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学语文课本中，李商隐是一位比较独特的诗人。无论从题材的选择、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来看，围绕在其咏物诗中的始终是他因身世、人生遭遇而流露出的种种悲情，贯穿于其中的也是这份悲情，而且正因为以物表现的这种悲情才使得他的咏物诗有了不同于前人的个性。

关键词：中学语文；诗歌鉴赏；李商隐

传统的咏物诗是托物寓志，长久如此，事物都类型化了，因此才有了物中的四君子“梅兰竹菊”。然而，不同的是李商隐的咏物诗则不侧重寓志，而是寓情，描写自己的个人体会，表达个人的身世慨叹、人生感慨。咏物诗包含着难以为外人所道的身世悲凉，这是他的诗总是让人费解的重要原因。

一、李商隐诗中的身世之感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是李商隐对自己身世的形象描述，他将心中悲情投射在了这些“同是天涯沦落”的物象上。有两首咏物诗被誉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表达身世之感的作品，从中更能体味出其悲情。一首是《流莺》，诗中这样写到：“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诗中的“流”字是李商隐漂泊无依的心灵和命运的最好的诠释，道出他身世的无尽凄凉。莺本是春天的象征，“千里莺啼绿映红”是春天的笛手，在李商隐笔下却浸透着悲凉。流莺悲啼是他对自己身不逢时，不能自持自己命运的哀叹声音。混乱黑暗的时代，党局纠纷的倾轧，即使怀珠握瑾，又怎能有立足之地呢？再来看他的《蝉》，诗中这样写：“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首二句便以哀叹的心写出蝉的命运，因高洁而有“高”与“饱”的矛盾，“费声”与“徒劳”的矛盾，情中起怨。三四句更是将此情升入悲剧性的意蕴，“一树碧无情”一树的浓荫却对蝉凄绝欲断的声音冷漠无情，显示出世态的薄凉，也是对现实的有力批判。钟惺说此二句是“冷极幻极”，绿本是生命希望的象征，而在此却如此冷漠，连这种最暖的也失去了希望，此时此刻怎么不会让人心中升起寒意？这蝉恰恰是李商隐因高洁而不为任用，经历困顿，世态炎凉的写照。有的评论者认为，“《流莺》和《蝉》是诗人托物寓怀，抒写身世之感的姊妹篇，内容各有侧重，风格也有区别。二者都写到‘飘荡’和‘梗泛’，写到‘巧啭’和‘费声’。但《蝉》所突出的是‘高’与‘饱’的矛盾，‘费声’和‘无情’的矛盾，而《流莺》所突出的是‘巧啭’与‘本意’不被理解的矛盾，希冀‘佳期’与‘飘荡无依’的矛盾。《蝉》所塑造的形象更多清高的寒士气质，《流莺》所塑造的形象则明显是具有苦闷伤感的诗人特征。”无论是哪种物象，无论寄寓什么情怀，都能从诗中感受到他的悲情。也正是这种悲情才使他的咏物诗有了独有的艺术内涵和悲剧底蕴。

二、咏物诗委婉内敛

李商隐的咏物诗在描写上不在精描细刻上下功夫，而是取其神，着重于其神态的描写，从虚处着笔绘神。“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的蝶，“过水穿帘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的月，“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的柳，都是着重于物的神态，“神在笔先”。也就是说他所重视的所要表现的恰恰是这种神韵，而这神韵正是物与自己发生契合的引线，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感情隐于物之中表达出来，而达到物我浑融一体，悲物悲己。在诗中与他真正对话的不是笔下的物，而是自己的内心。在艺术手法上，他多以营境为主，并不点明物的名字。“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眼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小苑华池烂漫通，后门前槛思无穷。宓妃细腰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等，这些咏物诗并未在诗中提到物的名字，而是直接写它们的境遇，有人说他的咏物诗更像是猜迷诗，而题目便是谜底。从这几首诗看的确如此，他把心中起起伏伏、朝朝落落的情感投射在物上，通过其表现内心深处的苦痛，因此将自己的心境附着于物上，描写物之境遇，营造物境，以物的境遇贴合己之心境，加强了物之表现，使现实与自然界相融，达到最佳结合的状态，心物相依，心物合一。正如杨柳所在文中评价的：“‘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的李花是‘自己才而不见赏’的悲遇；‘援少风多力，墙高月有痕’的杏花是自己‘朝中有权势者不为我助，而政敌排陷打击迭至；往日知交，发迹后与我疏远隔膜矣’的遭遇。”总的来看，这些诗起核心的仍是他心中的悲情，也正是这种悲情才使他以似曾相识的心态体物写物，从而使物极富神韵，极富情韵。与其他咏物诗比较而言，正是因为其中的情如线串在其中，所以在艺术手法上有其鲜明的特色。

三、将身世融于咏物之中

李商隐将时代、家世、个人的命运都融入到物之中，使物着上的是他的心灵哀伤，体验的是他的身世遭遇。李商隐的咏物诗所寄托的主要是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感受和精神意绪，也就是说寄寓的不是一群而是一个人的心态情怀，从这一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是李商隐对古代咏物诗的托物寓志传统的重要发展。正是上述原因，他笔下的梅并不是传统士人笔下“傲霜雪”的梅，而是自己才能所遇非时的个人写照；他笔下的菊不是“性高洁”的菊，而是寄寓遭遇，感叹自我的写照。从物上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世遭遇，体会更多的是他的人生感叹，表现更多的是他的悲剧情怀。这些物被李商隐心灵化、身世化。与杜甫、屈原所不同的是并没有将物与社会现实直接联系，而是对自我，自我心灵的写照，体现出的是诗人向内转的趋势，而这正反映出他的悲情在诗中所占的分量。刘学锴说：“从李白、杜甫的面对现实，以表达社会感受为主，到李商隐的面对自我，以表达身世之感、人生感慨为主，正反映出唐王朝由恢宏开扩到衰颓逼仄的历史趋势，也反映出封建知识分子的心态由盛世时的开放外向到衰世时的内向收敛的变化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加上他的悲惨的身世遭遇，才会流露出浓郁的悲情，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才使他对这世界发出“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的末世情怀。这种茫然、低落、无奈的悲情使得他的咏物诗发生了向内转、心灵化、个人化的趋势，染上了浓烈的悲剧色彩，也更使他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题诗鼎足而立，富有艺术的独创性。

参考文献：

[1]刘学锴.李商隐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J],安徽:安徽师大学报,1991(1):32.

[2]朱爱兰.全面树立新型理念提高学生语文素养[J].学术综合,2011(10):120-121.

作者：宋岩芳 单位：河北省邢台县羊范镇中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