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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范文精选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范文第1篇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什么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要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有哪些?在这些“关于”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三个议题事实上涉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学角度讲,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逻辑周延关系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然性,因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所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辨析。

1、概念的澄清

1.1“本土化”是相对宽泛的上位概念,建议使用更为准确的“中国化”术语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更多地被表述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如吴慰慈先生1998年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一文中的倡言Ⅲ以及刘兹叵先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一组论文等。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呢?“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这个定义预设了图书馆学学术落后国家引进和借鉴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家理论的事实。但落后和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如19世纪美国曾派出大批学者“留洋”德国学习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如,印度以阮冈纳赞为旗旒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英美有着一定影响,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图书馆学界同时又提倡自己的“本土化”,并形成了印度特色的图书馆学“本土研究学派”。

显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本土化诉求是学术落后国努力摆脱对学术发达国的依附地位、追求学术话语独立权的行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色彩。而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的一种类型,提倡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将有助于把问题局限在个案的水平上作出恰如其分地剖析。

1.2社会全球化和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关系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和落后国在学术交流中的必然产物,并不是社会全球化的今天才导致的结果。同样,作为本土化特殊类型的中国化问题也肇始于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晚清。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也强调:“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总之,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渊源久远,历史上从不鲜见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当然,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该问题是否被关注又是一回事。当中国化问题并不被关注时,实质上是默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不存在效度边界。但任何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都是源自西方图书馆实践的局部真理,当它们“外推”到中国实践时仅有参考价值,而绝非全面真理。可以说,当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化”问题不为学界所关注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匮乏之时。

另外,中国化并非源自对全球化的学术反弹。作为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核心,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在面临中国图书馆实践的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某种错位甚至无能,因而,图书馆学中国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才出现的学术诉求。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仅仅是向欧美运动的向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学术关怀。同样,作为全球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支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

综上,全球化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提供了各种能动创造的可能。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基于中国当下图书馆实践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成熟学理,构建出“中国制造”的、因而也更能解释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学术理论。强调“中国制造”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自尊,而是因为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成为生生不息的永叵课题。

2、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课题

作为一门科学,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在近现代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问题正像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就存在一样,它也必将会永远存在直到图书馆学消亡。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都必须、也只能中国化,而根本不需要等到梁启超、刘国钧、吴慰慈或其他哪位大家的呼吁。西方图书馆学产生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化必将是永恒的课题。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这决定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向度上,都与中国图书馆实践颇多凿枘。总体而言,虽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本身内涵丰蕴,并随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多端,但其指涉的内容不外乎特殊理论和通则理论。

在特殊理论方面,正如学术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理论可以大致概括为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而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也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了个性特色十分鲜明的研究成果,如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即有知识组织学派、管理学派、信息技术学派、本土研究学派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所谓图书馆学“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个或某些学者的思想。因而,“理论”更多地取决于时空的特殊性和个体视角的差别,而理论内涵和解释者的知识前定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人们对图书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与人类的精神现象须臾不离,近年来人文图书馆学的活跃正表达了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图书馆理论之间相关性的关注。人文图书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包括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理解沟通,从而实现对图书馆实践规律的人性把握。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时空二维关系制约的。简而言之,时空结构比具体图书馆学理论更为根本。因为在历史向度上,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时过”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在共时向度上,随着社会空间的移易,“境迁”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世偃仰的问题。这样,在源流上作为西方学术的图书馆学对中国具体图书馆实践的制约意义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时过”和“境迁”永远存在,西方图书馆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因为理论可以移植,但背景永远无法移植。

在通则理论方面,和其他学科的通则性问题一样,图书馆学的通则性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和逻辑学层面。

