念及其相互转换,这样的“政治神学”不是指一种神学主张,而是“形而上学与国家理论极其有益的平等性”,“神学与法学论证在知识概念之间结构的同一性”;其次指对政治的形式以及政治-历史事件一般地和具体地作出评判的神学学说[4]。通常人们认为施米特仅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政治神学”的概念,一如其自我表白:“我就政治神学这个论题所说的一切,都是一个法学家对神学与法学之间的结构亲缘的论述,而且还是一个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层面上凸现出来的系统性的结构亲缘。”[5]

迈尔(HeinrichMeier)认为,施米特的自我表白未必全抛一片心;把政治神学简约为单纯的世俗化命题,或者磨去其棱角,变成一个“科学理论”或“概念史”命题,将其对象说成是神学与法学的某些“对应”、“类比”、“结构同一”,更是一种学术传说。实质上,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围绕着“所有政治的形而上学核心”的“整全认知”,它为一场信仰与信仰窄路相逢,正确信仰对抗形形色色的异端信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政治神学的领地没有“中立者”,谁都是“政治的神学家”,不然就是“反神学的神学家”。即便有谁想在信仰争执中声明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还没有修炼到家的人,也得被迫表态:要么是启示真理之敌,要么是启示真理之友。政治神学所要求的真理恰恰由此证明了自己具有干预一切、统摄一切的权力,它强迫人作出决断,呼吁人作出谁也无法逃避的非此即彼的抉择[6]。尽管迈尔对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神学的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亲历过时代的国人无不“于我心有戚戚焉”,往往乐意接受迈尔的解读,并在潜意识里向往另一种学术传说——“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后者恰恰是施米特一生中最后一部专著《政治的神学续篇》(1970)的副题。

神学家彼特森(E.Peterson)的论文《作为政治问题的一神论:论罗马帝国政治神学史》(1935)得出了“政治神学在神学上不可能”的结论,并成为一种学术传说——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所有的政治神学[7]。施米特的策略是,从研究彼特森的论证与其结论之间的关系着手,从而揭示其结论在逻辑上不仅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首先,彼特森所说的终结,是从神学上终结所有的政治神学。由于彼特森倡导的是一种绝对教义的神学——“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而且前提是,它所言说的是上帝的已成血肉之道”[8],因此,对非神学家、尤其是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而言,这绝不是终审裁决。其次,有人觉得,“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和抗议,以精心伪装和明智地保持距离的方式影射了领袖迷信、一党制和极权主义”,换言之,是十足政治的[9]。但在施米特看来,这无非也是一种传说,因为彼特森以非常学究的历史-神学-语文学方式,把自己所处理的材料限定在西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从而与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治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施米特认为,彼特森皈依天主教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教神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流传下来的诸制度性保障在1918年崩塌了,而这种保障原本奠基于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或领域的学说: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宗教与政治、彼岸与此岸的区分。国家与(路德)教会的分离是“法的制度化主体的管辖权”的分离,而非“诸实体间的一种能够客观证实的可区分性”,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纯粹政治意义”的国家,也不存在“纯粹神学意义”的神学。换言之,正是国家丧失了对政治的垄断,(路德)教会丧失了对神学的垄断,催生了政治的神学和神学的政治[10]。这一切无非坐实了施米特的一个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即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界定国家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政治,而政治的标准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实体、新的质料或新的自主领域,而是“一种联合或分化的紧密程度,也就是划分敌友”。[11]

于是,施米特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生存论的畿域,一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论敌逼入哲学生存论的畿域,而非如迈尔所说的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神学”、甚至“从那些明确拒绝神学、否定政治、认为一切政治的神学都被克服的地方察觉出‘政治神学的踪迹’”。[12]既然政治、即划分敌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权利”(个体的生命、财富和自由权利)、还是神学家宣讲的基督福音,都只能强化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加剧敌我之间的紧张程度。因此,“同从前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尤塞比乌斯一样,作为老于世故的修道院长从事着打扮皇帝的神学假发的理发师行当”并不可耻,但必须勇于承认神学(或形而上学)之争即是政治之争。施米特援引CarlEschweiler的话进一步证明信仰决断首先是一种政治决断:耶稣的王国不诉诸武装暴力,而是仅仅基于来自真理并为了真理之见证的权威,这一王国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私事。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异教帝国一直狂热反对内在的思想和情感。殉教者教会是原则上独立于国家的团契,思想的免税和革命的秘密措施都无法说明这种独立性,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中,殉教者教会已经是真正的教会,这种公共秩序的独立领域对于一种异教的绝对国家绝对不能忍受[13]。

