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发明的1839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面前，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想要变强，必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奇技淫巧”。虽然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差异性，比如在南美洲，宗教裁判所依旧有很强的响力，那里的艺术家更注重心中的灵性；在奥斯曼，安拉的光辉与帝国的传统仍然驾驭着突厥帝国向前，那里的艺术家仍然在歌颂着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出日落与默守成规，但这些区域性的艺术形式仍要向强者低头。而摄影技术及影像审美更是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项文化输出而大肆流传。1849年，杜坎普与福楼拜就开始借助摄影来记录东方的风土人情。到了19世纪末，整个世界都会有扛着相机的摄影师记录各种信息。同时，随着传媒业的勃兴，摄影也作为一种强大的传媒工具而席卷全球。在这个基础上，说摄影艺术是一种国际化的艺术完全不为过。在这个地理空间畅通与信息遍布的时代，摄影艺术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早地完成了“国际化”。

但这种国际化其实也是有限的，各个地区观念的差异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消除。我们上文提到，摄影艺术的产生是由艺术家的观念诉求和审美选择所致，而艺术家的文化差异就必然影响着他们的观念表达。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艺术来说，这种国际化完全被艺术家认为是一种文化侵袭。在清末的中国，艺术家们还是要通过研习儒释道的经典来获得某种观念。所以，这种文化的差异就制约了中国艺术家在摄影艺术上的探索。他们更多地是把摄影当作一种“玩具、过去的凭证、摄人心魂的怪物”。幸运的是，这种艺术语言的文化隔膜对于穿梭于世俗世界的摄影师来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地用相机“观看”，才推动了中国摄影艺术的国际化进程。事实上，任何艺术门类都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矛盾，而摄影艺术似乎更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谈及摄影的艺术性会让所有人费解。文人（在中国，只有文人对文化有话语权）对西方“他者”思维下拍摄的影像很恼火(约翰•汤姆逊与菲利斯•比托拍摄的落后不堪的街道和目光呆滞的中国人让国人很难堪)。而清朝皇室在宫廷里拍摄的“慈禧版观音”又太儿戏，《求己图》之类的街头摆拍也太具象、世俗。因此，中国拒绝承认这种国际化的艺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初叶国人对摄影艺术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民众的开化和摄影在传媒业中的大范围应用。这是巧合也是必然，东方风情的画意开始流行起来。郎静山的集锦摄影成为受到推崇的艺术：其既可以弘扬中国的文化（特别是精神世界），又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上占得一席之地，民族性的艺术语言更得到弘扬。而当时国际化的摄影语言已经形成，并且诞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艺术摄影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么，难道当时西方斯蒂格利茨的直接摄影没有传入中国吗？当时以曼雷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摄影没有被国人所熟知？答案是否定的。这就需要用民族文化的差异来解释。这些国际化的语言对于国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传统中国向来没有完全再现客观物象的艺术。中国画所秉承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理念，或高古游丝或半纸春水，迎合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庸与泰然处之的思想。虽然中国的文人已经接纳了摄影艺术，但这种接受的方式很被动。在民族意识觉醒异常猛烈的情况下，反而开始将自己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进行强行嫁接。因此，摄影的国际化语言在文人阶层走入了死胡同。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充足的准备让影像发挥它应有的特性。

20世纪30年代，左翼的社会文化浪潮也把摄影艺术推到了风口浪尖。没有什么比摄影更容易宣传自己的政治言论，似乎当时的人们有种错觉：政治标语本不可信，但加上了图像就仿佛真正发生过了。不论是达达的延续，还是超现实主义式的拼贴，亦或是对直接摄影的无限追求，都是这个时期摄影思潮的主流。在中国，这种思想的传播更是在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与掌握技术的产业工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政治题材的艺术摄影开始了对东方世界的征伐。不论是沙飞、吴印咸，还是后来的侯波，都在遵循着“摄影为政治服务”的主线走下去——这几乎奠定了建国以来的主流摄影方式。在苏联，甚至全世界，这种单向的宣传并不为过。作为政府的喉舌，国家媒体有权、也有责任宣传政府愿意让民众看到的事实。