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层面涉及到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以数学为例,“l+1=2”是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在秦始皇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在美国白宫或阿富汗平民窟,“l+1=2”都是真命题。然后,你研究“1+1=2”干什么?“1+1=2”有没有超数字游戏的具体应用?在这些体现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涉及主体立场和观念体系的问题上,却因研究主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价值论是不能被证伪的,它与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性背道而驰。作为社会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图书馆学,其价值论空间远远大于1+1=2。几乎可以断言,图书馆学研究中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技术研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刻意追求某种“客观立场”,但在立题伊始和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某种价值判断。历史上,图书馆学中国化始终存在知识理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一个显例是,1949年建国后对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是有选择的,鲁巴金关于自学和阅读问题的研究以及图书馆藏书补充理论(后者又称“图书核心”理论)尽管更具学术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出于政治价值的考虑,我们却更加迷恋丘巴梁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说。

图书馆学的逻辑学层面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图书馆学在追求知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一致性时所创造的原则(如杜威十进分类、元数据理论等)遵循逻辑思维规则,显现出了人类思维能力的稳定性。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并非来自逻辑思维的简单演绎。以图书分类学为例,以杜威十进分类为代表的西方分类表面上是以文献主题概念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划分为两翼构筑的,具有“天才着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是分类表中的一个号码”的“客观精神”。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上看,它乃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实验和逻辑思维信念的产物。所以,我们从杜威十进体系中可以轻易找到它与哲学家培根知识三分论的有机联系。而我国自刘向以来的图书分类也一直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逻辑只是图书馆学科学活动的条件而不是科学活动的验证对象本身。换言之,图书馆学理论都是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性概括,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源于图书馆实践的。西方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理论表面上都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逻辑预设,实际上却深受社会习惯的制约,使理论的纯粹性大打折扣。可以断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时社会传统和共时文化思潮都从不甘于寂寞,它们总是“主动”和自然科学理性一起影响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

综上,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机理决定了西方学理永远存在中国化问题。“中国化”不是一个有朝一日终将解决的任务,而是中国学者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永远应该坚持的根本方向。

3、中国化所指涉的内容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精髓是,既然西方学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总结,它在面临“时过境迁”的中国时空和中国特定图书馆实践时,必然存在一个理论有效性问题。总体而言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3.1基于不同历史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中国五千年历史大致可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而划分为大小两个传统。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大传统,它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科学精神的缺失上,即缺乏从下定义到通过实验或逻辑推导得出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结论、要求结论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整个科学研究程序。从西方“科学”来审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既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图书馆学。这就像从“西装”来审度,中国古代没有衣服一样。显然,中国古代是有衣服的,只不过没有西方式的衣服(西装)。同样,中国古代既有“自己的”图书馆实践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学。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就较系统地表达了图书馆理念,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书馆的基本内容、馆舍建筑、馆员的管理等有较全面的概括。事实上,离开了古代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的丰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明。而基于大量图书馆实践,中国古人也不可能没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考。如中国古代关于文献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藏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的洞见,比之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理论也绝不逊色。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一方面要“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实践做总结、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理论做修复,以增益其“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从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智慧中吸取养分,改进业已独步天下的西方式的图书馆学理论。

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社会小传统因受政治单一性话语的影响(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比重在下降),而与“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西方图书馆学颇多隔膜。如何对待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话语和中国小传统所特有的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图书馆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它包括:①图书馆学者如何在坚守应有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将西方式的学术话语转换为政府和大众都可以接受的话语。②政府职能部门如何信守“价值无涉”原则保证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程序和表达方式的独立性。③大众作为图书馆的读者或潜在读者如何自觉接受西方科学主义图书馆学学术精神的洗礼,以便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甚至参与中国化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创造。

3.2图书馆学理论传播和普及过程中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作为与中国图书馆实践有一定距离的学理结构,其输入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中国的现实需要,这是前提。从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中国先贤对西方图书馆的宣传介绍,到前后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到清末新政时期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过程始终伴随着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这其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上仍有参考价值。②传播普及。即努力突破西方图书馆理论的纯粹学术层面,引起官方和大众的广泛关注。这首先涉及到语言转换和理解转换的问题,意味着学者们不仅要在学术层面上一展身手,还要在学术层面之外有所作为。③发现问题和证伪通则。即西方学理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错位甚至无能。这是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一环,集中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西方学理之间的张力。

