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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弄住宅城市化论文

石库门里弄住宅城市化论文

一、上海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特质

1.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石库门里弄住宅是对江南民居的继承,甚至被称为江南民居的缩小版。早期石库门的体现尤为明显,其结构是砖木立贴式,一般是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样式,平面布局延续传统民居中轴对称特征,大门位于中轴线上,进门后是天井,正对客堂,两侧厢房,客堂后面是横向楼梯,紧接着是后天井及单层灶披间(厨房)。二层和一层主体类似。外观上也具有江南民居特色,如粉墙黛瓦、落地长窗、花鸟砖雕及带有雀替的门、马头形式或观音兜压顶的封火墙等等。石库门住宅因脱胎于传统江南民居,更能给上海地区的人们带来亲切感和愉悦感,也更能被接受。其他地区的里弄建筑往往受到上海的影响,有的甚至被称为“上海房子”,当地民众接受起来要多一层障碍。石库门住宅到后来虽传统色彩淡化,但也没有影响人们对其认同。随着石库门的发展,传统元素消失,融入了更多的西方元素,如马头墙、观音兜消失了,小青瓦被机制瓦取代,石灰白粉墙让位于石灰勾缝的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墙面,门头花鸟砖雕演变成西方三角形或半圆形山花,甚至出现巴洛克式多角体和曲线等,但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上海的,因为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对外高度开放,中外文化杂糅被认为是上海的特色,因此又被称为“海派文化”。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还是中国独特文学现象和革命史的承载者。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地,人口众多,文化创作和消费群体庞大,石库门里弄成为众多文化名人的居住地,他们在这里进行着大量的文艺创作,如鲁迅的租界亭杂文和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甚至出现了所谓“亭子间作家”和“亭子间文学”;更有众多作品以石库门与在其间居住的人们作为描写对象,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和电影《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里弄住宅位于租界,它还是革命家活动的场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革命的地方,更有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渔阳里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树德里、辅德里。这样的文化和革命现象只有上海有,而产生地就是石库门住宅,这些也都增强了当地人们的自豪感和对石库门住宅的认同。

2.稳定的构成模式

民俗往往具有稳定的模式。高丙中先生曾以风俗和口头创作为例来阐释民俗模式,即既定的文化因素所呈现的某种稳定的结构,这些文化因素又被称为“模素”。上海石库门住宅也有稳定的结构,当然这种稳定结构的形成,也是在城市发展中实现的。石库门里弄住宅的第一个稳定因素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联排式房屋。这种联排式是从西方城市借用过来的,也适应了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多、节约用地、趋向集居的发展形势。在数个联排式房屋基础上形成“弄”。早期里弄住宅规模不大,总平面上总弄和支弄的区分并不明显;后期石库门规模扩大,数幢以致数十幢为一排构成分弄,数条分弄组成总弄,总弄宽3-5米,支弄大概3米左右。例如1920年代建成的尚贤坊,共有74幢房屋,分成4组联排式房屋,这4组房屋形成3条支弄,加上在淮海中路入口的总弄,从而形成丰字形平面结构。石库门里弄住宅的第三个稳定因素是由石库门、天井、客堂、厢房等组成的单元平面。前文介绍了早期石库门住宅的平面。后期石库门住宅在平面上将三开间或五开间两厢改为两间一厢或单开间形式,层数逐渐变为三层,楼梯平台处、灶披间上置亭子间,亭子间上有晒台。虽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可以看出其单元平面基本是稳定的。以上三个“模素”构成了石库门里弄住宅的民居模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是上海城市住宅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如郭奇正先生所说,它作为一种“原型”(prototype),经过形式上的变迁,演绎出早期石库门里弄、后期石库门里弄、广式里弄、新式里弄,最后到花园里弄和公寓里弄。正因其具有石库门“原型”,这些里弄建筑,特别是前四种有时被不严格地统称为石库门住宅,即使有的作为石库门的“门”已经被替换了或消失了。模式的出现是我们确认民俗的重要条件,石库门里弄住宅就具备了这样的民俗条件。同时,它还具备民俗模式的三个属性:其一,完成的。即由三“模素”构成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是稳定的和确定的。其二,重新开放的。石库门里弄模式不仅有稳定的结构,同时又向新的住宅形式开放,在新的形式中体现自己、实现自己。它还在新的建筑材料中不断重塑自己,先后经历了纯木板、砖木、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阶段,这就是民俗的反复和传承。其三,正在等待的。石库门里弄模式形成后,期待在新的时间、空间有所体现,期待新的主体付诸实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持续而广泛的住民”。

