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范文精选

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考、人才、社会、改革、发展

从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至今有28个年头了。28年来,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迁,我国的高等教育也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回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总结我国在高等人才的培养工作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于改进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实施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的社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历程回顾

1977年至今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经过45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以国务院《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主要的做法有:(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2)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该年的招生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有560万名考生参加了统一考试,其中27万多人幸运地成为了以来的“第一批”通过考试的大学生[1]。1978年,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此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以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

2、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解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原来的由计划分配指标、经费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着强烈的改革要求。为此,围绕高考的形式要求和我国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我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有:(1)1985年,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引入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2)1985年起,上海率先试行了高中会考和高考改革的试验。后来,高中会考制度向全国推广。自1990年起逐渐形成了会考和高考的区分,将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与作为水平性考试的高中毕业会考分开,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并即明确了会考是中学教学水平的鉴定性考试,高考以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为主要任务,突出选拔性。(3)在考试科目方面,1989年,湖南、云南、海南三省尝试“3+1”高考科目组设置方案。1993年,在全面推行会考的基础上,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综合而言,高考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即语文、数学、外语;另一类为选考,即由招生的高等学校根据专业学习的特点,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1至2科。考生除参加必考科目的考试外,尚须按所报志愿学校的要求,参加1至2科考试。作为过渡,当时的考试科目仍分两类:文史类加考政治、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化学。(4)为了加强考试工作专业化,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的考试机构,各省招生办公室的考试工作得以加强,近半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各种招生、考试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的教育考试院或考试局、考试中心。

3、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

1998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开始启动,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高考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背景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以市场机制作为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已经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的改革已经实施。围绕这些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为我国高级人才选拔培养的高考制度也随着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1)1998年,教育部宣布高考科目将实行“3+X”方案。[2]所谓的“3+X”方案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的科目;中学里的其余6门学科: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高等学校可根据专业要求任定1—2科为考生选考科目,也可对考生进行偏于社会科学或偏于自然科学的综合考试。考生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求,决定考试科目,考试科目越多,可选报的志愿也越多。这个方案,既有利于高中各校及考生发挥特长,也有利于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自主权。在2001年,全国共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3+X”高考模式试点。经过试点和推广,这个高考模式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预期效果。(2)1999年,天津、广西试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到2000年,全国一半以上的省市和高校实行了计算机网上录取。到目前,几乎全国的招生录取都实现了网络化、公开化。(3)2000年,北京、安徽等省市试行2次高考,两季招生,这样,一年一次新生入学和一年一度毕业生的情况也已经被打破。(4)从考试内容和题型的发展来看,考试内容发展脉络大致是知识、能力、素养,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同时外语教学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与这些改革相适应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大学本科及专科在校生人数由341万增长为1100余万,在校研究生及在职攻读硕士、博士人数增至80万,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约4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5.3%,基本上实现了1998年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的目标,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快步走向大众化。

二、高考与我国社会发展

回首我国高考制度沿革和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我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进步。可以说,这些进步和变化与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密切相关的。

1、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环节,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

高等教育是向国家、社会提供优秀人才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和由小变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已有1070余所。据初步统计,这些院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约2000万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大约1/2以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的高考制度选拔出来的。正是这些专门人才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这不仅推动了我国民族素质不断提高,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2、高考作为社会人才以及社会阶层的分流器,为社会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机制保障。

每年的高考牵涉到千千万万家庭、学校、教师、学生的神经,因为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决定了一个年轻人今后的人生和命运。尤其是[JP1]对于广大农村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考大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就象一把筛子,一些优秀的人才在高考竞争中胜出就进入高校深造,毕业后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白领阶层’,农村的孩子也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在高考竞争中失败的学子就被淘汰到社会中去,……”[3]可以说,当社会进步出现了社会分工并进而出现了脑体分工之后,有一部分人必须被选拔出来从事管理领导或更高级的脑力劳动,而考试是人类发明的一条最为有效、最为公平、最具社会公信力的一种科学办法。由于竞争,难以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批评,“黑色七月”的抗争,但这些正说明了高考所承载的社会分流的社会功能。正是社会分工和地位的差别导致了残酷的考试竞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功能并影响着社会分工的高考,必然是一种人才选拔的残酷竞争方式[4]。实际上,高考作为一种社会分层的过滤和分流机制,对于社会的流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一个社会良好的流动机制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高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发育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水平。