相反,彼特森坚持自己的信仰生存论立场,以决断某种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特别是一神论-唯君主论的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信仰同样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它自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信仰并非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这种生存方式并伴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即被信仰的东西。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原初地启示给信仰且仅启示给信仰的,并且作为被启示才使信仰产生的存在者,就是基督,即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4]。正是基于信仰的生存性立场,彼特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神圣君主制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实现。“谁要是企望这种实现,谁就是艾尔维拉的格列高利所说的敌基督者。”[15]

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施米特却不承认彼特森的属己生存性立场的合法性,反而把话题扩大到瓦罗(TerentiuVarro)传承的希腊或罗马的古代政治神学或公民神学。施米特写道:古代城邦是一种崇拜共同体。瓦罗区分了诗人的神话神学、哲人的自然神学和政治神学:神话神学的场所是剧场,自然神学的场所是世界,政治神学的场所是城邦或城市。这样的政治神学的本质是律法(Nomos),并且通过诸神崇拜、祭祀崇拜和仪式来建构公共领域。这样的政治神学属于一个民族的政治同一性和连续性,对这个民族来说,祖先的宗教、法定的节目和遵守律法的跪拜是根本性,惟此方能确定遗产、合法继承和自身的身份。

施米特虽然认为波肯佛德(E.W.Boecjenfoerde)的问题意识过于狭隘,但仍借他的口问道:“究竟是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表现形式是公共(城邦)崇拜形式,还是说,基督教信仰超越了迄今的各种宗教,其影响和实现恰恰在于摧毁了宗教的神圣形式和公共的政治崇拜,并且指引人走向世界的理性规定和世俗秩序,走向人对其自由的自我意识?”施米特的答案是:诚然,“基督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但它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说,基督教占有空间并且给予空间,空间在此意味着:不可渗透、安全和公共性。”[16]联想到施米特一部论著的标题《禁止外部空间权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空间”一詞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施米特认为,政治神学的问题意识不应定位于君主制,而应定位于“具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及其肉身代表。假若“一个上帝、一个君王”的表述让位于“一个上帝、一个民族”的表述自有其正当性,那么,一神论与君主制之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对位关系。同时,人们不应该忽视,罗马帝国的政治概念图式原本建立在权威(元老院)和权力(皇帝)的二元论之上的,通过“我信你,主”的基督教教义,这种政治二元论被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并得以延续,因为,正是在上帝之中,绝对的权威才是永恒和完整的。于是,罗马帝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一方面,作为教堂会众、圣徒团契共同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与十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帝国公民、世俗阶级,共同生活在凯撒的威权和法律之中。然而,从基督教教宗权与基督教皇权之间的千年冲突中,投射出人们对一元论政治神学的诉求,正如《伊利亚特》的诗句中所写:“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批评彼特森眼光的狭隘性不仅排除了“民主”的政治神学,而且排除了“革命”的政治神学,即排除了“民主”和“革命”对主权(“王应该是一个”)诉求的正当性[17]。