3.持续而广泛存

在的住民群体作为一个民俗事象,要有他的主体———民。民居住民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一定的区域范围和一定的规模,石库门里弄住宅在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条件。从时间上看,石库门里弄住宅有较完整的形成和接受过程,有较长时间段的稳定的住民群体。石库门里弄住宅的模素在19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19世纪70-90年代石库门里弄模式初步形成,19世纪初该模式在新式石库门住宅中逐步定型成熟,而石库门住宅的建造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初,直到今天仍有较多在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在特定空间生活的住民群体。这样的过程是近代城市发展中其他城市和其他形式的居住建筑难以具备的。比如哈尔滨的俄式单体房子,它在19世纪末才出现,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就是从俄罗斯移植过来的较稳定的样式,而不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环境中逐步形成的,也没有作为模式在以后城市居住建筑中起作用,因而也就不具备石库门里弄住宅的时间接受过程。至于其他城市的里弄建筑,因近代城市化启动时间较上海晚,甚至受到上海石库门里弄的较大影响,其形成和接受机制也都不如上海石库门那样典型,也就难以形成稳定的住民群体。从空间上看,石库门里弄住宅在上海的分布逐渐普遍,这有助于在上海这个区域范围内形成较稳定的住民群体。石库门住宅是在上海租界中出现的,最初的石库门住宅主要分布在当时的租界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黄浦区),此后在北、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到虹口区、静安区、卢湾区,并在普陀区、徐汇区、长宁区有所分布。“大体上形成了—个以黄浦区为中心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居住区,和环绕在北、西、南三面的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居住区。”③即使在非租界的南市和闸北地区也在市政近代化中建有不少石库门里弄住宅。一种居住房屋在一个城市分布如此之广、占住房比例如此之高,有助于它在广泛区域内获得认同,这是那些小洋楼所无法比拟的。石库门最初是为那些避乱上海的富人建造的,往往面阔三间或五间,占地面积较大;到后来则面向已经城市化了的人口;还有一种主要建于人口密集、工厂区附近,面向底层人群(如小贩)、产业工人的低矮的广式石库门里弄。石库门单元住宅在设计时是为一家一户居住考虑的,但是在近代动荡的中国,特别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人口涌入上海,房屋建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多户人家拥挤一个单元的状况,甚至有“七十二家客房”的现象出现。石库门住宅成了广大民众最基本的住房,在19世纪40年代,“上海大约有9240条弄堂,20万幢石库门房子,占了当时民居四分之三以上”。“解放之初88%的居民住在石库门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石库门还容纳了超过一半的上海人。”从这一点来看,石库门住宅在养成民俗主体(俗民)方面具有那些面向达官显贵富裕阶层的小洋楼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4.特有的生活世界民俗

本质上是人们的生活,住宅就是人们的生活世界。作为一种模式化的居住建筑,石库门里弄住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有一定的规定性。从总的平面布局看,石库门里弄让一个回家的人经历了如下空间顺序:主弄→支弄→大门→天井→客堂间→卧室,这是一个由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有序渐变序列,“符合人们回家的心理感受———由闹到静,最后进入具有安全感的家”总弄(主弄)和支弄也是生活在里弄里人们的休憩娱乐交流的场所。从单元平面看,客堂、厢房、灶披间、厕所的布局规定着居家会客、起居、餐饮、排泄的生活格局:由中心到四周、由前到后。脱胎于传统江南民居的早期石库门事实上还延续着长幼生活秩序:长辈住堂屋、晚辈住厢房。石库门住宅中也有其特有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在多家共住一个单元的情况下。灶披间、单元厨房,后来成为多家共用的厨房,在这里堆放着多家灶具燃料,各有自己的电灯,做饭时多家锅碗瓢盆共“响”齐“鸣”。灶披间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互相交流,互相关切,互相争吵,人们在这里进行着情感交流,拉近了关系。早上倒马桶,也是石库门里弄住宅的一大景观,石库门住宅的卫生条件不理想,马桶成为排泄工具,随着早上推粪车的人一声喊,各家由后门拎出马桶,在弄堂中倒入车内,然后放入蚶壳,用笏帚放水刷洗,这样早上弄堂中便充斥着叫喊声、碰撞声和刷马桶声。

二、上海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城市化特点

石库门民居是在近代生产社会化、商业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又具有因城市化而带来的传统民居所不具备的特点。