承载了社会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机制。从改革近30年来的情况看,我们从高考的变革可以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如高考招生比例的增加,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发展水平的提高;考试的方式、内容不断多元化发展,充分体现了从资源短缺的计划经济走向顾客导向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考试的公开化、公平性以及监督方式科学化、严密化,也体现了社会管理不断走向法治、民主、公平的基本价值追求。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双重跨越的当前,为适应建立面向不同经济形态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制,我国的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

三、新形势下我国高考制度的挑战和变革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潮流不断逼近的今天,教育作为一个发展和竞争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实施“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点领域,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正如同志在北大100周年校庆庆典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为此,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为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坚持教育创新,改革我国的包括高等院校考试在内的各类人才选拔和培养考试,就变得势在必然和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的高考制度需要注意克服和防范各种新的问题:如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公平问题,资源过于集中,考试与入学、就业的脱节问题,因为考试而造成的教育、教学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当前教育国际化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给予适当的变革和调整。总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依照不同层次、类型、形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各自潜在的功能大小和它们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高考制度也必须适应高等教育多元化的需要、适应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体系,从而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功能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考、人才、社会、改革、发展

从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至今有28个年头了。28年来,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迁,我国的高等教育也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回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总结我国在高等人才的培养工作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于改进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实施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的社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历程回顾

1977年至今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经过45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以国务院《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主要的做法有:(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2)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该年的招生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有560万名考生参加了统一考试,其中27万多人幸运地成为了以来的“第一批”通过考试的大学生[1]。1978年,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此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以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

2、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解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原来的由计划分配指标、经费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着强烈的改革要求。为此,围绕高考的形式要求和我国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我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有:(1)1985年,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引入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2)1985年起,上海率先试行了高中会考和高考改革的试验。后来,高中会考制度向全国推广。自1990年起逐渐形成了会考和高考的区分,将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与作为水平性考试的高中毕业会考分开,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并即明确了会考是中学教学水平的鉴定性考试,高考以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为主要任务,突出选拔性。(3)在考试科目方面,1989年,湖南、云南、海南三省尝试“3+1”高考科目组设置方案。1993年,在全面推行会考的基础上,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综合而言,高考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即语文、数学、外语;另一类为选考,即由招生的高等学校根据专业学习的特点,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1至2科。考生除参加必考科目的考试外,尚须按所报志愿学校的要求,参加1至2科考试。作为过渡,当时的考试科目仍分两类:文史类加考政治、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化学。(4)为了加强考试工作专业化,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的考试机构,各省招生办公室的考试工作得以加强,近半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各种招生、考试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的教育考试院或考试局、考试中心。

3、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

1998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开始启动,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高考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背景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以市场机制作为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已经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的改革已经实施。围绕这些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为我国高级人才选拔培养的高考制度也随着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1)1998年,教育部宣布高考科目将实行“3+X”方案。[2]所谓的“3+X”方案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的科目;中学里的其余6门学科: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高等学校可根据专业要求任定1—2科为考生选考科目,也可对考生进行偏于社会科学或偏于自然科学的综合考试。考生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求,决定考试科目,考试科目越多,可选报的志愿也越多。这个方案,既有利于高中各校及考生发挥特长,也有利于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自主权。在2001年,全国共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3+X”高考模式试点。经过试点和推广,这个高考模式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预期效果。(2)1999年,天津、广西试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到2000年,全国一半以上的省市和高校实行了计算机网上录取。到目前,几乎全国的招生录取都实现了网络化、公开化。(3)2000年,北京、安徽等省市试行2次高考,两季招生,这样,一年一次新生入学和一年一度毕业生的情况也已经被打破。(4)从考试内容和题型的发展来看,考试内容发展脉络大致是知识、能力、素养,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同时外语教学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与这些改革相适应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大学本科及专科在校生人数由341万增长为1100余万,在校研究生及在职攻读硕士、博士人数增至80万,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约4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5.3%,基本上实现了1998年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的目标,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快步走向大众化。

