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精神是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