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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文生态与剧作家创作研究

明朝人文生态与剧作家创作研究

本文作者:夏太娣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

一、晚明南京的人文生态特点

晚明南京的人文生态特点集中表现为:消费型人口集中,商业经济发达,政治环境宽松,娱乐业极其繁荣,城市风尚趋于侈糜。明代中后期,南京人口急剧膨胀,成为了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有形象的描述:“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作为五方辐辏的所在,南京的人口组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寓居和流动人口占据较大比重,消费型人口集中,这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改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置南直隶。南京虽保留了原中央政府的全部设置,但因政事简略,官吏们便拥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自由支配。繁华安逸的南都成为许多官僚向往的安乐窝:“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①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南京文化产业和娱乐业的发达。

作为南国子监和江南贡院的所在地,南京也是江南文人读书、游学的聚集地。南国子监的在监人数一度达数千人之多,监生们学习之暇,热衷于宴集、游冶活动,而三年一次的考试同样使得大批士子聚集南京。贡院的对面就是秦淮旧院,二者“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②这些敏感的学子身处多秋之际,已经深深体味到末世悲凉的况味,他们无力扭转乾坤,在读书、应试之余,多流连坊曲,借醇酒、美人来磨灭壮志,消解心中莫名的忧虑,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异样的动力。

崇祯年间,随着北方义军的节节胜利,长江以北的大部分郡县失去控制,世族大家纷纷南渡,南京成了北方官员、富商和文士的避难所。这些乡绅富豪富有资财,生活豪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城市,“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而山东、河南、湖广之人,几与望衡对宇矣。于是,南中风气为之一变”。③随着外来人口的激增和末世颓废思潮的影响,南京的城市风气走向极端的侈糜。秦淮河边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陶醉在胭脂、花粉丛中,乐不思蜀。侯方域在《金陵题画扇》里描写晚明南京的歌舞之盛:“秦淮桥下水,旧是六朝月。烟雨惜繁华,吹箫夜不歇。”④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大规模建造妓院,先建富乐院于乾道桥,并将各地官妓迁至南京入院居住,后富乐院失火焚毁,又在南京城内外建富春院和“花月春风”十四楼,隶属教坊司,蓄养歌姬,一方面是待四方之客,创造税收,另一方面是备赏赐饮宴之需。朱棣攻占南京后,把不愿投降的建文旧臣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妻女没入教坊司,其所生子女,也一律为奴,这种血腥而野蛮的政策使得教坊娼优队伍再一次壮大。明中叶以来,教坊司控制渐松,商贾不再是旧院歌姬唯一的接待对象,旧院已成为官吏和举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正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尤其到了晚明,旧院等娱乐场所更成了他们逃避现实的精神家园。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艰难时世中,来自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座城市,不分昼夜地寻欢作乐,“中原不断鼙鼓声,酣燕依旧沸帝城。楼上歌尘交妓舫,尊前殽鬲出侯鯖。飞车还斗秦时水,吹管疑调吴苑莺。今日因君当乐死,却凭续命缕先成”。⑤

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对原有的等级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固有的传统观念也随之土崩瓦解。晚明南京的商品经济比较繁荣。从地理上看,作为南方的中心城市,“金陵绾毂两畿,辐辏四海”,“面京洛而揖嵩岱,纳江汉而控瓯粤”。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商业的兴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焉。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眩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赴效之”。⑦再加上人口高度集中,消费需求旺盛,自然吸引了各地豪商、巨贾来此进行商业贸易。商业的繁荣为文化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改造了城市的面貌,进而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消费人口的聚集,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商业的发展,这些都为晚明南京注入了无限活力,促使城市娱乐产业迅速膨胀,刺激着戏曲演出和戏曲刊刻的极度兴盛,为南京剧坛的繁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深刻地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戏曲作家。

晚明南京可考的本地作家有十多位,这些作家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但都非常活跃,带有鲜明的都市特征,在曲坛影响较大。他们当中颇有些独立特行,开风气之先的人,其中,陈所闻以一介布衣主政南京曲坛;张四维、朱从龙和黄方胤都是考场失意的秀才;马湘兰沦落烟花;陆华甫、纪德川和清啸生事迹不详,但根据现存史料分析,极有可能是普通文士;唯有胡汝嘉身份最高,官至副使。这些濡染了“六朝烟水气”的南京戏曲作家,文如其人,曲写其心,他们混迹于草根族中,不再是“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戏曲创作也深深打上了都市生态和市井生活的烙印。他们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少,仅各书著录的就达二十部之多,可惜多数已经散佚,存世的传奇作品仅三部:陆华甫的《双凤记》、张四维的《双烈记》、清啸生的《喜逢春》,另有黄方胤的杂剧《陌花轩》。这些作品地域色彩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晚明南京特殊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题材选择注重现实,具有时代感;二是内容上突破了明传奇才子佳人的旖旎缠绵,多有描写财色交易,揭示人性丑恶之事,风格泼辣,笔触犀利,带有浓厚的蒜酪味;三是形式上勇于突破窠臼,别出心裁。