二、高考与我国社会发展

回首我国高考制度沿革和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我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进步。可以说,这些进步和变化与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密切相关的。

1、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环节,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

高等教育是向国家、社会提供优秀人才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和由小变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已有1070余所。据初步统计,这些院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约2000万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大约1/2以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的高考制度选拔出来的。正是这些专门人才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这不仅推动了我国民族素质不断提高,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2、高考作为社会人才以及社会阶层的分流器,为社会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机制保障。

每年的高考牵涉到千千万万家庭、学校、教师、学生的神经,因为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决定了一个年轻人今后的人生和命运。尤其是[JP1]对于广大农村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考大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就象一把筛子,一些优秀的人才在高考竞争中胜出就进入高校深造,毕业后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白领阶层’,农村的孩子也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在高考竞争中失败的学子就被淘汰到社会中去,……”[3]可以说,当社会进步出现了社会分工并进而出现了脑体分工之后,有一部分人必须被选拔出来从事管理领导或更高级的脑力劳动,而考试是人类发明的一条最为有效、最为公平、最具社会公信力的一种科学办法。由于竞争,难以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批评,“黑色七月”的抗争,但这些正说明了高考所承载的社会分流的社会功能。正是社会分工和地位的差别导致了残酷的考试竞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功能并影响着社会分工的高考,必然是一种人才选拔的残酷竞争方式[4]。实际上,高考作为一种社会分层的过滤和分流机制,对于社会的流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一个社会良好的流动机制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高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发育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水平。

承载了社会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机制。从改革近30年来的情况看,我们从高考的变革可以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如高考招生比例的增加,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发展水平的提高;考试的方式、内容不断多元化发展,充分体现了从资源短缺的计划经济走向顾客导向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考试的公开化、公平性以及监督方式科学化、严密化,也体现了社会管理不断走向法治、民主、公平的基本价值追求。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双重跨越的当前,为适应建立面向不同经济形态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制,我国的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

三、新形势下我国高考制度的挑战和变革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潮流不断逼近的今天,教育作为一个发展和竞争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实施“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点领域,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正如同志在北大100周年校庆庆典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为此,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为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坚持教育创新,改革我国的包括高等院校考试在内的各类人才选拔和培养考试,就变得势在必然和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的高考制度需要注意克服和防范各种新的问题:如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公平问题,资源过于集中,考试与入学、就业的脱节问题,因为考试而造成的教育、教学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当前教育国际化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给予适当的变革和调整。总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依照不同层次、类型、形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各自潜在的功能大小和它们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高考制度也必须适应高等教育多元化的需要、适应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体系,从而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功能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战略要素策略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逐渐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多位一体。这表明,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尺度,相应地,社会发展战略也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主流意识和历史性实践。这个主流意识和历史性实践,呼唤社会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一、社会与社会发展战略

研究社会发展战略问题,首先阐明对社会、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明确社会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在研究的场域中保持清醒和自觉。

(一)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

关于“社会发展”的含义,国内外大致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其划分标准取决于对“社会”一词的理解。广义的“社会”亦称经济社会,泛指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其发展的一切活动,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的)、生态多方面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由此定义的社会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领域和范畴,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发展。

狭义的社会发展概念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社会发展,即不直接反映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并着重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社会发展;另一种正是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对象,即相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概念,它涉及的领域和内容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范围大体相当。主要包括: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人口增长的适度有效控制,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平均寿命的延长,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安全,等等。

“战略”一词源自军事理论,概指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以后演变为发展战略,泛指经济及与经济相关联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中有关决策与指导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把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方针和任务亦称之为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是由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主体责任的一种战略,即国家通过立法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等方式,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安全,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增强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和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

