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西方列强开始疯狂地侵略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掠夺了大量财富，同时输出以宗教、科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陷入了沉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开始反思自身文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点，从此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征程。“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经历了器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观念文化的历程。1915年，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发起了一场反专制、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这不但宣传了西方进步文化，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也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陈独秀、和等大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学习了一部分西方文化思想。在延安回忆当时的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护法战争时的董必武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有点茫然，他同陈潭秋一起讨论各种思想学说。他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西方这个“老师”总是欺负“学生”，以及一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弊端，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此时，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听到了“阿夫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是一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文化，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随之放弃了西方文化，转向“以俄为师”。据此，有些学者以放弃西方资产主义文化为由，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文化背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认知规律的。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逐渐地从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其阵营发生了明显分化，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分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由先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转变而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是其思想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无法绕开的通道。所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接纳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学者指出：清末西方进化论、实证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说的传入，引起中国哲学的近代变革，中国哲学在近代开始合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样，西方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在批判和继承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着优秀文化的养分。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决定“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可见，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但绝不是全面的继承，而是对西方文化的辩证否定即扬弃，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必然包含着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所以，经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认知规律的。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完全合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也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20世纪初，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被不加分析地笼统地介绍过来，“在起初各派的社会主义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搞清楚这些学说之间的差别，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信仰。后来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57名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是一个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撰写了《工读》，提倡过工读主义，支持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陈独秀、、恽代英等均是无政府主义的热烈追随者，有的还进行过试验，成立过类似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如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恽代英发起的利群书社。在延安向斯诺谈到：“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具有积极的、革命的因素，如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私有财产等，极大地迎合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要求，鼓舞着一批批热血青年奔向革命的道路。同时无政府主义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也为新文化的传播和精神解放起着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同之处，因此，通过无政府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是在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可以说，经无政府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共同的思想历程。

自由主义是一种影响较大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被当作观察国家命运、考虑社会问题的工具引入的。先进的中国人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们热情讴歌自由主义精神，反抗封建专制和封建束缚，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如陈独秀强烈呼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更是提出“不自由毋宁死”，“人之于世，不自由而不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这些主张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主张包括自由是人类的本性，批判封建专制，提倡民主精神；反对思想控制，拥护思想自由；主张平等正义，建设民主社会等。这既与反帝、反封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相适应，又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相一致。因此，自由主义就成为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阶梯。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主义经历了一次分化，一部分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是从自由主义中分化来的。先进的中国人大多信奉进化论，但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样，先进的中国人通过进化论去接受唯物史观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可以顺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大都学习了西方文化，是在发现其弊端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认知规律的，也是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特点。所以，从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来看，西方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文化背景。

作者：黎丽萍单位：新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