二、作品取材独特,内容麻辣出位

这类作品的典型当推黄方胤的杂剧《陌花轩》。《陌花轩》一名《柳浪杂剧》,是一部以晚明南京市井生活为背景的单本剧曲集。该剧选材较为少见,既非英雄、义士的悲壮颂歌,也非才子、佳人的旖旎情事,而是完全的市井琐碎,有些内容堪称离经叛道。全剧共十出,七个故事,分别为《倚门》《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娈童》《惧内》,描写色情交易的就占了九成。其中,《倚门》最长,共四出,其余均为一出短剧。

《倚门》主要写小市民王恩因家贫无以为生,让妻子褚十娘倚门卖笑,被吴义、吴仁告官,俱受杖责的故事。作者刻画市井小民的行状,非常逼真。如王恩之寡廉鲜耻,褚十娘之故作贞洁,嫖客卜二的惯于钻穴、偷摸,吴义、吴仁之泼皮、耍赖,皆描摹生动,极为传神。

《督妓》和《娈童》写都市的色情交易。《督妓》摹写妓院老鸨逼迫妓女施展手段,拉拢嫖客。《娈童》则关注男妓的生活,专职小官皮嵩“恨不得百家姓,个个都成相识,恰争奈一身儿,日日应接不周”,他利欲熏心,全不顾及体面,“只为孔方念重,不惜遗体遭殃”。其中,“近日南风盛,少年不害羞。见钱解裤带,忍痛几回头”一段话,对龌龊的世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作品也描写了普通都市女性和僧人的情欲生活。在明末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都市女性也冲破囚笼,追求情欲解放,作者似乎不屑于她们的“淫行”,却也作了真实的反映。如《再醮》中的丁氏,年仅十八,未及四年,已然三嫁,自媒自婚,毫无贞洁、廉耻可言。她自称:“为人喜作妇人身,爱俏嫌村频换新。张郎不遂心,抛开嫁李门;李门不遂我,又向冰人奔。”《偷期》则竭力描写荡妇方氏之鲜廉寡耻,她用尽手段哄骗丈夫,讨好情人,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自如。《淫僧》描写老和尚情欲觉醒后,奋不顾身地抛开一切清规、戒律,虽死不辞。他被妓女所惑,偷出庙中大磬当了一两银子,又将衲衣换了三钱,还要“回寺中,拜了师父,辞了徒弟,焚了度牒,烧了木鱼,急早还俗”,甚至不惜“拜辞了幢幡金殿,任阎君把我锥倒锅煎”。作者用热辣辣的语言表现了和尚追求情欲的大胆无畏。该剧与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都关注禁欲者的生理渴求,在取材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清代的地方戏《尼姑下山》在题材上对《淫僧》借鉴颇多。

《惧内》写尽了小市民的薄情寡恩。韩修父亡,寡母好不容易替他娶妻成亲,指望得到孝养,谁知他畏妻如虎,全无骨气,对妻子“要一奉十”,对老母则叱如婢仆。妻子熊氏尚未起床就要买蹄爪吃早饭,韩修奉之唯恐不及,老母要一块骨头,却被骂作“馋痨老货”;熊氏要买新裙,老母讨要旧裙穿,也被骂作“遭瘟的老废物”。在此,伦理纲常遭到无情践踏。此外,剧中人物取名还多用谐音。如《倚门》中王恩排行第八,故名“王八”,暗合其诲妻之事,卜成器实为“不成器”,偷鸡摸狗,专事钻穴;吴义、吴仁谐音“无义”、“无仁”,骗吃骗喝,无所不为;第十出韩修谐音“含羞”,寓指其畏妻辱母,全无男子汉骨气;《娈童》中皮嵩即“皮松”等。这些谐音、隐语“第假而名,用存忠厚耳”。这些人物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他们或宣淫导欲,蔑视礼法,全不顾及道德廉耻,更无丝毫节义、忠贞之念,追求彻底的情欲解放;或自私自利,甚至泯灭良知,赤裸裸地暴露了人性中的黑暗。这十出短剧描写的虽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却是当时颓废世风的真实反映。它们集中展示了南京市井生活丑陋而真实的断层,揭示了晚明思想控制放松后,社会道德、伦理溃败的事实,虽惊世骇俗,却有振聋发聩之功。作者将俗情世态尽笔出之,亦为愤世嫉俗之举,正如刊行者所称:“十剧色色搬演,字字传神,不独解颐,亦堪刮目,以其不与前类,故别梓行。辟之商彝、周鼎外有宣瓷、成窑耳”。⑧该剧的结构形式颇为特别,十出分述七个故事,除《倚门》为四出外,其它六种皆为一出短戏。这些戏内容短小、精悍,根据故事情节定长短,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每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七个故事题材、情节各不相同,人物并无关联,但共有一个主题,即讽世主旨,拆开即七种,合起成一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杂剧体制。