显而易见,社会发展战略凸现全面性、长远性和根本性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既有全球性、全国性的宏观意蕴,也有各个地区和相关部门自身的某一特定全局的意蕴,还有体现在社会发展战略系统空间上的整体性意蕴。这说明,社会发展战略是对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的谋划,它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大量的局部或部分优化组合而成,从而具有整体功能效应,并在质和量上都有与局部或部分炯然不同的特性。然而,由于解决全局性的问题往往不是一时可以实现的,所以又必须赋予社会发展战略以谋划长远性问题的含义。同时,一般来说,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必然都是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因而社会发展战略有了根本性的特征。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战略始终必须紧紧围绕上述战略的三个基本特征,偏离了这一点就会出现方向和目标的错位,甚至不称其为战略问题。

(二)社会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地位

社会发展战略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人口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安全等若干方面。

1.人口问题。人的发展状况表现在一国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构成、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人口系统既是经济系统的支持因素,也是社会系统的支持因素。马克思说过,生产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再生产的发展问题。人口战略是对一定范围内较长时期的社会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生育质量的谋划。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种谋划就是促进人们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提高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质量,调整人口结构,完善人口管理体制,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口素质,把众多的人口数量转化为重要的人力资源。

2.社会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作为一个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3.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相并列的活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事业、体育健身事业、慈善事业,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4.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亦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只有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比较稳定、健康、和谐的社会结构。

5.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又称公共领域,通常也叫“第三部门”,指执行一定的职能,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它是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群众组织。

6.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是指人群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生活、生产和工作的安全,它直接体现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利益需要。如果社会安全状况不断恶化,必然会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不安全。在现代社会,社会子系统发展较快,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

社会发展战略的地位不仅是指它对于社会发展本身的价值,而且也表明它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社会发展战略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领域的角度来说,发展的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相应地就有了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和生态发展战略,从而说明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是实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一种结构性必然,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发展战略不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补充和依附,而是与经济发展战略并列的、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涉及人口、福利、卫生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在很大意义上是如何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问题,主要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同时,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战略之间,也是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因此,社会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二、社会发展战略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发展战略要素同一般战略要素一样,包括战略目的、战略思路、战略决策、战略总结等,其中战略决策要素包括战略依据、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以及战略对策等。各要素之间互为制约、互为条件、互为作用、不可或缺。

(一)战略依据

一般来说,一个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需要遵循三个基本依据,即理论依据、历史依据(亦称经验依据)和现实依据。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也概莫能外。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发展战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生产力观点揭示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为社会发展战略要素中的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战略保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群众观点则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社会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显然必须以群众观点为基本理论依据。当然,社会发展战略还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为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现实社会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社会发展战略还要靠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发展战略学、发展社会学等专业理论提供的支持。

从历史层面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社会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前后相续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在吸收过去社会发展创造的优秀成果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和创造。因此,了解本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运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历史和经验依据。

从现实层面看,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该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同样,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也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这种创造必须立足于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和确定符合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生产力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目标和对策。同时,现实又是一个宽泛的范畴,既要考虑国内的发展状况,也要研究世界各国的现实发展条件和战略意图,预测未来全球发展的主导趋势,全方位地分析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和未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二)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亦即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战略方针对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以及其它具体措施起着指导性作用,因而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灵魂。社会发展战略决策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战略方针。

1.坚持以人为本。民生问题,事关群众的生命、生存、生活,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抓准并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等方面都突出了以人为本,强调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措施,诸如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等政策。这充分表明,解决社会问题要始终贯穿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生这一价值取向。为此,社会发展战略要始终贯穿“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根红线,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

2.坚持各尽其能与各得其所。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各尽其能,就是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和释放人们的创造活力。人的活力根本来源于既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又能获得与其才能实现结果相适应的价值。当每个人(全体人民)都充满活力的时候,这个社会无疑就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各得其所,不仅涉及分配和享受,而且涉及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和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等。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不仅是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赖以实现的内在条件和基础,而且是使社会充满活力的根本动力。