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现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全国高校设立的图书馆学本科、硕博士教育已初具规模。如何在普遍性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对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图书馆事业新问题作出新理解,这是目前中国化问题的重中之重。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津津乐道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话语在图书馆学中的嫁接和应用。技术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作为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三大话语类型无一不是在亦步亦趋于西方的学术理论。如图书馆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即起源于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美国学者谢拉的《图书馆哲学》。

3.3西方图书馆学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是具体的,同时也因具有西方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传统而具有“通则”性。然而,这些具有“通则”生的理论虽然“科学”,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样,通则如何在中国经验下被证伪,就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那些在西方形成的“科学”理论,在相关论域中只能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无可避免地体现着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紧张。如,元数据作为一种微观知识组织法,其理论所强调的对各种复杂形式的知识的格式化描述,在现实知识组织过程中并不为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用户)所接受和理解。早在《七略》时代,中国图书分类的类名就不是“格式化”的。如“六艺略”这个一级类名其实下分“九种”文献,人们是根据先秦以来关于“六艺”(它的组成、它和孔子的关系、它在政治教化上的功能等)文化背景来理解这一“略”的所有文献的;又如《四库总目·集部·诗文评》类以《文心雕龙》为核心文献,人尽皆知的“《文心雕龙》”参与着人们对“诗文评”类名含义及其下分所有文献的理解。虽然以“科学和民主”为信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更多地倾向于诸如“六艺略”或“诗文评”那样的经验感受而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演绎下的抽象理解。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自信心爆棚的各种知识管理方法,当运用于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几无成功案例的事实。

图书馆学范文第2篇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先生对问题的探讨总是系统而深入的,于是总会有再论、三论等系列文章的出世。先生这种“有感而发,一论再论”的写作风格令人钦佩。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1984年,先生发表《试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一文,在文中,他由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得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都要受一定哲学思想的支配的观点。认为全部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图书馆学理所当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学科理论基础分层次的话,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所有现代科学的共同和最高层次上的理论基础,而列宁巧妙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述的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纲领则是图书馆学所独有的因而是低层次上的理论基础。[10]两年多以后,先生经过学习和研究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成果之后,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发表《再谈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层次性》,重申了“层次观点”并阐述了理由。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再次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言论中,得出理论基础是一种“行动指南”、“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和“哲学论据”的推想。并根据这种推想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和“哲学论据”。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应该把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一系列论述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第二个层次。而信息论作为第三个层次。[11]这就是先生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层次说”。

积极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图书馆实践在发展,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也应该不断更新。在多年的图书馆工作实践基础上,先生开始了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新设想。1)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思路。关于新体系,先生认为,它应该满足6大品格。[12]①必须具有真理的客观性。为建构新体系,必须要做到:确保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确保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是客观真实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②必须具有逻辑的严密性。联系到图书馆学,先生认为,第一,必须解决建构“新体系”的用语问题,确保概念清晰明确无歧义。第二,必须解决建构“新体系”的研究对象问题,确保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特性”或“专有性”,排除研究对象上的“共同性”或“通用性”。第三,必须解决建构“新体系”的途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认识到,实践既是科学的最重要的对象,又是科学的最本质的基础。第四,必须解决建构“新体系”的研究方法问题,采用多元方法并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以确保其有效性。第五,必须解决建构“新体系”的逻辑严密性问题,确保推理准确,无懈可击。第六,必须解决“新体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图书馆工作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第七,必须解决“新体系”的实际可行性问题,能够解决现实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第八,必须解决“新体系”的公开性、公允性和公正性问题。③必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新体系应以旧理论作逻辑起点,应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必须是“亦旧亦新”的组合物。④必须具有对象的独特性。⑤必须具有结构的系统性。要建构新体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本学科定律和原理,同时新体系应反映全部现象及其联系。⑥必须具有过程的指导性。2)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新设想。先生不仅提出了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思路,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先生关于体系的框架如图。[13]从图1可以看出,先生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由“三篇”十论组成。先生对体系进行了说明和讨论。认为一门学科如果不能对它所研究的对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它就不能成其为理论。要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从“现象论”、“本质论”和“比较论”3个方面开始。而分析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没有分析就没有科学。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必须从“发展论”、“层次论”、“结构论”和“功能论”4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图书馆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决定因素在于应用。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必须从“价值论”“、选择论”和“实践论”3个方面进行探讨。先生对每一篇的每一论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先生以独特的视角、率真的语言对新体系进行的透辟分析,不仅启发了我们的思维,还丰富了学界的理论,是图书馆界的精神财富。