与《陌花轩》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不同,《双烈记》和《双凤记》两部传奇作品均取材于宋代历史。《双烈记》记叙南宋名将韩世忠结缘青楼娼女梁红玉,后平方腊、定苗刘,大败金兀术,夫妻一同立功受封,最终归隐西湖的故事。《双凤记》则主要叙述北宋关中赵范、赵葵兄弟,受奸臣迫害,远谪边郡,助父守城,先破金酋,再平李全叛乱,建立丰功伟业的事迹。两剧虽然以历史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却处处关合现实,尤其是对世态人情的描摹,丝丝入扣,毫不逊色于《陌花轩》。

《双烈记》全剧共四十四出,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不少关于妓院经营的情节描写,堪称南京旧院经营之道的写真。梁红玉之母梁氏原系东京教坊人,随驾南渡,侨居京口,仍以旧业为生。她对亲生女儿梁红玉不愿操持娼家营生极为恼怒,百般威逼,丝毫不顾母女亲情,廉耻礼义更是抛诸脑后。其养女赛多娇相貌虽丑,但却对行妓笼络嫖客的手段了如指掌,“是个小娘,那里晓得吹弹歌舞百般技艺,歪笔头撇几枝墨兰,强扭捏写两个歪字……百般的心生巧计,红馥馥烧个香疤,血漓漓赌个大咒……今日郊游,明日家中作戏,缠的他脑闷头混,哪怕他聪明伶俐……包宿息钱只是本等,全靠泒差才有生意。买衣服试个水头,做生日上头也是小事。上手就娶小娘,还要他盖房置地。不怕他不着十两金,不上一年二年了,无钱我就无情……做小娘的法儿尽有,只是子弟们见弃”。(第三出《引狎》)虽是调侃、丑化之笔,却为那时南京旧院生活的真实写照。晚明的秦淮河畔妓院林立,是商旅和文士津津乐道的游冶胜地,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许多文士与青楼女子交往甚密,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名节俱丧的比比皆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对这类事情自然非常熟悉,故而于上篇中用相当的篇幅安排了这一可多可少的关目,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作者借妓女之口,写妓院坑骗嫖客的伎俩,带有很强的规谏意味,同时也为历史题材增加了浓厚的市井风味和较强的现实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还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妇女观,重墨刻画了一位巾帼女杰的鲜明形象。梁红玉出身乐籍,却一心从良。元宵佳节,她早起应官身,见韩世忠酣卧府衙廊下,疑为虎伏,后知为生,心觉奇异,遂邀至甘露寺,讯明姓氏,邀请至家,表明愿从之志。鸨嫌韩贫,梁以死相挟,老鸨只得同意招韩为婿,二人在妓馆合婚。梁红玉不但慧眼识英雄,而且助夫抗金,建立了卓著的功勋。韩世忠受命平定苗、刘叛乱,梁红玉为探听敌情,亲入虎穴,麻痹顽敌,全身而还;黄天荡一战,她助夫出阵,亲自擂鼓助战,后因功被封两国夫人,故能与韩世忠并称“双烈”。这一女性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戏曲作品中并不多见,惟有胡汝嘉的杂剧《红线传》中的主角红线,可与之相比。《红线传》取材唐传奇的同名作品,刻画了侠女红线的侠骨义行。红线虽为弱女子,却能出奇策,化干戈为玉帛,保全万众,其胆略、识见可与梁红玉一论高下。两位作家不以出身论英雄,褒扬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这种女性观念显然得益于他们所处城市的开放风气,与晚明进步的思想解放思潮有密切关联。

《双凤记》关注现实的笔触主要集中在对科举考试的描写上。剧本借曲折的情节设置写出炎凉的世态,设计颇具巧心。剧本先描写赵氏兄弟手足情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但进京应试后,情景有所改变。发榜之日,赵氏兄弟与亲朋齐集家中,等待消息,报子忽报老二赵葵高中十九名进士,众人纷纷称贺,前呼后拥,老二一时风光无限。老大赵范则被冷落一旁,说不尽的凄凉,老师虽竭力安慰,但难抵家人的质疑和势利小人的冷嘲热讽。本是同胞兄弟,至此境遇,相隔云壤。作品既而笔锋一转,又报范官人高中,众人方省实为赵范之误,老大方才破涕为笑,一切烦恼皆抛掷于九霄云外,兄弟皆大欢喜。作者于极悲处写极喜,备现人情冷暖之态,竭尽转换之妙,极具戏曲张力。这一生动场景的描绘,应该不是陆华甫灵光乍现的无端臆造,更可能是当时士子科举心态的真实写照。南京作为乡试考场所在地,每到大比之年,都会上演着类似的悲喜剧。未中之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舞文弄墨,共同憧憬未来,不曾有贵贱高下之念;一经发榜,高中者身价陡增,落榜者自惭形秽,顿有云泥之别。作者显然是根植于对现实的观察,批判这“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三、反映时事政治,符合市民口味