3.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说明城乡关系在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统筹城乡发展,实质上就是把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改善置于全国城乡联动的格局之中,在根本上有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社会正义。因此,社会发展战略应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继续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道路,着眼于从社会层面改善民生,进而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4.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只有抓住稳定这一决定性的环节,才能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就是把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社会安全统一起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稳定”的基石。同时,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应贯穿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三)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确定尤为重要,它既是动员社会的旗帜,昭示着社会发展方向,也是一定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的宗旨和意图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大体上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

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在人的主体能力、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等要素上的综合发展。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更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需求。”[3]可见,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住房、安全生产、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既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在这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诸如失业人口比例过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救助能力弱、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只有科学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3.保持社会公正。公正即公平与正义,反映的是人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4]因此,坚持公正原则,就是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强调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又要坚持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合理、正当和公平的利益分配尺度。尤其要通过国家运用制度化手段,直接干预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有效地缩小贫富差异,调整社会关系,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4.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既是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

(四)战略重点

简单地说,战略重点就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确定的主攻方向。社会发展战略重点主要包括社会体制的完善、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管理的强化。正确地选择和解决好这些战略重点问题,对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建立和完善社会体制。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线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不利群体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其次,建立和完善社会流动体制。一是地域间的群体流动,使东西、南北、城乡之间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取得同等的资源;二是各阶层间的流动,打通阶层壁垒,使各社会阶层的人员在角色上处于不断更新变换之中。再次,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体制。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强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最后,建立和完善社会预警和应急体制。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加强信息反馈,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给相关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对策,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2.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要注重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从总体上说,政府要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会结构的“纺锤形”发展。具体地说,一是要稳妥调整人口结构,关键是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改善教育、卫生状态,做好提高人口质量的工作,争取人口结构逐渐趋于合理;二是要全面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包括调整劳动力就业的企业规模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等;三是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的步伐,关键是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四是要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有序流动,从而使社会结构在总体上适应经济结构变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3.理顺和调节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实践证明,利益关系的协调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理顺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关键在于调节好利益关系。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要坚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抓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认真解决改善就业环境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实际问题,继续采取有效的扶贫帮困的社会政策,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同时,教育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以合理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

4.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只有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发展战略要把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作为重点任务来推进。一是,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的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二是,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改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和各类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培育发展民间组织,加大管理监督力度。

三、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与创新

落实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制订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既包括作用于社会发展战略本身正常运行的对策,也包括针对社会发展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和环节等作用对象,以相应采取社会管理机制、优化社会发展环境、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保持社会持续稳定等方面的措施。

(一)战略对策。社会发展战略对策是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究竟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里主要包括制订战略规划(方案),综合运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和文化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加强过程管理,完善社会发展战略机制和方法,推进社会发展战略创新。

(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为实现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对社会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系统本身的运行及其所涉及的社会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实施战略管理是社会发展战略决策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保障。一是,社会发展战略管理就是人们(战略主体)基于对社会发展战略运行规律的把握,通过一定的手段、一系列的措施,促成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有效结合与合理利用,保证社会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系统而正常运行,并不断增强运行的有效性。二是,社会发展战略管理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的实现。

(三)战略机制。战略机制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战略机体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互相连接、互为因果的联结方式,是社会发展战略各个要素环环相扣的运行过程。建立长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社会发展战略机制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引导、约束机制,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等)、调控机制(领导、组织机制,协调、控制机制,导向、激励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管理监督机制,以及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等等。同时,要加快政策法规建设,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加大开放度、增强透明度、扩大参与度,使之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完善社会发展投入机制,加大对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的物质支持力度。

(四)战略方法。战略方法是关于如何推进发展战略或怎样达到发展战略目标的理论。从一般方法上说,社会发展战略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及正确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从具体方法上说,社会发展战略的运作方法是一个多方面的集合体,诸如目标管理的方法、榜样示范的方法、指标评价的方法,以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战略调控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法,等等。对于这些方法的运用,既要根据社会发展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区或领域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又要注重异中有同,渗透综合,多种方法交叉并用。

(五)战略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也是一个政党进行正确决策的灵魂和动力”[6]。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前提是观念创新,即在注重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不断更新社会发展的理念。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而改革是体制和机制创新的本质,因此,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要从改革上想办法、要动力。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关键还在于实现目标创新和内容创新,这是比较具体的创新体系,其中根本的在于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问题,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做出新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5.

