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中产阶层的队伍日益壮大。但与此同时，尚未成熟的中产阶层依然面临着社会保障相对缺失、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及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等焦虑，影响中产阶层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充分发挥。建议通过营造明朗发展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并增强中产身份认同等方式进一步壮大我国中产阶层。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产收入陷阱；中产焦虑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在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总理在2015年第1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有3亿人。近年来，我国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为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收入增长只是让更多国民跻身中产，却没有让其获得更多的安全感，社会中存在着焦虑情绪，尤其是在既不是社会精英也不是社会底层的夹心层——中产阶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建设“橄榄型”社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增加其在阶层结构中的比重，更要壮大力量，缓解其成长中的不安全感和焦虑，让这一群体获得自信和安全，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中产收入陷阱”的理论阐释

1.“中产阶层”涵盖群体

所谓“中产阶级”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语，是西方舶来的称谓，基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中产阶层”这一称谓更合适。1987年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在《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中提出的阶级分类在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在他的阶级框架中，中产阶级由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企业中低级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人等构成。我国学者在讨论中产阶层时，通常会提到三个标准：在经济上，该阶层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处于居住区域的中等水平（由于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同，划分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也不一致）。在职业上，近似于白领群体。在知识方面，受过较好的教育。

2.“中产收入陷阱”内涵界定

（1）“中产收入陷阱”的含义。“中产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内涵不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而对于“中产收入陷阱”，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的表述，是指尽管整体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中产阶层的焦虑却难以化解，他们对个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满忧虑，对国家的发展缺乏信心，对社会的不公高度敏感，从而导致一个国家始终不能跨入成熟的发达国家行列[1]。二是主体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的主体是一个国家，“中产收入陷阱”的主体是中产阶层。三是评价指标不同。“中等收入陷阱”以一个国家GDP作为其评价指标，世界银行将12196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126美元，距离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仍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产收入陷阱”的评价指标是一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即将中产阶层的心理状态是否陷入焦虑作为其标准。

（2）“中产收入陷阱”的表现。一是中产焦虑弥漫。中产阶层最大的特点是“自我实现不足”的焦虑。这些焦虑包括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压力。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方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这既是高房价的社会负面效应，也反映出中产者的现实窘况。子女教育压力包括子女教育成本负担和对子女阶层“下坠”的恐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份题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披露，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果算上就读高等院校的支出，则达48万元，足见教育成本之高。孩子是家庭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所以，中产阶层家长为孩子规划着每一步，生怕孩子掉队。如果难以做到，就会患得患失。医疗方面，中产阶层更多的担心是因病致贫。养老方面，大多数中产阶层选择“尽量多储蓄”，以保障其在退休后能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因此，医疗和养老压力也是中产阶层的焦虑所在。而“地位恐慌”是最具中产阶层色彩的焦虑形式。目前，高房价、高税收、低福利保障和上升渠道的闭塞，导致了中产阶层的“逆向流动”。研究显示，中产的“下流”，与经济发展不景气几乎完全同步。日本历史上曾出现中产“下流化”；21 世纪前10年，美国也出现了中产阶层衰退，其收入更是大幅下降7%。在我国，中产阶层虽然目前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或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会导致其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如因无法承担房子、子女教育和医疗压力而返贫。二是中产心态缺失。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数据，与德国、瑞典和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认同自己是中间阶层的比例偏低。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德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达到75%；中产阶级占55%的瑞典，这一数字更是高达80%。日本可以说基本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自我认同率达到90%。我国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率为46.8%，远低于发达国家[2] 。

引发“中产收入陷阱”的可能因素

1.经济未来前景不明自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社会经济发展风险增强、国际环境趋于紧张等因素，使中产阶层持续多年的乐观预期受到很大冲击，对未来的不确定心态明显增强。2015年的股市剧烈波动让相当部分的中产阶层财富缩水。瑞信研究院最新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内地的整体家庭财富缩水了6800亿美元。今年初以来，部分城市房价飙升，透露了中产阶层的恐慌心理。海外移民潮和购房潮由富豪群体向中产阶层人群蔓延，也昭示了中产阶层信心疲软趋势。

2.社会保障尚未健全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仍然很多。首先，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支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在2013年以前，我国社会保障占GDP比重低于10%，目前这一数据大约为12%，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其次，从完善社会保障面临的现实困难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减缓与国民福利快速增长已成为现实矛盾。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6.7%，这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中长期平衡带来很大的压力。随着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意识逐步增强，国民对公平享有社会保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方便快捷获得服务有了更高更多的期盼。面对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现实，大多数中产阶层认为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压力就必须多赚钱，而强烈的挣钱欲望以及暂时未能满足的物质欲望又导致了心理焦虑。

3.政府政策相对缺位在发达国家，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庞大的人群，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时总会考虑政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我国政府虽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但并未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如税收政策。数据显示，我国个税收入中，将近70%来自中低收入群体，而发达国家的个税收入90%来自高收入者。由于下层民众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损较多，政府会采取一些政策扶助或补偿这些弱势群体，但对于中产阶层的利益，政府决策时考虑较少，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盲点。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层诉求反应迟缓，加剧了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和焦虑。

4.中产身份认可需求中产阶层处在一个新的社会空间，需要身份地位的社会认同。为了与中产阶层身份相匹配，他们渴望达到所期望的中产阶层生活状态。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

规避“中产收入陷阱”的路径

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规避“中产收入陷阱”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那么，如何规避“中产收入陷阱”，减轻“中产”压力呢？

1.营造明朗发展环境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中产阶层的扩大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优化产业结构，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随着增大企业的利润总额，为依靠工薪来源的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发展创造条件。二是抑制通货膨胀，尤其应控制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房屋、子女教育、医疗等价格上涨，降低中产阶层的生活压力。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一是加快建立全民参保登记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基本社会保障覆盖全民，培育和提升群众的社会互济意识，维护社保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二是建立社会保障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提高机制。以工资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物价变动为重要参数，形成有规则、有规划地调整社保待遇的机制，使社会各类成员都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是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力度和进程。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减少中产阶层税负压力。加强个人所得税调整，由分项征收向综合征收方向转变，加强对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征税的力度。同时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税种，对于一些生活必需消费品实行减税或免税，对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相应提高税收。

4.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消除户籍、就业和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扩大中产阶层。二是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5.增强中产身份认同一是引导中产阶层理性看待中产身份。运用各类媒体引导中产阶层理性看待与正确认识现阶段各种社会现象，增强中产阶层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加强中产阶层利益诉求渠道的扩容。中产阶层的中间位置，使得他们担负着比其他阶层成员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相关的政策制定和规划中，有必要充分倾听并吸纳中产阶层的意见。三是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使中产阶层遇到心理问题时，能够找到倾诉和帮助的对象，从而缓解其心理焦虑，对生活确立积极心态。

参考文献：

[1]李稻葵.中产收入陷阱与忧虑.商周刊，2016，（17）.

[2]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文化纵横，2016，（4）.

作者：赵佩 单位：中共衡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