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科学发展观学习借鉴批评提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在城市规划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从局部到全面、从孤立到协调、从“终极蓝图”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脉络，以期说明科学发展观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城乡规划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被认为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龙头。现代城乡规划的起源触发于工业革命后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种社会问题，其理论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社会实践中不断修正、调整、创新，始终围绕着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发展。城市规划理论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各时期人们对发展的观点态度。考察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从肤浅渐入深刻、从单一趋于综合、从武断走向科学的一条线索。

一、从乌托邦主义、技术决定论到公众规划理论：人本思想贯穿始终并不断深化

大约公元前1000年，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造就了古希腊人独立意识、决断性格及闲暇、优雅的生活态度。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中，突出的特征是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的协调。这可以说是后来整个人本主义的思想历史的发源。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席卷欧美，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功能日趋复杂，布局更为混乱。加之严重的工业污染，突出的贫民窟现象，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居民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人认识到这样无序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灾难性结果，并试图提出一个合理的城市模型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可以说自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之初，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紧扣的核心与主题。

早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洞察了无序城市化的弊端，他们试图设计一个通用的结构模型，使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包含了人文关怀的主观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早期建造的一些现代派住宅区为代表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不久以后被认为过于冷酷、不近人情，而引出许多社会问题，结果有些在1970年代被炸毁。在后来的反思中，人们批评这些大师把自己奉为先知，通过现时的和眼前的情形来预判将来，这就难免与未来的实际有一定差距。而且大多进行的是物质环境实体方面的规划，缺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考虑，并没有真正了解以及在规划中解决好各阶层人们的真实愿望与需求。

1960年代后，城市规划师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规划师作为倡导者的理论(PlannersasAdvocater)，源于19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丹尼斯(Dan-nis，N)、戴维多夫(Davidoff,P)。其主要的观点是针对规划师过去作为城市发展的客观评价者和决策者而言的。戴维多夫主张规划师应该作为倡导者，作为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组织利益或政策可能影响到的社区个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他认为规划师这样的角色能够使公众在民主进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1990年代开始，一种渐渐流行的规划观点是将规划看作沟通(communicative)和协作(collaborative)的过程。这一规划理论通常称作协作式规划理论。这是城市规划师对自己的角色的再次定位。其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Habemas，J)和福柯fFoucault)等人。作为沟通式的规划，福瑞斯特(Forester)，提出了一套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培育社会联系交流的网络：认真倾听；特别注意没有组织做依托者的利益；教育公民和社区组织：提供技术和政治信息；保证非专业人员得到资料和信息；鼓励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对提交的方案施加压力；提高规划师自身与其他团体共同工作的技能；在协商讨论之处就加强建立社区组织自己的权威性；鼓励独立的、对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反思；预知政治、经济的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本思想始终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从以社会责任代表出现的技术专家到公共利益倡导者，再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和协作者，而相对应的另一方面，作为工作客体和对象的民众是从被动接受者到行动参与者，再到独立行为的协作主体。进一步来说，城市规划对人的关照有着从生理到心理，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化到政治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二、从“田园城市”到“全球城市”：要素关注日益广泛和全面

19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1969年，麦克劳林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有学者认为系统论、理性规划方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顶峰，“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成为关注重点。

19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城市规划在研究空间形态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更为重视产生人类活动各种社会制约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学派等，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属性受到关注。研究发现，直至1970年代中期仍然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开发主要能动因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城市演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城市规划是同样根植于这一背景的非自治性活动，对于城市规划实践效果的解释因此必须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在此期间占据显著地位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研究观点认为，政府及其城市规划在本质上都依托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分别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行为学思潮的代表，他们把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列入城市规划的基础要素。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变化起伏，经济逐渐走向集团化、区域化、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出现并继续发展。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结构分析，包括全球化的经济结构重组和世界市场趋势的国际经济过程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萨森于1990年和1994年出版了《全球城市》和《世界经济中的城市》，堪称城市规划领域鼓吹全球化城市的先锋。最初由格迪斯提出的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萨森积极地探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远变化对城市的影响，她认为正是世界性的经济造就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此时城市分析已经采取了全球的尺度，城市规划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和全面。

三、从终极蓝图到有机更新和精明增长：逐步形成协调与可持续理念

1933年《雅典宪章》较早地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旧建筑、旧居住区在实用、经济和艺术方面的长远价值，开始以新的观点研究旧城、旧区、旧建筑的改造问题。通过全面调查、精心规划，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既适应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城市规划的观念和程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1977年，国际现代建筑师大会发表《马丘比丘宪章》，并声称并不是对《雅典宪章》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它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它强调世界是复杂的，摒弃了功能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强调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并不起决定作用的变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中各类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提出了混合功能区的思想。

1980—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环境转变，生活方式转型都使得城市问题极其复杂、变幻莫测，多元思潮蓬勃兴起，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已进人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全球化、管制、可持续、文化等成为主导新时期规划思想的关键词。1990年代末，美国人意识到其“郊区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低密度的城市无序蔓延，人口拥向郊区建房，“吃”掉大量农田，城市越“跑”越远，导致能耗过多、上班路程太长等城市病接踵而来。而欧洲的“紧凑发展”却令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其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美国人因此取法欧洲，提出了“精明增长”(smatgrowth)概念。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GrowthAmerica)，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精明增长”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有意识地运用城市规划这一重要工具达到节约城市资源目的的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超级秘书网

1999年国际建协签订了《北京宪章》，在前两个宪章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分析与综合兼顾，重在“整合”，指出综合乃至整合作为新世纪的主题正悄然兴起，并提倡“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强调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将技术与人文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从学习借鉴到批评提升：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历程清晰地勾勒出在城市规划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从局部到全面、从孤立到协调、从“终极蓝图”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脉络，人本思想一以贯之。城市社会学者富，帕尔(RayPahl)说过，“城市应当被当做一个大舞台，认识这个舞台有助于我们认识创造这个舞台的整个社会。”在近现代西方城市舞台上演绎着的发展观念变化过程，充分说明了现在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走过的坎坷道路，我们发现自己并未避开西方早期发展中曾经遭遇到的陷阱，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无序发展成为前一阶段相当常见的现象。这里有发展阶段使然的客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亦有未能注意学习西方前期发展实践经验的主观原因。我们应当树立科学发展观，虚心学习、采纳和引进世界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方面先进的、成功的、成熟的制度、方法和措施，汲取前人的实践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审视自身的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对西方发展经验的借鉴也不能全盘接受，照搬照抄，必须创造性地消化吸收并加以应用。要加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特别是公务人员的理论素养和鉴别能力，消除崇洋心态，避免少数人将中国当做不成熟理论和技术的试验场，更要防止用心不良者拿过时的和不适宜的理论“忽悠”群众。要特别注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新型社会模式，我们的社会实践与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在学习实践中，对于当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频繁出现的诸如“国家角色”、“政府利益”等概念要慎重对待、正确把握。要意识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国家、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不存在独立于人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一定要准确定位，自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决不能被西方理论误导而去谋求部门利益或其他自身利益。要对这类理论进行深刻地批判和扬弃，取其精华，创新提升，在我们自身的制度框架下结合实际加以应用。这才是科学的学习态度，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准确把握，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实践中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走出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