图书馆哲学的研究

关于图书馆哲学问题的总结

学界对于图书馆学哲学的诸多问题存在着分歧。先生对学界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4]认为建立图书馆哲学应有的态度是:不要急于建学,而要善于建学。坚信,只要思路正确,方法对头,走“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古今中外相结合”的道路,脚踏实地地做好基础工作就行了。而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先生认为,它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图书馆人应用哲学原理解决图书馆根本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图书馆哲学是否建立,不是某个学者的言论所决定,其评判应该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在先生看来,主要的衡量标准有5条:是否发表专文;是否出版专著;是否开设课程;是否创办刊物;是否成立学会。从这5条标准来衡量,先生得出图书馆哲学正处在研究阶段,尚未建立起一门独立学科的结论。

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探讨

图书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1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

1.1理论体系的研究基础与历史进程图书馆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早期是从外国已有学科引进,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历程是跌宕起伏的,我国相应的研究学会在1979年正式成立,此后,图书馆学就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探究挖掘阶段,在三十年间,学会进行的五次国内的图书馆理论研讨会,在中国的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起到了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根基作用。1.2图书馆学各学派思想简述对于图书馆学的思想理论研究,从发展初期到后期,经过了多种演变,这里将从三个阶段来简述。自1979年至1990年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学著作《图书馆学基础》体现出来,在书中第一章就描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书中的概念分别分成了三方面,分别是一般的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以及对比图书馆学,其中的一般图书馆学又分为理论上的以及实践应用的图书馆学,由于图书馆学是来自于图书馆的公共事业发展来,总结出的一种理论体系以及多年来的实践,所以反映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因为实践而来的经验从而上升至理论层次的学问。而关于应用图书馆学的内容,则包括有图书馆藏书学,馆内阅览者学,图书馆系统技术学以及图书馆的管理教育学等。在1991至2001年期间,图书馆学学者们开始从图书馆学的建设体系与学术思想来分析,众学者们通过总结几十年来图书馆学体系研究的成果,把其体系结构细化,总结模式,组合的方法以及塑造层次结构这些来进行区分,图书馆学正向着多元化的结构层次发展,所以将研究方向定义为:结构层级是怎样进行划分的,其中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边缘学科交叉与图书馆学应处于哪个位置等。而在2001年到2009年的发展时期,原先的图书馆学开始向新兴图书馆学转化,学者们发表了在21世纪的图书馆学,这门学科用长远的发展目光和宽广的视角去构建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言论,结合21世纪的时代特点,将图书馆学的应用体系和现代化的技术支持进行有机地结合,应致力于从人类现实社会角度,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利用社会作为载体与媒介,全力对图书馆的资源进行建设和开发利用,将其现代化和社会化。