晚明南京因其地域性的优势,政治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留都,也是明政府对南方地区进行控制的实际中枢。尤其是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江、浙、皖等南方士子越来越深地卷入明末政治漩涡中,南京市民的政治嗅觉也越来越敏感。为追求作品的畅销,作家们纷纷将时事搬入文学作品,故而在南京出现了时事剧和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潮。署名“清啸生”的《喜逢春》就是一部以明末反阉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

天启年间,阉党专制,政治异常黑暗,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崇祯即位后,阉党遭到清算。随后,一大批以反阉斗争为题材的作品纷纷问世,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注录的传奇就达十四种之多,除了《磨忠记》一种尚存,其余俱已散佚。加上未被祁氏著录之清啸生的《喜逢春》、袁于令的《玉符记》(已佚),以及清初问世的《清忠谱》(李玉著,尚存),共约十七种。其中,《喜逢春》虽屡遭禁毁,却与《清忠谱》及《磨忠记》一起流传下来,成为仅存的三部反阉时事剧之一。

作为面向市民的通俗剧本,《喜逢春》虽取材于时事,却不拘泥于史实。为增加可看性,加强戏剧冲突,作者大胆运用虚构的手法,竭力歌颂了毛士龙夫妻在反阉斗争中的志节和勇气,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政治倾向。

根据正史记载,毛士龙在反阉斗争中并没有突出的事迹,对阉党的倒台也未起过关键的作用。但是,剧本却处处突出他的形象,甚至不惜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别人的事迹嫁接过来。如第六出写崔呈秀闻知高攀龙欲劾己,急至毛宅求救,被毛士龙正言拒绝。而据《明史》记载,此事的主角应为李应升,“(应升)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门,长跪乞哀,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⑨此外,如史载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毛士龙本来没有参与,但剧本第九出却写杨涟与周宗建深夜造访毛宅,与毛士龙一同约定次日庭劾魏忠贤。其它如第二十出,监生陆万龄欲为魏忠贤建祠,林司业不肯同流合污,也是因为毛士龙与其同年,毛写信规劝的结果;第二十一出中毛士龙在戍所,束草为忠贤,每见邸报载有魏恶事,就鞭打吁骂,这实际是借用了沈炼骂严嵩的事迹。魏忠贤当政期间,毛士龙虽受迫害,但比起杨涟、沈炼等人要幸运得多,“士龙知忠贤必杀己,夜中逾墙遁,其妾不知也,谓有司杀之,被发泣于道,有司无如之何。士龙乃潜至家,载妻子浮太湖以免”。⑩史官因此评其“顾以谲免”。毛士龙凭其智识保全身家,本是值得赞扬的事,但《喜逢春》再三强调他并非有意避祸,虚构他不避险恶,慷慨赴阙,只因途中染病,耽搁了行程,故而幸免于难。这种曲意回护,也是为了要维护主人翁的完美形象。

为了获得大快人心的效果,剧本除了竭尽所能丑化阉党及其爪牙,结尾还大肆渲染因果报应。如第二十九出《显圣》写关帝显灵,警惩忠贤,第三十二出《梦勘》则写毛士龙应杨涟鬼魂的邀请,梦勘魏忠贤。对于这类描写,不能简单地视为宣传迷信,一概加以否定,它也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逆党残害忠良,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确实是人神共愤,写他们在阳世奸谋虽逞,死后遭受天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意的反映,既能够收到同仇敌忾的效果,又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喜逢春》在处理剧中人物和情节时,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倾向。对于正面人物一概美化,以致失真;而对反面人物则一味丑化,以致失实。这大大满足了市井小民渴望弘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心理需求。正因为此,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结构等方面,《喜逢春》稍逊于同类题材的《清忠谱》,但它在表现冲突,尤其是对正邪力量斗争的描写上却极为出色,主题也极其鲜明,故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欢迎,虽经朝廷屡禁而犹存至今。

独特的城市生态环境为晚明南京戏曲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滋养了一批独立于传统意识之外的戏曲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存世不多,但能立足于现实,表现出大胆而尖锐的批判精神,受到观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欢迎,这在整个晚明戏曲创作史上也是别树一帜的。