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等进行讲述，包括了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等，具体资料请见：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

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

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