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非常重视行政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在选人、用人、培养人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意思是说，选拔正直的人，安排的位置在邪恶的人之上，人民便服了；选拔邪恶的人，安排的位置在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不服。他将行政管理者的基本素质概括为“尊五美，屏四恶”。他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什么是“五美”呢?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什么是“四恶”呢?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可见，孔子对行政管理者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

他倡导以身作则。孔子提倡从政要正人先正己。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还感慨地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意思是如果端正了自己的品行，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自身不能端正，怎么使别人端正呢?

“爱人、礼制”的仁政思想仁政思想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体系的主体。仅在《论语》中“，仁”字就出现了109次之多。孔子所说的“仁”，其意义非常宽泛，它包括了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范畴。在孔子看来，“仁”既是一种道德修养，也是一种行政准则。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仁”的含义：一是“爱人”。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笔者认为，这是孔子对“仁”最宽泛的解释。“爱人”作为“仁”的内在修养，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父母则是孝，对兄弟则是悌，对朋友则宽、信，对人民则恭、惠，对事业则敏、智，对国家则忠、勇等等，在《论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阐述。此外，孔子还告诫我们，实行仁政还要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要“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是“礼制”。颜渊问怎样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对于如何实现“仁”，孔子又进一步解释道，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非常重视“礼”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他说“礼者，政之本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百官得其礼，政事得其施”（《孔子家语•论礼》）。这种“礼制”体现在行政上，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管理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管理效果。可见，“爱人”和“礼制”，是孔子所倡导的“仁”的两个方面“，爱人”是仁的内在品德修养，“礼制”则是仁的外在规范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了孔子仁政观的主要内容。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的勤政思想勤政思想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工作态度上，孔子主张要“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即要带头去干，勤劳、不知疲倦地工作。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即在其位就要不松懈倦怠，工作要忠心诚实。在工作方法上，要认真研究规律、遵循规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要做到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要相互配合，不要越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工作纪律上，要廉洁自律“，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的这些至理名言，至今仍应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特点一：思想内容完整。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虽散见于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中，但仍不失其内容的完整性。简而言之，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以德政为核心，以仁政为主体，以勤政为基础，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方法的指导。崇德、尚德、厚德、明德，力主推行德政，一直是孔子的追求。但这种德政思想，是以“爱人”“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仁政思想和以“先之，劳之”为主要内容的勤政思想作支撑的。也就是说，德政是仁政、勤政的归纳与提高，仁政、勤政是德政的具体与展开。从政者若将德政置于“北辰”这样的核心地位，就能很好地指导自己怎样去施行仁政和勤政；而做到了仁政和勤政，也就实现了德政的目标。可见，德政、仁政、勤政三位一体，互为补充，从而形成了孔子内容完整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系。

特点二：逻辑体系严密。当我们仔细梳理孔子治国理政的言论时，不难发现，孔子总是倡导做事先做人，治国先治家；在孔子的行政理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明显的逻辑路径，那就是修身、治人（管理人）、天下国家。他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的这一思想，被他的弟子们总结发展为儒家修身成长的“八阶段”，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这是一条从实际出发，立足当下、放眼天下的求索之路和为政之道，它由眼前至遥远，由简单到复杂，既遵循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儒家学者由易而难、循序渐进、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严密的逻辑体系。

特点三：伦理特色鲜明。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重德、厚仁、尚勤，凸显了其鲜明的伦理特色。在他看来，“孝、悌”等已不再是家务琐事的范畴，而是“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孔子的伦理政道，以下面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他进一步阐述道：“夫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由此可见，孔子的治国之道、行政之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修身之道、伦理之道。而将这种伦理之道融入进行政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来，更有益于政策的科学性、人性化和可行性的提高。

特点四：注重因事而宜。孔子对其行政管理思想的阐述，并非是高谈阔论，言之无物，而是注重因事而宜，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恐怕是以前研究中容易忽视的一点。《孔子家语•辩政》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子贡问孔子：以前，齐国君主向您询问如何治理国家，您说在于节省财力；鲁国君主向您询问如何治理国家，您说在于了解大臣；（楚国）叶公也这样问您，您说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前来依附。三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那么治理国家有着不同的方法吗?孔子说“：各因其事也。”齐景公治国，奢建亭台楼榭，过多地修花园、搞艺乐，一个早晨就三次把“千乘之家”赐给别人，所以我告诉他，为政在于节省。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在宫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对外拒纳诸侯的宾客来蒙蔽君主，所以我说为政在于让大臣明白事理。楚国地广，可是叶公的都城狭小，百姓有背叛他的想法，不安于自己的住处，所以我说为政在于让近处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归附。这就是三者为政方法不同的原因。可见，孔子在此教给我们的是：为政之道在于，要明白“政之所欲”，根据行政的大环境、行政目标来确定施政的方向与方式方法，做到因事而宜，不能生搬硬套。

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留给世人的理论思想堪称一座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穿越时空，由古至今，播撒到世界各地。虽然孔子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我们实在无法苛求这位远古先哲。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探讨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从国内来看，孔子的德政、仁政、勤政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从政者、管理者的要求上。与前面所述相对应，这些要求简要包括：一是从政德为先。要求从政者自身首先自身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处处表率；要努力提高从政者的基本素质，特别在选人、用人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司马光），并形成道德考核为基石的干部选拔、考核、晋升制度；要贯彻以民为本、民生为重的原则，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统一。二是施政仁为本。要礼贤下士，关心群众生活；要宽以待人，推己及人，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礼让宽容；要注重制度建设，因事而宜，建立起符合实际、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做到科学、高效，形成良好的政风、行风。三是行政勤为重。“天道酬勤”，工作重在实干、对事业忠诚。作为行政管理人员，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孔子纵为“圣人”，也只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先之，劳之”，才能处理好政务，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从国际上看，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除适应行政机构及一般组织管理的普遍原理之外，还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国际纠纷问题上。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矛盾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接触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但政治多极化却使世界形成多个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易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加剧或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地区性冲突日益频繁，国际纠纷此起彼伏。事实证明，用强权政治、战争暴力等手段，无助于国际纠纷的解决。只有彼此尊重，对话、沟通、协调、合作，实现共赢，才是正确的选择。而这些正是孔子倡导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理念已经提出了2500多年，但人类文明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未被世界所全部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巴黎发表宣言，表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李文韬孙柏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