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