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淑芳

四首短诗生成的背景及与鲁迅的关系

四首短诗创作于1937年6月，即冯至担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中部主任近一年时，“这一年，冯至‘双肩挑’，既要上课，又有教育行政职务——‘主任’，业余时间不多，但他仍笔耕不辍”3，四首悼念亡友的诗就是冯至这一时期“笔耕不辍”的重要收获。四首诗虽然创作于1937年，酝酿却是他在德国留学的1932年。这一年的某天，冯至“在柏林忽然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友人梁遇春逝世的消息”4，为了排遣对好友梁遇春的哀思，冯至特意来到德国东海的吕根岛5，在翻卷的海浪与蓝天白云中追忆好友的音容笑貌，思考人生“弧形”轨迹的存在形态、本质及其意义，并由好友的骤然离世，想到历史人物伍子胥的命运，又由这些想到好久未得谋面的远在祖国的朋友、亲人等等。此时的冯至，思绪纷飞，如头顶上的白云一团又一团，骤聚骤散；情潮汹涌，如脚下的海浪，一波又一波，起起伏伏。他似乎得到了自然的什么启示，但又似乎说不清道不明这启示是什么；他仿佛有了寄托人生哀思的强烈冲动，但现实中好友的逝世与历史上伍子胥的遭遇又缠绕在一起，一忽儿想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对好友的悼念，一忽儿“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6，纷至沓来的思绪和多层叠加的情与意，使冯至莫衷一是。结果，历史小说《伍子胥》没有写出来，悼念好友的诗歌也没有下笔。这似乎应证了鲁迅在《两地书》中提出的观点：“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7但，排遣不开的对好友梁遇春的悼念之情却在心中萌芽了，并且是如此顽强，宛如地笋，无论经历多少雨雪冰霜，终无法泯灭生命的顽强，只待一个机会就能破土而出。五年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它来得有点迟，来时也并没有任何诗情画意，更不具备轰轰烈烈的形式，相反，这个迟来的机会给予冯至的是痛苦与不幸，甚至饱含着辛酸与忧愤，但却有如酵母催化了冯至心中早已萌发的悲凉情感，开启了冯至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记忆。于是，缤纷的思语从心中奔涌而出，终于化作了一行行凝炼而深邃的诗句。1936年暑假后，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娶得相爱多年的女友回到祖国不久的冯至，经人推荐，担任了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暨德语补习班主任。他进入同济大学担任教职一个多月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直接与鲁迅相关，并直接影响了冯至的四首关于悼念亡友诗歌的创作。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不幸逝世。冯至作为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不仅多次聆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和文艺学的课程，而且，如饥似渴地拜读过鲁迅发表的小说、散文、散文诗以及深刻、峭拔而又幽默的杂励，高度赞赏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8，而且也曾给予冯至及“浅草”、“沉钟”社的成员以无私的奖掖，冯至常常感激不已。正如冯至在《鲁迅》一诗中所说：“我永远怀着感激的深情望着你”9。1935年9月，当冯至从德国回国到达上海后，就与好友杨晦一起专门拜访了鲁迅，又一次聆听了鲁迅对社会、人生、文学等的深刻见解，并被鲁迅对自己和沉钟社同仁创作的分析所折服。冯至在《鲁迅与沉钟社》一文的回忆中曾说：“我在鲁迅先生面前所感到的，真有些像是鲁迅在这选本（即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所说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10所以，于情于理，冯至都应该参加悼念鲁迅的活动，这不是世俗的所谓礼节使然，而是冯至发自内心的欲求。在鲁迅葬礼的当天，冯至与夫人姚可崑及好友杨晦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参加了全程。1978年冯至写了一段很动情的话：“1936年10月22日，下午，我和杨晦、姚可崑参加了鲁迅出殡的行列，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挽歌的歌声此起彼落，漫长的队伍好像没有尽头，我们也不希望很快到达墓地。我心里想，我们在这里，也代表了不在上海的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他们都会跟我们一样感到悲痛。”11令冯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还沉浸在悼念鲁迅的悲痛之中时，当局的迫害就接踵而来了。在冯至与杨晦参加鲁迅葬礼的当天，同济大学部三次打电话找他，后来，“大学秘书长周尚就把冯至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取出一个黑名单给冯至看，上边除去十几个学生的名字外，教员中还有杨晦。说这些人是受第三国际指使的”。

