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衰的金石学

就以往的金石学研究来看，明代金石学无论是著作数量还是研究水平，应该是不如宋的，从事传统的金石学、古文字学研究的大家也寥寥。这种研究的现状，在早期受到了元代文化发展的影响较多，“元代八十余年，金石著作，屈指可数，明承其敝，稍稍振起，然宋人古器之学，仍无继承。惟著录仿造之《宣德鼎彝谱》，辨析极精，或可资以别耳。”回顾有元一朝，宋时成熟的理学思想继续传播，政府在全国建立儒学，以朱熹著作作为教材，理学成为官学。学校教育大有发展，全国有学校2万余处，私学和书院也比较兴盛。在读书人被大量培养的同时，却并没有像宋代一样在科举方面给予士人更多的出路。元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废除了科举制度，并在官员选拔上有着严格的种族规定，汉人士子出仕的机会很少。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重开恩科，但借此走入仕途的读书人，依然很少。元朝享国不足百年间，一共举办了16次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仅千余，且并不全是汉人。苦无出路的士人阶层，显然没有太多的精力和兴趣致力于正经补史，宋代盛极一时的金石学也随之衰落。及至明代，传统金石学既没有从元代得到太多直接的继承，政府亦也不曾提倡，官修古器物图录也没有印刊，因此，金石学的发展，无论是官方组织还是文人自发研究，都不曾出现宋代那样的繁盛局面，后世称之“中衰”。朱剑心论到:“综明一代之作，虽亦有数种可取，然大抵辗转稗贩，罕有新识，叠木架屋，徒形其赘。甚且记载失实，真赝莫辨，但逞臆说，毫无考订。是则明儒治学之通病，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故金石之学，至宋而极盛，至元明而中衰也。”传统金石学衰微的同时，古器物鉴定与研究的兴起，却成为明代文物学发展的鲜明对比。伴随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扩大，古器物也被更多的人收藏把玩，无论是当朝显贵，还是富商巨贾，甚至是一般文人，都将古物收藏视为一种情趣。经济利益的驱动，也刺激了古物作伪之风，因此古器物的鉴定、辨伪与赏析应时而起，成为明代文物学的一个重要现象。

收藏鉴赏之风兴盛

明代收藏之风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一带商品经济的飞速繁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政府废除了很多宋元以来的苛捐杂税，社会经济恢复较快，涌现出诸如景德镇等诸多手工业中心。国内商品流通和国外贸易更加频繁，城市的发展空前繁荣。收藏之风的盛行，与文人士大夫的爱好转变有直接关系。明代政治暴虐，文人士大夫悄然萌发出另一种人生态度:追求悠闲恬淡，艺术情趣，以摆脱政治喧嚣。因此，相对于宋时士人正经补史的金石铭文研究，以求有补于世的“进取”态度，明代文人则侧重艺术鉴赏，赏玩古董，反映了“退隐”的志趣。“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生动写照。陈继儒在《妮古录》书序中写到:“予寡嗜，顾性独嗜法书名画，及三代秦汉彝器瑗璧之属，以为极乐国在是。”收藏主体变得更加庞大，明代的古物收藏群体中，除了以往的官僚贵族，商人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实际地位的上升，使商人有了比以往更加雄厚的的收藏资本，涌现出项元汴、太原王常等一批收藏大家，整体上带动了社会的收藏之风。这些商人还普遍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的鉴赏、收藏也颇有水平。例如项元汴，除了家室巨富之外，也多与当时著名的文人、艺术家有交往，不仅在藏品来源方面拥有多种途径，逐渐陶冶出了精湛的鉴赏水平，还带动了相当规模的一个收藏群体的提升。“围绕私人所集藏品，通过鉴赏与交游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之间穿插往来，品评优劣，互通有无，引发了民间的收藏风尚;而另一方面，品鉴真伪，翰墨往来，也会作用于其时其地的文化内涵，这为私人收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人与商人收藏推动了社会风尚的形成，也刺激了收藏市场的兴盛，“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可见当时古董收藏之风极其盛行，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专门市场。官僚士人在闲暇之余会去寻珍觅宝，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气。当然，收藏古物的高昂利益，同样刺激了作伪的发展，滋生了很多古董和名家字画的造假作坊，大量制作精湛的仿古之物流入市场，很自然地，文物学发展在明代出现了由金石铭文研究向器物鉴赏、辨伪研究的转变。很多文人的著述多讲鉴赏，这也表明文物的鉴定、评估、辨伪、收藏，作为一门学问，已有相当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年间《格古要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明代的文物研究已超出以证经补史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进入古器物学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发展途径的学术门类。

本文作者：王文彬本文单位：长沙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