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陈寅恪诗史互证独立精神

【论文摘要】文史大师陈寅恪治学树立了修辞立诚的典范。其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其治学方法融汇中西,坚持从史实中求史识,并在比较研究和诗史互证上形成了自己的标签性方法;其治学领域避易就难,不甘逐队随人,树立起东方学研究的中国旗帜;其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陈寅恪以自己的学术人生诠释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学者品质。

2009年10月7日,是我国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大师虽去,然精神长存。1995年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陈寅恪的处世观和治学态度等方面刻画了一代宗师的风骨和传奇,也引发人们对制度、对人性、对文化和对学者品质等话题。我读此书,受益颇多,下面结合余英时、岳南、刘斌等人的相关论著和传记,仅从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与友朋分享我的读书心得,以此纪念陈寅恪。

1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贯通文史,博闻强记

因为家学渊源和个人秉赋,陈寅恪几乎无书不读,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硕士、博士头衔加身,所选择的学校、院系、课程,都避易就难,与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反道而行,不由人同兴萧公权当年之叹:“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1957年陈寅恪曾帮他的学生高守真选冷僻的太平公主做学年论文,他对高守真说:“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寥寥数语,其治学态度坦呈无遗。综观陈寅恪的一生,研究领域涉及文史哲三大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佛教典籍、佛经翻译文学、中古文学、语言、音韵、本草等广有涉猎和斩获;通晓十数种语言文字,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文字。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表现在惊人的记忆力上。晚年双目失明,据助手黄萱回忆,在查找资料时却是“一口准”。由此再次证明:做学问须破万卷书,须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广博强记为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争得了连城价值。据陆键东载,印度在1959年武力犯边前曾组织了包括史学家、外交家、甚至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在内的一个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临终前,他还对中山大学的有关人员讲,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2治学方法上中西合璧,从史实中求史识

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指出思想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陈寅恪治学,具有无一字不无出处的严谨与审慎,明显衣承了乾嘉学派,但他吸取了欧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自觉地克服了乾嘉学派缺乏综合研究的不足。前陈寅恪真正受到冲击的是1958年的“厚今薄古”运动。批判者嘲笑陈寅恪对琵琶女、杨贵妃、茶商等人的年龄、贞操、民族、籍贯等等的繁琐考据是“误人子弟”的伪科学,令陈寅恪愤然离开了所钟爱的讲台。事实上,他对史料的旁征博引,是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和社会交往、民族、风俗、制度经济的变迁,旨在揭示史实背后的规律性。总括而言,陈寅恪的治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研究法,譬如,他曾指导过: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等,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和在碑志和佛教经典方面的探幽特长。二是诗史互证法。他对学生说:“(1)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2)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对陈寅恪以诗证史法,从1958年的卞孝萱,到后来的钱钟书,都提出过理性批判。但从以上引文可窥此法的合理性,也是其诗人气质和贯通文史的表徵。陈寅恪治学不武断、不夸大、不断章取义、不违驳事实,诠释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所谓的“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提倡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学者应该要“预流”。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史学界的不二法门。

3治学领域不甘逐队随人,在中国东方学研究上开一代风气

在学术领域上,陈寅恪曾自我评价“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彰显了他做学问的骨气和志气。面对东方学中心在法国和日本的尴尬,他曾于1929年赠诗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终其一生,他为建立起中国独立的东方学殚精竭力。本来,1940年代以前,他通修“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回国后不久便转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中国东方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公认的高山仰止的地位。他首倡敦煌学,开拓了西北史地研究新领域;奠定了中国藏学、蒙元史学、突厥学研究的基础;在佛经翻译、大乘教等等方面也树起了中国人的旗帜……。可以说,他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独指学术和政治立场,更包含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诉求,也必然产生实际效应。譬如,他以教学实践影响了所有与他的课堂有缘的学生和老师。早在清华执教时期他就坚持“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专讲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所以,即便是已经开过的课程,也一样吸引众多学生和诸如朱自清、冯友兰等名师风雨无阻来听课,成为事实上的“教授中的教授”。为什么陈寅恪的学生中会产生一大批一流学者或大师级人物(如,吴其昌、汪篯、王庸、周传儒、姚名达、王力、姜亮夫、季羡林、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等)?是所谓大化于无形!晚年因种种原因,他的史学研究转向“颂红装”,在盲眼和膑脚下完成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心血之作。有学者认为,他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完全可以这样假设,以其不屑与俗同的发微探幽的学术敏感,他如果生活在今天,人文社科领域一定会出现春色满园秋意望的别样景致。

4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

陈寅恪视学术文化如生命,认为不可将学术沦为谋取功利的手段。因此,1953年底他就是否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之职,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云:“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并向中央提出北上的条件,一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或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认为“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始终认为思想自由是文章上乘的先决条件,学术不应受世局和外缘的影响。这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造神运动的大背景下,这种不识时务尤显金贵。当今,学人历经几十年的社会嬗蜕,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摒弃了学术独立的原则。而事实上,学者保持独立的品质,不屈从时世,不做刀笔吏,不做吹鼓手,既不依附各界精英,也不偏重社会弱势,在物欲横流之世,学术完全超离俗世功利,何其难哉!正如他在1950年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所云:“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由此可知,陈寅恪之甘于寂寞,是自觉的选择。治学,不可曲学阿世,不应该以学问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唯有这样,才能求得真知。学风纯正,人品自高洁,这是我读此书的又一感受。

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到过“大师”的标志:“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如果说大师的标准一是能开一代风气,二是能示来者以规则的话,无疑,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文史大师,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