2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研究方式的影响

2.1研究图书馆学的对象对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图书馆学中的对象时一般会采取不同的研究方式,这里的对象指的是人们应进行科学认识的事物,对象应该以客观的立场作为基础,比如若是图书馆研究对象中的“矛盾”方面,考虑到的是采用哲学方式去分析,而应对“过程发展”应采用历史方法去研究,相对“事业”应该采用社会采样法,而“知识交流”应该采用信息收集法等。这些都体现了研究的事物与研究方法的相互联系,即研究的事物将会决定接下来研究的方式。2.2关于学科性质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事业,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以及历史发展水平的不同,产生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尽相同,实际上这些决定了图书馆相对时代反映出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形态,而且会影响到图书馆的,运作方式,基于此情况,必然要应对此学科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认识。除了对此学科的研究事物进行理解与探究分析外,也要对其学科本质进行良好地把握。若将图书馆学视作人文类学科,则应重点放在人类发展现象以及价值追求方面;若视作社会类学科,则需要观察社会科学现象,利用调查法,统计法和比较法等;若将其视作一门管理学学科,必然要研究人类心理,结构性的方法等;如将其视作技术学科,则会涉及到数据的算法,数学的逻辑算法等。

3构建图书馆学的完整体系

3.1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21世纪的此学科的理论体系的构成,主要由以普通的图书馆学作为基础,加上社会文化和人类发展以及图书馆应用多方面进行联系,塑造出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重点在于一方面纵向加深挖掘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解释了其事业的发展特点,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再进行科学地实践。图1图书馆学三个层次结构根据大体框架,梳清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体系分类,除此之外,图书馆学的相关逻辑性和层次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将其分成浅层,中层和深层三个部分其中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就视为深层结构,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两方面就处于中层,而浅层研究的则是基础的理论和相关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三个层次具有内在关系,将此学科脉络整理得更为直观。3.2图书馆学领域尚待解决的问题(1)本文对近30年的国内图书馆学做出了分析,可是事实上图书馆学是个需要深度挖掘的领域,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为了构建符合这个时代的学科,还需要将研究继续深化;(2)21世纪的图书馆理论学仅仅处于展示框架的状态还不足以发挥图书馆学真正的内涵,还有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和与传播这些理念与思想的工作要做;(3)从图书馆学三个层次的结构图来看,这是提出的一种初步思维,今后的任务是准确地根据结构进行研究,将论证深入。

4结语

图书馆学这门学科是结合了这个时代下的社会文明以及科学认知体系,在对这门学科进行学术探讨以及产生出多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了不同学者的一些主观思维,受到了这些思维的影响所以研究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当然图书馆学这门学科也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加深理论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转换为更具影响力的一门学科,面对信息化发展的今天,针对图书馆学进行学科建设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曹文庆.论我国企业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J].图书馆建设,2010(5):22~24.

图书馆学范文第4篇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知识图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在学计量学中算得上是一个新热点。它能将计算机科学、图形学等学科和计量学结合起来,然后用可视化的图像把庞大的数据展示出来,这有非常利于推进人们对知识体系结构的研究。通过采用知识图谱,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知识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特点与结构,有条理地理清当今复杂的知识网络结构,并且还能对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科学的预测。因此,本文将把csscl数据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借助可视化的图谱技术、采用Gitespacell软件,对图书馆学知识图谱进行研究。

2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在CSSCI数据库中,把检索的时间设置为2005年至2015年,选择图书馆学二级学科的来源文献,一共检索出569条与图书馆学有关的文献,然后采用GietSPaecll软件对这些庞大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并绘制出图书馆学知识图谱。因为Gites-paeell软件不支持CSSCI数据的格式,所以需要利用JAVA程序把下载的CSSCI数据转换成Gitespaeell软件所支持的格式。