在中国，“85艺术思潮”之后，人们所料想的摄影艺术的国际化也并没有出现。一方面，郎静山的画意摄影仍有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在相机广告的影响下，中国很多摄影师与摄影爱好者开始自愿放弃谋求艺术探索的机会，转而为器材痴迷。在笔者看来，这两类人群的出现仍是对20世纪初中国摄影艺术的延续。对于中国式的画意摄影，文人与艺术家都颇多赞同。这是一种对东方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性的坚持。毕竟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在这个世界的主流意识里，人们往往将传统艺术视为一种落后的奇观。当这种民族文化遭遇国际性的艺术语言，会不自觉地让民族主义者抗拒。因此，夹杂传统文人画意味的画意摄影便被中国的文人们异化了——他们从中得到弘扬发展中国文化的幻想（当代水墨对传统的摒弃即是如此）。同时，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这类摄影艺术更容易获得市场的考量和虚假的追捧。在笔者看来，将民族文化附会到国际化语言的摄影艺术中去的做法，实在不可取。同样，对摄影器材的过度追求也在败坏着摄影艺术的前景。其实，这些对器材的热捧往往是一些商家的炒作所致。日本的摄影器材品牌往往会加大对相机特性的宣传，将你能拍出好照片的能力与你所获得的机器与镜头相联系，从而达到抢占市场的效果。这种将摄影艺术过度物化的行为，会使民众将精力放在器材的比拼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摄影爱好者过度神化机器，追求照片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而这与真正的摄影艺术背道而驰（但比拼器材本身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受此影响）。

随着“平遥摄影展”与“广州双年展”的举办，中国的艺术家开始真正正视摄影艺术。这种正视是对国际知名观念摄影作品的研习得来的。所以开始自然而然地借用起这种国际化语言的表达方式来。但中国的艺术家大多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在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理解，并且终生践行。当艺术家们尝试运用摄影艺术的时候，不论其表现手法如何地国际化，他们表达的观念仍然具有民族文化的烙印。而在中国，这也成了国际化语言与民族文化特征在摄影艺术上最大的体现。现在国内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如吕楠、刘铮、洪磊、王庆松等都具备这些特性。洪磊对中国元素的运用是最为突出的。紫禁城、苏州园林等传统文化符号一直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并且从形式上也有些中国画的韵味。但他的表现手法又具有鲜明的“国际”特征。在他身上讨论国际化语言与民族文化最方便，因为他的作品本身都在表达这种矛盾。对传统经典的异化使得洪磊的作品体现出一种焦虑与平和相混杂的情感。对于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我们来说，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怜悯——这种怜悯是对中国越发国际化的一种恐惧。洪磊对民族文化的残酷正是因为他对民族文化是热爱的，但正因为这种爱，他宁愿让这些符号刺伤每一个观者的内心。对他而言，他掌握的摄影语言有力地表达着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这两者并不对立。

对于吕楠来说，他的“中国三部曲”感染了太多的国人。你从他的画面中并没有体会到民族文化的耀武扬威，但你能深刻地感受到每一幅照片都在揭示在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真实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用精神病、天主教、西藏这些充满猎奇性的文化意象来吸引观者的眼球，而是通过拍摄这些不一样的故事来展现一种人类的普遍风貌。这种展现并不带有丝毫的民族性。但对于观看者来说，会由此引发一种对民族文化特征的联想。我想这就是他拍摄的意图——让我们感悟自己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由此可见，中国这些用摄影表达观念的艺术家们已经学会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民族文化特征的感受，真挚而不做作，朴实而又有感染力。但笔者仍希望我们能形成自己的摄影艺术特色，而不是总能在我们本土的作品中瞥见似曾相识的西方作品的影子。因为百年之后，我们仍要考虑自己给子孙留下了什么新的文化创造。

作者：张争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