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与美国比，确实把差距缩小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与印度比，确实赶上并超过了印度，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与“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比，就比不过。

40年总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确实超过我们。有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则归之于海岛、海洋的“蓝色文明”，大骂“黄色文明”。

我在前面说过，海岛和沿海地区确实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海上交往方便，不受国界局限。海上运输的成本也低于陆上运输。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亚洲出现“四小龙”，而“四小龙”中有三个都在中国周围呢?世界上有很多小岛国并没有成为“小龙”，连近在咫尺的澳门也没有成为“小龙”是什么道理?

翻开世界地图看，亚太地区有千岛之国印尼和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岛国，欧洲有爱尔兰、冰岛、马耳他，美国的眼皮底下有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一系列岛国，都没有成为“小龙”。

“亚洲四小龙”的繁荣，基本上都是“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植日本，然后是扶植台湾、韩国。美国的算盘是：如果打反苏反华的世界大战，台湾和韩国是美国的进攻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大战打不起来，台湾、韩国(以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是美国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还应当肯定，“四小龙”的政府当局和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而且处在其咽喉，占了地利。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发展，东西两半球商业来往大增，海运(特别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发达，过往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鳞次栉比，每年约八万艘。在新加坡中转的飞机航班也极多。新加坡经济因此而繁荣。当然，新加坡自身也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取，特别是它的城市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商业、服务业等等。

再说香港。1949年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若论工业和科研，香港现在也远不如上海)。大陆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大都只能通过香港进行。作为中转、中间商的香港，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律：大陆经济发展顺利，香港就繁荣；大陆经济紧缩，香港经济就衰退。1985年我们大陆进行治理整顿，降低增长速度，香港经济马上处于困境，据说有7位资本家因此而跳楼自杀。

现在的香港，是亚洲的一朵“花”，也是世界罕见的一朵“花”。但是，香港这朵鲜艳的“花”，是靠根、茎、叶和泥土——大陆供给它养分而开的。

1990年初，正当许多人以香港为例反对大陆承社会主义道路之时，香港财经学院院长在香港刊物上著文说：“我多次讲过，不能把香港说成是‘小龙’，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样。

近十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NP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陆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我国沿海地区开放后，大陆通过香港进行的过境贸易，l978年为108亿港元，1988年跃升为2264亿港元，10年增长20倍。转口贸易的利润率一般为7．5％，仅1988年，香港通过大陆转口贸易就得利润170亿港元，而香港总人口只540万。90年代初，大陆沿海约有500万人为香港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内地高，但与香港比，则是极低的工资。人口540万的香港，有500万廉价劳动力为它工作，所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制造业只占18％，工业化程度远低于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青岛等城市。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台湾。

台湾的情况使内地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常有内地朋友向我谈到，他们村一个农民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去到台湾，现在靠台湾当局发的救济费为生，在台湾过得很苦，连妻子也娶不上。这位老兵回大陆家乡探亲，却显得“腰缠万贯”似的，手面相当阔绰，令同乡人羡慕。但这老兵告别家乡返台时又叫苦，说他在台湾是最底层的穷苦人。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前面讲过，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连年贬值，而台湾币对美元连年升值，一降一升，偏差很大。1991年大体上是5元台币换1元人民币，这个比价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购买力。粗略估计，台湾同胞来大陆人他手上的钞票大约膨胀7倍，所以穷人变成了“富人”。

1992年4月初的台湾《联合报》，接连报道了福建两名偷渡台湾打工的人的情况，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摘录如下：台湾《联合报》4月2日报道：30岁的大陆妇人戴清华月前偷渡来台，在台省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打工，老板未依约付给工资，自己又疾病缠身，被迫向警方自首以求能返回家乡。……

警方指出，因大陆福建省泉州市的戴清华，已婚，并育有子女，因大陆上收入不敷使用，花了3000元人民币偷渡来台。2月20日在新竹沿海上岸后，辗转到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担任洗碗杂工，言明每天工资200元台币。

打工期间，自助餐厅老板没有给她居住地方，戴清华只有睡在餐厅角落，工作20多天只领到700元工资，加上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她于3月30日到三重警察分局光明派出所自首，希望能回大陆休养。台湾《联合报》4月4日报道：台北市誓局景美分局昨天在出“联合誓卫”勤务时，意外查获欲至景美建筑工地找工作的大陆客陈彪。陈在誓讯时表示，他在台湾一年多，差点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他表示，台湾不再是大陆客的天堂，回去后要劝阻同乡，不要再偷渡来台。

陈在警讯时，一再向警员吐苦水。他说，去年4月花了3000元人民币自福建平潭偷渡来台，因无亲戚可以投靠，从新竹上岸后，隔天就在新竹某地下电子工厂做工。他表示，老板吃定他是偷渡客，一天虽然工作10余小时，所得却仅500元台币。

“在大陆每个月所得能存2／3(喻按：这是夸大或记者误报)，到台湾虽多赚近10倍钱，连生活费都不够。”陈彪表示，他现在只想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到台湾发财的梦，以后连想也不敢想了。