[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43.

[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社会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把握方式/寻求途径

【正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站在时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如何看待和把握其当代价值?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质疑。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解释力和穿透力。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亦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一是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时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三是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反映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其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35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2]10既然时代的性质未变,那么决定这种性质的内在逻辑就没有改变。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只要资本逻辑没有被超越,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诚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2]216至于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很难说得到了有效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新的方式在产生影响。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大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3]115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冲突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

正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面对的时代性质和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而作为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4]202—203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为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因此,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5]3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3]124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6]215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实际上就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7]8,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这一理论不需要有新的发展。应当看到,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绝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发展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审视与考察,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在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起点、所处的国际位置、发展的导因、推进的方式上不尽相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特殊,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因而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这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二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主要涉及到现代化如何推进的问题。就以现代化推进的条件来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来讨论: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8]83—84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现在,又进入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重新的理解。应当说,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9]24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争论。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展理论研究之外。

应当说,当代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对发展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研究上还是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比较、相互吸收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73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显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区别这样几种情况来加以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社会进步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引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考察和指导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尽管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要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并由此来实现。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异,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非常之少;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显现和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尝试建立新的体系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有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0]59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21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289。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12]258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首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13]154。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绝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共同组成的。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研究应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样的互动,可能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最为基本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C]//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5]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孙立平.传统与变迁[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0]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11]恩格斯:《资本论》德文版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社会发展范文第5篇

二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

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

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这种进化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中,亦有表现,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基调。持循环论的人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切不过是过去的重复,按照这种循环的轨道发展的历史,具有合理性,否则则无合理性。而退化论的史观,则以为一切发展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就指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高热量的消耗为前提的,人类在获取一千卡热量的过程中,所浪费的热量是所得的几十倍,因而,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问题

社会发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表明我们对历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进步史观为依托的,没有进步信念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指称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进步性的概念,因而“发展”是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演进,是由不完善状况,向完善状态的演进,落实在社会有机体上来,“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有机体结构功能的改进或完善。那么,当我们讲“社会发展”时,就有三层意蕴,一是按某种标准对过去社会整体状况的评估,二是对当下社会的评判,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样,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能否成为认识主体的共识,也成了社会发展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化的面貌或蓝图也是多样的,既有欧美内发原生型的现代化样板,也有东亚后发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以,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始终与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相关。

第三是社会发展的评估问题

人们通常讲经济学是讲价值创造的学问,政治学是讲价值分配的学问,而哲学则是讲价值评估的学问。同样,合理性问题,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始终是一种价值评估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估,要涉及到的两个问题有,第一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第二个则是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问题。

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是通过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在特定阶段对社会的特定规划和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共识的客观效果,则表现为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面貌。这种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评判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如果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相一致,那么人的行动和愿望无疑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不一致时,我们就只有求助于长时段的历史了。对于这种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尔的理性狡计,或康德的自然狡计的表现。中国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人物活动的主观动机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上的自私的欲望或个人的私欲可能会造成一种好的结果,即是恶的动机,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这主要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主观上是为了实现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观上,则减少了封建制的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②同样,善的共识或动机,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黄河上游建造的三门峡水库,其负面作用,还有人们对三峡大坝的非议,等表现了一种发展的共识与其客观的差异。这样,秦始皇当年废封建的不合理性,在历史上则表现为合理性,而三门峡水库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转换同样表现客观效果的执拗,客观效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共识为转移的。

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是存在着善与恶的二律背反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的进步往往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社会发展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但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则又是一种恶。历史科学的眼光着眼于社会发展实践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道德评价,则着眼于社会实践行为本身的善恶,我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据历史的眼光。比如工业化过程对田园牧歌的消解,现时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对成千上万工人生存状况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证当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注释:

①转引自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56页。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0册,第68页。

社会发展合理性是认识主体基于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共识,它凭借自身的主观愿望或共识,构想社会发展的面貌或蓝图,并最终通过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检验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社会发展合理性概念中,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