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样本式”

中国哲学史研究至四十年代左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数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洗礼较初传时期已有质的推进，鲜明的中国性格已经显现。代表性的著作是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较成系统的著作还有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这也为后来“样本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调。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书名上看研究对象是中国政治思想，实际内容则是中国哲学史。吕振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中国哲学及思想以中国社会变迁为基础而展开的，它有着自身的脉络，即使过时的思想也有合理内容，会成为新思想的资源。在书中他依据这一思路对中国思想通史中合理的因素进行了挖掘。他明显划分出两大哲学及其思想走向，一是统治阶级的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一是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在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都存在这两种走向，前者主要体现为唯心论，后者主要体现为唯物论。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史里唯物主义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传统是可以结合的。在他以后主编的各卷中都是围绕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相结合这个主旨进行的。当然这种论证在实质上还是“以马释中”的模式。他们的这种研究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基本上演变为范本。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独享”。在这里可称之为“样本式”。代表性著作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这时的研究是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为指导原则的，这个定义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的派别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即众所周知的“两军对阵”的公式。这成了哲学史研究不可怀疑的经典和指导原则。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下进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寻到思想发生的社会背景，在具体的哲学家那里做出阶级的分析和断定；其二是党性原则，即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的斗争史；其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内在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两军”斗争的规律，哲学史就是要揭示它。当然这种根据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有益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是，将这作为唯一的内容和模式就扼杀了个性，堵住了创造的源泉活眼。这种“样本式”研究前途是可危的。反过来说，这同时也刺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使之成为一种僵化，双双受缚。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

进入新时期，哲学得到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开始摆脱束缚，突破和推进的进度逐渐加快。几乎同时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研究的新转向、新趋向。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其实是研究多样性的一种寻找，而且一直没有停下来。在整个八十年代大体上由“两军对阵”转向“认识史”，即“回到列宁”对哲学史的定义上去：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虽然这表明此时哲学史研究还未摆脱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直接的确定答案来作为指导原则的模式，然而根据列宁关于认识史的三个观点的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通史研究，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现了新气象。在通史研究方面，强调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因而力图勾勒中国哲学史所体现的认识发展规律，即认识的矛盾运动。在个案研究上突出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应批判的扬弃。在专题研究方面，侧重范畴、概念的研究，并且这一点成了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新的研究成果说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有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思路会有新的境界。若我们先依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我们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他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然后来一番梳理。然而事实上，我们哲学史研究在接下来走上了另外的路。在九十年代形成了与八十年代哲学史是“认识史”相衔接而又不同的一个新趋向———开始转向智慧层面的努力。这是对民族智慧的自觉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一条正确道路。冯契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构建了一个“智慧说”体系。论证了知识层面向智慧层面转向的必要性，而且在将知识与智慧相统一上开出了一条新途径。作出了一种极富个性又与时代、传统紧密结合的新探索。此时期第二个转向是从“认识史”转向生活世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侧重将哲学史研究的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寻求思想观念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与互动。这是对哲学智慧的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又一条新道路。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明它不再依附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开始努力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逻辑和理论特质，推进自身对哲学智慧本意的反思。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再单一，有了更深刻的自觉，恢复了个性多元的面貌。这种生机的恢复并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取得的（事实上也根本无法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辉映。

3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展望前“思的事情”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开展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这其实是接着九十年代的两个趋向的更自觉更深入探究，它包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以往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的合法性和中国哲学新建的合法性三个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段的探究中，学者开始展望“中”“西”“马”对话会通。然而作为一种探究之中的东西，总不免常常又流于泛泛而谈。因此，欲寻到真切的对话，我们还是要深思一番。在思之前我们已经明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硬地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会使双方都受到戕害。这提醒我们在路上必须小心翼翼。思从那里开始呢？我们得从中国哲学史的造成处开始。在这里才能看到极其丰富的综合，这综合是关于哲学自身的事情。因为许许多多牵涉哲学自身的重大问题都在此处凝结，形成一个能够面向无限可能的域。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造就，明显处处是立足于“中西比较”、“中马比较”而得的初步成果。但在这个立足于比较而形成的开端中，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而完全被遮蔽。恰恰相反，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近一百年的进展，正是说明其自身的理论特质一直是作为主线而得到贯通的。在中国哲学史的发端中，其自身的特质能通过比较更清楚地得到呈现。思到这里，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问到哲学自身上来了，因为不问它，我们就不能获得这个发端的任何秘密。我们这样问:是谁让比较显现出来，成为可能的？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它是把从事哲学这样的事情当做对普遍和绝对知识的把握，从而形成了它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传统哲学恰恰与它“异质”，不具有一种传统西方哲学所称的那样核心的本体论。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哲学问题的指向、问题的表述和问题的解决方面是极其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引导一种在实际行动中体验的智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彻底挖掉了形而上学及其产生的根源，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次革命。因此，中国哲学史在开端之处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并且由于其介入而形成一门学科，是有内在根源的。问到这里，我们发现使得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形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它们各自对待哲学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各自对待哲学的态度就是它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这种态度可以让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补、互动、互进。一旦从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从生活世界来考察哲学，考察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就把哲学智慧与现实行动结合在一起考虑了。而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刻就站到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它，面对它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考察，遭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的缺陷可以被克服，它未来的超越之路也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中国哲学对生活智慧的热爱与追寻、对每个人自由与发展的真切关怀，正是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是一种更真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在此时才会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局外人，恰恰是那个切身的鼓舞者和同路人。

作者：张涛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