戴清华和陈彪去了台湾，就懂得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偏差了。戴清华一天挣2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4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1000元人民币；陈彪一天工资5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10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他俩人在台湾得到的工资如果按人民币计算，在大陆是“特高”工资了，而在台湾却“连生活费都不够”。

实事求是地说，除去汇率偏差，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大陆。特别是台湾的“中产阶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40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很快，成为亚洲的一条“四小龙”。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台湾原先的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大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割去台湾，并入“日本领土”。台湾人在日本算“二等公民”，但比起其后日军占领区又好一点。日本的战略是“工业日本(本土)，农业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剥削很厉害，但台湾毕竟没有遭受过战火的破坏。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已达到我们大陆60年代初的水平。

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卷去了大陆的金银和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冬天开始，从原中央银行运往台湾的黄金有227．5万两，银元有1520万元，还有外汇1537万美元(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的)。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两)35美元。以上三笔共值10．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05．5亿美元。这都是从大陆人民身上刮去的，用于仅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台湾一省。

三、美国的援助。

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鼓励他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那期间，美国基本上没有给“经济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扶助中国的资本主义。逃台后，美国才“双援齐下”，不仅给大量“军授”以维持其军队，还大方地给“经援”。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共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

据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当局研究，如果没有美援，台湾1965年的GNP要1995年才能达到，即需推迟30年。

四、外资对台湾的支持。

外资包括美资、日贷；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数额巨大。从1952一1960年间，台湾岛内的投资中，40％是外资(韩国得的外资比台湾还多。1962年前，美援占韩国总投资的80％；1962一1968年，外援占韩国总投资的47．2％)。我们大陆40几年间，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解放初期，苏联给过我们援助，但数额不大，多数是贷款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的外资急剧增加，对我们的经济起了很好作用。但外资在我国每年投资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甚微。五、贸易优惠。

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为了扶持台湾，给的贸易优惠很多。美国对台湾商品收取的进口关税极低(平均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六分之一)，从来不援用美国的“反倾销法”对付台湾。台湾从50年代开始，禁止美国的烟、酒进口，长达几十年，美国默许；如果我们现在如法炮制，他们就会大叫大嚷，进行贸易报复。7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贸易有大量顺差，每年几十亿美元，美国不吭声；这几年我们对美贸易开始有顺差了，美国就不断发出威胁。台湾全岛“戒严38年，“2．28事件”杀死2万多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批评过；我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西方七国联合起来趁机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

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后勤补助基地和官兵休假地。台湾的轻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因此而兴旺。

七、世界产业大转移。

60年代中后期，美国、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以及韩国)转移，这给台湾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这类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不大赚钱的，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则是先进的，赚钱的。台湾工业因此而“起飞”，在70年代、80年代取得迅猛发展。

八、台湾等“四小龙”还有个有利条件，在他们周围或附近，有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前面我谈到一条规律：“一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有一大片相对落后于它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他的原材料基地、商品市场和回旋余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台湾经济有它的致命伤：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整个经济依附于美国、日本。台湾经济界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台湾经济就伤风感冒。

九、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进行了自我改革与改造。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各种腐败、反动势力的大杂烩。国民党最高领导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以及大官僚、大军阀；国民党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其走卒是地痞、兵痞、流氓、阿飞之流。1949年逃台时，逃走的主要是前一部分，以及依附于他们或被他们裹胁去的那部分公教人员和军官。少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之类，离开了他的根据地，来到台湾，也就无法施展他的封建主义威风了。国民党那庞大的封建“躯体”，留在了大陆。

以抗战胜利后颁布的“二五减租”为例。这本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的，对改善国民党形象也有利，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内庞大的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终成泡影。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就没有在党内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国民党内的封建地主势力已经很微弱了。

国民党逃台后，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造”。1950一1952年第一次“政治改造”时，组织其中高层骨干进行了学习。有趣的是，其学习文件中，有《辩证法》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骨干，多数已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现在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打败国民党，把它赶到台湾去，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很难完成这一蜕变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真特别。20年代初，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把他那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党，改组成比较像个样儿的政党——国民党。40年代末，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帮国民党砍掉了它那庞大累赘的封建主义大尾巴，促使它蜕变成为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综合观察“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四小龙”都不搞“政治民主化”，而是搞专制独裁化。尤其是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的总督统治，没有政党和民选的议会。只是在1991年9月，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在此之前的150年间，香港人从来不知道选举、投票为何物；世界公认，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的地方。

除了香港，其他三条“小龙”部不搞“经济自由化”。它们的政府都严格管制经济。由政府出资，搞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以上两条，都与美国向我们鼓吹的“经验”背道而驰。