面对这指鹿为马的卑劣行为，性情温和、谨慎，有些内向的冯至，此时完全被激怒了，“他当即说，这些学生成绩优良，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越轨行为”，“至于杨晦，冯至说：‘这是我介绍来的，如有问题，我负责。’”13当局之所以如此莫须有的刁难杨晦等人，其醉翁之意是在阻挠人们悼念鲁迅。当局的这种行为虽然被冯至义正词严地顶回去了，冯至自己也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迫害，但社会的黑暗与当局的无耻使单纯的冯至陷入了深深的愤懑之中，也使他在身临其境的遭遇中深切地体味了当他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时，兄长般的挚友杨晦对他说的一段话的意思：“在外国住久了，会做些不切实际的梦，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14正是在“睁开眼睛看现实”的过程中，冯至“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也起过许多变化”，那些“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15，心中更增加了对才气横溢、思想敏锐、性情率真的好友杨晦的敬重。同时，早已积沉于心中的对亡友的悼念之情在现实的打击下也被激活了，五年前想写终于未写的、悼念英年早逝好友的四首短诗也就一朝分娩了。这四首短诗，原名为《给几个死去的朋友》，1937年7月1日发表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上，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冯至《十四行集》时，冯至将这四首短诗作为“附录”收入其中，并将诗名改为《给秋心（四首）》（秋心即梁遇春——笔者注）。这四首诗的内容，陆耀东在《冯至传》一书中概括为：“第一首是对英年（28岁）早逝的年轻朋友秋心（梁遇春）的死抒写自己的感悟：死与老年或青年，就像冬天与春季，白日与黑夜，一样难以区分它们的不同关联，隐隐的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痛惜。第二首是对作者与死者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关系的抒写，过去‘我们的聚集’如同亲人在一起，今后不可能再聚会，但我们之间的那种亲情未变。第三首从自己交友的经验中，体会到：意外地认识的朋友，全都时常引起‘我’的思念；而今，‘你’离我而去，加入了‘意外地’认识的朋友中，更令我思念、寻觅。第四首写‘我’对‘你’死的印象，与第一首照应。从‘你’的‘一个死亡’，‘我’想起‘你’的一生，就像无风无雨的月夜，月光叙说曾历的风雨。‘你’静悄悄的死，像回到故乡，那也是‘我’的归宿——‘我’的故乡。诗表面上没有泪，没有抽泣，没有哀号，但有悲情悲意，每一首诗都写‘死’以及与‘死’相关联的事。”16陆耀东作为研究中国新诗的著名学者，此处对冯至在同济大学任教时期所发表的这四首短诗内容的概括不能说不准确，尤其对诗中所包含的诗情、诗思的把握、发掘、阐释可谓既简明又精当，但却忽视了一个细节，即，当这组诗题为《给几个死去的朋友》时，冯至在诗中指称“死者”使用的人称代词都是“你们”，而当1942年将诗题改为《给秋心》后，则将“你们”都改为了“你”。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陆耀东对这组诗的解说，所依据的都是1942年后的版本，将冯至悼念“几个死去的朋友”的所指依据冯至后来的改动集中为悼念一个英年早逝的朋友——梁遇春。如果说，陆耀东对此诗内容的解说准确的话，那么，这种准确性的契合对象是1942年及其以后的版本。如果我们回到冯至创作这组诗的1937年，那么，这种准确性就只能是“局部”的，因为，在冯至悼念的“几个朋友”中，固然包括英年早逝的好友梁遇春“你”，但也包括其他冯至没有指出的“朋友”“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冯至当初创作这组悼念诗时要悼念“几个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梁遇春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本诗产生的背景了。我前面说过，本组诗的诗情、诗思的萌芽是由好友梁遇春的英年早逝催发的，但萌芽毕竟是萌芽，当时的冯至并没有写下自己的悼念，而是来到同济大学任教后，特别是经过鲁迅葬礼的风波后才写出了这组诗。我们固然不能随便猜想这“几个死去的朋友”，除了梁遇春还有谁，但从这组诗诞生的背景看，其中应该也包括刚刚去世不久的鲁迅，尽管，按照辈分冯至是鲁迅的学生，冯至从来没有，也无意用“朋友”的字眼来称谓鲁迅，但这里的“朋友”我们应该作广义的理解。即使因为没有根据而无法证明冯至1937年所要悼念的“几个死去的朋友”中包括鲁迅，但这样的解释应该是符合冯至这一组诗歌创作的背景，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并可以被接受的：冯至对鲁迅去世的悼念之情、之思，及冯至参加鲁迅葬礼后所经历的遭遇中的所感、所悟，都被冯至综合在了这组诗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组诗在冯至创作的那些“并无特优之作”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本文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组诗生成背景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组诗歌生成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并融合了对鲁迅深切的悼念之情、之思，所以，这组诗歌不仅在冯至1930—1940年所创作的诗歌中特立独秀，而且使这组诗具有了与冯至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诸诗不同的内涵与风格。

