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长期领先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17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明丧失了领先地位，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坎坷中前行，总体上依然是在渗透中互补、在借鉴中发展、在扬弃中融合的发展趋势。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的形势下，客观评介中西方异质性文化的价值，探索交流互鉴融合的成功范式，推动世界各民族的异质文化融合进入“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形成机理

（一）中国“仁爱和谐”文化生发的源流

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形态丰富，地形地貌差异性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聚合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具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的优势。中国文化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共产主义”文化，成熟于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血缘氏族文化。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氏族大家庭，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无私产、无等级、无压迫、无剥削，虽然在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下，人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但在精神世界里是平等的自由的，这种文化元素犹如DNA根植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在中国文化中居绝对主导地位。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在继续延展上古原始民主和人道遗风以及周礼宗法思想基础上建立的以“仁”为中心命题，以“礼”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是注重实践、注重道德、关注人的命运、关注血亲人伦、追求社会稳定的文化体系，虽然其中存在一些封建糟粕，但是，其核心本体具有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和谐社会氛围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效法自然天人合一。《老子》一书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则是人类进行一切创造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则，主张反璞归真的“朴”文化。源自印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引伸发展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以“善”文化核心的中国佛学，推崇个性修炼、清心寡欲，与自然融为一体，超越现实矛盾，超越生命之苦，追求思想、精神和心灵自由的境界，与中国古文化血脉相通，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古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封建社会激励农民起来反抗压迫的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渴望，从晋代诗人陶洲明笔尖飘出的“桃花园”世界，让千万太平教徒趋之若鹜的“太平天国蓝图”，近代维新派康有为想用来启迪民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殚精竭虑奋斗终生的“天下为公”宏愿，乃至伟人激励亿万中国人醉心神往、为之流血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在本质上相通贯穿于中国精神文化的主线，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精髓从各个层面体现在儒道互补、儒释道三元同一的传统文化中，曾经长期以儒家的“礼”文化、道家的“朴”文化和佛家的“善”文化为表征。其突出特征为推崇天人合一，个体修练，群体和谐。

（二）西方人本自为文化的生成机理

西方文化生成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属于奴隶制度的精神产物，这一点原本与中国文化具有相同性。但是中国奴隶社会古文化的积淀远不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成就相比拟，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却影响深远。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古希腊的奴隶制文明催生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并驾齐驱的混合性经济模式，与之相伴的是移民浪潮，以及为争夺航线、商站、金银、土地、市场而爆发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古希腊的混合经济模式是希腊人求生存的必然产物，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狭小平原和山地，狭小的城邦和自然生态造就了希腊的人性和文化特征，不同于中国人在家庭合作的农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强调等级与和谐的文化，希腊更多的是狩猎和捕鱼以及手工业制作的个体劳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个体本位和“自为”的价值思维取向。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征服希腊，希腊文化发展中断。古罗马的农业经济也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古罗马的奴隶压迫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最丑陋的一页，它给原本闪烁着民主文明光辉的古希腊文化注入了贪婪、掠夺和更多争战的元素。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产生形成进行了深刻地阐述“：中世纪的观念在14世纪开始消沉之际，一些塑造当今世界的新生力量逐渐露头。”这些新生力量一是发生在15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二是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三是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宗教改革力量；四是实验科学的复活和成就。正是这几股力量塑造了“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并驾齐驱”的西方近代文明。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开创了思考“人的尊严”的新视野，以人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自由，人的潜力，人的创造性和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反对中古时期抹煞人性否定此生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力促人的思想、情感、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7、18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强有力地驱散了笼罩着西方世界的迷信思想的阴霾，同文艺复兴一样，在本质上推崇热爱人和自然，崇拜自由。这种崇尚理性，反对宗教，重视人生体悟，注重理性与实际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提供了以理性思维为内涵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崇拜自由，崇尚理性，引导鼓励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思考问题，支配行动。其中虽然弥漫着“丛林文化”过度竞争导致的种种弊端，但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光辉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二、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轨迹与反思

16、17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的延伸，以及宗教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以基督教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中西文化交融潮涌。西方传教士将异质的西方文化及其科学精神，注入到中国文化的母体之中。他们“习华语，学中文，做皇帝的上宾，做士大夫的密友，翻译西书，制作仪器，实为中西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使开明的中国人士凛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之浚发，乃似过我，于是想急起直追，企图维新”，传教士以其所熟悉的文化作为参考体系学习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二者之间寻求一致或相同点，尽量回避掩饰二者之间的本质不同和深层冲突，但是，这种一鳞半爪式的输入不能抵挡中国文化阻止“以夷变夏”所迸发出来的对西学的强大排拒力。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意气风发地向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而中国则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世界。“丛林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以中英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列强入侵中国的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一份份丧权辱国的城下盟约，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进入了畸形发展的近代。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奋起抗争，同时重新审视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化。这个时期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涌入中国，一方面是中国人主动汲取西方文化，形成了西学强烈冲击中国文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个时期，既有思想家的理论阐释，新式学堂的教学传授，专门机构的翻译出版，也有政府组织的考察引进，更有一批批留学人员的赴西汲取，还有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现身说教。然而，如此广泛的喧嚣鼓呼和精心模仿都没有使中国摆脱屈辱贫弱走向自立，实现富民强国的夙愿。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谐特色在外部冲击和来自内部的批判中依然闪烁着光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许多曾经站在潮头鼓呼西学的代表人物最终也由反传统而回归传统，在复归中完成了他们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归宿。20世纪初叶西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引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舶来的文化，成功地移植、嫁接、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中西学之争退居中国文化舞台之后。思想以其鲜明的实践性、深刻的哲理性、浓郁的民族性，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最经典范例。20世纪8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求富求强的脚步，也巧和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平演变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鼓点，在中国出现了新一轮中西文化融合的高潮。刚刚走出短缺经济困境的中国人，带着富国富民的强烈愿望，如饥似渴甚至囫囵吞枣地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全方位汲取西方文化，短短30来年，超过了历史上所有西学引进成果的总和，中国经济较长时期迅猛发展，也引发出诸如掠夺性滥用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公共道德危机等许多令国人痛心扼腕的负面问题。

三、中西方文化特质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地位

“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文明是多彩的，是平等的，是包容的。”“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2014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演讲中，从当今时展的高度评介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指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中的方向和路径，对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说“中国最三纲，而西方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陈独秀在《吾人之觉醒》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中也有相近的论说”。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无绝对的优劣之别。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一，中国“仁和”文化对优化社会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缓解当代紧张的社会文化冲突和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第二，儒家伦理文化对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调节具有较强适应性，有利于克服现代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脱节、物质富有与人格缺失相矛盾等问题；第三，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人类善待自然珍爱地球观念的思想源头，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现代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第四，中国佛学与世界其他宗教派别一样都有使人在对人生彼岸的幻想中超越现实矛盾，忽略现世人生之苦的麻醉功效，但是现代文明和文化带来的主要危机是人对权力、物欲的狂热和渴求，对自然过度地破坏性攫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的贪婪、攀比、浮躁、失衡、神经张弛失调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文化倡导的克己求善理念，是未来文化全球化交流互鉴中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

作者：杜一宁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