1.商品化生产和经营

先看生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外商看到了建房出租和出售利润丰厚,纷纷以个人名义或组建地产公司,或在洋行设立地产部,投资房地产。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建造者以外国地产商为主,如业广地产公司、沙逊集团、哈同集团、万国储蓄会所属的建业地产公司等。英国业广地产公司成立于1888年,他们认为,“造石库门房子,造价低,正常开支少,空关机会少,小住户容易对付,而租金却不低”,因而该公司建造大量里弄住宅,被称为“弄堂专业户”。除了外商,到1900年前后也有许多华商、官僚投资房地产,建造石库门,商人如周莲堂、程谨记、贝润生、严裕棠、徐润等;官僚则有盛宣怀、李鸿章等。盛宣怀名下的石库门很多,分布在今天的南京西路、凤阳路、新闸路、成都路、金陵路等。再看经营。石库门的投资建造者,是房屋的拥有者,它们将房产出租,成为大房东。那些承租人往往将租来的房子转租或分租,成为所谓的二房东,有时甚至会出现所谓三房东。二房东在上海很有势力,数量庞大。据1952年统计,“老式石库门有二房东的约占90%,新式石库门也有44%”。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商品化生产和经营与传统民居完全不同。传统民居主要是在农业社会(个别例外)中长时间形成的,房屋建造也是在民间缓慢积累技艺并传承的,房屋建造后自住。而城市商品化中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则是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往往有自己的事先设计,或者聘请专门的设计公司设计,建造目的是出租出售,赚取利润。商品化生产和经营还与民俗事象的“匿名性”相悖。所谓“匿名性”指民俗事象“一般都没有具体作者或发明创造者,他们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但石库门里弄住宅往往有自己明确的投资者、设计者和营造者。万国储蓄会下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所建造的房产往往冠以I.S.S,即InternationalSavingsSociety(万国储蓄会)的缩写。该公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以法国地名作为自己地产的名字,如著名石库门里弄住宅步高里的法文名字是CitéBourgogne,翻译过来就是“勃艮第城”。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很容易找到业主,它们不再是传统民居“匿名”的。

2.伦理性和宗教性

逐渐淡化1994年,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传统民居除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之外,从民俗学角度看还具有伦理性和宗教性。伦理性指的是房屋空间布局与人伦生活的对应性,宗教性指的是对民居中具有宗教信仰性质场所的空间安排和布置。早期石库门脱胎于传统的江南民居,虽然有所简化,但在空间布局上仍具有一定的伦理性和宗教性。比如三间两厢或五间两厢的石库门有个完整的中轴线:大门—天井—客堂—后天井,中间客堂是供奉祖先牌位和长辈居住的地方,两侧厢房则是晚辈居住的地方。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条伦理性和宗教性的轴线逐渐淡化。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用地的紧张,也由于城市家庭的缩小,后来建造的新式石库门将三开间、五开间缩小为两开间和单开间,虽然保留有客堂、厢房,但是这种对称轴线已被破坏了,相应的伦理秩序也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原来安排一户一单元的住房,被分租给多人或多个家庭,这样单元住宅中就不存在伦理中心和宗教中心了。由于多户人家共住一单元,底层客堂间往往成了过道和公用空间;更有甚者,二房东常常将客堂分隔成多个房间出租,仅保留狭窄的通道。这样,石库门住宅的伦理性和宗教性完全消失,让位于实用性了。

3.生活世界具有更多的商业色彩

石库门住宅生长于城市之中,为满足市民生活而建;同时,它又是开发商为获取更多利润而建的,因而无论是石库门里弄住宅的设计还是石库门里弄中居民的生活都更具商业色彩。首先从石库门里弄设计来看。一方面,里弄面向外部的底层往往开发为商业用房。这种做法很普遍,无论是早期石库门还是晚期石库门,前面提到的尚贤坊、步高里都是这样。因为商业用房的出租费,会比开发成住宅的出租费要高得多;同时,克服了沿街底层不适合居住的缺点,还可给居民带来买卖方便。另一方面,开发商还会在里弄中设计出商用公共空间,比如菜市场。步高里北部的纵横弄道交汇处就有这样一个广场,用做菜市,其东西两侧的房子面向菜市,都是下店上宅。除了设计出来的商用空间,还有为满足居民生活需要自发产生的店铺作坊。这些店铺,如杂货铺、小餐馆、茶社、诊所、成衣店、面包店,甚至旅社、公司、厂房等等,散布在里弄之中,使里弄成为一个商住混合空间。此外还有推车、挑担往来穿行叫卖的。传统民居,特别是农村的民居,演变传承于农业社会,生活基本自足自给,节奏缓慢,商业需求不旺,远不像石库门里弄那样喧嚣嘈杂,因此,石库门里弄住宅中的商业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与城市化是紧密相连的。

作者:季国良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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