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于建东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宋代科举考试对宋代士风的影响

国家统治阶级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吸引了天下学子竞相追逐，社会化的考试内容，完善的考试规则，录取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以及及第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两宋时期士风及人们的道德生活态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宋朝科举制度的变革反映了当时的知识阶层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价值取向。这虽然可称为一种政治上的功利主义，但也对当时的读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唐朝，科举考试重文学和诗赋。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李唐统治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开始反思科举考试的这种趋势，但收效甚微。至宋初，早已存在的内忧外患使统治者迫切想得到懂得治国安邦之术、钱粮兵谷之事的人才，于是，科举考试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转向了轻诗赋重经义。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之策首在广兴学校，让士子皆入学，先查德行，后较文艺。范仲淹随后实行“庆历新政”，废帖经、墨义，而改试“大义”，这极大地鼓舞读书人积极思考，勇于革新，摆脱死记硬背的学风。前文已论述，赵宋统治者为适应现实统治的需要，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所认为的有用之学———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激发了读书人研习儒家学说的热情。熙宁年间殿试内容改为试策，考题多涉及治国方略，君臣关系等实务，这一变化无疑与读书人经世致用考试观念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科举本是追名逐利之地，读书人有志于功名，盼望一朝得中，光宗耀祖，这本是正常现象。然而，中举只是入仕的开端，步入仕途后就必须有所坚持，这乃是心性之喜。能在官场中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宋代也是大有人在。北宋名臣如王曾、寇准、杜衍、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他们都是由进士出身从而步入仕途，成就其经世济民之功的。寇准敢于犯言直谏，开一时之风气;王安石积极变法，励精图治。在他的影响下，士风为之一变，士大夫间砥砺之风盛行，也成就了宋仁宗庆历之幸。宋仁宗共亲试进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时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时期高中进士第的，他们并不全以富贵显达为心，看来，淳厚的士风还是要靠居上位者涵养的。居上之人如果能以公取士，以诚待之，则读书人必以仁义互相劝勉，尽忠尽责。朱熹的弟子李燔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有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宋史•李燔传•卷四百三十》)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良医时时惠及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也是一项功业。这种价值观向下辐射，影响到了知识阶层甚至普通老百姓中的更多人，使“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在宋朝，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重视社会责任感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反映出当时士大夫的精神，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范仲淹等一大批名臣更是亲力亲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范仲淹就亲自筹划“庆历新政”。北宋灭亡之际，当钦宗罢免忠臣李纲，向金议和时，陈东率领太学生上书抗议，竟有数万人参与，这无疑表明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当时整个的士大夫群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第二，宋朝科举制考试规则的完善，反映出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当时及后世均起到了限制门阀、选拔寒庶的作用，同时对社会公平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科举考试中，试卷都采取弥封、誊录，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应试者均是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试卷能反映出考生的真实水平，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减少了营私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欧阳修所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为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知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欧阳修《文忠集•论逐路取人札子》卷一百十三)这种公正和平等一方面保证了大量寒门弟子得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同时也给统治者提供了一大批新鲜血液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被吸引到科考中来，人人都想通过科举入仕，这就使封建统治者得统治基础更加牢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这种公正和平等的观念也影响到了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北宋方腊起义打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旗帜。南宋初期爆发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不仅承袭了北宋以来提出的“均贫富”的经济要求，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等贵贱”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所反映的就是一种平等的思想，钟相和杨幺凭借这一影响深远的口号，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一些读书人也参与其中。虽然现实中的公正和平等几乎难以实现，但是这种意识却是难能可贵，反映出社会下层反抗门第高低与贫富贵贱观念的不合理。第三，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使人们意识到，只要勤奋读书，就有可能在科场中及第，改变自己居于社会下层的现状。对于寒门庶族来说，科举及第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出仕的机会，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获得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这种无以复加的荣耀又鼓舞着普天下的学子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有学者对宋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作了统计: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在北宋真宗时期为10万，到英宗时达到42万人左右，到了南宋末期则有可能接近百万人［2］。