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成，进右中允，授内竖书。天顺元年（1457）正月，改尚宝司丞，三年转侍讲，主试应天。成化二年（1466）晋学士，主礼闱，成化三年八月进少詹事，十二月晋礼部右侍郎。成化五年五月，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入阁预机务。成化十二年由礼部晋户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代商辂为首辅，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累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其次是刘珝，刘珝（1426—1490），山东寿光人，字叔温，号古直，正统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授翰林院编修。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成，进修撰。天顺元年进右中允，侍讲东宫。五年任《大明一统志》纂修。明宪宗嗣位后，以珝为东宫旧臣，于天顺八年六月，升其为太常寺少卿兼侍读，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实录》成，进太常寺卿兼侍读，成化七年进侍读学士。次年丁忧，服阕复任。成化十年升吏部左侍郎，仍直经筵日讲。

成化十一年升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成化十三年升户部尚书兼职如故。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十八年《文华大训》成，进太子太保谨身殿大学士。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请致仕，遂归家。资格最轻的是刘吉，刘吉（1427—1493），河北博野人，字佑之，号约庵。正统十三年进士，与刘珝同授编修。景泰元年充经筵讲官。七年五月进修撰。天顺八年六月任《英宗实录》纂修，十月升侍读。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实录》成，进侍读学士兼经筵讲官，寻升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成化十一年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与刘珝同入阁预机务。成化十三年四月进礼部尚书，成化十四年二月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修《文华大训》成，进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成化二十一年进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成化二十二年进少保兼太子太傅。这“纸糊三阁老”的出现，不是偶然，是和当时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的。

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是个比较懦弱，而且偏于内向性格的人，他在位前期，由于有前朝留下的李贤、彭时、商辂等比较勤勉且富有政治经验的老臣的竭力维持，还算是政治比较清明。但到了中后期，这些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一个个都离开政坛之后，原本低调沉默的宪宗身上所固有的一些缺点就一点点显露出来，他宠爱着比他大十几岁的万贵妃和机灵能办事的瑶族小太监汪直。只是好在这一时期的南倭和北虏都还没成气候，而已经走下坡路的明军对付内地的小股流民起义倒是没什么问题。一时间，爱玩乐的皇帝深居宫中写诗作画，外面有司礼监和内阁维持维持政局，小民倒也安生。正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说“：那时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明宪宗与在其之前的明朝诸帝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爱召见阁臣，开创了一个明朝皇帝不接见大臣的先例，这一特点极大地影响了明朝后期的历史走向。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指出的“：统计自宪宗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但不见大臣归不见大臣，皇帝统治天下的大权还是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皇帝除了内阁，还有司礼监这个重要的抓手，在皇帝的眼里，这些家奴无论何时，都是最忠于自己的。有太监们和大臣们相互制衡，最终，权力还是集中到了皇帝手里。明宪宗和大臣们面是不见了，但皇帝还需要通过内阁辅臣来处理政务，成化皇帝与大臣阁臣便借助于一些中间环节来联系，这些联系方式主要有太监秘传圣意与圣意批出。通过这些方式，皇帝基本做到了大权在握，乾纲独揽。即使是一时嚣张跋扈如太监汪直这样威风显赫的人物，也是只消皇帝下一道旨意，就马上倒台。

从皇帝对大臣的尊重来说，在成化之前的正统至天顺时，经筵毕，皇帝必曰“先生吃酒饭”，而到了成化，这个传统就中断了“，先生之称不复闻”。但尽管如此，由于皇帝的性格等因素所致，皇帝尽管在表面上对大臣不是不尊重了，但和以前对比，对大臣的肆意凌辱也少多了，明宪宗是明朝第一个对大臣不施廷杖等刑法的皇帝，更不用说会对大臣杀头掉脑袋了，阁老们只要不闹出什么天翻地覆的糟糕局面，就可以一直保住这份俸禄。皇帝不尊重大臣，大臣也就不会把名誉当回事，皇帝不折辱大臣，大臣也就不会把夙夜在公、战战兢兢地努力办事当回事了，尸位素餐的思想在大臣们的思维里逐渐占了上风，尤其是内阁辅臣们更是如此。虽说有明一代，内阁辅臣们的职权是在缓慢地向前代的宰相过渡，但直到最后，除了像张居正之类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他们都是空有宰相之名，而实无宰相之权，阁臣把国事办理好了，不见得会有什么特别的升赏，要是不办事，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损失，反正也没有执政所需要的大权，无权也就无责。上有皇帝乾纲独断，中有司礼监的太监口含天宪，下有六部等具体办事的部门，无为而治倒是落得个清闲，干事不干事，作为不作为，都是那么些俸禄，都是一样的声誉，何不乐得无事一身轻呢。成化十八年，明宪宗终于对年少轻狂的御马监太监汪直感到厌倦了，科道官们瞅准了时机，纷纷上疏要求罢西厂，但宪宗这时候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踌躇未决，善于观察形势的万安这次看准汪直已经失势，西厂必罢无疑，自己早就看不惯汪直这个招摇过市、狐假虎威的小太监，便邀请刘珝一道上疏，但刘珝却虑不及此，再加之一向和万安不和，便以私废公，没有署名，于是万安心安理得地以个人名义上疏。明宪宗虽然对刘珝仗着曾经身为宫僚，遇事喜争这些脾气不太喜欢，但内心知道刘珝是个忠心为国的直臣，没想到这次弹劾汪直，却没有刘珝，觉得非常奇怪。刘珝铸成这一错，反而给了万安弹劾自己的借口，万安邀刘珝，也有仗胆和交好之意，没想到刘珝拒不买账，万安在心里在为自己独享美名而窃喜的同时，也对刘珝的不识抬举感到窝火，正好找到了这一次良机，他便暗中指使人弹劾刘珝与汪直有牵连。虽说这是构陷，但从事实上看，也不能说一点证据都没有，刘珝与武将王越交好，王越又是汪直的死党之一，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明宪宗对此也早有耳闻，既然刘珝和汪直有了这种间接的关系。万安弹劾汪直，刘珝作为同官而又不署名，其中的隐情就令人不用深思也想出一二了。

