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乡村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2006年的安徽省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城乡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其退休前职业层级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干部与教师和医生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而农民的生活质量最差。中国的农村老龄居民处在经济转轨与人口转变的双向运动中，这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

除了多元维度，Stewart和King的定义强调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性。当然，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测并不一定与客观观测者的评估一致，但限于资料的不足，本项研究暂只考虑主观评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职业分层体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许多，许多农民、尤其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同时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城镇里从事常见职业的居民，例如工

人、医生、教师、干部等，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够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保障以及市场经济为城镇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我们把对生理健康的自我评估看作生活质量评估中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生活质量定义的一部分。这允许我们考察生活质量在职业上的差异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状况评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否独立于职业历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为生活质量的预测指标，我们还考察了老龄居民的婚姻状况(已婚或丧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邻近。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依据的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持，教师每隔一年开设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学生返乡的机会，通过结构式问卷在学生家乡进行调查。在2006年的问卷调查中，57名学生承担了调查任务，调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区，调查总样本为930位农村老龄居民。尽管没有经过概率抽样，这个样本已经是一个大型样本，涉及的地域足够多元，能够反映安徽省农村老龄居民的总人口特征。问卷调查包括55个问题，涉及农村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一)自变量

我们选用的自变量包括退休前的职业、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社会背景。在职业选项中，受访者在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师或医生、干部在内的选项中选择。

我们还选择了下列背景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离。距离包括下列选项：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镇或同区、同县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市。我们在某些分析中将上述部分变量重新编码，以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将“教育”重新编码为“未受过教育”，与受过某些教育相对比；将“婚姻状况”重新编码为“与配偶同住”，与离婚、分居、从未结婚和丧偶相对比；将距离中的“同住”与其他合并后的选项相对比。

为了衡量生理健康状况，我们构建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五官健康，包括的问题涉及听觉、视力、嗅觉与味觉。例如，受访者可在下列对其听觉的描述中进行选择：(1)双耳都有障碍；(2)一只耳朵有障碍；(3)一般；(4)良好；(5)极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和描述也基本类似。

第二个指标侧重于身体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与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神经器官以及心脏。经过重新编码后的选项包括：(1)有疾病；(2)轻微不适；(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器官”的指标。

第三个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标覆盖了日常生活活动，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严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上厕所(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自理能力”。

(二)因变量

我们采用的关键因变量是生活质量。经过重新编码，生活质量包括下列七个范畴：对心理状态的总体评估(1：差，2=一般，3=很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1=担忧，2=一般，3=满意)；对财务状况的态度(1=困难，2：轻度担忧，3=不错)；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态度(1=不舒适，2=一般，3=舒适)；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1=拒绝评估，2=一般，3=满意)；亲属和邻居的态度(1：差，2=某些态度好，某些态度不好，3=不令人满意)；对子女工作与生活的态度(1=满意，2=担忧，3=不清楚)。

(三)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缺失数据极少。极少数的缺失数据已被剔除。基于范畴的类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将原始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加以合并。我们还评估了所有指标的连贯性与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某些指标。为了分析便利，我们将主要指标称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体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与生活质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数据分析

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分析路径，从职业与社会背景、生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交叉列表开始。然后生活质量被分解为单独的项目，并将其与退休前的职业一起考察。最后，我们控制了社会背景与生理健康状况，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对生活质量进行了预测。除了量化分析，我们还考察了问卷调查中的某些质化数据。

四、研究结果

表1报告了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背景特征与生理健康指标。受访者的年龄从62岁至101岁，平均年龄为71.78岁，41.4％的受访者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数低于初中，约60％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访的单身者主要处于丧偶状态；38.5％的受访者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还报告了感官健康、身体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标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数据内部差异仍然相当大。

与上述指标相类似，生活质量指标的平均值(2.43)显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倾向“满意”的。职业方面，农民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为59.7％，其他职业的比例分别为工人(14.7％)、职员(6.9％)、教师或医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职业类别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比较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与其他职业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大部分差别。例如，总体而言，农民的年龄最大，妇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实上，约2／3的农民为文盲，而其他职业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务农妇女中，78.2％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农民、工人和职员已婚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最有可能处于已婚与配偶同住状态。我们还发现，农民丧偶的比例最高。35.5％的农民处于丧偶状态，而其他职业受访者的丧偶比例为26.4％。最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农民最有可能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约43％的农民与亲属同住。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老龄居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生活质量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底部，即农民、工人与职员。农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医生和干部的生活质量最高。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4将生活质量指标分解为7个项目，并报告了每个职业对应项目的平均值。除了亲属和邻居的态度，所有比较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与其他分析一致。农民在所有生活质量指标的自我评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对财务状况的态度”，其中农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异，后者对其财务状况最为满意。“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差异同样较大，干部的满意程度比农民高出0.31。农民对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满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程度比其他职业都低出许多，尤其是与教师或医生相比较。关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教师或医生的满意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质量的每一项指标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师或医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与职业历史相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的差异，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与上述结果相一致的是，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

通过对自变量的不同排列，我们还用回归方程进行了不同的计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农民与工人的相对劣势以及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相对优势均具有显著性。具有显著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婚姻以及与子女同住情况。更好的健康状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配偶一同生活以及与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质量的指标。

我们还对受访者主要关注事宜与担忧进行了分析。受访者的回答被归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对自我或配偶的关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工作与住房，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对成年子女的关注，包括健康，经济状况，包括教育，社会关系，例如婚姻状况；其他事宜包括对孙辈教育、工作、婚姻与住房等的关注，对社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的问题中，普遍关注的是：自身的社会关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经济状况(17％)。受访者还对其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16％)与社会关系(10％)表示出了关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农民、工人与职员的关注事宜类型与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关注事宜类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社区和全球事宜更为关注。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职员与教师或医生、干部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他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共同点同样值得关注：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而每个职业群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健康列为主要关注问题；丧偶是所有受访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击；许多受访者将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孤独感。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职业层级较低的老龄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前者以较高的文盲率为指标，后者以较高的丧偶率为指标。这些人身上的唯一优势是与亲属同住的比例较高。然而，与亲属同住同样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摩擦，因此并不总是优势，况且其有可能与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关。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农民对于子女孝顺程度及其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抱怨最多。

从许多指标上看，职业层级较高的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更高。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财务状况要稳定许多。他们的情绪更好，生活更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不仅对生活质量而且对个人发展的机会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

此外，职业类型与生理健康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联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选择性生存”，即更为脆弱的人群已经死去，剩下的是生存能力较强的个体。因此，我们不能急于得出农村老龄人口的生理健康状况良好甚至优于城镇老龄人口的结论。事实上，相关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地位常常对老龄人口的生理健康起着重大的影响。

最后，笔者认为本项研究的结论需要放在宏观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加以阐释，这些变革为城镇老龄人口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为农村老龄人口带来的利益。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较低的生活质量反映了终身的经济劣势与职业压力的累计效应，而受教育水平低和低预期寿命进一步恶化了其生存状况。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养老保障的措施，相信随着相关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