台湾还有个特点：付出的代价太大。

据国外报刊和社会研究机构的调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为了吸引西方游客，特别是吸引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士兵去休假，全岛有100万妇女从事色情业，占妇女总数的1／8。初看到这个数字，我根本不相信。1991年，我到泰国访问，在“夜市”上看到了那种不堪入目的场面。一个只有10万常住人口的旅游城市，领执照的妇女达万人，没领执照的妇女还有这么多。嫖客全是西方游客，他们搂着泰国妓女当街玩弄，做出种种丑态。据报道，泰国有妓女200万人，其中20％是14岁以下的幼女。泰国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告诫妓女，时一定要嫖客戴避孕套，以免染上艾滋病和性病。看了泰国的今天，我理解了台湾的昨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管理工作没跟上，早已绝迹的妓女又出现了。但在我国，是犯法的，一经发现就要抓起来。如果在我国全面搞资本主义，神州大地必然出现台湾、泰国那种可耻场面，我们这些男子汉还有脸活在世上吗？

关于我们大陆与台湾、香港之比较，钱伟长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钱伟长教授现在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会长，多次邀请香港、台湾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开头几次，他请客人在北京游览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到西安看秦俑坑、华清池，到四川省游览九寨沟，然后乘船游览三峡风光。参观游览后谈观感，客人们说：“祖国的山河真美，文物古迹很珍贵，你们保护得也好，不过这都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钱伟长心想：坏了，我白花钱请他们参观了。以后，钱伟长再请台湾、香港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改变了方式。风景名胜让客人自己去游览，钱教授请客人在北京参观火箭工厂、人造卫星研究所，到西安看飞机制造厂，到四川看西昌的火箭发射场，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看葛洲坝工程、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南京长江大桥、上海的宝钢和金山石化总厂。参观后再请客人谈观感，客人们服了，说：这样宏伟、先进的科研机构、工厂、工程，不仅台湾、香港没有，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这40年真了不起。我们台湾、香港的科研机构、工厂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钱伟长讲的这件事，既反映了我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的问题。

拿我们大陆的经济与台湾、香港的经济相比。各有优势与劣势。他们的弱项正是我们的强项，他们的强项正是我们的弱项。

他们的致命弱项是科研力量弱，工业不强，种类不齐全。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直言不讳地说：“台湾虽然经济繁荣，但是没有高科技的基础，没有受过精良训练的科技人才，这样的繁荣不能持久。”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大酞博士回大陆参观后返回台北，下飞机就说，大陆的科研“质、量俱佳”。他说：“我们(台湾省)花了大笔的金钱，买了昂贵的机器、设备、书本，但这些不是学问。”“我自己想想，我们请了人家(大陆科学家)来台湾，但有什么成果给人家看呢?我不知道。”吴大猷博士的评论，震动了台湾全岛上下，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引起轰动。

我们的强项，恰恰是科研力量强大，水平很高，门类齐全；工业力量强大，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国家能生产什么我们也能生产什么(只是质量赶不上)。这是我们40多年经济文化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本钱。

产业结构方面，他们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商业、通信、对外贸易、。服务业、旅游业)发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我们的第三产业很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左右。

在工业生产上，他们生产的轻纺工业品、日用小商品，花色品种比我们多，工艺比我们的精巧；在大型设备、高精尖产品方面，我们远超过他们。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能够发射一箭三星，却不能使抽水马桶不漏水。”我想，可以把这个比喻引申一下：“台湾、香港能造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却造不出飞机，更不能使人造卫星上天。”

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台湾、香港的经济依附西方，仰人鼻息，随西方经济风浪而沉浮；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缺点是国际交往不如他们多，优点是国际经济风浪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如果把40多年的经济建设比做开凿运河，那么，台湾开凿的运河像江苏无锡附近那种小河，河小，船也小，但管理得好，船只来往多，航运效益高；我们在大陆开凿的运河像长江那样宽而深，能行驶几千吨、上万吨的大轮船，由于配套设施不全，有些河段存在着“卡脖子”的浅滩和暗礁，航运不畅，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如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凿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毕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小河沟不能比的。只要我们及时进行改革——清除障碍，改进管理，搞好配套设施，“大运河”的效益必然远远高于“小运河”。

1992年初，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一张名为《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统计表，颇有意思。

70年代，我国正处于“”的混乱和“”结束后的恢复时期，而“四小龙”正利用世界产业大

表10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项目197l—1980年1981—1990年

总平均6．56．6

中国(大陆)6．510．0

“四小龙”平均9．28．7

台湾9．78．5

香港9．57．1

韩国8．79．9

新加坡9．06．3

东南亚平均7．95．4

印度尼西亚7．95．5

泰国9．97．8

菲律宾6．21．2

马来西亚8．05．2

南亚平均3．75．1

印度3．35．3

巴基斯坦4．86．2

孟加拉5．94．1

转移的机会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亚洲平均水平，低于“四小龙”的增长幅度。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就名列前茅，比亚洲平均增长率高3至4个百分点，比“四小龙”高1．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与亚洲“四小龙”比，我们也不应该丧失信心。他们的强项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的强项是他们难以学到，甚至是他们不可能学到的。对社会主义道路丧失信心，是无知的表现。（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