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最早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的论述是斯密，他认为教育支出是看做一种可以获取利益、得到回报的投资H]。李斯特指出教育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J。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主张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是经济生产的四大要素J。20世纪5O年代，舒尔茨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得出，各级教育投资平均收益率为1713％，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劳动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33％，可见教育投资具有巨大的投资效益和意义j。Denison则把教育水平提高看做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于教育J。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教育有类似出口的性质，即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非教育部门的生产，而这是因为教育部门具有外溢作用。Robert(1988)对教育的外溢作用进行模型化估计，指出教育的内部作用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而教育的外溢作用稍显复杂。

国内关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文献也很多。厉以宁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能力工资”等概念J。周天勇实证分析得出，1952-199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27％。范先佐提出“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_8J。沈利生和朱运法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J。蔡增正则利用1965-1990年的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在0．27l__0．422之间¨。崔玉平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El1]。胡永远和刘智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的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一个多百分点1。王家赠发现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教育基尼系数的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王淑芬和王红芹实证分析发现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水平与其发展综合水平呈同向变化_l。综上所述，目前多数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少直接考虑到教育投资外溢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且目前的研究较少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考虑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问题，还有就是区域差异所导致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因此，本研究也基于Feder提出的最初用于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_l，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

二、理论分析

教育价值最常用的估计就是收益率方法，但是Haveman和Wolfe(1984)的研究结果说明这种方法大约只能捕捉到一半教育价值。因此，本文采用Feder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引。该模型被推广使用于若干领域。在此，两部门是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这样既可以考察教育外溢作用又可以考察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Feder模型的两部门生产方程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为：E=f(L，K)(1)N=g(L，K，E)(2)Y=E+N(3)K=K。+K(4)L=L。+L(5)E和N分别是教育与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L和K分别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下标代表部门，Y是社会总产出。由以上方程可以看出，教育部门产出对非教育部门产出有溢出效应，而社会总产出是教育部门产出与非教育部门产出之和。且Feder模型假设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为：ft／g1=fk／gk=l+p(6)fl，g。，fk，g分别是方程L，K的边际产出，p是两部门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从理论而言，是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零的，而p为负则表示教育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由方程(3)、(4)、(5)和(6)可以推导出：G=(i／Y)+I3GL+kGE(E／Y)(7)其中：=p／(1p)+GE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B是非教育部门产品对劳动力的弹性，入是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G，G，G分别为Y，L，E的增长率，E／Y，I／Y分别是教育投资与国内投资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比率，入是教育溢出与部f-JI~-J生产力差异这两种作用之和。为了分离出教育的溢出与相对要素的生产力差异，假设对于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不变：N=G(LN，KN，E)=E(LN，KN)(8)‘p是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的参数，且：0N／OE=q~(N／E)(9)由(7)、(8)和(9)可得：GY--Ct(vv)+13GL+[p／(1p)+tp(N／E)]GE(E／Y)(10)N／Y=1一ElY(11)由(10)和(11)得：GY=Or(I／Y)+13GL+[o／(1p)-~p]GE(E／Y)‘PGE(12)若对式(12)进行估计就可以分别得出教育外溢作用和相对边际生产力差异的值。

三、经验分析

1．数据说明本文结合式(12)设定最终估计模型为：GYit=Ot(Iit／Yit)+13GLit+[p／(1+P)一‘P]GEit(Ei／Yh)+‘PGEi+n(13)其中，GG和G鼬分别为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就业人员年增长率和教育投入年增长率，IYi和E；分别为各地区的资本形成额、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采用2001-2009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2001—2009各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各个变量都是比例关系，所以都用当年价数值。教育投入采用通用的教育经费支出来代表。2．实证结果分析从模型可以看出，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同时期教育部门产出水平的外溢作用，但是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要在一定的年限后才能起作用，即教育的外溢作用具有时滞的。因此，鉴于样本数据时间段，本研究假定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不变的，即该变量的系数是固定不变的，而其它变量的系数是可变。由此，这里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当然，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可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为6．72，概率值为O．15，即在10％显著水平接受原假设，这说明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教育对经济其它部门的外溢作用由系数‘p来反映，而对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则由来体现，由前面分析可知入=p／(1+p)+G，它既包含了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也包含了两个部门间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而在方程(13)中可以估计出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因此，方程(13)进行估计后，利用估计得到的和‘p值，就可以求出P值，也就可以知道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问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