3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数据分析和结果

3.1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借助Gitespacell软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数量与时间。经过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机构分析,在上面所展现的不同颜色分别代表从2005年至2015年的时间;不一样的圆形结点代表的是机构,结点大的说明机构被引的频次很高,反之则很低,而其中的红色结点代表的是突增结点,表示这个机构的被引频次突然上升。在这个知识图谱中,我们可以把机构的被引频次分成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的被引频次不低于400;第二梯队的被引频次最低不少于200、最高不超过400;第二梯队的被引频次在100-200范围内;被引频次在50到100之间的则是第四梯队。从这四个梯队可以看到,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3.2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在图书馆知识图谱中,每个正方形框代表着一个研究的热点,结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不一。通过对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研究的主流。经过分析,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五个,分别是:技术、管理、服务和资源以及综合。其中在技术领域内的热点中位居第一的是数字图书馆。在数字领域,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研究也日渐成熟,同时还建立并投入应用不少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在管理领域,图书馆管理在出现频次中居于第三位,其关注的重点主要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在服务领域,信息服务的频次排在第二,该领域主要是读者咨询。最后,资源领域主要是研究信息资源以及资源共享。

3.3图书馆学知识图谱的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的概念,最早是由普赖斯提出来的,通过研究前沿可以反映出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及其本质,普莱斯认为,研究前沿是通过科学家引用的文献体现出来的。通过Gitespacell软件可以生成研究前沿的时区图谱,图谱中的结点设置在一个坐标系中,其中在坐标系中的最左、最上结点代表的是知识领域的研究前沿。

4总结

图书馆学范文第5篇

近几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准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少图书馆,特别是一些基层公共图书馆,有很漂亮的馆舍,但藏书建设、参考咨询、读者服务、阅读推广、地方文献搜集与整理等工作都不尽人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图书馆管理水平与馆员专业化水平不足所造成的。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未能为图书馆事业培养出必需的人才呢?

中国藏书的历史至少已有3500年了,后人发现的甲骨文献在商代是被有意识地收藏的。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利用,对中国历代王朝与学者来说,都是一件神圣与重要的事情。中国第一本图书馆学著作《别录》是由汉代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所撰,距今亦有两千余年了。这本书虽只有少量篇章存世,但我们仍能看出,作者对当时国家藏书所作的研究,并取得很高的成就。至此之后,中国历代图书馆学、目录学与文献学著作都有撰述,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传统与研究传统。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形成。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大学已开设了一些图书馆学课程。1920年,美国韦棣华(1861—1931)女士与中国沈祖荣先生(1884—1977)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模式,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此后的60年间,图书馆学教育没有太大的发展,基本上就是由两家教育机构支撑着全国图书馆教育的局面,他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目前,中国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有30余家,硕士点有70余家,博士点有10余家。所培养的学生大致可以满足图书馆事业的需求。

我们再看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所教授的课程,大致可分成几部分:(1)应用的部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文献信息组织、信息检索工具与实务、图书馆服务与用户研究、阅读推广、图书馆管理、古籍保护与整理、图书馆新技术应用或数字图书馆等。宏观方面涉及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与组织管理体制、图书馆工作流程与机制,专门图书馆工作原理、特点、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发展趋势等。(2)理论的部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图书馆学、文献学与地方文献、目录学与版本学、图书史、藏书史与图书馆史、阅读文化与阅读史等。从已开设课程来看,图书馆学教育的内容可以满足图书馆事业的需求。

那么,图书馆专业化的话题仍然被不断提出,在图书馆事业中仍然受到不断关注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材,在图书馆事业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呢?我以为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图书馆用人制度。不少图书馆,特别是一些基层图书馆,受编制或什么事业编制的限制,招收合同工,影响了不少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前往图书馆就业。(2)收入制度。在同一地区,图书馆工作岗位收入相对较低,这也影响了不少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前往图书馆就业。(3)领导意识。近期南京机场疫情反映的管理问题,印证了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就我所知,不少图书馆,包括很多高校图书馆的馆长,都不是专业的人。很多机构实行轮岗制度,这是对专业化的最大破坏。一个馆长,即便不是专业人士,他在馆长位置上,通过学习、进修及实践,也可以转化成专业人士。但一轮岗,这样的转化过程就结束了。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或馆长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不了解,对图书馆专业化的不重视,严重限制了图书馆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我认为,在中图,图书馆专业化发展不决定于图书馆学教育。但是,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关注图书馆专业化问题。

作者:王余光 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