诗歌创作转向的标志及转向的必然性

冯至从1921年创作第一首诗《绿衣人》到1929年《北游及其他》出版，其诗歌创作主要“往两条路上探索，其一如《绿衣人》、《问》等一类自由体；虽然间或有脚韵，不能说没有节奏，但有时又不押韵，音乐性也不强。另一类是着意从古典诗词特别是婉约派词人那儿吸取营养”。17第三条路，则是在外国诗歌，特别是欧洲诗歌的意象生成、情理交融的艺术传统和致思原则的基础上创作的一些优秀诗篇，如《蛇》《我是一条小河》等。但不管冯至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路向如何，也不管其所含纳的内容有怎样的区别，其诗风基本是浪漫主义的，虽然间或也有现实主义的风范，但主导倾向仍是浪漫主义的。冯至1937年创作的组诗《给几个死去的朋友》则另辟蹊径，它们不仅提供了与冯至20年代诗歌不同的艺术范式，革新了冯至驾轻就熟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新的姿态标志着冯至的诗歌创作向现代派诗歌倾斜的新追求以及所得到的新收获，是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诗歌《十四行集》问世之前的一次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冯至在评说自己《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本诗集时曾说：“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怨。”18这虽然有显然的自谦、自责的检讨之意，但却道出了冯至第一个十年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与特色，即冯至20年代诗歌关涉的多为身边之事，并通过身边之事抒发心灵的感受、哀怨与追求之意。这一特点，在《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的组诗中仍得到了很好的发扬。该组诗所反映的也不是“祖国人民许多英勇的、悲壮的，光辉灿烂的斗争事迹和身受的痛苦，以及反动统治者极端残酷的、可耻的暴行”19，而是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几个朋友生命旅程的终结，以及由他们生命的终结所引发的所思、所感。不过，十分明显的是，其诗歌创作的路径却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并取得了可贵的成功。首先是情感的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情感种属的转向。冯至20年代的诗歌，无论是写爱情的，还是写友情的，不管是写现实的，还是表达理想的，所抒发的无一例外都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忧郁、感伤之情，而且，这种特点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还日益明显、突出。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冯至诗歌创作的一种普遍现象：越是优秀的诗篇其忧郁、感伤的情感越浓得几乎无法化开，如，《我是一条小河》《蛇》就是代表。这两首诗，不仅所抒发的情感满含着排遣不开的忧郁与感伤，连所使用的词语和语调也被涂抹上了浓而重的忧郁与感伤色彩。但是，在《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中，冯至却将20年代诗歌中的感伤、忧郁的浪漫主义之情冷静地放逐了，整组诗中盘绕的虽说是悼念之情，却哀而不伤，既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甚至连忧伤的词语也不见踪影，语调是那么舒缓，叙说是如此的平和，完全超越了悼念死亡之友的痛兮、悲兮的情感境界，而倾情于人的终极关怀，凝眸于现代主义关于死亡与生命关系的探寻。第二是情感知性度的拓展。冯至20年代诗歌以抒情见长，虽然间或也有一些知性的表达，但知性的内容仅仅只是诗歌所抒之情的有机补充。而在《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组诗中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诗中虽然也有抒情，也包含着情感，但，抒情已不占主导地位，而成了表达思考的依托；情感已不是纯粹的情感，而是沉淀了清明的知性，如抒情最多的第四首就是如此。该诗抒发的是“你们的死却是这般静默，静默得像我远方的故乡”的悼念之情，但，情感的抒发是在“我从一个生疏的死者的面上，收拾起一个死亡”之后，即，冯至后来改为的“领悟了死亡”之后，是在经过了“领悟”这种知性的过滤之后才抒情的。所以，此处与其说是在抒情，不如说是在表达对死这种生命现象的沉静思考。