如果仅靠这一件隐晦不明的事情，万安还不足以扳倒刘珝。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刘珝又不慎被万安找到了另外一个更有力的把柄，刘珝有个娇惯的儿子，名叫刘兹，他可是个花花公子，是花楼柳巷的常客，邀妓狎饮，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有人就根据他的劣迹戏作了一首《刘公子曲》，增饰秽语，并夹在教坊司的奏本中递进了宫中，恰好明宪宗对时下流行的戏曲颇为爱好，他见到教坊司有新的曲子，自然很感兴趣，但出他意料的是，这首污言秽语几乎不堪入耳的《刘公子曲》中的主人公竟然是当朝大学士刘珝的爱子。这叫明宪宗情何以堪！恼怒之下，他马上于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傍晚让太监覃昌传旨意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同在文渊阁的刘珝也想同往，却被覃昌派来的内使拦住，其含义不言自明。万安、刘吉来到奉天门左侧的西角门，覃昌将一个纸札交给万安，纸札上有一朱红“封”字，显然是宪宗手书，万安等人展开札子一看，内容是有人匿名揭发刘珝，说他嗜酒贪财好色，与太监某人认亲，纵子奸宿乐妇，收受除名都御使王越的贿赂，图谋为其恢复咸宁侯的爵位，最后说“朝廷若不去珝，必坏大事”。万安终于得到了他早就想得到的东西，回去之后，他和刘吉一左一右劝说刘吉致仕，这时的刘珝就算再笨，也看出来了形势不妙，除了走人，别无他法。于是，刘珝连夜就草就了乞休养亲的奏疏，奏疏一上，马上就得到了批准，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告别了政坛。刘珝致仕后，万安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彭华、尹直引入了内阁，形成了自己的羽翼。这时放眼整个内阁，几乎都是万安的一派人马了。后世对万安有许多恶评，但是万安毕竟也做了一些正事，和后来的焦芳之流，不可同日而语，刘珝更不用说，即使是骑墙派的刘吉，一直到后来的弘治年间，也是对孝宗进行了好几次的直言劝谏。显而易见，所谓的“纸糊三阁老”并不完全是庸碌无能之辈，其实也是有些治国之才的，但不幸的是，遭遇明宪这么个垂拱而不问事的皇帝在上，加上制度的限度，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有劲使不出，只好与世沉浮了。

自宣德年间开始，票拟逐渐由内阁专掌，与之相对应，批红也同时成为司礼监的主要职掌，内阁与司礼监一起对柄机要。甚至有人把司礼监掌印太监比做内阁首辅。但在实质上，内阁和司礼监的地位很多时候是严重不平等的，因为司礼监的批红是代表皇帝对内阁票拟裁决的外廷事务所进行的最终审批。因此，司礼监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来压制内阁，甚至会直接插手政府部门的具体政务。万安在内阁的时间先后长达十八年，虽然在传统的士大夫眼里，他名声并不太好，甚至被人讥为“心如九曲黄河,面似千层铁甲”，但考察他的具体为政，实在也找不到他有什么太多的祸国殃民之处，其实万安的主要问题就是人格不太好，和以前的大臣相比，万安的为人有些阴暗，他看到万贵妃得宠，就以同姓攀附，见到明宪宗沉溺女色，就马上去献房中术。甚至直到了弘治朝，也不顾朝章交奏，恋位而不肯去，成为以后那些走向尸位素餐的大臣的楷模。

《明史•宪宗本纪》中的赞语说明宪宗：“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这个赞语批评了明宪宗的很多缺点，但也明白地指出：仁、宣之治于斯复见。评价不可谓不低，估计明宪宗自己都想不到，隐居在深宫中马马虎虎的做了二十几年的皇帝，竟然得到了天下大治的美名。明人自己修的《明宪宗实录》对他的评价更高：“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

从成化后期开始，明宪宗和他的大臣们漫不经心地无意中为其继承者们开创出一套可以效法的统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皇帝除要按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上朝、祭神，并出席其他必须出席的仪式外，并不必事必躬亲地处理政事，所有的政事都由各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大事则经过廷议，写成书面文字，经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六科签发。皇帝可看可不看，也不和大臣见面讨论。这一套制度和规矩被以后继续和发展了，从明世宗和明神宗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明宪宗的影子。

作者：钟宪章赵琰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沈阳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