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宽松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海珠分校

邓小平行政改革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又必然指导和推动我国行政改革实践。由于行政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15］，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得多，必须下大力气推动这场艰难、复杂和综合性的行政改革。

理顺权力关系

邓小平认为理顺权力关系、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建立强有力的工作体系，是推动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对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理顺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优化行政管理体制。首先，要理顺党政关系，解决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的问题。邓小平十分重视全局范围内党政职能分开的问题，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是否善于领导。党不能干预太多，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去承担，由其独立负责地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其次，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问题，做到权力合理下放。邓小平指出我国的一个省、市或自治区就相当、甚至于超过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实行“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再次，要理顺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合理配置行政权力，优化权力结构的问题。最后，要理顺地方各级政府同企业、事业和其它社会单位的关系，解决政府包揽一切的问题。针对各级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邓小平主张下放管理权限，让企业、事业、社会单位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当然，邓小平所讲的理顺权力关系，调整权力结构并不是反对集中，否定中央权威。他认为权力下放不是简单的放权，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以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

转变政府职能

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应该处于中心地位，党和政府的根本职责“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16］。“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17］。“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18］在邓小平的不断推动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府的职能实现重大转变，从政治为主向经济社会管理为主深刻转变，逐步实现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当然，政府增强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并不是否定政府的政治职能，也决不等于政府直接指挥生产和管理生活。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后者，很早就提出必须改变“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9］，认为“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20］

精简行政机构

在行政改革实践中，邓小平主张通过下放权力、转变职能、定职定编，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指出精简机构的必要性、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等。他认为“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21］如果不进行精简机构这场革命，“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2］当然，他认为精简机构不是人员只出不进，而是“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选什么人、进什么人，这最重要的。也就是说，精简机构不是单纯的撤并机构和减少人员，而是必须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不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23］。邓小平指出“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24］

加强规范化建设

邓小平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规范化建设，主张改革应该纳入法制轨道。要集中力量制定出各种必要的法律和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建立一套强有力、科学规范的法律制度，才能巩固行政改革的成果，消除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种种弊端，清除特权现象等封建主义毒瘤，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清正廉明地工作，使国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他指出“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25］，为此，既要建立“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6］。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行政方面的法制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有力地改善了我国行政管理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