这正表明冯至的诗歌创作已经从情感外溢的浪漫主义抒情转向知性主导的现代主义的思考。其次是风格的层面。冯至诗歌的总体风格可以概括为热与冷的有机融合。冯至敏锐、细腻而慧心独具，他很善于处理热与冷的关系，不过，在20年代的诗歌和1937年创作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中，其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20年代的诗歌，往往是表面上“热”，而内容上“冷”，这在冯至那些最优秀的抒情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蛇》深情地告白：“我的寂寞是一条蛇，冰冷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这是爱而不得的情感抒发，呈现的是热中带冷的“悲郁”风格。而《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则是另一种方式，呈现于诗歌表面的是冷，隐藏在诗歌中的内容则热。如第一首，“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好像没有密切的关联；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昼夜，昼夜都是一样疏淡。反而是那些黑发朱唇时时潜伏着死的预感：你们像是一个灿烂的春沉在夜里，宁静而阴暗”。这首诗的确“冷”，冷得似乎人类最大的悲剧死亡，都无法激起诗人哪怕一点恐惧或者悲哀，几个朋友生命的终结给予诗人的沉重打击仿佛也没在心中掀起丝丝波澜。但，冷，只是风格的表层状态，诗人对死与生命形态之间错位关系的表述及所揭示的人生哲理，对几个朋友生命终结“宁静而阴暗”的悲凉情景的形容，却如地火一样热力四射。它不仅灼人魂魄，触动人思索“那些黑发朱唇时时潜伏着死的预感”的问题，而且强力冲击着自然生命发展的一般规律，颠覆着人们对死亡与时间正比例关系的习惯认识。其表面的“冷隽”风格中包裹着沉甸甸的思想，不仅显示着现代主义对人生审视的沉着与深永，也显示着现代主义诗歌对人生表达的通透与敞亮。再次是思维方式的层面。冯至20年代诗歌基本是遵循着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展开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与模式是“移情”，基本的价值追求是致力于发掘对象负载情感的最大可能与最佳状态。冯至从星光、春天、小河、吹箫人、蛇等对象身上发现诗意，并将自己从生活中聚拢的情感负载于这些对象身上，再经过自己的慧心熔铸成美妙的诗艺，自然、和谐、生动地表达情思，如《满天星光》《春之歌》《吹箫人》《我是一条小河》《蛇》等。而《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的思维方式则是现代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创作主体与对象拉开距离，着力发掘对象含纳思想的契合性及最大的容量。冯至曾说，《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中有里尔克的思维方式，这自是一种冷暖自知的表述。尽管，当冯至1926年秋天接触到里尔克诗歌的时候，就被里尔克诗歌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及“神秘的情调”20深深地吸引了，但可惜，由于“随后我再无缘读到里尔克其他的作品”，所以，里尔克诗歌的色彩、音调和情调虽然对冯至1926—1929年的诗歌有明显影响，但，里尔克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得到有效的表现。而当冯至30年代赴德国留学后再次接触到里尔克的诗歌，他由于特别“喜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并对里尔克的作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不仅里尔克诗歌的情调、风格对冯至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里尔克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对冯至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里尔克的思维方式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他虽然也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静听人类和自然的有声或无声，但更倾向“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而冯至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诗歌没有致力于将诗人对死去的几个朋友的悼念之情最大限度地移植于对象身上，而是着力对几个朋友的死这种生命现象展开思考，致力于发现对象的灵魂，即事物、事件所包含的思想和意义，并将自己把握的对象的灵魂及所展开的思考，凝聚在文字中表达出来。最后是价值取向的层面。冯至20年代的诗歌不仅风格、思维方式等是浪漫主义的，而且其价值取向也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各种内容，但最基本的内容则是对理想的追求，而这种对理想追求展开的前提又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之上的，那就是对理想合理性与真实性的首肯和坚信。