本文对方程(13)估计结果见表l的全国估计结果，此研究主要分析变量系数，因此就不列截距项值。回归方程中变量G的参数估计值‘P是正值，并且达到了0．00的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说，当教育产出年增长1％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非教育部门产出将增长‘P％。研究结果‘p=0．23，与蔡增正对国际资料分析得出的qo值在O．27—_0．42的范围内相比而言，我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与国际上的水平相比是较低的。另外，通过计算可得，P=一0．29，这说明教育部门的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而蔡增正通过国际资料分析结果也是与此相类似。而教育部门产出水平低于非教育部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是公共服务的范畴，尤其是义务教育，主要是国家办学，而民间办学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政府有很大的干预权，而政府主要考虑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不像企业那样投入就是以盈利为目标，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为主。为了研究教育部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进行回归。与全国回归模型选定步骤相同，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实现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是一3．10，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已经能满足社会对公共教育的基本要求了，而且还出现了反效应。因此，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支出，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教育支出对经济的正外溢作用也是有最大限的，政府各部门的投资都有二个合理的比例且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过多，或是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结果。如2009年，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除天津200多亿元、福建389多亿元以及海南92多亿元外，其余都达到了460亿元以上，其中广东地区已经达到了1166亿元。而我们知道，教育支出是有挤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增加就会减少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支出，而消费、投资等因素都是拉动经济最主要因素。因此，如果地区出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支出结构失衡，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另外，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都是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投入，而对中等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还不够，我们知道，基础教育的正外部效应是非常大的，而高等教育相对来说主要是个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更是占了很大比例。且东部分布了大量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育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211院校、985院校和其他一般性院校，这些院校是公共性教育资源特别是财政教育投入的分配依据，最终会形成两级分化。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是无效率的，而中央政府则应当对小学以上的各级教育增加财力支持。因此，教育支出内部结构的不平等因素可能是东部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出现负值的原因之一。其次，从中部到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从1．01减少到0．27，这说明中部相比西部而言，政策较为灵活化，制度较为完善化，市场化进程也比较快。因此，中部地区领先于西部地区，相比而言已经具备一定的体制框架，这无形中加快了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耦合，为教育外溢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通道，从而表现出比西部地区有较高的外溢系数值。另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邻近效应，即邻近地区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社会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力。

而邻近效应可以体现在经济层面，即相邻地区由于产业链上的聚集而产生经济聚集效应，而这也进一步要求教育资源在配置上与经济聚集相呼应，也就是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而中部相比西部来说更加靠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无形中对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产生了溢出效应。而西部则是主要受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资金比西部要充沛的多，而且又没有东部那么过量的投入。如2009年中部地区：山西是332多亿元，吉林是271多亿元，黑龙江是338多亿元，安徽是438多亿元，江西是333多亿元，河南是656多亿元，湖北是451亿元，湖南是506多亿元；2009年西部地区：重庆是266多亿元，四川是657多亿元，贵州是270多亿元，云南是342多亿元，西藏是49多亿元，陕西是380多亿元，甘肃是231多亿元，青海是60多亿元，宁夏是70多亿元，新疆是250多亿元。可见西部地区教育支出总体来说是明显的小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总体又是明显大大小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对经济的外溢作用是明显的正效应，且中部地区快于西部地区。最后，利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估计结果，并通过计算可得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由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性，分别由东部的一0．71、一0．71递增到西部的一0．17，这都说明总体来说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都低于非教育部门。而呈现这种逐渐递增性，是因为从东部到西部，教育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即政府干预的力度是逐渐加强的，而经济的发展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其无形中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是逐渐下降的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教育部门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的递增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系数是0．23，还没有达到国际上的水平，因此就我国整体而言还要加大教育支出，促进经济的长效发展。但是，基于我国发展的不均衡等因素，我国分区域进行估计后发现，东中西部各地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系数分别为一3．10，1．01和0．27。另外，不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地区，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都低于非教育部门。因此，从实证结果分析，现阶段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长效发展机制，必须处理好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问题。首先，东部地区在财政资源的配置上，地方政府要确保教育支出，但是不能因为长期投资教育能带来经济的高回报率，就重点发展教育而压缩非教育支出比例，这种做法会削弱经济的长效发展能力。另外，东部地区政府应该调整相应的教育政策，调整教育内部支出结构，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例，加大对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支出比例。其次，中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功能性外溢”，积极吸收东部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在配置上与经济聚集相呼应，处理好系统内的外溢效应和系统间的外溢效应。而且在地方增长模式中，中部地区要结合地区优势，吸取东部地区的发展精华，大力探索教育和非教育部门相结合的互利模式，使非教育部门发展和教育支出能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同时增加财政收入，加大教育支出，而教育支出又为非教育部门发展培养人才，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再次，西部地区应该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支出比例。虽然教育支出发挥其外溢作用一般是需要较长时间周期，但是教育对于提升本地人力资源存量和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教育支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的价值要比设备投入的产出价值要高。因此，西部地区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上不能向能够立竿见影的项目倾斜，不能以牺牲未来发展为代价而获得当前的发展，而要处理好非教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支出比例，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保持经济长效机制，又要为长效发展积累人才力量。最后，中央政府应该积极均衡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资源配置，有效地调控各地区的发展重点，激发东部发达地区的外溢效应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减少由于省间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教育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差距，重点提高教育部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