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民主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论述的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关系，对于当前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注：《选集》，2版，第3卷，7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显得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来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腐败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多次提到了如何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1956年12月在对派人士谈话时曾经说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允许资本家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希望通过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用，都要学）发展本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思想。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表明了对外开放思想已经走向成熟。

在这篇著作中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至少阐明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强调了要向外国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不仅经济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注：《著作选读》，下册，7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二，阐述了向人家学什么的思想。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特别强调要学习外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三，论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注：《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同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此在对待如何学这一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切照搬照抄；另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这两种倾向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第四，还强调了向外国学习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注：《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向外国人学习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对外开放思想已经成熟。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敌视和封锁政策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带有“一边倒”的倾向，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

三、晚年的对外开放思想

晚年的对外开放思想是鉴于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比较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特别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期间，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更加彻底。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关上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僵化，中苏两国由兄弟关系走向敌对关系，苏联在中国的投资、贷款，在中国的专家、学者全部撤回，援助中国的项目被迫下马，甚至在边界发生了局部冲突，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扇大门也被迫关上了。对外开放的活动越来越少了，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了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摆脱中国在国际上的窘境，在这期间着重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如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一些小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审时度势，改善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使中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国向日本和美国引进了成套的设备和大型的科技项目，总共达22项。

但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带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把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时的对外开放，我们主要不是引进，而是输出，是无偿援助。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因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甚至在对外经济中滋生供给思想，不讲效益，这种非经济的对外开放经不住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因而也制约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