如，冯至书写爱情的优秀诗篇《满天星光》《我是一条小河》等就是如此，它们所要抒发的就是对爱情这种理想的追求。冯至之所以能创作出一首又一首“凄苦”的情诗，从情理和逻辑上讲，也是因为冯至坚信爱是真实存在的，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当冯至与相爱多年的女子结为伉俪，则更是用自己的生活事实为自己诗歌对理想爱情的歌咏作了现实的注脚。但，冯至《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这组诗则不仅风格、思维方式是现代主义的，而且其价值取向也是现代主义的，这种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不是建立在肯定的价值判断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对一切认为是合理的东西的怀疑与否定之上的。所以，组诗的开篇就写到：“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好像没有密切的关联。”虽然所使用的是不确定的词语“好像”，但却对自然生命现象中的死总与“老”相联系的“合理”关系发出了质疑，随后，则进一步否定了“黑发朱唇的人”与死亡离得很远的观念。正是在这种不断质疑、不断否定中，组诗《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的价值取向离浪漫主义更远了，而与现代主义则更近了。

诗之思的新追求与新贡献

冯至诗歌创作的转向如果仅仅是诗风的转向，那固然十分可贵，但如果诗风的转向不与诗意的转向同步，或者说新的诗风如果不足以凸显新的诗意，包含新的思想，那么，这种转向是很容易掉入徒然玩弄诗艺技巧的泥淖的。而冯至诗歌创作的转向之所以能成功并值得称道，也是因为在诗风转向的同时，不仅诗之思的内容与20年代有了明显的区别，而且诗之思的境界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冯至20年代的诗歌不仅感情充沛，特色鲜明，而且所包含的思想也颇具个性。这些思想就其指向来看，多与情感相关，或者说是对情感问题的思考，其中，与情感密切相关的爱，及由爱的失落而引发的寂寞、孤独和痛苦又是冯至20年代诗歌关涉最多的问题，其思考的成果也最多。冯至精致、隽永的抒情诗是关涉这些情感内容最集中、表达此类主题最鲜明，也是最有思考特色和情趣的诗歌作品，如《吹箫人》《蛇》《春的歌》等等。即使是纯粹的抒情诗，在抒情中也有思考，在畅达的情绪之流和鲜明的主题中也包裹着深沉的思想，如《我是一条小河》，通篇没有一个爱字，也没有使用寂寞、孤独的词语，更没有判断性的语言表达诗人对爱的所思、所想，但生动的画面、精巧的构思，以及卓绝意象的设置，却让诗之思力透纸背地呈现出来。冯至用诗歌的形式，在抒情中展开了思考，在情景中展示了爱与情的密切关系，其审美的生动性中含纳的是深刻思想，而深刻的思想不仅赋予意象以灵魂，也赋予美以底蕴。在冯至这一时期超水平创作的叙事诗中，其情感内容与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与爱相关的问题，如1924年创作的《绣帷幔的少尼》中表达与思考的就是爱的宿命问题，1925年创作的《蚕马》中表达与思考的就是动物对人痴情之爱的问题，1926年创作的《寺门之前》中则表达和思考的是爱之过还是爱无过的问题，等等。至于这时期所创作的富有哲理的诗歌，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其中的内容和所思考的问题也与抒情诗大同小异，如《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着重思考的是关于孤独的问题，即孤独的永恒性问题。这虽然是一个与爱完全不同的问题，但该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是在孤独与爱的关系中展开的，而且，诗中“孤独是永恒”的思想，还是由爱的问题导引出来的，或者说，是因为“爱”的消失或幻灭而引出的。当然，冯至这一时期除了较为集中地思考与情感相关的问题之外，也思考过诸如变、人生的缺憾及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不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所得到的收获，在冯至20年代的诗歌中不占主导地位，这些诗虽然也很有特点，却不是奠定冯至在中国新诗史上地位的作品，奠定冯至在中国新诗史上地位的作品，是《我是一条小河》《蛇》等与爱相关、与情相关的作品，它们能成为代表作，并奠定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独特的诗之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20年代的诗歌所思考的问题及所包含的思想不同，《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组诗则提供了完全新的问题，并给予了思考，形成了新的思想。虽然，这里所思考的主要问题生与死与冯至20年代诗歌所思考的爱的问题一样是具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冯至20年代诗歌中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特别是他那些优秀的抒情诗与叙事诗，更没有对这两个问题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过思考，即使在同为怀念友人的诗歌中，生与死的问题也既没有得到集中的思考，更没有形成思考的成果——思想，如果说有思考，也是对友人离开后自己感觉的寂寞的思考，所收获的成果也是友情对人的生活、生命的可贵的思想。虽然，在20年代创作的《秋战》一诗中“浸透着宇宙万物生与死，联系与变化的观念”，但诗人并没有对生与死展开思考，仅仅只是“兴奋地歌唱啊，‘为了死亡，为了秋天！’”。表达的是“我”无力将黑夜与死亡“赶散”的疲倦与无奈的心境，其主题是揭示宇宙、生物、人生的一种普遍状况与规律：时时都处在“秋战”中。当然，提出了问题，并不一定能保证诗之思顺利展开，更不能保证诗之思的价值，只有形成新的思想，诗之思的展开才有依托，而诗之思本身也才有意义。

