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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坛意识流电影

世界影坛意识流电影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