由此可见，科举考试的劝学作用之大。因此，为求科场及第，人人读书，使宋朝统治者“右文”的政治基调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崇文重学也成了宋朝人普遍的价值取向，勤奋读书之风也深入到宋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了勤勉向上和用功读书的社会风气。科举考试充分调动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学而优则仕”在宋朝得到了真切的实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过:“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朱熹《晦庵集•同安县谕学者》卷七十四)。显然，科举考试与宋朝读书向学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诚然，科举制度的改革为宋朝士风的改变带来了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为在科场谋求功名，读书人也不乏投机取巧，谋求权贵之徒。权臣贵戚把持朝政，操控士子的仕途甚至命运。科举之文亦卷入政治斗争，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宋代科举取士对士风的负面影响

宋代科举取士制度在为国家选举大量可用之才、振奋社会风气的同时，为士风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第一、广大士子为求取功名，一朝得中，往往投机取巧，攀附权贵，形成奔竞、朋比之不良风气。熙宁三年(1070)开始考时务策，诏谕举子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在变法，殿试策问即以此为题，投机者于是曲意迎合，果然得中。《宋史•叶组洽传•卷三百五十四》中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是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政治改革的理念通过科举改革得以强化，势必助长天下学子为求得中而投机取巧，迎合权贵，奔竞之风遂起应该说，北宋士林较严重的奔竞之风养成与熙宁变法之时。一大批善于逢迎、附和新发的士大夫趋走于荆公门庭。“安石执政，士大夫伺从阁下，谀佞百端，安石喜之为贤，随其佞媚厚薄量授官职。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七》)这些人被司马光目之为“小人”，但王安石却不以为然，“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宋元学案•卷八•涑水学案》)这样说来，谄媚之人更加无所顾忌大行竞奔。崔公度“曲致诚意”，“上《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安石大喜，用与握手解衣燕语……日夜造安石，或距厕以对，公度以不惭。一日从安石后，而执带尾，安石愕然，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谨以袍拭去之。’客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六》)这些人得去后，惟知迎合朝廷与王安石之所好，置百姓利益于不顾，以聚敛为能事，搞得黎庶涂炭，民怨迭起。北宋王安石的改革派与司马光的保守派党争激烈，每一次策论题目的变化，明显表明了新的政治动向。举子应策时或支持变法，或认同守旧，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有学者认为，北宋灭亡旧时蔡京等“六贼”继承论文被王安石援引上台的小人的衣钵，弄得民不聊生，上下多困，国家元气大丧，人才摧残殆尽，最后亡于金源［3］。徽钦二朝年间，士大夫奔竞之风已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奔走权门，巴结宦官，见风使舵，争权夺利的本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4］士大夫堕落无耻的丑态展露无疑，难怪当时人们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5］而士大夫的奔竞又加剧了“朋比之习”的形成。士大夫因科举、籍贯或思想观念相近而形成一个政治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往往有很强的排他性，政治策划不透明，成员间往往互为关系，互相苟同，从而成为朋党。因此，集团外的臣僚与皇帝对朋党是深恶痛绝的，而由朋党之间引发的不良政风称为“朋比之习”。南宋士林不良之风较之北宋依然如故，到了南宋末期，朝政愈加腐败，士风愈加萎靡，黄震把造成衰弊局面的原因概括为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四点，“士大夫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黄氏日抄•卷六十九》)。第二，科举考试试题的变化间接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科场间接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场地。虽然科举考试为广大士子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但是仍不乏权贵世家子弟把持科场，有违社会公平。宋室南渡以后，君臣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于王安石，指责其得罪明教。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士大夫皆反安石心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用程颐之说。秦桧当权后，又开始反程学，科举之文有用二程学说的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亲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对其他考官说:‘吴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城，言治国平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顽五节，实繁有途’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有违社会公平。秦桧死后，进入宋孝宗时代，政治稳定，学术兴盛。皇帝想收复故土，但苦于缺乏能带兵的人才。淳熙二年(1175)御试后面谕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五》)以此倡导重武精神，开一代新风气。以后道学甚盛，广宗朝至宁宗朝，道学甚盛，因为外戚韩侂胄反对宰相赵汝愚，而汝愚又荐引朱熹为侍讲，为侂胄嫉恨，遂承袭秦桧之余续，道学被指伪学，强加禁绝。乃在庆元二年(1196)二月省试时贯彻实行。《文献通考》卷三十二载:“自韩侂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录语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利用科场进行政治斗争，如此严厉执行，一时号为君子者、无不斥遂，此即遗祸无穷的庆元党禁，而参与者竟是无耻的士大夫，丝毫不顾国家的利益。宋朝有关科举取士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十分鲜明地反映了庶族寒门的政治需要，为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参加科场公平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虽然科举也导致了某种社会不公平，士大夫攀附权贵，奔竞朋比之风大肆兴起。但相校之前朝代，宋朝革新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偏见，为下层人士向上层流动提供了阶梯，同时，重个人才学、讲求治国安邦之术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人才。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种种改革也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公正平等、经世致用、崇文重学和忧国忧民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宋朝的社会，促进了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