《给几个死去的朋友》开篇即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死和老年人好像没有密切的关联”，“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这一思想包含着现实的感悟，是从几个朋友的死中获得的，同时，也是冯至在对时间与生命错综复杂关系的思考中获得的新思想，这种新的思想不仅在冯至自己20年代创作的诗篇中不存在，而且，当我们放眼中外文学史，冯至的这种新思想也是独树一帜的，起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严格的讲，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并非始于冯至，死作为文学母题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就初露端倪。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正面人物的结局几乎都是死，死因此成为弱小无助者的最后抗争，在以暴君所象征的不公正命运面前，展示出人性的尊严和不屈的气概，一方面显示死的价值，另一方面展示生的悲剧性本质。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轰轰烈烈地高奏起死的旋律，他经久不衰的戏剧《哈姆雷特》中不仅到处弥漫着阴森死亡的气息，而且，莎翁也借王子的口提出一个富有哲理的命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在中国文学中，诗歌《孔雀东南飞》、小说《红楼梦》也不仅写了死，而且也以自己的形式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但与中外文学作品中对生与死的思考不同的是，冯至主要不是在社会、文化层面思考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也没有立足于那些年轻朋友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或者个体的性格基础之上来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在哲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层面思考人的生与死的问题，所以，他没有重复，也没有认同中外文学中关于人的生与死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的思想，而是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思想：人的生与死之间存在着无法解说的悖谬，即，老的不一定死，年轻的不一定生。这种思想不仅是新的，而且还是深刻的。它的深刻性不在于它揭示了生与死的规律，而恰恰在于它颠覆与否定了生命发展的本来规律以及人们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按照生命发展的本来规律应该是“老”离死更近，其死亡的概率更高；年轻的生命离死更远，死亡的概率要低于“老”。这既是生命发展的规律，也是人们从经验的事实中得出的认识。但冯至却认为，“老”这种生命存在的状态与死这种生命的终结状态之间联系并不具有“密切”的必然性，而那些“乌发朱唇”即年轻这种蓬勃的生命状态与死这种生命的终结状态之间联系虽然是松散的、偶然的，却恰恰在“几个朋友”的生命历程中出现了。如此的思想，不仅放在文学史上来考察可以认为是新颖而深刻的，即使放在思想史上来考察也是启人思考的。不过，还有一点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冯至的这种深刻认识虽然是否定的，但，价值追求又是肯定的，即，诗人虽然否定了年轻的生命与死对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对生的渴望与留念。也许正是因为在理性的层面有着对生的意义的肯定，也许正是因为在心理的层面有着对生的渴望，所以，在思考死亡问题时，冯至的这组诗不仅“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而且思考是如此的新颖与深入。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冯至又进一步展开了关于“我们”的聚与散、联系与分隔、偶然的认识与长久的思念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在这里所收获的思想，不仅在客观上充实了这组诗歌的诗意，而且也为三年后问世的《十四行集》的诗之思，奠定了思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