三位一体论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并非是一种耶稣究竟系神耶抑或人耶的哲学玄思,而是对救恩历史的生存性体验,因此,在西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从深居简出的神学家到市场叫卖的女小贩,无不热衷于争论上帝和基督的本质相似还是本质相同的问题。虽然西元325年,在改宗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召开的尼西亚(Nicæa)会议上,主张同质论的阿维那修(Athanasius)派被奉为正统,而主张异质论的阿里乌(Arius)派被判为异端,但作为平信徒要真正搞懂三一论教义并不容易,搞懂否定神学与东方灵知论之间的区别更不容易。问题在于,惟有该撒利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EusebiusvonCäsarea),因其有阿里乌派嫌疑而遭到了搞政治神学的指责,并引伸出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结论,从而激起了施米特的愤愤不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施米特认为,首先,尼西亚会议不仅是一个宗教史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史事件:历史的现实性中,宗教与政治的目的性动机是两个在内容上可规定的领域,要想一丝不连地分离是不可能的。各个时代的无数教父和教会思想家、殉教者和圣徒,都从自己的基督信仰出发参与自己时代的政治斗争。甚至荒野中的道路或苦修者修行的圆柱,按事情本来的状况都能是一种政治标志。从世俗层面来看,政治是潜在地普遍存在的,从精神层面来看,神学是普遍存在的;这两种普遍存在都以不断更新的显现形式而得以实现。因此,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判定,正统的即是纯粹神学的,而异端的即是政治神学的[18]。其次,“终结”不是一个神学特有的术语,从逻辑上讲,一种脱离了政治的“纯粹神学”如何可能终结一种含有政治价值或政治诉求的神学?假若神学与政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那么,政治问题只能在政治的层面上被终结;假若神学家以神学家的身份表达自己终结政治领域内某个发生事件的愿望,那么,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神学变成政治的。换言之,“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命题隐含着神学家在政治领域内对决断许可权的诉求,隐含着对政治权力拥有精神权威的诉求[19]。

到此为止,施米特证成了彼特森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无效性,并随之引出一种无法回避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冲突总是具体秩序意义上的诸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对抗,是诸最高权威机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诸实体之间的冲突。实体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它们在作为有对抗能力的动因、对抗各方相互对峙之前,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赋予形式。实体与最高权威机关的区分,听起来似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论为根据,然而,这一区分却有其实践意义及其理论正确性。”[20]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学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二元论不仅无法回避一元论的政治神学,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其关键在于:谁判决?谁解释?对于依受造物的秉性来行动的人而言,谁来决断:何者是属灵的?何者是属人的?何者是精神的?何者是世俗的?两者又如何形成某种混合?施米特认为,在基督降临与重临之间的漫长间期,正是这种混合构成了人的双重本质且贯串于整个在世生存。施米特称之为“一个重大的霍布斯式问题”,并说:在其1922年发表的《政治的神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论述的核心,同时也导向某种关于具体践行的决断论和自我法则性。正如人们所见,这是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正当化问题——关于改革法权问题,因此在随后阶段并且在结构上不同的关于革命法权问题。”[21]

回头看《政治的神学》(1922),泼面而来的第一句话即是:“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22]施米特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就是主权决断论。主权是特定疆界内的最高统治权,这不难理解,因为“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自称其主权概念源自“现代国家理论之父”博丹(JeanBodin)的观点——“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意味着拥有主权”。问题是,何谓“非常状态”?答曰:“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显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隐退。因为非常状态不同于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所以法学意义上的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尽管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平常的秩序。”[23]现代宪政发展的所有趋势均倾向于限制这个意义上的主权者,恰恰意味着独立于或平行于法律秩序的的主权者确实存在,因此,非常状态并非现代宪政的一个Bug(破绽),反倒是现代宪政的肉中刺;“至于某人是否相信或希望这种极端情况能够被消除,则取决于哲学、尤其是哲学-历史学或形而上学信念”[24]。

非常状态无疑是一种政治状态,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状态。施特劳斯没有看错,所谓的施米特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依然是一种自由主义视野内的政治神学,而他的主权决断论才真正是一种“去自由主义政治化”的政治神学。首先,主权决断论消除了国内的党争——“每个政党都想得到普遍的善”,其实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5]其次,主权决断论把国内政治问题化约为治安问题——任何紧急治安措施或紧急法令都必然属于非常状态。在主权决断论的政治神学面前,任何政治二元论或多元论都无处遁身,“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必须]服从拥有另一种权力的人”,“反对任何用具有抽象合理性的秩序替代具体国家主权的企图”[26]。神权也必须服从主权,更不用说人权必须服从主权了。

然而施米特心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罗马人”情节和一种圣俗二元的法的逻辑。施米特认为,政治理念的内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决断,否则就是瞎子为瞎子领路。依迈斯特的说法,“国家的价值端在其提供了一种决断,教会的价值则在于其提供了那种无法上诉的最终决断。”对迈斯特而言,永无谬误乃是这种无法上诉之决断的本质,神权秩序之永无谬误与国家秩序之主权具有相同的本质。“永无谬误”与“主权”这两个词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词”。[27]施米特力陈“教会是法的精神的完美代表,是罗马法体系的真正继承者。这里(在它采取法的形式的能力中)潜藏着它的一个社会奥秘。但是,教会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仅仅因为它拥有代表的能力。教会代表着人之城,它每时每刻都代表着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被钉十字架的历史关联,代表着基督的位格;基督是历史现实中成人身的上帝。正因为如此,教会远远高于经济思维的时代。”[28]施米特甚至设想教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两种代表形式面对面地互相合作”[29];“教会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与国家一道商议问题”。[30]

看起来,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其说具有双重“身位”——圣俗二法的政治神学和主权决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神学,毋宁说有点像马克安(Marcion)的灵知二元论,其精神分裂是“内在地不可解脱和无法根除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很可能自始至终在为“具体处境中的法”作形式化的正当性辩护,而把超越的、终极的正当性交给了他心中的上帝,并以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为证:“惟有上帝自己能反对上帝”[31]。施米特在二战期间“既…又…”式的含混论述曾经“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彼特森语),如今刘小枫将之传入国朝,恐怕也难讨基督徒和无神论者的好。

注释:

[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无独有偶,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见+《庄子·人间世》)

[2]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6-57页。

[3]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5页。

[4]参见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注64。为了区别于神学的政治论述,尤其是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革命神学和南美解放神学,刘小枫主张把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现代政治法理的正当性论述——称之为“政治的神学”。由此分野出发,刘小枫批评了蒋庆的“政治儒学”不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神学”方面汲取资源,却从具有社会批判理论色彩的“政治神学”中发掘思想引证,还非让儒教政治理念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看齐(比如论证公羊学已经早得韦伯思想要核),有如马嘴套上驴头(见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编者前言)。

[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5页,注4。

[6]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朱雁冰译,《隐匿的对话》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01,102页。

[7]事实上,彼特森与施米特曾经是一对精神兄弟,一如施米特自称为“法学的神学家”,人们有理由称彼特森为“神学的法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彼特森就发现:新约中处处可见法学的概念。1925年彼特森在一封信中向施米特抱怨,新教内没有神学和教会,正如法学中没有政治和国家;在新教中,人们可以无需神学论证,正如人们不再与有经济头脑的人讨论政治;这也许正是彼特森在1930年改宗罗马天主教的理由。尼希黛斯(BarbaraNichtweiss)认为,彼特森和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问题上的冲突源于:政治或神学何者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以及它如何具体表达出来。然而彼特森有自己的说法,他在1938年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施米特将新作寄给了我。他使用论据的方式表明他已过气了。在当今德国,只有品格和严肃态度才赢得尊敬,施米特亦此亦彼的含混只会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可怜的施米特,他永远懂不了这要津。”参见尼希黛斯,《启示录的宪法学说》,《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8]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4页。

[9]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1页。

[10]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2-343页。

[11]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7页。

[12]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前揭,第101页。

[13]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50页,注10。

[14]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译,《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1页。

[1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3-364页。

[1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8-372页。

[18]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78页。

[19]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2-398页。天主教著名神学家约瑟夫·拉辛格(JosephRartzinger),即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XVI),在其神学教授任上出版的《基督教导论》(1968)中谈到:早期基督教信仰形式即“一位一体论”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神学。在早期教会内,这种政治神学意在为君主政权寻找一种神学基础。同时,也可看到在古代教会,三位一体信仰是如何战胜神学的政治性滥用的。正是教会对三位一体的信仰击垮了政治的思想模式,粉碎了神学成为一种政治神话的可能性,否定了那种滥用福音来印证某一政治情势的作法。拉辛格还在一条引注中不动声色地点了施米特的名(参见拉辛格,《基督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

[20]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8页。

[2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9页。

[22]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5页。

[23]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9页。

[2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6页。

[2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7页。

[2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22页。

[2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36页。

[28]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0-61页。

[29]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6页。

政治范文第5篇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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